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

為了紀念俄國革命五十週年，泰德·格蘭特（Ted Grant）和羅傑·西爾弗曼（Roger Silverman）在1967年時寫作了《官僚主義還是工人政權？》這份文件。文中除了清楚描述斯大林官僚主義當時面對的嚴峻挑戰，也在當時所有人，不論左派或右派，都還將斯大林主義下的俄羅斯視為一個不可動搖的龐然大物時，就充分地預言，它將在未來某個不可避免的情況時瓦解垮台。（譯者：Jui Hung Chang）

這篇文章告訴我們，為什麼當時的經濟成長率下滑時就是即將到來的危機徵兆。當1989年東歐的斯大林主義垮台時，兩年後，俄國也面臨了一樣的局面。然而不幸的是，這並不是在工人階級掌權的政治性革命基礎上實現的。當時並沒有任何革命領袖能夠領導工人階級完成這項任務。因此現在我們就看到，舊的斯大林主義體系已經崩潰，一部分舊的官僚體系正試圖將自己轉變為資產階級，即生產工具的直接所有者，而不是他們以前作為國家控制經濟的“管理者”的角色，而這也因此而導致生產力災難性的下降和群眾生活條件的惡化。

由於缺乏領導人物，俄羅斯的工人階級現在被迫認知到，從過去經驗來看，唯一真正的解決辦法還是讓工人能自己在經濟上掌權，也代表著列寧主義的復興。

因此我們發布這篇文章，就是要展示我們對俄羅斯事件的分析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我們對舊政權將瓦解垮台的觀點也已被歷史證實。儘管政治革命還未能到來，這個任務仍然有待人們的努力。

有關俄羅斯事件的更詳細和最新分析，建議您閱讀泰德·格蘭特在1997年出版的關於俄羅斯的書籍《俄羅斯：從革命到反革命》。

從印度到美洲

距今五十年前，世界才因為這個人類歷史上最重大的單一事件而搖晃不已——在橫跨地表六分之一版圖、蠻橫的專制暴政已經以屠殺和鞭笞統治了幾個世紀的廣闊帝國中，貧窮的​​農民和士兵們終於把古老的沙皇體制送進歷史當中。在八個月的時間裡，他們五次走上街頭捍衛自己的權利，在推進歷史的進程之中為被剝削的大眾謀福利。他們趕跑了沙皇和地主、種族主義者和官僚、將軍和劊子手，還有資本家和叛徒。他們組織了人類已知的最民主的制度，也就是由工人，士兵和農民代表組成的蘇維埃；從具有直接罷免權的每個勞動單位中選出的他們，重新將國家權力掌握回自己手中。他們認為生產應該是要有意識地計劃，而不是只被個人的利益和盲目的市場給牽著走。1917年10月的俄國革命正是這場戲的第一幕，受到工薪所奴隸的各地辛苦的工人們將從階級的壓迫中解放出來，而整個世界接續的歷史動向也不斷地受到這項事件的影響。

對於世界各地的工人來說，1917年後的俄羅斯就是一個矛盾的悖論。它既是解放和團結的象徵，卻也同時血跡斑駁，充滿著工人的壓迫、奴隸、勞動，以及種種的官僚和陰謀。十月革命的理想被說成是偽造仿冒的社會主義，然而這半個多世紀以來，俄羅斯在國營事業的倖存以及世界三分之一大的版圖擴張，卻正好提供了強而有力的證據，證明了這個時代下資本主義的衰退與無能。俄羅斯轉型之大之快，就是其中最驚人的教訓。

比起所有紙上談兵的論文，蘇聯這五十年來的計劃經濟，以其鋼鐵般的雄辯，更加證明了政府完全掌控生產的重要性。1917年時，該國的產量還不到世界工業總產值的3％；今天這個數字已經來到了20％。從1913年（俄國革命前經濟的最高點）到1963年的五十年間，經過了兩次世界大戰、一場反抗帝國主義干涉的革命戰爭、兩次災難性的飢荒和一場內戰，甚至還加上了官僚主義的管理不當，整體的工業總產值仍然成長了52倍以上之多。美國相對應數字不到6倍，而英國則僅僅能夠成長1倍的產值。如果我們暫且忽略大規模城市化的影響，將工業勞動人口從不到人口增長的十分之一擴大到一半，並在評估社會是否進步的關鍵指標時只考慮製造業的勞動生產力，我們發現，英國勞動的工業生產率成長了73％，美國成長了332％，蘇聯則是成長了驚人的1,310％！鋼鐵產量從1928年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時的430萬噸已經增加到了今天的1億噸——超過英國，法國，西德和意大利的總和，也只比美國少2000萬噸。化學工業成長了200倍，造就如今蘇聯在各類的工程學上都處於世界的領先地位。半個世紀前還飽受文盲和疾病所苦的歐洲糧倉，如今已經能夠發射出環繞地球的人造衛星和飛往月球的火箭。

在增加不到15％的人口當中，技術人員的數量就成長了55倍；全日制的學生人數超過6倍；出版的書籍數量13倍；醫院病床近10倍，托兒所的兒童受託數1,385倍。城市人口成長了4倍，從15％增至近60％。預期壽命增加了1倍以上，兒童死亡率下降了9倍。俄羅斯每年產生的科學家、技術人員和工程師的數量超過了世界其他地區的總和，而且受僱的人數是美國的兩倍多。俄羅斯的人均教育支出是英國的4倍。

這些罕見的成績是歷史上再無其二的。它們比看起來更令人吃驚，因為穩定的成長僅限於從1928年第一個五年計劃起到1940年戰爭爆發，接著就是二戰以降（從1950年開始）的重建時期，總共約三十年。儘管俄羅斯仍然被其不可避免的可怕障礙所牽制——落後、文盲、資本家的圍堵以及扛在背上如同巨大寄生蟲般的官僚主義，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仍然得到了證明。資本家的政客們討厭蘇聯，不是因為它的失敗，而是因為它的成功。他們總在俄羅斯每一次犯錯和失敗時，歡欣鼓舞地擺出民主主義者（democrats）的姿態，並闡釋說“社會主義是行不通的”。

對於工人而言，很重要的是去了解慘痛代價的成因以及革命在歷史上的收穫成果。在這本小冊子中，我們嘗試解釋蘇聯政府矛盾的本質：計劃經濟的強大推力，以及因資本主義在西方苟延殘喘而籠罩其之上的陰影——災難性的極權主義。如果要在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中前進，全世界的工人運動就必須掌握這一經驗的重要教訓。

所有權力歸於蘇維埃

世界大戰與陸續的革命在1914年起開始爆發，起因於在經歷了相對和諧的數十年之後，第一批修正主義者（revisionists）誤以為“資本主義已經解決了它自身的問題”，造就了歐洲的社會民主黨派因為忠於其“通往社會主義”的政策前景，而在導致1200萬工人被屠殺的一次世界大戰中，全部都轉向支持各自的資本主義政府。戰爭結束後還延續了充滿巨變的二十年——大規模失業、革命、內戰和法西斯的野蠻行徑——腐爛的社會秩序導致的陣陣刺痛，最終導致了另一場、甚至更血腥的世界大戰。

於是，就從那些體制最不健全的國家作為起點，工人階級們開始在世界各地推翻資本主義。1917年的俄羅斯還是一個半殖民地（semi-colony）國家，領土覆蓋了全球的六分之一，只生產不到世界工業總產值的3％。在每一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0.4公里的鐵軌，製造業也高度集中在廣袤農村沙漠中的少數綠洲城市裡；80％的人口，近2400萬個小農戶，使用最原始的工具和方法，勉為其難地在他們畸零的一小片土地上勉強生存下來。超過70％的俄羅斯人完全是文盲，教會推行的保守教育也只打算培養上流階級中的下一代官僚份子。重工業全依賴外國資金；法國、英國、比利時和其他西方投資客甚至擁有俄羅斯礦業股份的90％，化學工業的50％，製造業的40％以上以及俄羅斯銀行儲備的42％。

不像其他西方國家一樣，俄羅斯沒有發生過資產階級革命，也還沒有打破過傳統的封建統治。在過去的幾個世紀中，由於其人口稀少的廣闊領土上大多是游牧民族，俄羅斯的經濟發展非常地緩慢而蕭條；資本主義太弱了，以至於無法通過18世紀的農民起義或法國1825年失敗的政變革命上台。它來得太晚了，無法發揮獨立的歷史性作用。由於國內的沙皇專制和國外的大金融家綁手綁腳，它的資源太有限，以至於無法與全球市場上壟斷的西方現代企業競爭。農奴制於1861年解放後，其戛然而至的發展突飛猛進；君主專制開始在自由派土地所有者，新生資本家和外國銀行家之間取得更大的平衡，從而釋放了工業的人力儲備。因此，俄羅斯的資本主義沒有以穩固地依靠中小企業、穩定的資產階級農民等廣泛階層的方式發展。而是在神聖沙皇的帝國主義統治下懸在空中，缺乏廣泛的社會基礎。它遲來的成長為工人意識的迅速發展以及隨之而來的劇烈動盪做了預備。當工業在有了大量外國投資的支持下開始蓬勃發展時，最先進的現成機台也隨之進口入國內。1914年時，美國超過千人的工廠只有17.8％，但俄羅斯的相應數字則高達41.4％；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數字更是高得多。這些從農村流出的青年農民工突然湧入了剝削的大型血汗工廠中，他們因而比起當今隨著手工藝與製造業傳統逐漸演化而來的新興英國工人運動，更加迅速深刻地了解到工業階級組織及鬥爭及的重要性。

早期的俄國社會主義者是“民粹主義者”（Populists），他們以為俄國農民可以直接跳到一種特殊的“俄羅斯農村形式的共產主義”。群眾的駑鈍使他們困惑氣餒，因而試圖通過福音傳播和恐怖主義兩者交替地找到通往烏托邦的捷徑。他們在鄉村宣揚革命，反而被群眾憤憤不平地扭送給警察。他們經過十二年的努力終於暗殺沙皇，才發現劇烈的復古倒退是唯一的後果。真正在俄羅斯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反而是1890年代罷工的彼得格勒（Petrograd）工人。這場革命對工人運動的教導比巴黎公社以來的任何事件都要多。獨立於任何理論家或煽動者之外的工人階級在1905年創造了蘇聯，為全世界工人樹立了榜樣——面對工人階級的敵意和團結，資本家政客們只得匆忙放棄了自由主義方式的施政；這個蹣跚的政權只能由工人來改革。

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的孟什維克派（Menshevik）全無遠見，只會建立一個資本主義政府的替代品，然後機械式重複西方資本主義的經驗。在徹底實踐資本主義並且達到西方水準的經濟之前，代表工人的政黨將只能永遠作為在野的反對派。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人（Bolsheviks）用國際主義的視野回答了這一狹隘而學術的理論。由工人和農民領導的俄國土地革命的勝利，將促成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托洛茨基（Trotsky）預測，俄羅斯的社會主義革命將是世界工人走向未來的第一個突破。有了貧窮農民的支持及大都市國家的工人結盟下，俄國工人將是第一個推翻資本主義階級的國家。資本主義下的俄羅斯將永遠只能是西方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而社會主義則能與先進國家的工人齊頭並進。托洛茨基的預言之後也證明是正確的。

1917年的重大事件使兩位傑出的革命家列寧和托洛茨基走到了一起。列寧於四月返回俄羅斯，發現布爾什維克黨由於沙皇制度的意料垮台和自由主義派政客的奪權而陷入混亂；所謂的“臨時政府”在推翻舊政權的工人、士兵和農民群眾中都沒有擁護者，而逐漸陷入真空之中。當列寧回國，接受孟什維克領導人的花束和盛大的致詞問候後，他轉向群眾說話，向“世界無產階級團體的先行者”致敬並譴責資本主義的政府，表示革命必須通過蘇維埃政權的全面性勝利來完成。

布爾什維克領導的示威遊行在四月時迫使資本派代表從臨時政府中離開，而簡單的口號“麵包，和平，土地”和出色的宣傳則使布爾什維克徹底揭露那些在工人運動中的妥協者連最基本的問題也無法解決的無能。當彼得格勒在八月受到反革命軍科爾尼洛夫（Kornilov）的威脅時，克倫斯基（Kerensky）政府完全無法組織任何抵抗。這些都看在眼裡的資本家們對布爾什維克的恐懼比對舊沙皇的復辟勢力的恐懼還要大一千倍。組織了群眾的布爾什維克與克倫斯基政府組成統一戰線，擊退了科爾尼洛夫。隨後在為期數個月的耐心經營下，布爾什維克主義終於贏得了壓倒多數，並在1917年10月革命的高潮中，伴隨著極少數的反對派聲音，他們大喊喊著“所有權力歸於蘇維埃！”——權力終於掌握在人民的手中。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托洛茨基已經認識到“國家”本身就是過去野蠻時代的產物，一種階級壓迫的手段，應該從工人專政的一開始就消失。“政府治人”應該由單純“事物的管理”所取代。列寧認為，在尚未達成那些西方已實現的目標（工業化，教育等）之前，落後的俄羅斯不可能順利過渡到無階級和無國籍的社會。資本主義已經不可能建立一個全球性的社會體系了，布爾什維克將滿懷信心地，向西方主要的國家尋求世界革命的進一步推進。

