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人民正在遭受以色列军队的屠杀，而声援巴勒斯坦人民的抗议和示威活动却被称为是煽动对犹太人施暴的反犹主义(Anti-Semitism)行为。这是统治阶级有意识的发动的一场运动的一部分，旨在迫害和非法化人们表达对被压迫人民的支持，而这个表达本来是合法的民主权利。尤其是运动里面使用“起义 ”这个词，包括IMT的共产主义者的使用，受到了西方统治阶级机构的谴责。但共产主义者对反犹太主义的态度究竟是什么，第一次起义的真正性质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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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奋起捍卫在自己家园和平生活的权利，同时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Zionist)的统治阶级，这不能被理解为反犹主义。首先，许多犹太人都反对犹太复国主义。革命共产主义者反对反犹主义，正如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和歧视一样。我们所说的反犹主义是什么意思？它是对所有犹太人的仇恨，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 正如伊斯兰教恐惧症(islamophobia)是对所有穆斯林的仇恨，仅仅因为他们是穆斯林。
反犹主义与各种形式的偏见一样，都是统治阶级用来分化工人阶级、阻止统一的阶级斗争的手段。这种偏见还被用来挑起社会里面思想最落后的阶层的支持，将人们的注意力从问题的真正根源（资本主义导致的贫困和不平等）转移到替罪羊身上。
在资本主义危机极其严重的时候，这些思想会被集中的用作组织反动势力，目的是在物理上摧毁劳动人民在几代人的阶级斗争中赢得的权利和组织。纳粹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严重打击德国的经济危机全部归咎于犹太人。德国的统治阶级支持这一政策，而这给德国以及欧洲所有被纳粹占领的领土上的犹太人带来了可怕的后果。为什么？因为这是一种转移视线的便捷方式，可以将人们的注意力从那些真正应该为这场危机负责的人——即资产阶级身上转移开。
共产主义者反对反犹太主义
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党员当时都反对反犹主义。这是列宁在 1919 年就这一问题发表的看法：
“劳动人民的敌人并不是犹太人。工人的敌人是各国的资本家。犹太人中间有工人，有劳动者，他们占大多数。他们是和我们同样受资本压迫的兄弟，他们是我们共同为社会主义斗争的同志。和俄罗斯人以及其他民族一样，犹太人中间也有富农、剥削者、资本家。[笔者强调]
资本家们极力散播和挑起各教派、各民族、各种族工人之间的仇恨。不劳动的人是靠资本的力量和权力来支持的。富有的犹太人，和富有的俄国人以及各国的富人一样，彼此联合起来，蹂躏、压迫、掠夺和离间工人。
折磨和迫害犹太人的万恶的沙皇制度是可耻的。散播对犹太人的仇视的人，散播对其他民族的仇恨的人，是可耻的。各民族的工人在推翻资本的斗争中的兄弟信任和战斗联盟万岁。”
(摘自 1919 年《留声机片录音讲话》。此处有英文字幕）。
秉承1919年列宁的传统，今天的共产主义者坚决反对反犹主义。我们同时也反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统治阶级；他们今天坚定地支持以色列国，作为西方帝国主义在中东的可靠代理人。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而根本不是对犹太人的团结和声援，使帝国主义者及其在媒体喉舌发动了一场系统性的运动，把当下对以色列政府的任何批评都说成是反犹主义。这就好比说，反对英国政治的当权派、英帝国主义、英国保守党和英国国家的一切反动装饰，就等同于歧视英国人民。
工党领袖基尔·斯塔默（Keir Starmer）等右翼改良派领导人已成为这场诬陷诽谤运动最坚定的拥护者。一方面，他们急于向统治阶级表明，他们可以在国内外捍卫资本主义利益，为西方“盟友”撑腰。另一方面，虚假的反犹主义指控是布莱尔派右翼分子打击科尔宾（Jeremy Corbyn）领导下的工党左派的重要武器（科尔宾本人正是巴勒斯坦权利的长期支持者）。在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手中，反犹主义的帽子仍然是打击左翼的重要招数。
令人遗憾的是，许多所谓的左派领导人屈服于当权者的压力，拒绝与这场谎言和诽谤运动作斗争。相比之下，共产主义者坚决反对这种公然压制对巴勒斯坦人民完全合法声援的企图。并且，我们并不局限于对当前局势的肤浅分析，而是将其置于历史背景之中。
