对于那些试图理解塑造了我们世界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变革的人来说，古代社会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一课。我们在此发表艾伦·伍兹（Alan Woods）所著《罗马共和国的阶级斗争》一书的介绍，其中他提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一些基本原则，并简要解释了罗马共和国崛起和最终衰落的原因，尤其是凯撒主义现象。（本文原文发表于2024年5月31日，译者：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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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研究历史并不是一项学术练习，而是了解社会如何发展以及阶级斗争如何展开的重要方式。在说这句话时，我意识到这与最近的后现代主义潮流相悖，后现代主义告诉我们，我们无法从历史中得出任何结论，因为历史不遵循任何人类思维可以理解的规律。从这个角度来看，研究历史要么只是用于消遣，要么就是完全浪费时间。
尽管这种观点提出的如此浮夸，但其实并没有什么新意。剥去其所有伪哲学的伪装，它仅仅重复了亨利·福特早已更简洁地提出的一个观点，即“历史是废话”，或更有趣的是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Arnold Toynbee）比将历史定义为“只是一个接着一个的该死的东西”。
正如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杰出的启蒙运动学者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在18世纪写道，“历史不过是人类罪行、愚蠢和不幸的记录”。
任何读过吉本的伟大杰作的人都可能会得出类似的悲观结论。然而，我们必须否认这一种对于历史规律性的否定学说。
只需略加思索，就会发现这个说法有多么的与众不同。现代科学已经牢固地确立了这样一个事实：一切事物都受到规律的支配：从最小的亚原子粒子到星系和宇宙本身。而这个思想却认为在整个自然界中，唯有我们物种的历史和发展如此特殊，以至于超越了所有规律，这是相当荒谬的。
与其说这是一个科学理论，不如说它直接源于圣经的观念，即人类是全能者独一无二的创造物——如此特殊，以至于无视所有试图理解它的努力。这种至高无上的傲慢与我们对自然和所有动物物种起源的了解相悖。尽管我们自认为优越，但我们人类也是动物，受进化规律的约束。
确实，我们社会进化规律比其他物种复杂得多。但复杂并不意味着无法分析、解释和理解。如果真是那样，科学的发展早就停止了。但是科学继续前进，并没有被那些写着“禁止入内！”的障碍所阻止，而是深入揭示自然界最复杂的奥秘。
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向我们展现了一系列个人在政治、经济、战争和革命领域以及整个复杂的社会发展中的行动和反应。揭示所有这些现象背后的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
乍一看，影响社会变革方向的因素众多，似乎无法进行准确的分析。许多历史学家躲在这种对于多样性的简单断言背后，满足于历史是不同因素不断相互作用的结果的观点。但这种解释实际上什么也没解释。
正如海浪乍看之下似乎是不可预测和随机的，但实际上它只是暗流和风向的体现，历史戏剧中的个体行为也只是更深层次的隐含过程的无意识表现，这些过程通过复杂的社会网络悄然进行，最终决定了个体的行为以及最后的结果。
那些看似是历史戏剧中作为推动力量的伟大人物，实际上只是社会深刻变革的无意识或半意识的执行者，这些变革在他们不知晓的情况下发生，并为他们履行历史职责提供了决定性的框架。
如果我们试图定义一个始终存在且最终必须起到最决定性作用的因素，那么这个因素不是在历史戏剧中各个角色的主观意识中找到的，而是在更为根本的事物中。
在每一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中，总是有一些因素比其他因素更为重要。我们丝毫不怀疑历史偶然事件、个人的能力或无能、勇敢或懦弱、以及宗教狂热的影响，甚至是哲学和口口相传的理念的重要性，但一个特定社会经济系统生存的最根本条件是其满足基本人类需求的能力。
卡尔·马克思揭示了从最早的原始部落社会到今天，人类社会发展的隐藏主推力。在人们能够思考出伟大的思想、创作伟大的艺术和文学作品、创造新的宗教或哲学流派之前，他们首先必须有食物果腹，有衣服遮体，有房子庇护他们免受自然环境的侵袭。
在这里，我们将找到文明兴衰、战争与革命以及构成人类历史的所有重大事件的最终原因。这一点伟大的亚里士多德早已明白，他在《形而上学》中写道，哲学始于“当生活的必需品几乎全部得到满足时。”