在此同時，列寧列舉了一些措施用來應對官僚主義的危險，包括：

a）沒有常備的軍隊，只有擁有武裝力量的人民；
b）所有的官員，管理階層等均由工人組織直接的選出並且有權利罷免；
c）所有官員都與資深的工人領取同等的工資（鑑於技術人員的短缺，布爾什維克只好明確規定允許最大差額為四比一。列寧坦率地稱其為“資本主義的差別待遇”（a capitalist differential））；
d）全民都能參與各種行政職務；由蘇聯人直接管理和控制。（“當每個人都是“官僚”的一份子時，就沒有人是官僚。”（When everybody is a bureaucrat, nobody is a bureaucrat.））

當時的革命政府是由布爾什維克和代表貧窮農民的左派革命家所組成的。起初，資本主義政黨（保皇的法西斯派“黑色百人團”除外）也可以自由成立組織。只是隨著後續因應內戰以及反革命分子的危害才迫使布爾什維克禁止其他政黨，作為這是一種臨時的緊急應變措施。

於是，這個以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為基礎的歷史上最民主的制度，成為了照耀著全世界工人們的燈塔，來自東西方各國被剝削和壓迫的群眾也為他們在俄羅斯的同志們的勝利歡呼。在超過二十一個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的殘酷干預之下，他們的支持是挽救革命免於失敗的重要因素。

團結所有國家的工人們

推翻資本主義政府的行動雖然曾經受到部分群眾不滿的宣洩，然而只維持了短短幾個小時，首都聖彼得堡幾乎沒有流血，而在莫斯科也只有短暫零星的鬥毆。俄羅斯統治階級失去了所有權力， 4月以來躲藏在“臨時政府”的招牌之下，自以為是“社會主義者”的魁儡們，也顯露出他們對於工人支持者們真正的偏見。人民希望能有和平，麵包和土地。克倫斯基卻讓一百多萬以上的人們迎來屠殺，將麵包配給量減半，並把槍口轉向那些自發地接管土地的農民們。十月革命正是藉由農民和工人的經驗所獲得的社會主義意識的最高體現。列寧作為一位傑出的理論家就曾說：“群眾在社會革命裡的一天比在幾十年的社會主義理論中學到更多[…]一盎司的經驗更勝於一噸的理論。”最終，蘇維埃作為工人掌權的人民團體，掌握了完全而不可分割的權力。

於是，世界各國的資本家就如驚弓之鳥一樣，不敢相信布爾什維克竟然可以執政超過一個禮拜。當他們終於決定接受現實時，他們才終於意識到十月革命的勝利將對他們的生存形成迫切的威脅。革命人士在德國，奧地利，匈牙利，波蘭，意大利，法國，英國和其他地方開始揭竿起義；在英國，最直接的影響就包括克萊德（Clyde）地區的大罷工（三國同盟期間在法英軍的叛亂事件）、剛成立不久的英國工黨通過的工黨社會主義綱領（第四條），以及在干預期間成立，列寧形容為“雖然沒有冠上名號，但本質上就是名副其實的蘇維埃”的人民行動委員會（the mass Councils of Action）。

突然之間，在過去四年的爭權奪利中屠殺了數百萬人而互相敵對的強盜團伙決定聯合起來，打擊他們共同的敵人——革命。1918年初，英國海軍登陸摩爾曼斯克（Murmansk），藉口要協助抵抗德國入侵，實際上不到幾天之內，他們就已經南向往彼得格勒準備解除工人的武裝，並射殺當地的布爾什維克黨人。日本人則在4月時登陸在海參威，並在前沙皇軍官的支持下成立了臨時全俄羅斯政府（Omsk All Russian Government）作為軍人、孟什維克及社會革命黨的同盟，僅管兩個月後就遭到海軍上將科爾恰克（Kolchak）政變而改行獨裁政治；於此同時，德國與白軍將領克拉斯諾夫（Krasnov）和弗蘭格爾（Wrangel）則勾結佔領了烏克蘭。當協約國宣稱列寧和托洛茨基是“德國的間諜”時，德國則主張在布爾什維克運動中看到了英國介入的手，從中獲取了極大的利益，藉由提供布爾什維克援助進而在同盟國間引發罷工行動。而正是這種警察一般的思維使得各國在種種的社會衝突中只看得見惡意的陰謀，進而使得各地不分大小的資本主義強權，就此爭先恐後加入粉碎革命力量的陣線。

於是，“協助反對布爾什維克暴政而鬥爭的廣大人民”成為了他們新的出兵藉口。深知前線情況的英國外交官和軍官們仍在匯報情況揭示了真實的情況。1918年3月，致電回家的英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的羅賓斯（Robins）上校才說：“目前沒有任何有組織的力量能對抗蘇維埃政府。”克倫斯基的叛亂不到幾個小時就被被鎮壓；4月時又有頓河的哥薩克人（Don Cossacks）叛變，殺害了惡名昭彰的科爾尼洛夫，並驅使他們的哥薩克的赫特曼（酋長）加里丁（Kaledin）自殺。羅賓斯上校寫道：“科爾尼洛夫的死亡也代表，這項原本打算由內而外崩解蘇維埃政府的計劃失敗了。” 然而，從外部打擊蘇維埃的力量也幾乎從未能成形。英國的特務洛克哈特（Lockhart）就承認：“我對反布爾什維克的力量沒什麼信任……每一個資產階級的俄國人的目的（而所謂的“忠誠愛國”的俄國人中有99％是資產階級）就是為了鞏固英軍干預的成果（並借助德軍的力量使英軍失敗）進而在俄國建立秩序，鎮壓布爾什維克主義，並將資產歸還給資產階級。”

西伯利亞軍隊的謝伍德·凱利（Sherwood-Kelly）上校則說：“我認為，我們在阿爾漢格爾斯克（Archangel）成立的傀儡政府並沒有得到任何百姓的信任和支持，因此，當英國撤回軍事保護後就會垮台。”甚至官方都有記載到，白軍的“西北區政府”（the North Western (Baltic) Government）是馬什（Marsh）將軍臨時在45分鐘內創建的。高夫（Gough）將軍也體認到：“俄羅斯人已經下定決心不讓舊的官僚階級重新掌權；如果他們被迫得要做出一個選擇，就像當前這樣的局面時，他們將會選擇布爾什維克政府。”庫庫采夫（Kokutsev）將軍則針對白軍的情況說得更加委婉：“若沒有西方勢力的干預，我們根本撐不下去，因為即使政府當中還存有少數的穩健派，他們也並沒有全力以赴地求勝。”德尼金（Denikin）、科爾恰克（Kolchak）、尤登尼希（Yudenich）及弗蘭格爾（Wrangel）等等白軍將領所犯下的暴行，也反應了這群菁英份子面對必然的失敗時的恐慌。弗蘭格爾曾在槍殺一個紅軍戰犯後誇耀地說，他將給剩下的紅軍囚犯們一個在戰爭中證明自己的“愛國心”和“懺悔贖罪”的機會；因此，大多數白軍士兵其實都是紅軍的囚犯。真正壓垮白軍的不是敵方更強大的武力投入，反而是在已佔領地區（阿爾漢格爾斯克、烏克蘭、庫班等地）出現的大規模逃兵、叛變和農民起義。儘管戰爭帶來了許多艱辛及磨難，廣大的農民及工人仍然團結地為了紅軍而集結成隊，為紅軍增添了500萬的民兵兵員數。基多夫斯捷夫（Kidovstev）將軍更是幾乎沒能帶給群眾什麼好處；他說道：“很明顯地，首先你必須先擁有軍事獨裁統治，然後再將其與商業要素結合起來”。布爾什維克黨人很清楚，他們的最終優勢還是在於各地工人階級的支持。因此，他們的首要任務就是在1919年時建立了共產國際作為社會主義革命的世界性政黨，並給予隸屬於前俄羅斯帝國的所有國家自治權和分離權。為了維護人民對於共產制度的信任而不至於讓他們陷入白軍的恐怖統治之中，即使得要割讓了大片領土並掀起黨內一陣波瀾，他們寧願忍受與德國簽訂喪權辱國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平條約》（Brest-Litovsk peace treaty），並且就此與他們左派的社會革命黨盟友分道揚鑣。甚至，他們公開地呼籲和平、放棄所有關於戰後分贓和吞併的權力，並進一步地公開了秘密條約，就是要向工人揭露了資本主義政府的真正面目。

當干預戰事開打後，他們就向敵軍士兵派發以各種語言印製的傳單；傳單上面除了告訴這些也是工人的敵軍士兵，他們其實是被上面派來摧毀這個屬於工人的共和國，還寫有革命席捲了整個歐洲的新聞，藉此呼籲他們伸出援手。這樣的措施的確對穿著制服參戰的外國工人士兵產生了直接影響。正是這股工人國際主義不屈不饒的力量挽救了俄國革命。曾經，紅軍手上僅剩一小片圍繞莫斯科的區域，又幾乎沒有延伸到首都彼得格勒，而面對二十一組士氣高昂而裝備精良的軍隊，彈盡援絕的俄羅斯幾乎不可能撐得下去。然而這時，駐紮在奧德薩（ Odessa）附近的法國艦隊以及來自英國、德國、捷克斯洛伐克等地的軍隊陸續叛變，為紅軍帶來了突圍的可能。例如英國作為主要的干預國，就因為其工會聯盟（Trades Union Congress）針對1919年9月佔領西伯利亞的行動進行了譴責，於是英國就在幾天之內撤離了在西伯利亞的駐軍！戈洛文（Golovin）將軍在1919年5月與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的協商中也報告說：“ 因為英國工人階級對我們的武裝干預提出反對，要能對俄羅斯白軍提供武裝支持將是極為困難的。”1920年5月倫敦東印度碼頭的士兵也拒絕裝填即將送向波蘭、充滿軍火的武器的喬利喬治號（Jolly George）船艦。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在英國各地出現；包含工會聯盟，工黨全國執行委員會 (N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和工黨議員的聯席會議中，他們則威脅若不停止干預行動，將號召工人們進行大罷工。於是干預行動就此突然中斷，紅軍在接下來的幾週內就毫不費力地把沙皇勢力的遺物掃進了歷史的塵堆中。革命成功地倖存了下來，全球的資本主義的防線也被攻破——世界性的革命終於要開始了。

撤退與復辟

就像列寧所闡釋的一般，帝國主義的枷鎖就在它最薄弱之處（俄羅斯）首先斷開。和農民站在一起的這群最先進的工人，階級逐漸登上了權力的舞台。這個國家幾乎沒有工業，除了生產力低、工作時間長外，還有大量的文盲以及相比美國十分之一的人均收入；只有不到10％的人口是受薪階級，而重工業工人的比例就更小得多。

三年來野蠻的內戰更使得問題進一步惡化。1921年，工業生產下降到1913年數字的九分之一，而農產品更是跌至1900年前的水平以下。全國有700萬無家可歸的流浪漢在四處遊蕩，人民正在挨餓，農民發現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降低後就開始虎視眈眈等著土地私有化和更好的賣價。正如托洛茨基所形容的，像是在“被圍困的堡壘中實行共產主義”一般，俄羅斯被迫緊急開始施行更嚴格的戰時共產主義。糧食的強制徵收、各地的飢荒甚至自相殘殺、瘧疾、操之過急的企業國有化、以貨代金的實物支付，勞動力軍事化以及資金、技術專長和原物料短缺-這些都是為了拯救蘇聯而付出的代價 。就因為上述的情形，當戰爭的緊急狀態結束後，農民們馬上就起義了。除了喀琅施塔得（Kronstadt）海軍基地出現水兵們的叛變外，其他地方也爆發了騷亂。形勢如此危急，不但是前所未見，甚至比起十月革命本身的那一刻還要危急。以至於1921年3月時，第十次黨代表大會不得不採取緊急權宜之計，暫時禁止黨內各派系，以杜絕工人反對黨等反對派可能造成整個黨傾覆瓦解的危機。

俄羅斯革命造就的布爾什維克黨，是一群經過多年精實教育的塑造與充分經驗的鍛造而成的幹部們。不像在其他國家裏，工人革命的辛勞常常是敗在爾虞我詐又不可靠的領袖上，因而使得國際間工人運動的勝利被推遲了整個時期。若不是因為上述原因，西方工業化的工人國家本來可以幫助俄羅斯實現互相的互利共榮，而且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也能夠得到緩解。為了保存十月革命的成果，以為西方社會主義革命的復甦做準備，蘇維埃政府必須作出讓步，以保留群眾的支持。因此列寧推行了《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簡稱NEP）作為是“暫時的退讓”，對農民，小型私營企業和外國企業做出了讓步，以期能鼓勵投資並促使經濟再次振興。

1923年德國革命的失敗（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斯大林和季諾維也夫的傲慢和官僚行為）標誌著俄國工人士氣的決定性轉折點。當時的俄國工人階級以一種疲憊軟弱而鬆散的方式進行統治。加上俄國人口原本就不多，又因為一次大戰的緣故，使得最英勇犧牲的戰士們在戰爭和飢荒中逝去。為了重建經濟，俄國人民不得不進行長時間的勞動；因為通過蘇維埃的民主統治需要超人的犧牲（列寧向戰勝的巴伐利亞共產黨人提出的第一條建議是，使他們有七個小時的工作日，讓每個工人都有機會參與行政事務，以檢討避免官僚主義的濫觴）。俄國工人在其他西方各國的革命失敗後遭受了士氣低落的痛苦，又加上戰時共產主義結束後，看到耐普曼們（Nepmen，指投機者，富農，野心家，奸商，黑市和官僚們）悄悄溜走，因而更讓他們感到厭惡。因為大規模仍不識字的群眾迫使社會仍然得要依賴於舊的行政管理人員和專家，加上其中許多人之前還是反革命分子，這就是為什麼列寧會說：“我們今天擁有的，仍然只是同樣的舊沙皇國家機器，不過是上面有著一層淺薄的社會主義”。

