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21日标志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对世界更熟悉的名字是列宁)逝世的百年纪念。毫无疑问,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之一。通过他对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这位非凡的人物确实地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按:原文发表于2024年1月19日,译者:Kevin Sam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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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一生都致力于工人阶级的解放,并最终在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中达到巅峰。罗莎·卢森堡对这一事件的意义给予了恰如其分的评价:
“一个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在勇气、魄力、革命远见和彻底性方面能做到的事,列宁、托洛茨基及其同志们完全做到了。西方社会民主党缺乏的全部革命荣誉和革命行动能力都在布尔什维克身上体现出来了。他们的十月起义不仅确实挽救了俄国革命,而且也挽救了国际社会主义的荣誉。”[1]
除了英勇而短暂的巴黎公社事件外,这是工人阶级首次夺取了权力并保持了下来。因此,十月革命可以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无论随后发生了什么,这都是一次不可磨灭的征服,永远无法被抹去。
正因为如此,在统治阶级及其辩护者手中,列宁已成为历史上最受憎恨和诽谤的个人。
诽谤
虽然资产阶级评论家有时以半开玩笑的方式称赞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尽管他们肯定会拒绝他的革命性结论,但列宁已成为完全的忌讳。当然,这不应让我们感到惊讶。
就像当初无耻的英国媒体对法国大革命发起下流的攻击一样,资本主义的文人谴责列宁和俄国革命。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抹去他们在历史上的真正意义。这已经是他们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任务。
因此,列宁被塑造成“独裁者”、是德国特工、也是沙皇特工、又是新沙皇,最后是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前兆。这种诽谤已成为一片喧嚣之音。
他们传播的故事可笑得令人惊讶。有数百名这些无知的所谓‘历史学家’,他们都在唱着同一首歌,都在散播同样荒谬的关于列宁的血淋淋的谣言。很少有人值得阅读,如果有的话。即使对列宁的更“精致”的作品也充满了毒药。
“布尔什维主义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奠定了未来九十年的先例。列宁对民主毫无兴趣,对群众毫无信心,对使用暴力毫不犹豫。他想要一个小而紧密组织、严格纪律的党,由坚定的职业革命家组成,他们将会完全按照指示行事。”[2]这是来自安东尼·里德(Anthony Read)在《燃烧的世界》(The World on Fire)中毒舌的一部分。
“在这里埋下了恐怖统治的种子,隐藏着极权主义对公共生活和舆论的完全控制的企图,”[3]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在一篇恐怖故事中写道,以吓唬那些神经过敏的人。
“列宁是第一个达到上帝的地位的现代党首:斯大林、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毛泽东都是他在这个意义上的继任者,”[4]
这些文字出自于“史学家”费格斯(Orlando Figes),他为了(在诽谤这件事上)不落后于是急急忙忙地写道。
这些富裕的、有着丰厚报酬的江湖郎中永不言弃。他们的谎言宣传将一直持续下去,直到资本主义本身被推翻。我们应该让他们去做他们那脏活,就像《麦克白》中的女巫一样。
尽管资产阶级文人有着最大的努力,试图让年轻人对列宁和布尔什维主义产生厌恶,但事情并不按他们的计划进行。人们开始质疑官方的‘叙述’,就像大多数事情一样。不幸的是,资产阶级文人的反共胡言并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奏效!