这个论断直击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比卡尔·马克思早了2300年。唯物史观是一种科学方法，它首次使我们能够理解历史，不是作为一系列不相关和不可预见的事件，而是作为一个清晰可理解和相互关联的过程的一环。
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著名段落所解释的那样：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在更晚些时候为我们提供了对这些思想的更为深入的表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言简意赅的阐述：
“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
《共产党宣言》提醒我们：“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古代世界，我们已经有了这一论断的明确证据。记录历史上第一次罢工的例子可以在辉煌的埃及都灵博物馆中找到，这就是所谓的“纸莎草纸罢工”，其中详细解释了为法老拉美西斯三世建造陵墓的工人进行罢工的有趣经过。
古雅典的历史是最暴力和最持久的阶级斗争、革命和反革命的历史。但是，古代阶级斗争最清晰明了被记录的历史是流传下来的罗马共和国的历史。马克思对此现象非常感兴趣，我们可以从他1861年2月27日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了解到这一点，在信中可以读到：
“……为了休息，我读了阿庇安关于罗马内战的希腊文原本。一部很有价值的书。作者祖籍是埃及。施洛塞尔说他‘没有灵魂’，大概是因为他极力要穷根究底地探索这些内战的物质基础。他笔下的斯巴达克是整个古代史中最辉煌的人物。一位伟大的统帅（不象加里波第），高尚的品格，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而庞培是十足的废物；他之所以享有非份的荣誉，只是因为他最初窃据了鲁库鲁斯的战功（反对密斯腊达特），后来窃据了赛尔托里乌斯的战功（在西班牙）等等，最后又充作苏拉的‘年青亲信’等等。作为统帅，他是罗马的奥迪隆·巴罗。他刚要在对凯撒的斗争中显示自己的本领，便马上暴露出他是一个一文不值的家伙。凯撒为了迷惑这个与他对抗的庸人，犯了一些极大的军事错误，并且故意使这些错误显得很离奇。任何一个平凡的罗马统帅，比如说，革拉苏，也能在伊皮罗斯战争[162]中把凯撒打败六次。但是对庞培，那就不论怎样打都行。”
罗马伟大的秘密
在其鼎盛时期，罗马帝国展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景象。即使在今天，它的建筑、纪念碑、道路和渡槽仍然默默而有力地提醒着人们罗马的伟大。但绝不能忘记，罗马的权力是建立在暴力、大规模杀戮、抢劫和欺骗之上的。罗马帝国就像之后的每一个帝国一样，大规模的实施压迫、奴隶制和普遍盗窃。
罗马人利用蛮力征服其他民族，将整个城市的居民卖为奴隶，并在角斗士比赛中屠杀成千上万的战俘以取乐。然而，罗马帝国的开端是一个微小、几乎无足轻重的国家，不仅受制于其拉丁裔邻国，还要面对更为强大的伊特鲁里亚人，更有甚者，被击败并羞辱罗马人的凯尔特野蛮人摆布。
在最初，罗马甚至没有常备军。它的武装力量由基于农民自发的民兵组成。其文化生活和农民本身一样贫乏。然而，几百年内，罗马不仅成功地统治了意大利，还统治了整个地中海以及当时所谓的文明世界。这一显著的转变是如何实现的？对于一些现代历史学家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前段时间，我在英国电视上看到了一系列关于罗马历史的节目，其中一位知名历史学家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即罗马伟大的秘密某种程度上是源于罗马人自身的基因构成。从这个角度来看，罗马的征服是必然的。
从这一点上看，我们抛弃了科学，进入了幻想和童话的领域。关于伟大这一特质是如何通过神奇的方式被植入到早期罗马人的基因中，只有对那些相信了它的人是个迷。
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我试图解释罗马从一个卑微的城邦——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大型村庄——转变为一个强大而具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势力的过程。
我还要补充一点，这种情况在历史上绝非独一无二。历史证明了辩证法则，即事物可以转化为其对立面。人们往往忘记，今天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最初是被英国压迫的殖民地。
同样，罗马在早期也生活在其伊特鲁里亚邻居的统治之下。被环境所迫，罗马社会被迫进行一系列无休止的战争，从而发展出一台强大的军事机器，最终使所有对手屈服。
但是，这些持续的战争——最初是抵御外敌战争——变成了侵略战争，旨在征服领土和压迫其他民族。这改变了罗马社会的性质和军队的本质。反过来，这也破坏了早期罗马社会保持其凝聚力、稳定性和力量的因素——罗马自由农民。
阶级斗争