我们无需重复我们在其他文章中已经充分说明的内容。我们只需指出，以色列国是在1947-48年将数十万巴勒斯坦人赶出家园后建立起来的。这个达成大规模种族清洗的方法，正是对巴勒斯坦村庄发动恐怖袭击并杀害数百人。
此后，巴勒斯坦人民的处境不断恶化，特别是在1967年战争之后，以色列永久占领了加沙、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自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以来，西岸被系统性地殖民化，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被杀害，更多的人被捕，还有更多的人流离失所。
我们需要在这种背景下看待1987年底爆发的第一次起义。只有以这种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呼吁起义的实际意义。
第一次起义是在以色列定居者系统性地对巴勒斯坦领土进行殖民化十年之后发生的，这一殖民浪潮始于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的利库德党(Likud Party)上台。被以色列政府官方占领区域的经济也完全依赖于以色列。第一次起义爆发时，这一进程已经是非常严重。
除了1948年“纳克巴”这一巴勒斯坦人民的历史性灾难之外，巴勒斯坦人还接连遭受了一系列挫折：1967年的占领导致更多难民逃离领土；1970年在约旦军队手中遭到军事失败；20世纪80年代初在南黎巴嫩遭受大屠杀。
在起义爆发之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被占领巴勒斯坦人民的主要政治组织）的领导层被迫流亡到突尼斯，与巴勒斯坦人民群众中正在形成的沮丧和愤怒情绪完全脱节。因此，当起义最终爆发时，他们才会大吃一惊。
等待发生的爆炸
对于任何了解当地情况的人来说，都不难看出是什么激起了这样一场群众运动。从1982年到1986年，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者增加了两倍，50%的土地被以色列直接控制，超过80%的供水被调转到以色列和定居点而不是给巴勒斯坦人。
与此同时，犹太定居者团体，持有武装，并且在以色列国防军的支持下不断壮大；他们不断对巴勒斯坦居民进行恐吓。加沙地带尤其被描述为一个 “随时可能爆炸的压力锅”。(Emile Nakleh，“西岸和加沙”，载于《中东杂志》，1988 年春）。
在同一时期，从1985年到1987年12月第一次起义爆发前，被占领土上的抗议运动日益高涨，导致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青年遭到逮捕和拘留。
最终引爆起义的是1987年12月7日在加沙发生的著名事件：以色列国防军的一辆卡车撞上了一辆汽车，造成四名巴勒斯坦工人死亡。这是点燃巴勒斯坦领土的导火索，起义的火焰从加沙蔓延到整个约旦河西岸。
第一次起义的最大特点是运动的群众性，而且起初是由巴勒斯坦工人和本地青年领导的。从那时起，就有人试图掩盖这场运动的真实性质，以便把它说成只是一场试图摧毁以色列和生活在那里的犹太人的爆炸性暴力事件。但这是完全错误的。
第一次起义所使用的方法根本不是游击战或恐怖主义，而是包括总罢工和非暴力抗命，如罢税和关闭商店。所有居民区都选出了人民委员会，除了组织大罢工外，这些委员会还负责管理基本物资的分配。据估计，到第二年（1988 年）的年中， 4万多个这样的委员会已经成立了。有关这些机构职能的更详细介绍，请阅读 “1993年之前的巴以历史”。
当革命共产主义者提出起义(Intifada)的口号时，它直接指的是1987-88年巴勒斯坦人民使用阶级斗争方法的群众运动。正是起义的群众性向巴勒斯坦群众揭示了他们自己的力量，提高了他们的阶级意识。正如我们稍后将解释的那样，起义在以色列国内也产生了影响。
有些人可能会说，这是对这些事件带有偏见的，共产主义式的解释。问题是，真相是具体的，尽管有人试图篡改它，但它最终还是会浮出水面。
请看最近发表在《外交政策》杂志（2023年12月14日）上的一篇有趣的文章，标题是“通过定义剥夺巴勒斯坦人的抵抗权”，小标题是：“如果奋起反抗不公是不被允许的，这意味着什么？”作者是霍华德·弗伦奇（ Howard W. French），现任《外交政策》专栏作家，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教授。此前，他曾任《纽约时报》驻外记者和高级撰稿人，以及《国际先驱论坛报》撰稿人。
《外交政策》、《纽约时报》和《国际先驱论坛报》总不能被视为有反以色列或亲哈马斯的倾向；它们也很明显不同情共产主义思想。它们都是资产阶级刊物，我们可以说它们是属于自由派的，这意味着它们是资产阶级和美国政治机构的喉舌。