1924年，在被官方稱為“列寧徵募”（Lenin Levy）行動的影響下，十月革命的政黨逐漸被一大群的投機份子所充滿。在斯大林（Josef Stalin）的領導下成立的、用來拔除官僚主義的工農檢察院（Rabkrin），反而成了一種工具，用於將服膺於斯大林的手下及傀儡們安插到重要的位子上。列寧發起的第一次黨的清洗是為了使該黨能擺脫非無產階級份子的影響；而為了能在激烈的爭論中讓黨再次團結起來，原本無足輕重也沒有擔任重要職位的斯大林，也被臨時選任為總書記。

斯大林一直以來都因為他長久以來在黨內的陰謀詭計，加上在列寧返國前的1917年擔任真理報編輯時投機主義的立場（例如提倡與孟什維克黨合併以及一戰期間在德國出現“基爾叛變”前持續參戰等等社會沙文主義的理由）而為人所詬病。但是在這次清黨和衰敗之際，許多人也因而對他組織及軍事調動的天賦表示讚賞。啞口無言的列寧，則在一次失敗的暗殺行動和隨後的幾次中風之後，開始與斯大林和他所代表的膽大的官僚作最後的苦戰。

當列寧越發意識到斯大林正在建構的強大體系，包含檯面上明目張膽地湧入的野心家和官僚份子、藉由“大俄羅斯民族沙文主義”實行的迫害，再加上斯大林本人對他欺騙和陰謀，他斷絕了與斯大林的所有關係，決定與托洛茨基一起建立一個反官僚的聯盟，並向黨代表大會遞出了一封強烈的聲明要求將斯大林去職。這封信件一直都被懷疑是偽造成托洛茨基手筆的贗品，直到赫魯雪夫在1956年演講時提到去斯大林化之後才在莫斯科公開發表。僅管列寧似乎在堅忍卓絕的毅力下慢慢地康復，他仍然在1924年1月突然神秘的逝世。毫無疑問地，斯大林至少需對這場悲劇負有部分責任。畢竟這個平步青雲、雄心勃勃卻平庸的凡人，要是遇上了強大的列寧康復的話，他的職業生涯必將結束。

斯大林並不是反動力量的創造者，反而是一種延長反動力量的最致命的顯現。在革命仍然處於孤立的情況下，國家發生官僚墮落和被某個獨裁者控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斯大林急於自己扮演領導角色。如果他知道他將導致所有老同志死於非命並背叛世界革命，他必定不會選擇開始這條道路。但是這個精明而務實的喬治亞人卻總是選擇阻力最小的路線前進。於是這使他成為整個蘇聯官僚機構的理想共主，就像列寧和托洛茨基一般地被視為是革命工人階級的傑出領導人。

一國社會主義

斯大林一方面把列寧奉為聖人，將彼得格勒更名為“列寧格勒”、把列寧的遺體安放在巨大的陵寢中作為農民崇拜的對象，同時又訴諸列寧之名對馬克思主義進行種種的顛倒濫用；突然之間，宣佈建設“一國社會主義”（Socialism in a single country）的斯大林就這樣破壞了列寧的全部遺產。在勞工運動中數十年來的自由辯論中，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團體提出過只在俄羅斯境內實踐的社會主義。烏托邦主義者認為社會主義可以單憑群眾個人的意願來創造，而科學社會主義則是站在反對這些烏托邦主義者的對立面。馬克思和恩格斯不斷告訴我們的一個基本教訓，就是創造社會主義的“物質前提”是資本主義的歷史任務；也就是一個富裕過剩的經濟所需的技術基礎、以及孜孜矻矻而勤奮的無產階級。

資本主義將世界統合為一個具有國際分工的單一經濟體，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就寫道：“現代工業已經建立了世界市場……取代了過去地理和政治的隔絕和自給自足。國與國之間現在有了多方面的來往和廣泛的相互依存。” 恩格斯後來更告誡法國的社會主義者拉法格（Lafargue）：“無產階級的解放只能是國際性的解放。若想使其成為純粹在法國內的解放，就不可能實現。” 那麼只想讓單單俄羅斯的無產階級解放就更是不可能的了！

列寧曾經強調：“沒有國際世界革命的幫助，無產階級革命的就不可能勝利……我們竭盡全力不惜一切代價也要維護蘇維埃體系，就是因為知道我們不僅僅是為了我們自己而努力，同時也是為了國際的革命。” 為了糾正國際共產主義其他派系的錯誤，他在1920年俄羅斯內戰的關鍵時刻撰寫了《左翼共產主義》；甚至做好準備，在必要時放棄當時較為落後的俄羅斯的政權，以換取能順利在工業化的德國取得政權。

斯大林本人直到1924年還重複列寧所說的話，他說：“為了社會主義最終的勝利，為了串連起社會主義的組織，單單只有一個國家、特別是像俄羅斯這樣以農為主的國家的成果是不夠的。因此取得一些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勝利是必要的。” 但他卻拋棄了國際主義，以安撫那些在官僚中有利可圖的耐普曼和尋求支持的外國資本主意政府們。斯大林很明顯地放棄了對世界革命的所有心思。

社會要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各取所需”（from each according to his ability,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need），它就必須擁有高度發達的技術資源來滿足所有人的需求。世界層級的資本主義就創造了這樣的資源。世界經濟中的任何一環都無法擅自退出。在像俄羅斯這樣落後的國家，衣食和住房都短缺；而有短缺的地方，就存在不平等。馬克思說過：“生產力的發展是實踐（社會主義）絕對必要的前提，因為如果少了生產力的發展，需求就無法被滿足，有了未滿足的需求，為了生存所需的鬥爭就又重新開始了，代表所有的狗屁倒灶都將重演。”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釋的那樣，要控制排隊領取食物的隊伍就需要管理人，而他又將確保自己總是最先又是吃得最好的。當落後的俄國中上演了孤立革命的特殊情況下，這個國家不但沒有逐漸凋萎，反而加強了對人民的統治。對於工人來說，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支持世界革命。但對於那些因為涉及自身利益的官僚來說，“一國社會主義”才是他們的解答：他們的地位如常照舊，特權和勢力也穩固牢靠。

這條新的路線伴隨著斯大林（由季諾維也夫（Zinoviev）和加米涅夫（Kamenev）開始鼓吹的）攻擊托派的惡劣行動，用上了他隨後惡名昭彰的種種手段：竄改歷史、秘密警察、誹謗中傷、大規模的強迫人口遷移、黑函勒索、暗殺和非自願自殺。這個偽善地裝作繼承列寧衣缽的庸才並非打算成為一個革命導師，而是打算當一個東方專制者（Oriental despot）。列寧的遺孀克魯普斯卡婭（Krupskaya）早在1927年就評論說：“如果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今天還活著，他肯定會被關進斯大林的監獄裡。” 沒有一個革命者能夠抗衡這股洪水氾濫般的反動浪潮。

從1923年起，左翼反對派（Left Opposition）就開始為工人的民主和國際主義而努力，不是因為妄想輕易取得成功，而是因為他們一再重申布爾什維克主義綱領的決心而努力生存，以便在全球的浪潮反轉時，作為重整旗鼓的集結點，讓社會主義能夠大步向前邁進。

自由主義派的歷史學家們急切地說“所有革命都伴隨著另一波復古的反動。”於是他們幸災樂禍地表示，革命後什麼都沒有改變，那何必要革命呢？馬克思的回答是：“歷史並非是圓圈般地惡性循環，而是螺旋式一樣地成長”，某些歷史上的勝利會在反動的爪牙中倖存。在革命中，人們登上了歷史的舞台以改變其在社會中的境況。在不斷的過程中，他們都將持續向光譜的左側移動試圖衝破過去的困境，直到他們在前進的路途上遇到了在客觀現實上阻礙他們的障礙。在早期的革命中，未來似乎只能是資本主義的天下（而這也將不斷為社會主義奠定必要物質前提的基礎），極端的左翼百姓的力量總是漸趨消散。在左翼百姓普遍的潰散下，最終就出現了軍事的獨裁，依靠資本家而非民意的基礎統治於社會之上。

在俄國，當群眾的革命意識到達最高點時，他們的心願又再一次被粉碎，就像在所有先進國家中無數次革命失敗的先例一樣。俄羅斯的落後體質，使它注定兀自矗立在資本主義環繞的世界之中，又因為先天上的不足而無法平穩地過渡到社會主義。於是俄羅斯就迎來馬克思稱為波拿巴主義的軍閥統治：一方面向著耐普曼和世界資產階級，另一方面則向俄羅斯的工農階級靠攏。但是與此同時，世界上的資本主義已經耗盡了發展社會的所有可能性，因此私有財產制在俄羅斯的恢復就沒有接著發生。儘管這個警察國家將自己置於人民之上，在它之中仍然體現了革命主要的成果——生產工具的國有化，儘管這是保證特權持續存在的根源。官僚寄生於計劃經濟之中，為了保持它的地位而拒絕給予工人們民主的掌控權；儘管從而嚴重地限制了計劃經濟潛在的可能性，但它沒有其他選擇，只能堅持生產國有制。於是，世界迎來了斯大林主義，無產階級的波拿巴主義（proletarian Bonapartism）。

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於1925年在明顯反對馬克思和列寧的所有教義的“一國社會主義”問題上與斯大林決裂。總是選擇阻力最小的路線前進的斯大林聯合起主張對私有企業更多讓步的右派（布哈林（Bukharin），李可夫（Rykov）和托姆斯基（Tomsky）），“牛步的社會主義”（Socialism at a snail's pace）就這樣成為了布爾什維克黨的座右銘。斯大林承諾給予“四十年的土地私有權”，而布哈林對富農只說了簡短唐突的一句“發財吧！”由於新政權靠著耐普曼打擊作為官僚絆腳石的工人，工業漸趨蕭條。儘管1929年的生活水準比起1913年已經高出25％，但直到1928年生產力才真正回到1913年的水準。列寧以“社會主義等於電氣化加上蘇維埃政權”（socialism equals electrification plus soviet power）的口號來宣傳工業化的需要，而斯大林卻是對聶伯河水力發電廠計劃嗤之以鼻，這就像“不給農夫牛反而給他留聲機”（giving a muzhik a gramophone instead of a cow）一樣。蘇維埃的管理遭到廢除，官僚壓低工人們的工資以打擊工人士氣，藉此在工廠中穩固勢力。工人原先能夠聘用和解僱他們的管理經理的權利也遭到反轉，民主集中制反而被官僚專制所取代。

除了在1927年時，斯大林才謹慎地向工人做出讓步，以便在鎮壓反對派時安撫他們；每天的工時因此縮短成七個小時，並且工資一分不減——僅管這筆收入很快就會在五年計劃期間被一掃而空。只要是被懷疑支持反對派的工人就會被列入黑名單；當1927年莫斯科和列寧格勒膽敢出現擁護反對派的示威遊行時，更有多達一百萬人失去工作。藉此方法，斯大林把所有頑強的反對派分子通通從黨內逐出，其中就包括了列寧從1917年的二月革命後的老戰友——托洛茨基——也遭到逮捕流放。

在1923年德國革命失敗的背景下，曾經沒沒無聞的斯大林逐漸走進權力的中心。正是1926年英國大罷工的失敗和1927年中國工人革命的失敗加深了工人階級士氣的低落，才讓斯大林得以拔除了左翼反對派最後的權利。斯大林明目張膽地在中國推行孟什維克和機會主義政策，更命令中國共產黨做出協助蔣介石資本主義的政黨的違心之舉。成千上萬的工人在隨之而來的屠殺中喪生。對於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們來說，這樣的慘劇終於能在群眾面前能夠揭發斯大林的真面目，並證明反對派的計劃是正確的，然而托洛茨基認為，儘管對於某些個別的共產黨員可能是如此，但對於大多數人而言，革命就是失敗了，不論背後的原因為何。於是他們的士氣更加地低落，而帶來的反動力量也因此更是大大增強。後續在德國、法國和西班牙中反革命勢力陸續取得的勝利也更進一步地強化了俄羅斯斯大林主義官僚的專橫。

計劃與清洗

聽從了布哈林的建議，富農們開始積極的積累財富，以至於很快地他們就造成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危機。他們囤積各種物資：穀物，黃金甚至是軍火。在維護國有經濟的同時，官僚必須一方面謹防資本主義的襲擊，又絕不能忍受任何人覬覦其所享有的特權。於是斯大林在驚慌失措之下，一夜之間轉向了“農業完全集體化”的冒險主義政策。列寧和托洛茨基曾極力主張應該在有了工業和拖拉機的基礎上再逐漸建立自願性的示範集體農場，斯大林卻光有已經使用了千年之久的原始木犁，就轉而動員工人和軍人以刺刀尖強迫農民離開他們的土地。農民們只能因此趕緊屠殺牲畜和焚燒莊稼。由於這種瘋狂的極左政策，1000萬人死於接踵而來的飢荒。與此同時，工業還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蹣跚而行，而這遠比幾個月前斯大林所嘲笑的計劃還要更加難以實現。這個冒險主義者“五年計劃在四年內達成！”（Fulfil the plan in four years）的口號因此對經濟造成了嚴重的浩劫。