然而,正如奥兰多·费格斯(Orlando Figes)教授不得不承认的那样,“1917年的幽灵还没有被消除[5]” 。而且,考虑到我们所进入的时期,它们也不会被消除。
希望的灯塔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动荡时刻。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已经穷途末路,国际上数千万人正在质疑它的合法性。因此,他们积极寻找摆脱这一僵局的出路。然而,老党派日益失去信誉,无数人已经对所有只想‘改革’系统的、左右各派的吹毛求疵的改良主义者感到厌烦。但这就像让豹子改变自己身上的斑点或者用勺子舀出整个海洋。
与所有那些实践中已经接受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小人国工党(the Lilliputian Labour)和工会领导人们的言辞和行动相比,对比之下,列宁鹤立鸡群地像个巨人。与资产阶级一样,他们也是要么对列宁感到恐惧,要么最多只是认为他“过时了”,认为他的思想毫无价值和相关性。
然而,列宁及其思想没那么容易就能被弃置一边。“马克思的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他解释说。“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6]。
这是一种改变世界的理论,其中理论与实践并不分离,而是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因此,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一生都致力于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这方面,他成为了世界各地具有阶级意识的工人的灯塔。
如今,对列宁及其思想的兴趣日益增长,尤其是许多年轻人试图重新发现列宁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真正纲领。这种兴趣和资本主义体制深度危机的存在显示了列宁对当下的相关性。
布尔什维主义
列宁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肩膀上,实践了他们的思想。列宁主义就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鉴于对旧资本主义秩序的无情斗争,列宁强调了在布尔什维主义基础上建立一个纪律严明、理论上坚定的党的重要性,这是一个“新型”[7]党。他是一个具有远见的革命者,只能成为最无畏的党的领袖,能够将他的思想和行动推向其必然结果。他将自己的命运与无产阶级党及其目标紧密相连。
鉴于旧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背叛,创立新的革命性领导力量是至关重要的。这意味着必须组建新的共产党,以组织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与已经变成主要是选举机器的旧改良主义党不同,这些新党,无论是在组织上还是在革命的展望上,将以布尔什维克党为模型。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解释道:
“但在目前历史时期,情况正是这样:俄国这一模范向所有国家展示了它们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发生某些事情,而且是极其重大的事情,”[8]
“只有布尔什维注意整个存在时期的历史,才能令人满意地说明,为什么它能够制定为无产阶级胜利所必须的铁的纪律并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这种纪律”[9]。
布尔什维克党之所以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是因为其独特的历史和列宁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正如他所解释的:
“而这个──也只有这个──革命理论的正确性,不仅为整个19世纪全世界的经验所证实,尤其为俄国革命思想界的徘徊和动摇、错误和失望的经验所证实。在将近半个世纪里,大约从上一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俄国进步的思想界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的压迫之下,曾如饥如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专心致志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最新成就”。俄国在半个世纪里,经受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表现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气概,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学习和实验,经受了失望,进行了验证,参照了欧洲的经验,真是饱经苦难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由于人们在沙皇政府的迫害下侨居国外,俄国的革命者在19世纪下半叶同国际的联系相当广泛,对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形式和理论十分熟悉,这是世界上任何一国所不及的”[10]。
在列宁的领导下,布尔什维克党是历史上最革命的党。列宁明白,这样的党需要在革命事件爆发之前就建立起来。它绝对不能在革命中临时构建或自发产生,因为那时已经太迟了。过去的整个经验都表明了这一点。
首先,重要的是要创建一个马克思主义干部网络,它将作为最终可以建立起大众党的框架。鉴于革命是一件严肃的事,列宁为建立一个致力于革命的“职业革命家”党而战斗。
此外,革命党需要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可能革命的运动”[11]。 列宁在《怎么办?》中解释了建立这样一个党的必要性。他是党的理论守门人,重新确立了基于社会主义革命利益的无产阶级道德。
对于列宁来说,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做的斗争是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因此,列宁的《火星报》(Iskra)的作用是参与“共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他解释说,这是“时代任务”[12]。
当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Labour Party)内部出现理论退步和修正主义的时期,列宁写作了《怎么办?》。列宁的小册子主要致力于驳斥“经济主义”倾向的论点,后者以“自发性”和工人主义的名义放弃了政治斗争。但还必须应对所谓的“法律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剥夺了马克思主义的所有革命内容。