事实上，霍华德·弗伦奇一开始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哈马斯完全应该受到任何形式的惩罚和毁灭”。在表明自己的立场之后，他又补充说：“巴勒斯坦人民不应该受到这种惩罚......”。他接着进一步阐述，巴勒斯坦人确实有权为建立某种家园而斗争。
这与美帝国主义的最新立场并不矛盾，美帝国主义现在呼吁以色列在袭击加沙时要更加小心。当然，这些先生们无法解释，一支军队要摧毁遍布并且深入在整个加沙的哈马斯基地和战斗人员，到底如何才能不造成大量平民伤亡。
实际上，帝国主义者正在进行一场公关形象活动来给自己脸上贴金，他们继续支持以色列，为其提供继续屠杀所需的武器和资金，同时又装出一副关心加沙平民的样子。这是他们安抚国内舆论的拙劣伎俩；他们试图把自己说成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而实际上他们支持的却是大屠杀。
他们真正关心的根本不是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而是当前局势已经正在对整个中东地区造成的不稳定影响，以及冲突扩大的风险。这可能会对石油和天然气供应，以及穿越红海和苏伊士运河的重要贸易路线产生重大影响了；也正在此时，也门西部的胡塞武装已经扼住了这条贸易路线的咽喉。
第一次起义是一场草根群众运动
霍华德·弗伦奇对“第一次起义”的真正含义的解释非常有趣，尤其是它发表在一份维护美帝国主义利益的杂志上：
“人们对起义一词的含义和影响还不太清楚......它来源于阿拉伯语动词nafada，意思是‘抖落’，比如抖落衣服上的灰尘，或者摆脱掉疲倦和倦意。因此，‘intifada’一词的字面意思是‘颤抖’或 ‘哆嗦’，在政治语境中则指‘人民起义’。它并不意味着种族灭绝” [笔者强调]。
他继续说道：
“1987年，起义（intifada）一词被全世界的新闻播报员所熟悉，当时该词被用来描述当年巴勒斯坦人发动的反对以色列的群众性人民起义。这场起义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初，后来被称为第一次起义，起初是一场大体上和平的抗议运动，包括罢工和抵制等非暴力反抗行为。但后来变得更加暴力，部分是因为其对以色列严厉的安全对策的回应”[笔者强调]。
贝利斯·托马斯(Bayliss Thomas)在其 1999 年出版的《以色列是如何被赢得的：阿以冲突简史》一书中有如下论述：
“起义无疑是一场草根运动，它让以色列政府和巴解组织都大吃一惊--巴解组织既没有鼓励也没有资助它。时任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Yitzhak Shamir）和[后来的总理阿里埃勒·沙龙（Ariel-Sharon）似乎认为，鉴于巴解组织已被削弱，巴勒斯坦人对占领的顺从将无限期地持续下去。事实上，巴解组织的软弱只会加剧民众的绝望情绪，在本地层面孕育出新的积极性，以及靠不了别人只能自力更生的精神。”[笔者强调]
他接着概述了地方委员会是如何组织起来的：
“起初，地方社区各自为政。后来，出现了一个由许多派别组成的广泛领导机构，称为起义统一全国领导层（UNLU）。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传统精英（专业人士、记者和学者）最初并未参与其中。起义统一全国领导层在地下开展活动，通过夜间秘密印刷和散发的传单进行交流。通过UNLU宣布的商业和运输业罢工、群众示威、抗议和声援活动（如升旗、祈祷、斋戒、工作项目、游行和捐款活动），自发的、零散的抵抗活动开始有了统一的声音。以色列和美国受到了强烈谴责，但谴责的重点不是犹太人。UNLU并不鼓励暴力，但投掷石块和汽油弹却是不可避免的。[笔者强调]
“起义的核心主要是对以色列占领下人们生存条件的抗议。UNLU逐渐与巴解组织协商，包括如何纠正以色列在当地的侵权行为，比如如何争取释放政治犯、停止定居点活动和巴勒斯坦人被没收土地、避免以色列的各种税收，以及取消对从被占领土出口工农业产品的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起义最初并不受巴解组织的控制：在居民区领导运动的积极分子与流亡的巴解组织之间实际上是脱节的。查尔斯·史密斯（Charles D. Smith）在其 2004 年出版的《巴勒斯坦和阿以冲突——一部有文献的历史》一书中的描述向我们揭示到：
“起义是在没有任何上级委员会或组织指挥下的自发起义，从加沙迅速蔓延到西岸。起义通过在过去十年中形成的庞大广泛的地方委员会网络，和组织起来互助的社区网络得以维持。起义的核心是穷人和年轻人的反抗，他们是人口中处境较差处于弱势的群体，他们组织了人民委员会，巴解组织代表随后试图将这些委员会收编到自己的领导之下”[笔者强调]。
史密斯指出“在现场，运动做出了各种决定。其中一项决定将抗议活动限制为示威和投掷石块；禁止携带刀枪”[笔者强调]。