經濟仍然太過落後了，無法讓官僚們過上奢侈的生活。4：1的最高工資差直到1931 年才正式廢除，到當年都還有將軍因為有自己私人的擦鞋匠而被軍事法庭起訴。太過貪婪的官僚必須被剔除，需要一場煽動性的“反對官僚主義”的運動，以促使他們趕緊採取行動發展經濟。於是在急劇的“左轉”中，斯大林的長期盟友、擅於理論的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遭到開除並很快被捕。許多原先支持左翼反對派的人由於官僚間權力的重新平衡而一時之間摸不清方向。這種新的變化反映在共產國際粗糙的“第三時期”中，該時期通過宣布（用斯大林自成一格的措辭方式）“社會民主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不但不對立還其實是孿生兄弟”（Social Democracy and Fascism are not antipodes but twins.）來分裂工人階級。列寧主義被比作是“社會法西斯主義”（Social Fascism）一般的怪誕嘲笑，工人運動也在面對這樣激烈的反動下遭到削弱。正是因為這項蠻橫的政策被強加給共產國際的所有政黨，才使得德國工人嚴重地分裂，以至於希特勒能夠不費力氣就奪取政權，儘管15年後，經過努力仍有300萬的工人拿起了武器為推翻資本主義作出了英勇的貢獻。隨著斯大林帶領革命工人沿路瞎子摸象般地前進，一下是孟什維克的機會主義，一下是極左主義，接著很快又說要進行勞資間的階級合作，至此反動的走勢變得越來越快。

資本主義世界彼時還在歷史上最嚴重的衰退而癱瘓當中，蘇聯經濟卻在此刻有了長足的發展——這正是計劃生產最好的證明。然而與此同時蘇聯內部的矛盾也開始加劇，提升公務員薪水和津貼路線變得明確，嚴格管控最高工資差的想法被斥為是“推崇小資產階級平等主義的愚昧推崇”（fetish of petty bourgeois egalitarians）。

俄國革命的孤立以及接踵而來俄國工人的耗弱正是官僚主義崛起唯一的客觀基礎。1923年德國大革命和1927年中國大革命的失敗以及1933年德國法西斯主義的崛起，都源於斯大林官僚主義的中間路線和嚴重的政治失誤加總之後的結果，也都加劇了斯大林主義的墮落。

當官僚們開始意識到他們因對西方勢力戰敗所產生的債款，並建立了共產國際後，它就被直接用來避免革命的產生，以澆熄任何可能終結極權統治的俄國工人如革命火種般的熱血。於是“一國社會主義” 最關鍵的反動本質就浮上了檯面：用托洛茨基的話來說，就是從世界革命的先鋒變成了蘇聯的禁衛軍。工人需要的是打破邊界的限制以推動一個世界社會主義的聯盟，但佔領了工廠的西班牙革命工人卻被斯大林所迫，將權力移交給了看似開明的資本主義階級，而實際上卻又被移交給了佛朗哥。表面上共產國際繼承了十月革命的威信，但實際上，所謂的“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卻正是葬送十月革命的掘墓者所施加的把戲。犬儒主義的背叛和面對革命的恐懼從此就成了共產國際政策上的基調。1943年，斯大林才終於解散共產國際，以對他帝國主義盟友表現出示好的姿態。

當西班牙工人一次又一次地嘗試取得政權時，不斷壯大的蘇維埃工人階級也逐漸開始再次感受到世界革命的氣息，並抵制官僚主義的侵略。這就是為什麼恐怖被用來鞏固這個極權的國家，因此在十月革命到今日之間牽引了一條鮮血染紅的河流。1934年基洛夫（Kirov）被暗殺後，一系列嚴酷的審判和“認罪”就此登場，整個世代的老布爾什維克被盡數清除（斯大林自己女兒最近承認了這些罪行），列寧曾警告過的舊沙皇時代的國家機器也通過消滅革命者和歪曲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整個遺產來宣稱其至高無上的地位。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拉狄克（Radek）、拉科夫斯基（Rakovsky）和其他一些老革命家被迫“認罪”承認自己是帝國主義者的一份子；控訴他們的“原告”維辛斯基（Vyshinsky）是孟什維克當中的一位老律師，曾與反革命的白軍合作。在1917年10月的黨中央委員會中，只有兩個倖存下來：作為外交官的柯倫泰（Kollontai）和斯大林。在所有早期入黨的黨員之中，只剩下斯大林親手挑選的門徒和打手留存下來——莫洛托夫（Molotovs）、卡岡諾維奇（Kaganovich），麥可揚 （Mikoyan）和伏羅希洛夫（Voroshilov）。於是這個黨就從革命工人的先鋒轉變成為了官僚機構的工具。在1939年至1952年之間，沒有一個黨代表會召開過——而任何的布爾什維克組織的最高單位，即使是在內戰期間，都會召開會議以制定共同的政策。

每一起謀殺案都得用十起更多的謀殺來掩蓋；連祕密警察的劊子手亞果達（Yagoda）和葉若夫（Yezhov）都在自己濺灑出的鮮血中淹沒。對於每一個經濟困境，如果沒有工人民主的控制，它們都是不可避免的；而當這樣的局面出現時，就必須找到代罪的羔羊。每天都有另一批官員稱自己是拿了錢的反革命分子。布爾什維克工人和那些順手牽羊的官僚們一樣在血泊中喪生。像高爾基這樣受人熱愛的作家，又和十月革命的聯繫如此緊密，卻神秘地就此消失了。自革命以來，文學（尤其是戲劇，在大眾普遍不識字的情況下）就在大眾傳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它反對以專制規定的統治，因此文學遭到殘酷地壓制，一個世代的英才也被消滅。和十月革命幾乎扯不上關係的的任何人都能遭到“清算”，甚至也包括斯大林的一些助手和歪曲了布爾什維克主義遺產的同謀也在其中。告發和舉報都受到鼓勵，任何疑似心懷不滿的親朋好友都可能被監禁。在這場大規模的偏執之中，每一個積極的警察都盡可能製造更多的受害者，以免有天輪到自己成為被舉報者。

就在德國入侵前，整個總參謀部都遭到逮捕；為了避免政變的發生，像圖哈切夫斯基（Tukachevsky）、亞基爾（Yakir）以及加馬爾尼克（Gamarnik）等內戰時期的傑出戰略家都遭到處決。有數十萬人遭到槍殺，數百萬人被送往集中營，斯大林卻譴責他們全部都是間諜、刺客、強盜、“魔鬼”，甚至最令人髮指的是稱呼他們為“托洛茨基法西斯份子”（Trotsky-Fascists）。被連根拔起的經濟受到了重創，後來的兩年內生產力都沒有得到提升。官僚為了保護他們對革命傳統的篡奪，托洛茨基就恰當地形容他們的行為是“壓倒性的預防性內戰”（a one-sided preventive civil war）。托洛茨基後來在1940年時在墨西哥被追捕並遭到殺害；於是見證了大眾控制（popular control）的最後遺跡也遭抹滅。

當第一個五年計劃過去之後，蘇聯突然宣布“社會主義”已經實現，社會階級也不再存在；相互合作的農民已經和無產階級“融合”了。對於那些敢於想知道，如果階級已經消失為何1930年代還要這麼激烈地批鬥“托洛茨基法西斯主義”的人，黨給出了謎一般的答案：“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階級矛盾不會消失，而是會更加劇烈。”而任何進一步質疑這一說法的人都會被視為明顯的破壞分子而遭到槍決。

事實上，工人最後的權利也已經消失了。他們無法隨意更換工作，遲到將會受到罰款、無償勞動和驅逐出境的懲罰。工廠保持嚴格的監督，實行“斯達漢諾夫主義”（Stakhanovism）的惡劣勞動制度，要求每個工人的工作量績效都必須比照那些拿到豐厚收穫的勞動突擊手（shock worker）來決定。工業被龐大的金字塔層層結構所扼殺，每個決定都必須由各個部委負責，包括從軍旅、商店、公部門、公司、信託、各部會、委員會、經濟委員會甚至到蘇聯部長會議。這個梯子上的每一階的官員都不敢主動採取任何行動，唯恐會受到指責，於是只能將責任推卸給上級。雞毛蒜皮的問題都得花上幾個月的時間解決，而且各部會間也是不平衡地疊床架屋。儘管如此，該計劃還是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社會得到了發展，只不過花上了資本主義下三倍以上的代價。

企圖一夜之間就能達成“農業完全集體化”的瘋狂反而使得農業後退。即使終於生產了拖拉機來使用，也很少有人注意到需要相對應地提高農民的文化水平，以致於農民把沒油了的拖拉機就丟在田野裡生鏽，卻要求送台新的過來！又因為對於私有地耕種做出讓步，於是造成集體反而缺乏生產所需的勞動力。

同時，為了興建作為蘇聯工業力量基礎的位於布拉茨克、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和聶伯河上的水壩和水力發電站等，集中營裡大量的奴工儲備被用作經濟中有償勞動力的輔助工具。當赫魯雪夫在1956年談到應該要為斯大林主義下無數的受害者豎立紀念碑時，一個前勞改營的囚犯就痛苦地回應道：“他最該做的就是將所有的水壩和發電站漆上黑色！”

戰爭中的斯大林主義

西方工人的慘敗使得戰爭變得無法避免。對未來充滿恐慌的斯大林於是首先和那些號稱“民主”的帝國主義國家談妥機會主義的交易，然後又與納粹德國達成機會主義的協議，從而加快了戰爭的爆發。他告訴那些帝國主義者說：“你們領土的一寸我也不要，但也麻煩不要把你的豬鼻子靠近我們美麗的蘇維埃花園上”。 通過務實的演練下，像把世界當自己家一樣，斯大林在微妙不穩的平衡下不斷地迂迴避開敵對的勢力。正如赫魯雪夫所說，斯大林是如此信守希特勒的諾言，以至於先是收到了情報消息，後又面對德國的軍隊壓境，仍然不願意相信他被欺騙了。當德國坦克駛入蘇聯時，斯大林還要求不要做出任何反擊的行為；他說這一定是某個迷路的部隊不小心犯的錯，如果因此挑起希特勒的報復就危險了！直到德國已經明顯開始全面入侵時，他還急忙奔向莫斯科並消失了三個禮拜，後悔著“列寧打造的一切都丟了！”因為 八成以上的軍官都遭到了“清洗”，在沒有任何能幹的將領帶兵的情況下，朱科夫（Zhukov）和羅科索夫斯基（Rokossovsky）都從監獄中被釋放出來。

大部分的人會說，贏得這場戰爭的是斯大林。但是，根據赫魯雪夫揭露的，反而是因為這個“英明的總司令”不顧勸阻、冥頑不靈的失誤才導致了無數不必要的人員傷亡。內戰時期的明確的國際主義被喊著“光榮的愛國戰爭”有害的沙文主義所取代。為實現革命而努力了十五年，已經被他們的領袖背叛、又在法西斯主義的腳底下奄奄一息的身著制服的德國工人，卻被抹成是納粹份子而被殺害。“只有死掉的德國人才是好德國人”，共產主義者的報紙這樣寫著。但不論如何，蘇聯工人和農民都勇敢地站在一起來捍衛自己的革命；儘管付出了驚人的2000萬條生命和30％的國民財富，他們還是贏得了勝利。

當進犯被擊退後，克里姆林宮的注意力就轉向如何壓下類似一戰過後的革命浪潮；這股力量可能會打破之前社會主義第一次革命成功的孤立狀態，並衝擊斯大林主義的客觀根源。法國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努力讓他們收穫了一整團的德軍士兵，證明了國際主義的力量；，東歐的共產主義者是在希特勒落敗和對其完全合作的資產階級也驚慌失措地逃跑之後的唯一權力。由於克里姆林宮的密謀，儘管資本主義尚且無力，但已經展開的世界內戰還是令人感覺窒息。二戰之後就像一戰一樣，俄國革命被群眾的革命情緒所拯救。丘吉爾和羅斯福原本打算在擊敗德國後結束俄國，但他們無法動用軍隊對付中國的革命，更不用提俄國了。於是他們心想，憑藉著投在日本 的原子彈，應該就足以對俄羅斯釋出警告。

斯大林在雅爾達和波茨坦與羅斯福交換了“勢力範圍”，背叛了西方的革命，也在背後刺了希臘工人一刀。在已經解放的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東德，他用在西班牙使用過的“人民陣線”的伎倆，抵消了工人萌芽中的蘇維埃力量。反動的政客在紅軍的刺刀而不是早已逃跑的資本家的支持下被強迫選擇建立“國有的”政府。匈牙利的拉科西（Rakosi）的“薩拉米香腸戰術”（salami tactic）使反動派被一片一片地削弱，並倚靠工人將經濟國有化。只有南斯拉夫的狄托（Tito）和中國的毛澤東的農民軍隊才能無視莫斯科的命令，革命也以波拿巴主義的方式進行。

像莫斯科這樣從一開始就被官僚地劃破了相的畸形工人國家，是在紅軍和獨立農民軍的支持下建立的。隨後則開始了一段瘋狂掠奪的階段：在1945年至1956年之間，約有200億美元以不平等的貿易條款從東歐中被抽出，“戰爭賠償金”也被從工人和農夫身上搾取，來支付過去曾壓迫他們的暴君罪行等。當相對獨立的狄托官僚通過與帝國主義國家達成單獨的貿易協議，擺脫了莫斯科的統治下的困境時，斯大林主義的第一個破口也就出現了；東歐的政治動盪和與中國的破碎就在不遠處。