对于列宁来说,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仅是重复老套路,更是将马克思主义方法应用于具体情况。不要将理论强加于现实。现实是出发点。正如列宁警告的那样,当理论被还原为抽象的教条时,它可能被滥用来为修正主义辩护。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非常深刻、全面的学问。因此,在那些背弃马克思主义的人提出的‘理由’中,常常看到引自马克思的只言片语,特别是引证不对头的地方,这是不足为奇的”[13]。
他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死板的教条或预先制定的不可变的教条,而是一种活生生的行动指南。这意味着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实际情况联系起来是至关重要的,而不是陷入天马行空。“真理是实在的”,他经常重复。革命者的伟大考验是将这些思想与工人阶级的实际运动联系起来,以此来赢得支持并取得成果。
灵活性
列宁在原则上始终坚定,但在组织和策略上非常灵活。这是列宁的一大优势。他明白,建立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就像布尔什维克党一样,不是一条直线。要赢得工人阶级的支持,尤其是那些仍受改良主义党派影响的工人,需要灵活的策略。这不是一件次要的事情。在他令人惊叹的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列宁解释说:
“我们要更有信心、更坚定地向胜利前进,现在只缺一点,这就是一切国家的一切共产党人要普遍而彻底地认识到必须使自己的策略具有最大的灵活性”[14]。
列宁在情况发生急剧转变时总是能够对事物有很好的感觉,并且能够分辨什么是本质的,什么是次要的。
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释的:
“以革命的目光注视着前方,发现和指出主要的、基本的、最需要的东西,这是列宁所特有的最高才能。凡事那些像我一样有幸在这个时期亲眼目睹过弗拉基米尔 伊里奇的工作、他的思维能力的人,对于他这种明察秋毫的思维才能无不感到由衷的惊喜,--我重复一句:由衷的惊喜,他能摒弃一切表面的、偶然的、肤浅的东西,而拟定出基本的行动道路和方法。工人阶级所器重的只能是这一些领袖,这些领袖指明了发展的道路,即使在无产阶级自身的偏见成为这条道路上的暂时障碍时,他们也能毫不动摇地前进”[15]。
最重要的是,列宁能够有远见地适应正在发生的变化。这通常需要改变策略以适应情况的新需求。再次强调,这些变化并不总是直截了当的,可能导致党内的激烈论战。布尔什维主义之所以被认作是一支由逆境磨练而成的硬核派,不是无缘无故的。
在党的发展的每个阶段,从地下组织的早期阶段到1905年的大规模工作,一直到1917年及以后,列宁都必须克服那些坚持过时了的方法的人的阻力。在提出的每一次策略变更中,他通常都会遭到顽强的抵抗。这种抵抗的原因在于党的生活总是会导致一些墨守成规。当形势发生变化时,这些常规就会与新的要求发生冲突。有许多这样的例子。
列宁在1903年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试图使党职业化,试图使党摆脱早期时期非正式圈子思维的方式,实际上导致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
1905年革命带来了新的挑战。为了利用开放的条件,列宁试图摆脱地下工作的方法。这使他与“委员们”发生了冲突。这些是在地下工作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坚定革命者,这种条件塑造了他们的观点。因此,当合法工作的机会出现时,他们发现很难适应,并成为一种障碍。这导致了一场极大的争吵。
但是列宁并不准备让步。新的机会要求改变方法。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不得不与委员们及其方法进行斗争。是时候打开党了!列宁毫不讳言:
“需要年轻力量。我真想建议把那些竟敢说没有人才的人当场枪决。俄国的人才多得很,只是必须更广泛和更大胆地、更大胆和更广泛地、再更广泛和再更大胆地吸收青年参加工作,不要对青年不放心。目前是战斗时期。整个斗争的结局都将取决于青年,取决于青年大学生,尤其是青年工人。抛掉一切因循守旧、论等级地位之类的旧习气吧。到青年中去建立数以百计的前进派小组并鼓励他们竭尽全力来工作吧……”[16]。
列宁要求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摆脱旧的常规主义,将组织置于战争的状态中。否则,党面临的新机会可能会被浪费。列宁再次呼吁行动:
“不过你们一定要把数以百计的小组大力组织起来,把平常关于委员会的(等级制的)无稽之谈完全撇开。目前是战斗时期。或者是在各地建立新的、年青的、朝气蓬勃的、生龙活虎的战斗组织,去进行各种各样遍及一切阶层的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或者是你们带着掌管大印的“委员会”人士的荣耀死去”[17]。
某些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循规蹈矩的方法延伸到他们对新形成的苏维埃的态度。苏维埃是由在斗争中的工人自发形成的,并扩张到了罢工委员会。它们很快将取代旧沙皇成为新的权力制度。
与其拥抱这些新的阶级形态,一些老旧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将它们视为党的竞争对手。他们采取了完全宗派主义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列宁透过个人的干预来纠正这个错误。事实上,列宁将苏维埃视为“工人政府的胚胎”[18],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并在1917年的事件中得到了证实。
1905年,由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派别组成的党被转变为大众党。这显示了当时局势下隐藏的巨大潜力,但这并没有持续下去。
1905年革命的失败在俄罗斯引发了一个血腥反动时期。运动遭受了重大挫折。这反过来导致许多党内人的离队,尤其是那些无法承受压力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党内氛围非常糟糕,布尔什维克党变得只剩一片空壳。
在这些反动的年代里存在着许多问题。列宁不得不一方面与那些屈从于绝望情绪并倾向于极左主义的人进行决裂,比如那些在革命被击败后仍然坚持抵制国家杜马选举的布尔什维克,另一方面同是那些完全想要解散党的人(“取消派”)决裂。
列宁再一次不得不在理论上进行斗争,反对那些试图修改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最基本哲学原理、包括唯物主义本身的人。正是在这个时期,列宁写了《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作为对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运动中背离辩证唯物主义、转向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死胡同的趋势的辩驳。