然而，由于巴解组织一直被视为巴勒斯坦人民的传统政治表达方式，尽管流亡领导人在起义中没有起到任何推动作用，但他们最终还是成功地获得了领导起义的地位。然而，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UNLU将巴解组织作为其唯一的政治参照点。
史密斯强调了这一事实：“巴解组织一直试图压制不受其控制的地方领导人，即使这些人认同巴解组织的目标。现在，出于需要，巴解组织不仅需要合作，还需要依靠来自当地的信息和建议......一个政治议程很快就出现了。1988年1月，被占领领土的领导层呼吁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由巴解组织管理，与以色列共存。”[笔者强调]
这是巴解组织领导人走向两国解决方案的开端，他们放弃了之前坚持的，在整个历史版图上的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统一国家的立场。
正如史密斯所解释的，这些想法“最初是由与起义无关的个人宣布的，这些人被外界称为‘温和派’，如萨里·努塞贝（Sari Nuseibeh）和费萨尔·胡赛尼（Faysal al-Husayni），他们与突尼斯的巴解组织有自己的联系。作为社会精英的成员，在最初宣布这些观点时，群众领导层和巴解组织委员会负责人都对他们持怀疑态度”[笔者强调]。
随后，巴解组织以基于两国解决方案，而试图与以色列达成一个协议的计划，“成为了起义的正式议程”。这就是在被占领土由本地积极分子领导的起义，是如何最终被巴解组织领导层接管并走向死胡同的。
1988年1月号召举行总罢工
让我们回到起义最初由当地领导者发起的时候。这是一场以阶级斗争方法为基础的运动，而总罢工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在此全文转载UNLU在1988年1月8日以传单形式发布的 “起义第一号公报” ，其中（译者：以充满革命光辉和英雄主义的风格）呼吁举行总罢工和罢市：
“以仁慈、慈悲的真主之名。我们人民光荣的起义仍在继续。我们申明，无论我们的人民身在何处，我们都必须对他们表示声援。我们继续忠于我们烈士的纯洁鲜血，忠于我们被拘留的兄弟。我们还重申，我们拒绝接受占领和其镇压政策，包括驱逐出境大规模逮捕、宵禁、和强拆房屋的政策。我们重申我们必须进一步团结我们的革命和英勇的群众。我们还强调，我们将恪守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解组织的号召，并需要继续进行丰盛的奉献和英勇的起义。出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发出以下呼吁：
“我们英勇的各行各业的人民都应在各地遵守全面总罢工的号召，直到 1988年1月13日星期三晚上。罢工范围包括所有公共和私营产业、包括所有巴勒斯坦工人和公共交通。一个彻底地全面罢工必须被彻底全面的遵守。罢工的口号是：打倒占领！巴勒斯坦作为一个自由的阿拉伯国家万岁！
“工人兄弟们，你们坚持罢工，不上班、不去工厂、就是对光荣起义真正的支持，就是对我们烈士纯洁鲜血的认可，就是对释放我们囚犯呼吁的支持，就是帮助我们被驱逐的兄弟们留在祖国的行动。商人和杂货商兄弟们，你们必须在罢工期间完全遵守全面罢工的号召。你们对之前发生的罢工的坚持执行，是饱含着团结一致和牺牲精神最光辉的一个篇章、为的是让我们英勇的人民取得成功。
“我们将竭尽全力保护我们诚实商人的利益，抵御犹太复国主义占领军可能对你们采取的措施。我们必须警告，不要与占领当局的一些走狗们扯上关系，他们会想方设法让你们开张营业。我们向你们保证，这些叛徒商人将在不远的将来受到我们的惩罚。让我们团结一致，争取胜利。“运营出租车公司的兄弟们，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在巴勒斯坦坚贞日支持和执行全面罢工那光荣而伟大的历史。我们寄希望于你们支持并使全面罢工取得成功。我们警告一些公交公司，如果不遵守罢工号召，后果将不堪设想，因为这将使他们受到革命的惩罚。
“医生和药房兄弟们，你们必须处于紧急状态，为我们生病的亲人们提供援助。药房兄弟必须正常履行职责。医生兄弟必须将医生徽章佩戴在可以清楚辨认的地方。一个适用于普遍情况的警告： 我们要警告人们，鉴于我们为使全面罢工取得成功而将被采取的措施，在街上行走将是不安全的。我们警告，除了将在整个被占领家园设置路障和部署罢工小组外，还将在主要和次要街道以及各处泼洒粘稠物质。通告： 部署在所有工作地点的人民委员会的斗争战士兄弟们，以及起义人员，应在现有能力范围内努力支持和帮助我们的人民，特别是我们人民的贫困家庭。罢工小组和人民起义小组必须完全遵守他们手中的工作方案。让我们团结一致，高声呼喊：打倒占领！巴勒斯坦作为一个自由的阿拉伯国家万岁！”（资料来源：《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以色列冲突--附文件的历史》，查尔斯·D·史密斯，2004 年，第 430 页。）