沒有斯大林的斯大林主義

俄羅斯在五年之內就克服了二戰帶來的災難，但不是通過馬歇爾計畫的“援助” ，而是通過計劃經濟的資源利用和人民堅忍卓絕的努力。這是一個碩大的運作機制。反資本主義在歐洲和亞洲吹起的旋風讓這個國家洋溢著軍事的勝利和歡騰的慶祝。蘇聯內部正在出現一種全新勢力的連結，工人階級正在成長並且越發充滿信心。教育和技術飛躍般前進，文盲現象已經基本上不存在了。

斯大林的良心開始為他所犯下的沉重罪行開始而付出代價。唯恐反對舊專制統治的潛藏勢力將會反撲，他準備用新的恐怖清洗來回應。當冷戰爆發時，為了保留實施極權主義手段的藉口和預留空間，許多流亡份子（大多是過分樂觀的斯大林主義者）遭到逮捕並受到監禁​​。斯大林指責他忠實的魁儡伏羅希洛夫是英國間諜、偏執的反猶太“醫生案”（Doctors' plot）的故事被編造而起；在他陰險的秘密警察首腦貝利亞（Beria）的陪同下，斯大林拋下了預兆，暗示他將計劃清算黨裡目前大多數的領袖。那些黨裡的大佬們雙腳都在顫抖；他們之中大多數人都撐不了多久了。但他們擔心的並不僅僅是各自的個人利益：新一輪的清洗審判、批鬥和逮捕對他們的這些同樣社會階層的人來說根本是自殺式的瘋狂。

蘇聯已不再是過去原始的經濟，而已成為世界排名第二的超級強權。大約有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鎮當中，工人階層的教育和士氣也很高，如今已不需要更加加深的恐怖統治，否則反而會引發危險的動盪並整個破壞經濟的發展（如同1938到1940年時那樣），而是從上而下的“開放”改革，以防止政治的革命從下方推進。官僚主義要想繼續掌權，就必須拔除斯大林。但就在1953年一個突發而出乎意料的晚上，斯大林去世了。即使他的死亡不是他殺所致，可以肯定的是：對於他所代表的勢力來說，他的死亡來得正是時候。

過去的舊方法阻礙了進一步成長的可能性。用奴隸來工作是很浪費的一件事，特別是其中最重要的生產資源——人力上面。由於現代工業技術相對先進，血汗工廠型態的勞動同樣也是缺乏經濟效益的。於是想辦法消除束縛著基層官僚的恐懼，由下而上激發更多的主動性就是必要的。斯大林之死預示著政治動盪的來臨；就好像是一個令人窒息的枷鎖被卸下一樣，長期以來所累積的張力一下爆發開來：領導者開始爭奪權力、秘密警察體系被迫屈服、貝利亞也被槍殺；勞改營大規模起義、工廠中大聲疾呼要求終結“斯達漢諾夫主義、按件計酬和獨裁的生產監督方式”、東歐的暴動起義和來自知識分子不眠不休的質疑和批評等等；最高層的危機伴隨著來自底層的強大動盪，兩者如影隨形。

監獄裡除了政治犯外，所有人均獲大赦；“碼錶時間研究”（time and motion）專家被派到工廠來計算更實際的生產量規範，而工人抓住了降低工作效率的機會，因此，一個平常工作日就能很容易超過規定的工作量，並可以獲得獎金。於是工資得到了提升，一些基本權利也得到了恢復。赫魯雪夫的“解凍”（”Thaw”）被作為一個安全閥的機制謹慎地引進；這個龐大的工業混合管理體系由新的去中央化分散式的經濟委員會（Sovnarkhozi）所取代。為了鞏固這一新策略，赫魯雪夫在1956年第二十次黨代會的一次秘密會議上發表了著名的“去斯大林化”演講，痛斥了這個他和他的同袍在整個生涯中都卑躬屈膝的人。斯大林格勒被改作“伏爾加格勒”（Volgograd）；整個國家，以及所有長期在國外飽受苦難的斯大林主義者，都因這場突然的翻盤中而震驚不已。

然而這個可怕的暴君曾經體現了哪一派人的利益，以及為什麼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的人民在這三十年間從來沒有辦法控制或制止他們的領導人；對於為什麼會推行這樣“人格崇拜”的客觀基礎並沒有得到任何的澄清說明。這些被揭露的真相甚至從未在蘇聯內部發表過。除了極少數遭到降級的斯大林的死忠追隨者們（馬林科夫（Malenkov）、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試圖把黨轉向回到過時的路線之外，完全沒有對於公認的腐敗機構進行任何改組或人員的移轉。儘管還有一兩個曾受到斯大林掌握的無足輕重的組織得到恢復，卻沒有一個誓死捍衛列寧的信條的布爾什維克的著作得到發表。斯大林主義不過是卸下其註冊標記，以延長保持它的鐵腕掌控。

整體中的裂縫

然而這樣的歷史很諷刺地，僅僅在幾個月後，赫魯雪夫就被迫向全世界展示了，其實沒有多少東西真的有被改變。隨著東德、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風雨一般的暴動後，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在歷史上迸發。只要工人​​階級持續受到壓迫和剝削時，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綱領就永遠不會埋沒。匈牙利工人自發地為列寧1919年反對官僚主義的綱領而奮鬥：工人通過蘇維埃進行管理和控制、最高工資差為4：1、選出具有罷免權的官員、廢除常備軍隊並由工人民兵取代、除了資本主義的反革命分子其他所有人都有言論和結社自由，以及立即撤出所有佔領軍。幾週之間，整個匈牙利都圍繞著這些需求而團結在一起。兩次的大罷工和兩次的起義（在干預前和後）都獲得了百分之百堅定的支持。農民組成了蘇維埃農場、在裴多菲圓環（Petofi circle）聚集的學生和知識分子為工人提供了熱情的幫助、軍火工人提供了武器而士兵們則親如兄弟，甚至更低層級的官僚機構也轉向支持新的工人政府。就像失去軍隊的將軍一樣，高層的官僚們只能無奈地陷入權力的真空中。駐匈牙利的蘇聯士兵也拒絕掉轉槍頭向反對殘酷的斯大林主義鬥爭的工人開槍，因此這場勝利似乎是保住了。

驚恐於匈牙利革命的光輝前景可能會指出了通往社會主義的真正道路，使得斯大林主義崩潰，繼而使其在蘇聯本身的覆滅中喪生；赫魯雪夫匆匆撤回了駐紮在匈牙利內的所有蘇軍並將其安置在俄羅斯內部的偏遠的軍營中，以防他們講述自己目睹的政治革命。無視於眼前的事實，被換上的蒙古後備部隊，被裝進巨大的坦克中，被告知他們是要與在蘇伊士的英法帝國主義者作戰，甚至還要返回柏林再與納粹作戰！匈牙利工人在霍爾蒂（Horthy）的白色恐怖下壓抑了25年，再次為社會主義而奮鬥，這樣的他們被詆毀是“法西斯主義者”。但是大罷工從來都不是法西斯主義者會做的事，帝國主義者就更不可能立足其中了。成功地將工廠從特權官僚的控制中奪回的工人，幾乎不可能再將其交給私有資本家再進行對自己的剝削；如果要說這樣的匈牙利工人還喊著“法西斯主義者”的口號，那麼列寧的口號也是如此！

儘管在這樣一個畸形的工人國家中第一次的政治革命被鮮血所淹沒，但所獲得的經驗卻是無法被掩蓋的。一個迫切渴望擺脫其舊的極權主義形象的團伙證明了，大俄國沙文主義和對工人階級的恐懼仍在主導著它的行動。另一方面，匈牙利的工人在幾週內重新回到了國際主義和工人民主的旗幟。他們的要求與托洛茨基對俄羅斯即將進行的政治革命的預言恰好相同。匈牙利擘劃了未來將實現的事件——赫魯雪夫也證明他明白這件事。

不久之後，碩大的斯大林主義國際勢力開始爆發重大裂痕。在1949年取得政權的中國革命，從誕生的一開始就隱隱然威脅著俄國的斯大林主義；當斯大林在1927年將中國工人出賣給蔣介石獨裁統治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踏上了山丘，將飢腸轆轆的農民組織成一支游擊隊，經過20年的努力，成功地將糜爛的專制政權趕進大海中。掌權的毛澤東派並沒有十月革命的蘇維埃政權傳統，因此從一開始就作為斯大林主義政權運作；首先，農民的步槍轉向城市的工人以鞏固官僚機構，又安撫資本家（向他們支付長期紅利，作為對國有化的補償），然後又通過苦幹實幹的群眾來對付地主階層。從一開始，亞洲的工人國家和東歐的工人國家就官僚地畸形了。但是在中國，這些發展是因為對應著對斯大林命令的反叛。即使美國駐華大使已經向本土回報勝利歸屬於毛澤東，斯大林仍然要求毛澤東妥協。這是自從1917年10月以來世界資本主義的最大失敗，但卻沒得到克里姆林宮的半個點頭認可，直到它終於成為既定的事實。

因為急於與美國帝國主義建立“正常”的和睦關係而焦慮，斯大林和他的繼任者對新的工人國家並沒有做出真正的保護；而當1957年大衛營（Camp David）會談成功時，就導致了中國官僚被徹底的打入對立的位置。赫魯雪夫突然撤回了一切：蘇聯技術人員撕毀了所有協議，甚至惡意燒毀了所有建設藍圖，從而給中國造成了沉重打擊。中國開始在國際斯大林主義運動中挑起反對蘇聯的霸權——不是從世界革命的角度出發，而是嘗試要建立一個類似戰前的共產國際的亞洲版本，成為一個由中國邊防軍組成的國際網路。儘管毛澤東派長期接受到來自斯大林的背叛和雙面手法，但他們也以“斯大林的偶像崇拜”來攻擊蘇聯的“修正主義”。在他們的影響力所及之處，他們便發揮了斯大林以前玩的那套權力遊戲。他們建議三百萬強而有力的印尼共產黨去支持“進步的”獨裁者蘇加諾（Sukarno），是一個機會主義下災難性的舉措，如同斯大林在1925-27年間對他們一模一樣的行為。他們對葉門被罷黜的伊瑪目和桑給巴爾蘇丹的友誼，對阿尤布汗（Ayub Khan）在巴基斯坦的獨裁統治的支持，以及在與殖民地國家的統治階層打交道時試圖和蘇聯競爭的可笑意圖等等，都是在向斯大林的犬儒主義致敬。斯大林主義與布爾什維克主義形成鮮明對比；從而從事實上證明它並無法超越國家間的壁壘。

官僚僵局

與中國的決裂最清楚地體現了所有畸形工人國家官僚下的狹隘民族主義觀點。每一個小國的領袖都在汲汲營營地建立一個專制和自給自足的官僚烏托邦，而不是國際主義、團結、計劃經濟的銜接與和諧的整合，使得所有工人都能共同受益。經濟互助委員會（COMECON）就是一個為了保障其中最強大的成員國的利益而進行“整合”的機器。它的分工把羅馬尼亞框限俄羅斯的糧倉，而保加利亞只能作為俄國水果籃的角色。在聯邦制的基礎上，這樣的分工還不會造成損害。但俄羅斯國家官僚施加的價格絕對不會比資本主義的市場價格好；儘管國家壁壘仍然存在，但它在本質上就是反動的。

為了應對這樣的掠奪，每個民族集團都打算發展具有自己的基礎建設的國內經濟，以保護巴爾幹國家舊有的荒謬邊境。擁有1400萬人口的捷克斯洛伐克積極嘗試建設自己的國有重工業，包括滾珠軸承工廠，電子計算機等。小巧的羅馬尼亞同樣嘗試了這個不可能的任務。在歐洲和亞洲工人國家聯盟的幫助下，本來可以吸引人力來克服發展天然資源豐富的西伯利亞東部。但舊的整體主義已經被碎片化所取代；15年前還是黑天鵝般的南斯拉夫，在混亂的民族社會主義的迷宮之中，陸續被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波蘭和其他國家效仿。而幾乎類似的政策在聯盟共和國政府中由柯西金（Kosygin）的小規模版本試行時，卻被他譴責是“眼光狹隘的做法，完全是對於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有害而絕對不能允許的現象”。蘇聯英勇地要求除了自身以外的所有國家都實行“國際主義”，與中國的分裂則為每個國家官僚示範了一個新的維度，能夠在相互對立的力量間取得平衡，並玩弄各方於股掌之間。同時在第二十次的黨代表大會中，匈牙利和中蘇之間分裂的劇烈衝擊最終粉碎了克里姆林宮對世界共產黨的鐵腕控制。先前作為蘇聯的“邊防軍”，他們今天的作用令人懷疑，他們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改良主義政客的後備部隊，而只有部分仍然作為俄羅斯官僚的代理人。

由於這些領袖人物即便在蘇聯的境內，也無法發揮該計劃的潛力，才導致了1964年政變和赫魯雪夫的垮台。新的“技術官僚”，藏鏡人科西金、布里茲涅夫（Brezhnev）和波德戈爾內（Podgorny），嚴苛地討論了“經濟自願主義”和“主觀主義”；這在官方行話中象徵著“赫魯雪夫”的標記，就像“人格崇拜”就代表“斯大林”一樣。黨的路線開始有了變化，而中傷的誹謗四起－－但掌權的仍然是同樣的社會階級。