从一开始，罗马就存在着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激烈斗争。在李维等人的著作中有关于平民与贵族斗争的详细记载，他们最终艰难地达成了妥协。确实，李维的著作写于更晚的时期，更像是神话而非真实历史。然而，这些记载也可能带有真实事件的远古历史记忆的印记，或许来源于现已遗失的更古老的原本。我们无法判断。
在共和国后期，已经可以看到罗马危机的开始，这一时期以激烈的社会和政治动荡以及阶级斗争为特征。对外国的征服，通过大规模引入奴隶制，为生产关系的转变提供了基础。
当罗马通过击败她最强大的对手迦太基，已经成为地中海的霸主时，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一场分赃的斗争。那些被迫在异国战争中远离家乡长时间作战的自由农民，回国后发现他们的土地已被大地主占据。这些大地主通过奴隶的劳动大发横财，而这些奴隶作为战争的战利品，以极低的价格被抛入市场。
在这里，我们找到了罗马共和国最后几年中激烈阶级斗争的真正原因。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那样：“只需对罗马共和国的历史稍有了解，就会意识到其神秘的历史就是其土地所有权的历史。”
在1855年3月8日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他写道：
“不久前我又仔细研究了奥古斯都时代以前的（古）罗马史。国内史可以明显地归结为小土地所有制同大土地所有制的斗争，当然这种斗争具有为奴隶制所决定的特殊形式。从罗马历史最初几页起就有着重要作用的债务关系，只不过是小土地所有制的自然的结果。”
此时，罗马的阶级斗争达到了最激烈的阶段，这一时期与两兄弟的名字密不可分：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和盖尤斯·格拉古（Gaius Gracchus）。提比略·格拉古要求将罗马的财富分配给自由民。他的核心目标是将意大利变成小农共和国，而非奴隶社会，但他被贵族和奴隶主击败并谋杀。这是大规模土地所有权对小农经济的胜利，也是奴隶制对自由农民劳动的胜利。
从长远来看，这对罗马来说是场灾难。破产的农民——共和国和其军队的支柱——流落到罗马，成为无生产力的阶级，即无产阶级（proletarii），靠国家的救济为生。
尽管他们对富人持有怨恨，但在剥削奴隶这一点上，他们与富人有着共同的利益。在共和国和帝国时期，奴隶是唯一真正具有生产力的阶级，同时也是罗马帝国统治下的臣民。
斯巴达克斯领导的大型奴隶起义是古代历史中的一个辉煌篇章。虽然实际上，这只是当时发生的许多奴隶起义之一，但它在贫困和被压迫者起义的历史年鉴中独树一帜。
这些最受压迫的人群手持武器起义，并一次又一次地击败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这是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事件之一。如果他们成功推翻罗马国家，历史的进程将会发生重大改变。
阅读罗马历史，特别是那位伟大的革命巨人斯巴达克斯领导的奴隶起义的感人故事，可以成为当代人巨大的灵感来源。尽管关于这位伟人的记录都是由他的敌人撰写的，但他的行动清晰地展现出来，如灯塔般闪耀，其光芒在两千年后未曾暗淡。
斯巴达克斯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奴隶们无法与城镇中的无产阶级联手。只要后者继续支持国家，奴隶的胜利就是不可能的。但罗马的无产阶级不同于现代无产阶级，他们不是生产性阶级，而是纯粹的寄生阶级，靠奴隶的劳动生活，依赖于他们的主人。罗马革命的失败根源就在于此。
凯撒主义
奴隶的失败直接导致了罗马共和国的毁灭。由于缺乏自由农民，国家不得不依靠雇佣军进行战争。最终，阶级斗争的僵局产生了一种类似于现代的波拿巴主义现象。罗马的对应现象就是我们所称的凯撒主义。
罗马军团士兵不再忠于共和国，而是忠于他的指挥官——那个能保证他薪酬、战利品以及退役后得到一块土地的人。共和国的最后时期以阶级斗争的加剧为特征，双方都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结果，国家（列宁称之为“特殊的武装队伍”）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独立性，凌驾于社会之上，成为罗马持续权力斗争中的最终仲裁者。
一系列军事冒险家纷纷登上历史舞台：马略、苏拉、克拉苏、庞培，最后是尤利乌斯·凯撒——一位杰出的将军、聪明的政治家和精明的商人。他实际上结束了共和国的统治，但同时口头上还在对其表示支持。他在高卢的军事胜利提升了他的声望，他开始将所有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尽管凯撒最终被希望保留共和国的保守派暗杀，但旧政权已经注定要灭亡。