没有人会怀疑这里呼吁的是什么：一场大规模总罢工，目的是结束占领，赢得一个与以色列并存的巴勒斯坦家园。这一号召得到了巴勒斯坦青年、工人和小店主的大力支持。这是一场真正得到全体人民支持和参与的运动。它的力量如此强大，甚至在以色列社会内部也产生了影响。它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即全体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的占领，其甚至影响到一些士兵。
Intifda的规模和巴勒斯坦群众的决心使一部分以色列军人认识到，他们是不受欢迎的占领者。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尽管只是少数——坚持著名的“拒服兵役现象”，即一部分年轻士兵拒绝在以色列境外服役。如果起义没有遭到背叛，谁知道这一进程会走多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犹太复国主义统治阶级决心镇压起义。
哈马斯作为一个因素出现
请注意，UNLU的传单明确指出，他们认同巴解组织才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代表。哈马斯在第一次起义的早期阶段并没有发挥重要作用。它只是在起义开始后的1988年2月才作为一个单独的组织成立，当时它还没有成为后来那个在加沙地带可观的实力。尽管它当时是一个重要的少数反对派组织，并试图以牺牲巴解组织为代价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事实上，正如贝利斯所解释的那样：
“起义还咨询了伊斯兰教团体，如提供社会服务的穆斯林兄弟会和伊斯兰圣战组织。从穆斯林兄弟会中分离出来的一个组织——哈马斯，很早就对起义产生了激进的兴趣”。
我们需要记住，当时以色列统治阶级认为巴解组织是对其利益的主要威胁。当哈马斯出现时，犹太复国主义精英将其视为制衡巴解组织的有益力量。史密斯在其 2004 年的文章（引自上文）中很好地解释了这背后的想法：
“从 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以色列占领军和情报官员鼓励穆斯林兄弟会在加沙发展壮大，通过提供资金支持，以及对穆斯林兄弟会的行动施加——比对已知的巴解组织同情者——更少的限制。他们认为，更多地信奉伊斯兰教将会削弱对巴解组织及其世俗政治目标的忠诚度。这些官员允许激进的学生从加沙前往耶路撒冷郊外拉马拉的比尔宰特大学，对巴解组织的支持者动粗。统治被占领加沙的以色列总督对一名记者说：‘以色列政府给我预算，军政府给清真寺预算’”。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2023年10月7日袭击以色列南部的策划组织最初是如何得到以色列当局本身的支持和赞助的。这一政策背后的思想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一直延续到最近。《纽约时报》12月12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花钱买安静”：以色列支持哈马斯的计划内幕——指出：
“多年来，卡塔尔政府每月向加沙地带输送数百万美元——这笔钱帮助了那里的哈马斯政府。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不仅容忍这些付款，而且还予以鼓励”。
文章也指出，内塔尼亚胡将哈马斯视为“政治资产”。文章还解释道：
“早在2012年12月，内塔尼亚胡先生就对以色列著名记者丹·马加力特（Dan Margalit）说，必须让哈马斯保持强大，以抗衡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马加力特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内塔尼亚胡先生告诉他，拥有包括哈马斯在内的两个强大对手，将减轻人们要求他通过谈判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压力”。
所有这一切都暴露了内塔尼亚胡及其极右翼朋友在当今以色列政府中的纯粹虚伪，他们多年来相互勾结，允许资金流向加沙的哈马斯政府。在内塔尼亚胡看来，这是一项好政策，因为这样做可以将哈马斯管理的加沙与法塔赫（巴解组织内部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控制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管理的约旦河西岸分割开来。这种分裂被认为是削弱巴勒斯坦人民和阻止任何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出现的一种方式。此外，哈马斯所信奉的暴力方法实际上也被视为有利于犹太复国主义在以色列的宣传，因为这有助于吸引以色列民众支持他们，并为他们对加沙进行野蛮的军事入侵提供了方便的借口。