儘管蘇聯的國民收入在1945年至1964年之間成長了570％（相比之下，美國的這一數字為55％），但經濟卻面臨著嚴重的危機。隨著漸趨複雜的經濟被越來越多的繁文縟節所阻塞，官僚主義的控制對於進步的阻礙也越來越大。官僚無法提供足夠的消費品，食物或住房設施給勤奮認真而長期受苦受難的工人階級，即使在進步中的的產業裡也無法達到過去的表現；官僚因此在工人階級的心目中留下了一個質疑的問號。

赫魯雪夫曾試圖透過“去中心化”的政策轉向來合理化產業的金字塔層級結構。這意味著，不是官僚們心甘情願地揮刀自刎，而是相對的主動權在他們之間產生了轉移。俄羅斯並不是一個單一的官僚團體，而是要與十六個較小的官僚機構相互抗衡，每個聯邦共和國都各自是一個官僚機構。每個微小的寄生蟲都熱衷於偷拐搶騙之中；警察恐怖活動的遏制，預示了腐敗的官僚正式進入了一個肆無忌憚的時代。一些誇大其詞的豐產報告被不實捏造出來以換取豐厚的獎金，而計劃經濟的辦公室內也是一片混亂。當之前還是中央“集中式”的管理時，還有一些比較明顯反常現象得到了改正（比如隔壁需要的物資卻被送到千里之外等），但很快地，每個“經濟委員會”進行不必要的重複投資和科學研究的現象都造成了更多更可笑的問題。負責計劃的單位不實行國際主義，卻選擇微不足道的狹隘主義。當1960年重新開始對“經濟罪犯”處以死刑時，就有一個可憐的代罪羔羊因為他的同僚犯法而被迫“認罪”，被發現他投機盈利又偷竊窩藏了百萬元的盧布。中央的官僚選擇以斯大林的方式置身事外，只懲罰最顯眼的那隻寄生蟲，從而繼續穩定他們的統治。

在資本主義國家，工人在“提高生產率”方面沒有直接的利益關係。這個字眼只是等同於強化剝削和大規模失業的代名詞。在一個有計劃的公有經濟中，生產不受市場的限制，也沒有私人股東積攢工人無償勞動的成果，提高生產率是縮短工時，提高工資和實現“共產主義”的唯一途徑（赫魯雪夫曾輕率地答應能“在1980年達成”，但他的繼任者卻對這個問題閃爍其詞）。工人們敏銳地看著統計數字，但在辦公桌後懶洋洋地休息的官僚們，心裡想著的卻只有趕緊踏上升官階梯的下一階；每個人只對離群眾更遠的上級負責，如此往復，無窮無盡。當關於啟用新技術、新設計或其他能更有效利用勞動力的提議被傳達下來時，就會在某個官僚抽屜的最底層中消失；他們只想避免過多的文書工作，以免打擾他的安寧。唯一與經濟發展息息相關的“工人”，卻被隔絕在管理層外的咫尺天涯；因為這些工人一定會質疑是否自己辛苦勞動的成果，都供給了管理階層支領的高薪和虛浮的花費開銷。

七年計劃（1959-65）陷入困境。在農業、多項工業產出指數和勞動生產率這項關鍵的指數方面，目標都沒有實現。不可避免地，工業生產力的成長速度開始放慢，而實際收入的成長也隨之減緩。從1956年到1960年，工業生產率的年均成長率為6.5％。在1961年至1965年之間，這一數字已放緩降至4.6％。儘管與英國的蝸牛步伐相比已經很好了，但是工人應該有權要求計劃經濟能夠帶來更獨一無二的優秀成果才對。過去蘇聯曾一度達到每年10％的成長幅度，如今的數字令人感到不安。儘管在過去的50年中蘇聯成長迅猛，超過了整個西歐，但如今它的工業生產率仍被認為僅是美國的“ 四至五成”。蘇聯的工人數量更龐大，技術人員和工程師的數量也是美國的兩倍以上，卻只生產美國產量的65％。即使在斯大林主義的大磨刀石已然從蘇聯經濟的脖子上移開之後，要想超越資本主義國家並實行“兩個小時工作日“（這兩項承諾在1980年時都曾開出過）仍然是一項艱鉅的任務。

在1966年3月舉行的蘇共第二十三屆代表大會上，領導人們又以無法提高生產率的名義指責了一名工廠經理；這還只是冰山一角，俄羅斯被揭露出來的浪費程度是更加可恥。一份蘇聯媒體的報導談到光是在蘇維埃聯邦共和國中閒置的生產性工廠就價值超過16億盧布。蘇聯的生產浪費數字被推測高達30％至50％。支出每減少1％，就相當於國民收入增加15億盧布；因此，即使不考慮提高生產率的問題，目前的混亂局面也使多達75,00萬盧布的資金純然地被浪費掉（按官方匯率價值300億英鎊）。

當意識到工人對於自身工廠裡浪費現象的恐懼，並迫切地想避免憤怒轉向自己時，黨的領導人就開始在媒體、宣傳海報和會議上強烈譴責了那些被推出來的代罪羔羊。他們擺出“反官僚鬥士” 的姿勢，要把下層的官僚階級從可能危及整個政治結構的冷漠中揪出。柯西金在黨代表大會上發表演說時談到，在當前的五年計劃（1966-70年）中要把工業的產值提高40％，並同時要將多項材料的消耗降低20-25％，希望在1970年能節省超過800萬噸的鐵板料（相當於馬格尼托哥爾斯克（Magnitogorsk）大鋼廠的年產量）、8,500萬噸的燃料、40到50億千瓦/小時的電力和其他大量能夠“更加有效地利用”的資源。這說明了巨大的浪費確實存在。柯西金將此醜聞歸咎於施工延誤、設備未能安裝、太多無法銷售的商品、新設備訂購延誤、機械輔助的程度太低、導致工程未完工的成本低估以及其他種種成因。

1965年9月，柯西金抱怨沃斯克列先斯克（Voskresensk）化工廠僅使用了17 ％的產能，而沃爾霍夫（Volkhov）鋁工廠僅使用了32％。新工廠的建設無端被拖延，這意味著在工廠開始運營之前，所安裝的設備在技術上也已過時。柯西金專門將化學、鋼鐵、建築材料以及紙漿和造紙行業列為浪費生產能力的究責對象。

在大會上他透露，在柴油機車的生產上，新設計的實施被推遲了八年，其產量卻仍然比現在仍在大量生產的舊式機車的多出了兩倍以上。

當要採用新發明、比世界當前任何國家都還要技術超前的金屬加工工藝時卻不明地延遲了數年，而在生產新的高效晶體變壓器時他又說“我們產業真是落後地不可原諒。”當蘇聯科學家發明了一種能更有效率生產聚丙烯材質的方法時，最後卻花了五年才決定採用這種方法，在此一年後柯西金也不得不抱怨說：“莫斯科市的經濟委員會和國家化學委員會至今還沒有將其投入使用......”新技術的實施被稱為是“無法令人滿意、不相稱、不符合現代的標準。”

拖拉機有兩種不同的設計，卡車也是，每種設計都有相同的功能和相同的容量－－但零件卻不可替換。由各部門的十個獨立的設計機構負責拖船的設計，因此，同樣規格的拖船就得要根據九種不同的設計來製造！柯西金在他的描述中清楚地表明了官方的混亂情況，他表示：僅僅是討論關於製造懸掛在彈性電纜上的石油鑽井渦輪鑽的製造時間表就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不幸的是，”他繼續說，“這一問題至今都還沒有解決，因為這件事需要各國家委員會和經濟委員會下屬的十五個不同組織的代表簽字、時間表必須由四名國家委員會主席和兩個共和國經濟委員會負責人的批准。但即使是這樣還不是最誇張的局面；科西金補充說：“扎羅比揚（Zarobyan）同志今天就描述了另一種案件，為了達成一個簡單的問題得要三十個各部門的簽名。”

所有“小池塘裡裝大魚”類型的內斂獨裁的浪費趨勢並不僅限於國與國或蘇聯本身，而實際上還包含了每一間工廠，一方面拒絕製程的專業化一方面又堅持在同個屋頂下完成整個製造過程。例如工程和金屬加工行業本身只使用了56％的車床，因此生產率只能保持在極低的狀態。這是官僚體制的必然結果，在這種體制中，每個工廠都被孤立地評判，每個工廠經理都必須將他的工廠視為一個自給自足的單位來記錄以“證明“自己。木工行業通常以最大生產力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來工作；而在運輸方面，柯西金簡單地說：“大約有一半的運輸過程都是空車來回。”

1966年4月，一位工程師和“社會主義的勞工英雄”在《真理報》上抱怨道，儘管所有相關單位都一致通過接受提高工程設計品質的需要，“它的實際執行過程卻經常受到許多執行人員的抵制。他們抵制的根源是在於錯誤地以為，既然提高品質的支出實際上並不能以增加產量的方式帶來直接的回報，那麼就不用太急著進行，總是可以往後推延沒關係。”

而科西金則對建築業“資本投資分散”的做法提出指責，認為許多即將生產的建築案沒有得到資金和原料的支持，又因為缺乏技術文件或品質低落而受阻。建築工地的設備後勤的供應有時不盡理想、設計部門有時又提出了不好的設計，並在估算工程造價時又做出了嚴重的錯誤估計等等，許多案例中加入額外的建造過程、指定了過時的設備、人力的效率仍然很低，使用機械的結果又不盡如人意，因而導致了勞動時間大量的損失。

正如科西金自己說的那樣：“我們是有潛力的；我們所需要的只是合理地利用它。”但是他警告國家計劃委員會在調查這筆糊塗賬時，不要忽視“ 政府和地方組織對此案給予施加的壓力。”

農業危機更加嚴重。在整個七年計劃期間，產量僅成長了14％－－這個數字遠遠低於目標，並且與工業產量增加數字的84％相比是相形見絀。一連串災難性的採收凸顯了俄羅斯經濟嚴重落而無助的“阿基里斯的腳跟”，致命的弱點。柯西金提出的將俄羅斯農村帶往20世紀的提案就代表俄羅斯知識的總體水準幾乎不亞於集體化初期的原始狀態－－在多個領域，包括電力、天然氣、磚造房舍、學校和任何一種文化設施都是無比驚人的匱乏。這些都不是創造農業無產階級的條件，但集體耕種的土地明顯地貧瘠、私有土地卻枝繁葉盛，這就沒什麼好奇怪的了。

根據統計，蘇聯消耗的肉類、牛奶、奶油和雞蛋有一半是私人生產的。在烏克蘭和高加索共和國肥沃的“黑土“地帶，農民能成為百萬富翁並不是一件稀奇的事。喬治亞農民每天乘飛機飛往莫斯科就為了在街角賣花！但在俄羅斯、西伯利亞、中亞沙漠等部分地區的不毛之地裡，貧窮和骯髒依然存在。一些集體農場再加上私有農地的現金收入每月還低到只有20盧布（5-8英鎊）。儘管進行了大規模的投資和拖拉機的生產，但農業的官方生產率仍然只有美國的“近四分之一”，實際上要再少得多。蘇聯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在土地上耕種－－是美國農村勞動力的六倍，每台上的農民數量是美國的二十倍，但小麥仍然得要從西方進口購買。

大批人口從農村湧入城市，進步使得問題惡化；與此同時，在白俄羅斯、摩爾多瓦、烏克蘭、高加索和跨高加索地區的共和國，一年四季都有無數的農夫在忙著收割，。現代社會絕對不可能單憑藉著原始的鄉村就能建立起來。物價居高不下、原物料供不應求、人力遭到浪費、寶貴的外匯被消耗掉，而城鄉卻在這樣的相互對立之間漸行漸遠。

蘇聯城鄉之間的矛盾仍然非常突兀。首都的都市圈擠得水泄不通；除非現有的居民每個人在擠出三個平方公尺的面積，才有辦法再蓋新的公寓。從各省遷入需要特殊許可證；整個家族的人住在五個房間的屋子裡－－七個家庭或25個人居住在一個五房的公寓中並不罕見。直到1980年才能達到法定最低的居住面積的82％－－這本身就已經不是一個太高的標準；在資本主義興盛的比利時，這個數字甚至要乘以兩倍。與此同時，蘇聯大部分廣闊大陸上的土地都是人煙稀少或完全荒蕪的。莫斯科的人口密度大約是廣闊的西伯利亞東部的250倍。這樣人口稀少的區域可能蘊藏著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壤和最豐富的礦藏。光是西伯利亞西部、哈薩克和跨高加索區域的的自流盆地，就可以為一億人提供免費的熱水。

使這些地區荒廢的不是貧瘠，而是純粹的無能。赫魯雪夫惡名昭彰的“處女地”計劃並沒有成功吸引人們前來，因為沒有提供任何生活設施、通常也沒有住所。對於雅庫特鑽石地區的拓荒者來說，住房的短缺非常緊迫，以致於世界上最大木材生產國之一的俄羅斯居然得要從芬蘭進口預製的木屋！當偉大的莫斯科建築計劃因減少建築勞動力儲備的限制而受阻時，又通過了特別立法，再次向能夠在莫斯科找到房屋或工作的人開放，甚至連農學家和獸醫也抓住了尋找機會，想方設法要待在這個閃閃發光的首都，而不是搬到他們可能永遠無法回頭的沙漠。渴求人力的西伯利亞在五年內就淨損失了25萬人，而農業地區所需的勞動力只剩三分之一。被某個國家組織派往東方的數千名拓荒者，到了之後才發現原來那裡什麼都沒有；只遇到了其他組織的宣傳人員，被派來利誘他們轉往填補列寧格勒或莫斯科的工作空缺，還預付所有所需費用！因此官僚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卻沒有實現他們預期的目標。