在布鲁图斯和其他阴谋家被第二次三头同盟击败后，共和国形式上得到了承认。凯撒的养子屋大维在击败对手并成为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后，甚至还保持着这种假象。“皇帝”这一称号（拉丁语为 imperator）是一个军事头衔，发明它是为了避免使用对共和党人耳朵极其刺耳的“国王”称号。但实际上，他就是一位国王，只是没有使用这个称号而已。
奴隶制的矛盾
到罗马共和国灭亡时，共和国的政治体制与已经成为罗马经济核心的奴隶制度完全矛盾。因此，建立帝国对于保全大奴隶主的财产是必要的，他们被迫服从一个人的专制统治，但通过这种方式结束了晚期共和国的不稳定和内战。
但像所有形式的阶级压迫一样，奴隶制内在的矛盾导致了其灭亡。尽管个体奴隶的劳动效率不高（奴隶必须被强迫工作），但在共和国和帝国晚期的大量奴隶集中在矿山和大庄园（latifundia）中，产生了相当可观的劳动剩余。
在帝国的鼎盛时期，奴隶数量充足且价格低廉，罗马的战争基本上是大规模的奴隶猎捕。富人们在悠闲奢靡中挥霍社会财富，而最贫穷的公民则生活在难以想象的肮脏环境中，依靠国家的救济生存。
但在某个阶段，这种制度达到了极限，然后进入了漫长的衰退期。由于奴隶劳动只有在大规模使用时才具有生产力，其成功的前提条件是低成本的大量奴隶供应。然而，奴隶在囚禁状态下生育非常缓慢，因此，唯一能保证充足奴隶供应的方法是不断进行战争，且战线越来越远。
当帝国在哈德良统治下达到了扩张的极限，这就变得越来越困难。奴隶经济的衰退、帝国臃肿的官僚机构和掠夺性的税收征收体系的极度压迫性，已经在削弱整个系统。
罗马社会被压迫的阶级未能联合起来推翻残酷剥削的奴隶制国家，导致了内部的衰竭以及漫长而痛苦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衰退期，这最终为罗马政权的崩溃和陷入野蛮状态铺平了道路。
贸易稳步下滑，大批人群从城市涌向乡村，希望在大地主的庄园里勉强维持生计。蛮族只是给这个腐朽和垂死的系统带来了致命一击。整个结构已经摇摇欲坠，他们只不过给了它最后的、暴力的一推。
今天的教训是什么？
去猜测斯巴达克斯领导的伟大奴隶起义如果取得胜利会产生什么结果是没有意义的。但无论结果如何，这都不可能结束阶级社会。那时，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尚不存在，而且在接下来的两千年里也不会出现。
必须经历一系列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阶段——每一个阶段都以野蛮的压迫和对大众的剥削为特征，直到资本主义下的生产力达到足够的水平，使得一个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得以存在。因此，从现在或未来的视角来审视过去既徒劳又完全不科学。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无法从研究过去中学到任何东西？这样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可以从过去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中汲取许多宝贵的教训，而罗马历史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素材。
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及其掘墓人——工人阶级的兴起，使得唯物史观的核心更加清晰。正如罗马的兴衰是奴隶生产模式内在矛盾的结果，资本主义的兴衰同样可以通过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内部矛盾来解释。
在其上升时期，资本主义将生产力发展到了历史上无可比拟的程度。但那个时期早已成为历史。资本主义体系早已耗尽了它那曾经或许可以发挥的进步作用。
处于垂死挣扎中的资本主义体系与罗马帝国在其最终阶段的堕落和衰败所表现出的巨大颓势惊人地相似。衰退和腐朽的迹象随处可见。
我们的任务不仅是理解世界，而是通过无产阶级的胜利和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成功地完成群众的历史性斗争。我们的目标是尽一切手段加速推翻一个腐朽且压迫的制度，其生存威胁到人类文明的存在——甚至可能威胁到人类自身的存在。
我们的任务是实现那些世代被压迫和剥削的无数人的梦想，并以最终的胜利为那位革命巨人斯巴达克斯和他那永远难忘的奴隶军队曾经的宏大战斗画上圆满的句号。
德国革命的领导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以斯巴达克斯的名字作为革命德国无产阶级的象征，这绝非偶然。像他们勇敢追随的那位英雄一样，他们也成为残酷反革命力量的牺牲品。
今天，谋害他们的人名已被遗忘，但斯巴达克斯、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名字将永远被每一个为更美好的未来而奋斗的有阶级意识的工人和革命青年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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