1988年春天，在第一次起义最激烈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查尔斯·D·史密斯解释了当时的情况：
“从巴勒斯坦人的角度来看，起义有两个方面：一是民众反抗以色列的压迫，二是一旦巴勒斯坦国成立，就提出共存。这两条轨道的目标是一致的，即摆脱以色列的统治，但对于大多数以色列政治家来说，第二条轨道与第一条轨道一样具有威胁性。对以色列领导人来说，以阿关系不可能是平等的。支持妥协的阿拉伯人经常被监禁。例如，1988 年春，两名来自加沙的阿拉伯律师应邀在特拉维夫大学的一次集会上就起义的目标发言。他们这样做了，主张不同的国家应该可以和平共处。两周内，他们每人都被逮捕，并被判处在内盖夫(Negev)新建的专门关押此类人员的安萨尔 3 号监狱关押六个月，不得诉诸法律上诉或代表。会议的以色列组织者对这次拘留的原因毫不怀疑：倡导和平再次比追求暴力更具威胁性”[笔者强调]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以色列国对与巴勒斯坦人建立和平关系彻底地毫无兴趣。事实上，主张和平方法的人被视为威胁。任何可能以任何方式影响普通以色列人意识的行为--第一次起义已经开始产生这种影响--都被视为比任何那些导致普通以色列犹太人被杀的个人恐怖袭击更危险。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虚伪和冷漠在此一览无余。
暴力从何而来？
让我们回到第一次起义的本质上来。霍华德·弗伦奇提出的，关于起义在以色列的镇压下才变得暴力的观点非常重要。1998 年，英国广播公司（BBC）拍摄了一部名为《五十年战争：以色列与阿拉伯人》的六集系列片，其中披露，以色列内阁中的一部分人建议采用快速尖锐的方法：直接向人群开枪，打死一千名巴勒斯坦人，以 “粉碎起义”。内阁其他成员拒绝了这一方法，因为他们知道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采取了软办法。恰恰相反！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有160名抗议者被打死，其中大部分是青少年。政府还下达了 “打断骨头 ”的命令，导致以色列国防军残忍的殴打年轻的巴勒斯坦抗议者，目的是打断他们的手和腿。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还炸毁了数百所房屋，并实施了严格的宵禁。1988-89年，共发布了1600项宵禁令，以任何理由违反宵禁条件的人都会被当场枪杀。
在头18 个月内，有574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不是被枪杀，就是被活活打死。到第二年年底，约有700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另有15000-20000人受伤。据国际特赦组织称，被捕或被监禁的人数上升到50,000人，其中许多人遭受了逮捕者的酷刑。
据和平观察组织称，到1991年，在起义期间被杀害的巴勒斯坦人已增至1135人。到1993年6月，40万巴勒斯坦人被拘留或监禁，到1994年，被杀害的人数进一步上升到2000人。
然而，UNLU还是有意识地决定不拿起武器。因此，今天，当媒体、西方政府和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政府一起，把指责的矛头指向任何提出起义口号的人时，他们都在有意识地混淆事实。暴力并非来自起义的组织者，而是来自以色列安全部队，上述数字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面对残酷的镇压，被压迫的巴勒斯坦人开始以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反击。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会发生一些针对以色列占领的暴力抗议活动，但这些抗议活动并没有使用武器。这种暴力主要局限于投掷石块、使用自制燃烧弹、在街头焚烧轮胎和修建路障以阻挡前进中的以色列军队。这是一场非常一边倒的战斗，手无寸铁的被压迫人民面对着占尽优势的军事力量。