僅管使得經濟背負了沉重的浪費負擔，並以高昂的代價才終於完成了任務，由於當時對文化的壟斷，斯大林時代的官僚在發展社會的過程中還是能夠起到比較有益的作用。然而現在的任務已經不再是建立西方資本主義早已經創造的工業資源；現在品質和數量一樣重要。而現在的經濟僅次於美國，官僚機構的束縛已經進一步成為了進步的絕對束縛。上述引用的例子證明的只是官僚主義橫行所造成的混亂的一小部分。在各個方方面面，官僚主義除了阻擋前進的道路，使得社會無法實現計劃經濟的無限潛力外，別無他用。

工人的答覆

蘇聯的工人階級有著豐富的革命傳統，歷史也證明了它們具有英勇犧牲的特質。然而，當遇到明顯是不必要的且不公平的犧牲時，它們只得被迫直視矛盾的根源－－蘇聯社會中在政治上對於社會主義的顛倒誤用。在赫魯雪夫時代時就開始暴露出社會對立局勢的根源。“去中央化”意味著工人每一份多出的力，就會換來高額的獎金……給那些經理們！當勞動突擊手們沒人約數時，他們就在工廠裡公開地炫耀他們的特權。今天工人每月平均可得到90至100盧布（折合約25英鎊，或按浮濫的官方匯率最多可達40英鎊）。另一方面，部長的月薪最高為5000盧布（125英鎊至200英鎊），外加未經檢查的費用賬目、私人的別墅、療養院、劇院和酒吧等。雖然廢除了從地主和放貸等方式盈利的制度讓房租因此變得很低，但大多數工人的生活環境仍然是倒退的；莫斯科過份擁擠、人多得不像話，而充斥著劣質公寓和老舊木屋的街區則在整個蘇聯土地的經緯上屹立著。由於農業生產率低落，糧食價格因而昂貴；在某些省份的整個產季當中，能買的只剩下麵包和馬鈴薯這樣的貧乏主食。

在這種嚴峻的背景下，在官僚機構擺脫“中央集權制”的新局面之後，工人看到了劇烈的反差。他們看到蘇聯發展成為了工業強國，其工業出口從1955年的100萬盧布成長到1964 年的2.7億盧布。因此，在1953年至1964年間，亞洲和非洲國​​家與統治集團之間的貿易每年以20％的速度成長，是整體數字的兩倍；而且為了購買盟友，還提供了廉價的長期放款額度（給了蘇聯在社會動盪的風險），甚至在外交上擴大贈送免費大禮給許多殖民地的獨裁者，包括印尼、伊朗、衣索比亞、伊拉克、迦納和阿聯共和國－－光阿聯一者就在蘇聯的幫助下完成了127個建設計畫；但在這些國家中仍然有許多共產黨人正在監獄裡受難著。

當來自西方的遊客成千上萬地湧入時，他們就設立了專門僅供“外匯”購買商店，明目張膽地以低廉的價格出售貴重無價的奢侈品，以換取外國的貨幣流通；在所有主要的旅遊勝地中都能看到荷包賺滿的黑市團伙的出現。他們把賺來的數十億盧布投入在好大喜功的巨大計畫當中，如人造衛星、太空人或登月火箭等。隨著赫魯雪夫“和平共處”（peaceful coexistence）和他的“要菜肉湯不要革命”（goulash not revolution）政治理念的向外輸出，“ 一國社會主義”的官僚思想卻更加地墮落了，使得西方的任何社會主義前景在他眼裡都變得不足為題。但是當卡斯楚（Castro）的游擊隊對抗美國的帝國主義勝利時，工人們仍然因為革命能夠延伸進入到美洲而感受到振奮的情緒。

深受西方政客的喜愛的赫魯雪夫成為痛恨裙帶關係和腐敗的象徵，傳言還形容他是擁有六棟私人別墅和一座百萬盧布泳池的暴發戶。國家機器逐漸發展成驚人的巨獸，消耗了成長的生產總量中的絕大部分；而每個工人也都深惡痛絕地注意到那些就在他自己的工廠內、在他眼皮底下毫不掩飾地進行的不當管理和笨拙行事。人們對蘇聯取得的驚人成就一方面感到驕傲，卻又在這樣的情緒中混雜著對於投機者、繁文縟節、卑鄙下流和酩酊大醉日益增長的不滿。官僚們對於權力的掌握、靠不住的技術和行政效率，在工人的眼裡是如此危險；赫魯雪夫在這日益增長的不滿聲浪中於是被匆匆換下。

由於持續的糧食短缺和腐敗，俄羅斯南部的一個採礦小鎮克拉斯諾達爾（Krasnodar）因而激起了抗議。整個城鎮在數個小時之內就開始罷工、設立了工人的蘇維埃；警察被解除了武裝，大批的工人們在中央廣場集結。其中重要的是，儘管所有徵招入伍者都被故意派駐在離他家鄉越遠越好的地方（以便讓在西北部的工業城列寧格勒由亞洲的士兵駐守，反之亦然），但派駐在克拉斯諾達爾的士兵卻拒絕向示威遊行的工人們開火。一直到好幾天後，一支由“國民警衛隊”組成、姍姍來遲的特別部隊才終於能夠恢復“秩序”，逮捕了隨之叛變的士兵們。

列寧格勒共產黨分部中富有階級意識的工人發起了爭取獨立工會的運動，又受到共產黨人的鼓勵來與官僚作鬥爭；於是這個黨反官僚主義的姿態在此展露無遺。列寧曾提出的武裝工人階級的口號再次被採用並廣為宣傳──列寧格勒造船廠的工人則建立了自己的地下組織。

1957年時，僱用了上萬工人的莫斯科滾珠軸承工廠，全體罷工一天。一位部長不得不參加罷工會議並解釋，工人們的薪資從革命後從25盧布調到70盧布一個月，已經有大幅度的提高了；“那你們又拿了多少錢？”嘲諷的話語硬生打斷了部長的發言。後來，這批抗議中的幾個“領袖”被關押了五年。

1964年，在莫斯科附近的“Zil”汽車製造廠的的產間中，威脅要罷工的工人為自己的行動辯護時說：“如果法國工人可以罷工，那麼我們也可以。”（當時巴黎發生交通運輸單位的罷工。）廠長抗議道：“但是你不能對一個工人的政府進行罷工！” 他們則回答道：“這是一個官僚政府。”最終，因為工廠向產間中的每名工人無償提供了五十盧布的獎金，才些微勉強地避免了罷工成真。

在自由的政治結社和言論表達被剝奪的地方，總能有一些反對的異議能通過藝術的反映而折射出些許的微光。革命初期的戲劇是大眾表達的主要媒介－－關於革命的歷史劇重新搬演了冬宮的動盪與內戰期間的關鍵戰役等等；在事件的真實場景中，有上萬名的“演員”參與演出。當墮落開始時，劇院就成為了抵抗的據點。梅耶荷德（Meyerhold）在1925年製作的一齣尖銳的諷刺劇作就喚起了觀眾的情緒，在首映的結尾時群體起身，大喊“打倒斯大林！打倒官僚主義！”在激烈的1927年，作為驅逐左翼反對派後的第一項任務，斯大林對戲劇自由開始加強管制；於是，戲劇自由就被吞沒在工業躍進、歷史扭曲和沙皇沙文主義這類的浮誇的劇目之中了。

然而通過巧妙的託辭。對於扭曲的斯大林主義的抵抗有時也會從審查員的眼皮底下偷渡過去。在瑪雅可夫斯基（Mayakovsky）1930年在自殺前幾週才製作的一齣劇碼的結尾裡，一個庸庸碌碌的官僚在舞台上來回孤單地奔跑著；在其他所有的角色全被一台時光機甩向共產主義的未來之後，悲傷地抱怨：“你該不會要告訴我說共產主義根本並不需要我和我的同僚們吧？” 得到的回應只剩下觀眾的哄堂大笑。另外一則童話故事在1942年上演，故事講述了一個名叫蘭斯洛特（Lancelot）的英雄殺死了一條騷擾了村莊好幾百年的巨龍。蘭斯洛特在行俠仗義後就消失了，腐敗的市長卻竊取了所有的榮譽，編織了一張神話般的網頌讚著他本人在這個英勇故事中是如何扮演著至高無上的要角，並逮捕了所有還把蘭斯洛特是為典範的人。在他恐怖統治的期間，地下革命者會在夜晚時在牆上塗上字母“ L”。這齣戲的最終就以蘭斯洛特戲劇性的回歸以及市長和走狗們的潰逃作結。

赫魯雪夫在藝術許可制和庸俗主義（philistine repression）之間踩著不穩的鋼索；他知道，儘管嚴格審查的制度將失去知識分子的支持，但敞開言論自由的大門只會更加加強一種獨立於國家官方的聲音，並加劇社會批評的暗流。這樣的朝令夕改一方面激起了作家對於未經審查的作品表達的胃口，一方面又激起了他們對於審查員的隨意禁止的憤怒。因此，就出現了1956年與匈牙利裴多菲圓環相呼應的工人運動，並點燃了工人階級一直以來被壓抑的憤怒。

社會的怒氣沖天。在政治、經濟，國家和國際上，黨的路線持續搖擺不定：每隔一段時間就有長期受人尊敬的領導人遭到批鬥、蘇聯歷史的反復改寫、匈牙利的變動、曾經都是蘇維埃集團的國家陸續分裂；所有的這些都讓黨的領導層的折衷主義和沙文主義得到了重重的一擊。真正的工人共產主義者被迫回到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著作中去尋找他們所面臨到的問題的答案。在廣袤的蘇聯縱深維度上，秘密的讀書會開始自發地在工廠和大學中興起──這是未來蘇維埃萌芽中的微小胚胎。

利伯曼或列寧

新的領導層想盡辦法在各個方面尋找能夠建立真正的蘇維埃政權的辦法，這是官僚本身賴以生存的最後一張牌了。儘管取得了巨大的經濟進步，但由於在住房方面持續不足，人們在憤怒之下採取了恐慌性的措施。“1970年實現媲美西方的生活品質”這樣的承諾儘管很遠大，但針對如何實現的提案卻非常空洞。政府審慎地將當前的五年計劃中重工業的成長目標限制在49-50％之間，希望民生工業的成長相比前一個五年的36%能提高到43-46％；而過去五年每年增加65 億盧布的消費基金還必須每年增加110億盧布。食品業、貿易、房屋和服務業的銷量必須增加一倍，工程和化學工業的產量也必須加大。同時，產品的品質也被細細地檢討。過去為了快速產出配額數量的商品，常常有次級品和無法銷售的商品被大量生產出來。科西金（Kosygin）就說：“我們的企業產出低品質的商品，消費者不想要，因此就一直賣不出去；這樣的情況並不少見。” 沒有工人堅持高標準的民主控管就無法防止這種情況。只要帳面上看起來產量足夠，那些經理們安逸的頂頭上司們就很滿意了。

從集中生產制到去中心化、再來來回回不斷修改變動的朝令夕改，明顯證明了官僚控制無解的危機。窮途末路之下，黨的領袖們想出了一個不易使用的混合架構，毫無疑問地將帶給蘇聯經濟兩頭空的結果。決定採用利伯曼（Lieberman）教授“利潤激勵”（profit incentive）的計劃，不是要回歸資本主義，而是領導層試過千方百計之下偶然迸發的一個噱頭：以某種方式誘使經理們感覺自身與工人的利益相同，就能因而熱情地克服了所有不可避免地與經理們自身的存在相關聯的矛盾──也就是科西金試圖在官僚主義的基礎上調和的不可調和的因素：將國有的計畫經濟融合完整的企業成本會計、工業的集中管理與廣泛的地方經濟計劃，以黨主席一人管理的原則善盡人事的更大效用！

儘管工程再次受到不下9個中央部委的控制，但其他行業卻留給了每個聯邦共和國中的11個部委，而其他行業則仍能在地方層級下運作。同時，每個生產單位的工廠經理將根據該企業的獲利能力來決定薪水。國家將借錢（收取利息）給他以購買原材料、確定製成品的價格，然後再決定將用於再投資的利潤比例、成為工人工資的比例、住房等福利服務所佔的比例，最後才是他能放入自己口袋的比例。

在維多利亞時代資本主義世界“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和私有企業的鼎盛時期，在壟斷時代來臨之前，官僚猖狂的浪費行為透過市場的鞭策而得以遏制。然而今天的蘇聯官僚們在計劃經濟的基礎上，以及十月革命後的五十年，竟然除了模仿自由經濟的市場力量這樣怪誕產物的啞劇，就想不出什麼更好的辦法了。組織再造的直接效果，導致了自新經濟政策（NEP）以來第一次出現的毫無必要的廣大失業。柯西金的目標是“加強和完善集中計劃，同時發展民主的經濟管理基礎，以各種方式協助群眾創造性活動的開展”。但肯定不是工人群眾。柯西金想到的是廣大蘇聯上到下無比卑微的經理和官僚的“群眾”。他無法否認“如果不進一步發展它的民主原則，大幅度擴大群眾對工業管理的參與，就不可能實現完美的經濟管理 ……必須向所有工人灌輸，他們是自己工廠的主人的感覺。”

正是因為整個形勢開始大聲疾呼，要求工人通過蘇維埃進行民主管理和對工人的生產進行控制，並有權任命和罷免所有管理人員，所以科西金感到沮喪地補充說，“現在工業中一人管理的作用變得特別重要。”然而，在列寧對蘇維埃負責的管理制度與斯大林的專制統治制度之間，還是有一條鮮血染成的河流，將兩者區分開來。

與過去的每一次轉向與曲折一樣，新的風氣無疑在一兩年內將糾正過去的某些異常情況，並產生令人印象深刻的統計數據。但是又如同過去的每一次一樣，隨著新的異常情況的產生，一開始的進展也會告一段落。隨著管理者們發現了所有漏洞，新的詐騙和腐敗現象又將出現；這一次，從中央部委控制時代復活的疊床架屋的管理層級監督機構又會與其混雜在一起。其他將出現的現象包括地方政府和聯邦成員國在圓餅圖上指手畫腳、加上在個別企業進行控制所產生的重複性浪費，以及由於經濟不景氣而導致的割喉競爭、投機盈利和人力資源的額外浪費，共同扭曲這個市場經濟，成為一幅褪色的諷刺漫畫。（記得經理總是被告誡要“創造消費需求！”）

只要私人資本的積累出現導致資本主義復辟的絲毫危險之前，政府就會再來一次急轉彎，通過槍殺來把投機的行為的嫩芽掐斷，或許還會巧妙地抹去其中反猶太主義的色彩。為了符合經濟因素，所有工人都將轉為每週工作五天制──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此過程中，並沒有任何機會讓工人擁有“工時兩小時”的可能性，並且工人仍然每週基本工作41個小時。官僚願意為蘇聯經濟做任何事情-除了從它的背上離開之外。不過，這是它真正可以做的最後一件事了。

為了提高總體的經濟水準，制訂了對農業進行大規模投資的速成計劃。與過去二十年相比，在目前的五年計劃中將會在農業上投入更多，也將比投注在大量國防武器的金額還多。拖拉機的產量將增加60％，其他的機械輔助設備也將迅速發展。農業的低勞動生產率必須提高40-45％──比工業成長的速度更快－－農場的資本幾乎要增加一倍並加以進行更新。

政府將進一步努力耕種非黑土帶並灌溉哈薩克沙漠。相比工人和書記的工資僅增加20％（這兩個類別在蘇維埃統計中總是集中在一起，沒有關於個人收入分配的正式數據），農民集體的收入（現金和實物）將增加35-40％。目前，將農場劃分成六個農戶為一單位的微型“合作社”的反動建議已被否決。為了留住農場的人手，將逐步實行為集體農民提供最低收入保障的規定（與少數國有農場的農民的工資相近）；並興建劇院、電影院、音樂廳、學校等－－有趣的是，這項政策的標題是“消除城鄉差異”。計劃進行大規模的電氣化和煤氣化將進行推展；到了1970年，農村用電量將增加三倍。

因此，在斯大林拒絕逐步提高農民的文化水平和“以身作則的集體化”的長期解決方案，而匆匆忙忙地採取了驚慌失措而冒進的“農業完全集體化”時，他的繼任者們面對今天眼前的危機，卻姍姍來遲地採取了至少要一整個世代後才能看見效果的措施。在短期內，保證收入只能使農民不願充分利用已經大大提升的生產力。柯西金無論之後是否收成如何就從西方國家提前提前三年購買穀物，即是默許了這一點。

新的制度遠不能克服社會矛盾，反而將極大地擴大工人與管理者之間的鴻溝。為了減輕住房困難並進一步安撫管理經理，已經頒佈法令，在國家建設的同時，允許官員、教授、明星藝人和其他有能力的人投資“住房合作社”，以每平方公尺200盧布（50英鎊至80英鎊）的價格建造私人公寓大廈。承諾將蘇聯汽車，電視，冰箱等的數量增加一倍、三倍、四倍，不是為了工人，而是為了向管理者提供物質獎勵，只有在有奢侈品可買的情況下，他們才會提高利潤，他們不需要冒著風險來積累資金。為了人為地推動消費產業的發展，政府向西方的汽車、電子和化學等壟斷企業下了大筆的訂單，用來建設生產的工廠。過去通過提高生產力來加強革命，這種經濟政策絕對是正確的。但在這裡，官僚對西方的社會革命感到恐懼，卻把不斷擴大的蘇聯市場當作最後的道具，推向給那些最容易遭受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波動的國家作殷勤。這種便宜行事的聯姻對雙方都無法解決的問題，只有世界社會主義的綱領才能指出一條明確的前進道路。

蘇聯眼前有兩個可能：一種是“利益動機”，對西方國家的交易、大國政治和背叛妥協，這種進一步的墮落，得到了保守黨政治家菲茨羅伊·麥克林爵士（Fitzroy Maclean）毫不掩飾的贊同；他幸災樂禍地說：修正主義在革命的土地上如今正猖狂。（他注意到已有500名蘇聯盧布的百萬富翁，他評論道：“這還不夠，但這是朝正確方向邁出的一步！”）另一個可能則是馬克思和列寧反對官僚主義的方案，這個方案在整個蘇聯得到了密切的關注；同時也是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匈牙利、國家與革命和左翼反對派的選擇的方案。只有後者才能解決蘇聯和世界工人面臨的同樣問題。

邁向新的十月革命

對於資產階級的教授們來說，西方的社會主義觀念是不可想像的。他們憑著經驗得出的結論是：“斯大林主義是國家工業化的必須，所有的血腥和失誤只是俄羅斯前進途中的不可避免的副產品。”但是，只有在革命仍然處於孤立狀態時，它才是不可避免的。官僚從來不像統治階級一樣擁有歷史目的和使命。從一開始，斯大林主義的官僚就是寄生在而浪費的，如同癌細胞一般附著在工人國家身上的附加物。它在工人尚在弱小和文盲的時期的貢獻早已結束。

今天的蘇聯官僚主義已經成為要能進一步發展絕對的束縛。阻礙社會發展的不僅是它所消耗的大量特權，而更重要的是它為了保護這些特權而侵佔的控制權。只有民主的蘇維埃政權才能有效地利用經濟資源。今天，斯大林主義的代價占去了生產的30-50％。

通過緊緊掌握那些作為其地位來源的民族國家，斯大林主義的官僚們正橫擋在社會主義前進的道路上。今天已經來到了民族主義墮落的最低點，邊界時記得衝突犧牲了蘇聯和中國士兵的鮮血，以保存沙皇和清朝時期建立的邊境。

蘇聯的管理人員和工人、官員、士兵，官僚和人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已經高於資本主義國家。可恥的前領導人赫魯雪夫擁有自己的私人僕人的消息，讓人不禁要問，現任的部長、黨內大老、將軍這些人還有什麼奢侈的餘地。

工人階級已經不再軟弱、疲憊和不識字了。今天，它的人口已經達到一億，無疑是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工人階級。七歲以上的人口中有三分​​之一正在讀書，受過完整中等教育的勞動人口已經遠遠超過一半。1966年，有6800萬人在上學，其中1300萬人報名了成人班，其中200萬人是在工作時間以外在大學上課的工人。對知識的渴求是如此之大，以至於80%的中學學生都申請進入大學，由於供不應求，官僚不得不限制名額以應付這一巨大需求。文化優越感，官僚主義的第一個藉口，於此也消失了。他們再也無法擺出革命救星的姿態。

技術的飛速發展已將行政的任務變成了簡單的機械操作。規劃、會計和控制不再像以前一樣是個問題。全新建立的由8 00個計算機中心組成的連結，可以在蘇聯的各地進行會計的機械化操作。現在唯一的問題只剩需要檢查貪婪的經理呈報數字的準確性。

要求群眾自主控制經濟的訴求響徹雲霄。只有工作現場的工人才能消除浪費和不合理的現象。黨的領導人自己也知道，只有工人保持警惕，才能防止舞弊、偷竊和混水摸魚──但是他們永遠不會做的一件事就是鼓勵工人監督生產。歷史上沒有哪個特權集團不經鬥爭就放棄了自己的地位。為了獲得所有的好處他們幹盡了荒唐的嘗試，卻不顧忽略對基層的管理人員進行檢查的危險，他們主導了官僚機器最怪誕、最荒誕的膨脹。計劃員負責計劃組織的工作；一位輕​​率的蘇聯教授已經計算出計劃隨著生產的平方成長而成長，到1980年，整個人口都將不得不成為計劃員！會計師被雇來檢查工廠內其他會計師登載的帳目；如今，有多達100萬名會計師在蘇聯境內數十個準獨立審計機構中工作。為了保護公有制經濟不被個人掠奪，蘇聯僱用了超過200萬名警衛和看守人員，是英國相應人數的30倍，佔蘇聯人口的四分之一。如果再加上數以百萬計的國家組織和委員會，工廠、礦山、農場和其他機構的經理和董事，再加上龐大的常備軍，再加上無所不在的警察、巡邏隊、秘密警察和便衣特務的滲透網路，再加上在國家、聯邦共和國和地區各級為所有這些機構執行的大量不必要的文書工作，我們可以模糊地浪費大量人力來浪費大量無法量化的生產；其唯一的效果就是使經濟堵塞，直到接近止步不前。

十月革命的傳統、布達佩斯和克拉斯諾達爾的傳統是唯一可以突破斯大林主義瓶頸的力量。儘管自我犧牲和忠誠的蘇聯工人階級只是再多延長了一個還能耐心信任的最後階段，但該計劃中不可避免的缺點還是將為它招來憤怒的批評。無論它標榜自己是什麼樣的標籤，背信忘義、欺騙和扭曲的痛苦經歷都破壞了官僚的權威。

托洛茨基說：“風首先吹在樹頂上，”今天知識分子的發酵就會像風一樣在社會上蔓延。政府的慌亂和猶豫不決，一方面發表了索忍尼辛（Solzhenitsyn）對斯大林勞改營恐怖的精闢揭露，另一方面卻把作家西尼亞夫斯基（Sinyavsky）和丹尼爾（Daniel）關進監獄，這使作家們感到憤怒。在今年的作家大會上，索忍尼辛本人破天荒地向300名代表分送了一封私人信件，要求大會“討論數十年來文學受到審查制度的令人無法忍受的壓迫……這是中世紀的落伍行為。”

數十位著名作家和詩人簽署了支持他立場的傳單。文學鬥爭（在這個階段是社會動蕩最明顯的症狀）實際上已經使斯大林主義的辯護者在小說中再次印製了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對派的思想（儘管形式嚴重扭曲），以試圖抹黑這些思想。儘管經歷了數十年的偽造，但它們仍然再次脫穎而出。國際主義和蘇維埃的民主思想不能被抹殺。今天他們以加倍的力量得到了印證。1956年的革命正是從匈牙利裴多菲圓環的示威開始的。蘇聯知識分子的激進化將加劇批評的暗流，並把民眾從數十年來的遲鈍中喚醒。

匈牙利、克拉斯諾達爾和無數的其他事件都證明，一旦工人階級要求政治的控制權，只有極少數的官僚會提出任何抵抗。官僚並不是一個社會階層；它與生產沒有獨立關係；它不是基於個人財產；它在歷史上並沒有履行什麼進步的作用；而且無法確定它開始和結束的位置。它具有統治階級的所有弊端，卻沒有任何歷史使命。低薪的文書員和士兵與工人具有相同的利益；一旦有人起了頭，官僚機構的底層將為工人提供支持。

在世界範圍內向社會主義邁進的過程中，1917年10月的基本經濟成果確立了西方工人為擺脫舊社會而進行多年艱苦鬥爭的努力，在斯大林主義國家中一夜之間就能實現；所需要的只是政治上的變革，要遵循列寧提出的四點保障工人管理不受官僚主義影響的四個方針。與西方的資本家不同，官僚並沒有基於“私有財產、宗教、法律與秩序”等的單獨的意識形態和文化。官僚們為了自己的特權，而向工人階級送上了朝貢的敬意：不斷假裝自己是共產黨的一份子，並且每一次都口誦列寧名言，大量地出版馬克思主義的著作。每一個舉動都要以實現共產主義，一個無國籍和無階級的社會為理由。他們又能在什麼旗幟下抵抗蘇維埃政權的要求？

五十年只是歷史海洋中的一滴露水。在從封建制邁向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中，許多政治動盪使得資本主義階級一個又一個的上台。在偉大的法國大革命近百年後，資本家才終於實現了對國家的直接控制。俄羅斯需要進行新的政治革命，這是1917年社會主義革命孤立及其後繼者墮落的代價。斯大林的官僚一旦面臨嚴峻的挑戰，就會崩潰。

西方病態的資本主義面臨危機，而在東方則病態的官僚主義也同樣如是。誰也說不准哪個將先被推翻。但是，就像斯大林主義的癌細胞使得蘇維埃邊界以外的資本主義穩定受到了威脅一樣，我們可以給俄羅斯、中國、越南、印尼或美國工人提供的最有價值的支持，就是為英國本土資本主義的衰落而努力。

俄羅斯十月思想的復興現在將不是基於落後的半殖民地社會，而是基於世界上第二強大的經濟，即依靠強大、紮實和受過教育的工人階級，依靠現代的技術和資源。十月革命的教訓，社會主義綱領、工人民主、蘇維埃、國際主義綱領、巴黎公社的原則、俄羅斯和匈牙利的革命，都將啟發東西方的工人。五十年前開始的世界範圍內對資本主義的推翻將能完成，人類將繼續向社會主義和耀眼奪目的文明新高峰邁進。如果失敗了，強大的工人運動遭受了災難性的失敗，唯一的可能就是回到1930年代的恐怖統治，這次是在核爆大屠殺的等級之上。十月革命的啟示是解決人類危機的唯一答案。

完筆於19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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