最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巴解组织在起义中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并利用这一地位引导整个进程走向1993年的《奥斯陆协定》。我们已经在其他地方解释了这些协定是如何彻底背叛了巴勒斯坦人民的真正愿望。这个背叛，再加上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多年来对部分被占领土的管理，其中腐败官员和以色列安全部门沆瀣一气对巴勒斯坦人进行监管，这才造成了一个能够被哈马斯填补的权力真空。哈马斯得以成为反对《奥斯陆协议》的唯一重要巴勒斯坦力量。
这是一个悲剧性的转折，因为哈马斯领导层的观念是反动的，是资产阶级的，并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大规模抗议持否定态度。事实上的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他们在管理加沙期间，曾多次镇压青年抗议活动。
在第二次起义中，受哈马斯和其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的影响更大，大量使用了自杀式爆炸和其他个人恐怖主义手段。2000年9月，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在数百名以色列防暴警察的护卫下，对圣殿山进行了一次挑衅性的访问, 随后引发了第二次民众起义。以色列安全部队立即作出反应，向抗议者开枪。这导致本已非常紧张的局势进一步升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第二次起义很快就变成了双方的武装冲突。这次的死亡总人数要多得多，超过4300人丧生，其中大部分是巴勒斯坦人，但也有相当多的以色列士兵和平民死亡。
今天，当媒体将起义的号召，与煽动对以色列境内的犹太人进行暴力攻击混为一谈时，他们所强调的是第二次起义；但他们却往往忽略了真正引发其暴力性质的原因。真正原因便是，在第一次起义期间缺乏革命领导，使起义走入了死胡同，辜负了群众的期望，再加上以色列安全部队多年的暴力镇压。
我们不要忘记，在两次起义中，被打死的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的比例是三比一。由此清晰可见，大部分的暴力究竟是来自哪里。在这里，我们需要回到霍华德-弗伦奇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
“这些起义都和种族灭绝压根扯不上一点关系。然而，随着这种把起义和种族灭绝混淆起来的说法似乎已经如火如荼的开始，世界必须扪心自问：不允许巴勒斯坦人起义意味着什么？难道我们的意思真的是说，他们不应该反抗这种把他们大部分锁在加沙并生活无望的悲惨屈辱的命运？或者说，他们应该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曾经控制和生活的约旦河西岸的土地被以色列不断吞并，而他们却越来越多地受到暴力攻击？这是否意味着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必须甘心情愿忍气吞声在自己的领土上遭受轰炸和饥饿？“最重要的是，这是否意味着巴勒斯坦人必须保持沉默，放弃建立自己国家的要求，只接受那些以色列认为已经足够的情况？持这种观点的人有没有想过巴勒斯坦人有什么渠道可以反对这种事情？他们能把自己将心比心，想象自己也是巴勒斯坦人，他们能接受这种做法吗，哪怕只是一秒钟吗？”[笔者强调]
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束语！我们呼吁‘起义直至胜利’，并不意味着对目前生活在以色列的普通犹太人构成威胁。这是呼吁巴勒斯坦工人和青年采取大规模行动，正如我们在1987-88年看到的那样。它呼吁使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为巴勒斯坦人建立家园。30年来，所谓的“两国解决方案”已被揭穿是一个骗局，如今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已放弃了这一观点。
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认为，“起义直至胜利”是对社会革命的呼唤。它的唯一含义是，为两个民族共同组成的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在这个国家里，没有犹太复国主义资产阶级精英掌握权力，也没有阿拉伯资产阶级精英决定巴勒斯坦人民的命运。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第一次起义所表达的对自由和有尊严的生存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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