在组织方面, 1905年革命后,曾经有人尝试融合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派别。然而,日益增长的政治分歧阻碍了这一点。孟什维克认为自由主义者是领导革命的力量,而布尔什维克则将目光投向了工人和贫苦农民。最终,他们各奔东西,布尔什维克党于1912年4月正式成立。
重新武装党
有一个神话,即列宁是用枪杆子统治布尔什维克党的,这显然不是事实。有许多时候,甚至在领导层内,列宁都是少数派。列宁的权威不是建立在挥舞大棒上的,而是建立在他用一种耐心的方法建立起来的的政治权威上。
当列宁面对1917年的二月革命时,他提倡的新战术得到了很少的支持。
革命导致了对沙皇制度的推翻,并产生了一个由资产阶级代表组成的临时政府。与此同时,俄国工人建立了规模更大的苏维埃,比1905年的更广泛。俄国境内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尤其是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对革命和其早期的“团结”感到陶醉。因此,他们对临时政府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态度。他们不但不反对政府,反而给予“批判性支持”,包括他们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支持。
列宁勃然大怒。在他尝试离开瑞士前往俄罗斯时候,他写了一系列文章,他著名的“远方来信”构成了他知名的《四月提纲》的基础,反对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呼吁进行新的革命。
长期以来,布尔什维克一直持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观点,这点与在西方引发社会主义革命的想法相关联。虽然这一公式把即将到来的革命视为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以清除封建主义的残余,并为资本主义发展铺平道路,但领导这一革命的将不是资产阶级,他们只能扮演反革命的角色,而是工人和农民。然而,这个公式在未来的联盟中,哪个阶级将在这个联盟中发挥主导作用的问题上保持开放状态,作为一个“未知数”。
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与孟什维克截然不同,后者认为革命是资产阶级的,因此必须由资产阶级领导。在他们看来,工人在这场革命中只能发挥支持作用。
另一方面,托洛茨基提出了他自己的关于俄罗斯前途的“不断革命论”。尽管与布尔什维克在认为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但他认为唯一能够领导革命的阶级是受到贫苦农民的支持的工人阶级。然而,与其建立一个“民主专政”,托洛茨基主张一个工人政府,首先推翻封建制度(“民主”任务),然后进行社会主义任务。这场社会主义革命反过来将引发西方的革命,西方将协助俄罗斯工人。这赋予了它“不断”的特征。
列宁在1917年4月提出的立场在根本上与托洛茨基的立场相同。然而,这遭到了“老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抵制,他们坚持原始的“民主专政”公式。
列宁被迫动用他的整个政治权威来改变党的方向。在这方面,他不得不面对那些自封为“老布尔什维克”的人,他们指责他是“托洛茨基主义”!
面对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倒退,鉴于事态的严重性,列宁毫不留情地表示:
“我宁愿立即与我们党内的任何人分裂,不管是谁,也不愿对克伦斯基等人的社会爱国主义让步,不愿对奇赫泽等人的社会和平主义和考茨基主义让步”[19]。
“工人必须知道真相。我们必须说,古契科夫-米留科夫等人的政府是帝国主义政府……[必须将]全部国家权力交到工人阶级手中,资本的敌人,帝国主义战争的敌人,只有这样,他们才有权利呼吁推翻所有国王和所有资产阶级政府”[20]。
然后,他转向“老布尔什维克”:
“这里,我们会听到喜欢把自己称作“老布尔什维克”的那些反对者的喧嚷声:难道我们不是向来都说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才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吗?难道土地革命这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吗?难道事实不正相反,土地革命不是还没有开始吗?”
“我回答说: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和主张总的说来已得到历史充分的证实;但是具体实现的结果与任何人所能想象的不同,它要新奇得多,特殊得多,复杂得多。”
“忽略或忘记这一事实,就会重蹈我党历史上不止一次起过可悲作用的“老布尔什维克”的覆辙,他们只会无谓地背诵记得烂熟的公式,而不去研究新的生动现实的特点……”
“现在谁只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谁就是落在生活的后面,因而实际上跑到小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种人应当送进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古董保管库(也可以叫作“老布尔什维克”保管库)……”
“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
“‘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
“谁按旧方式提出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问题,谁就是为死教条而牺牲活的马克思主义”[21]。
1917年4月初,当列宁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展望时,他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完全处于孤立状态。老领导人成为障碍,就像早期的委员们一样。唯一支持他的领导人是柯伦泰。其余的人都反对。
但凭借列宁的论点的力量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基层的经验,他能够很快就赢得大多数党员的支持,引导党走向十月革命。
即便在1917年十月,在起义的前几天,他在领导层内也面临着反对,尤其是来自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他们与他共事多年。他不得不再一次拿出他的整个政治权威,以确保起义的成功。
一切都使他为这一刻做好了准备。“他们敢于行动!”引用罗莎·卢森堡的话。列宁已经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付诸实践。俄罗斯工人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扫除了资本主义和地主阶级,建立了劳动者的苏维埃共和国。
国际主义
对于列宁来说,十月革命并不是终点,而只是无产阶级夺权世界权力的开始。这种国际主义不是出于感情原因,而是源于资本主义的国际性质,这为一个新的无阶级社会奠定了物质基础。尤其是它创造了一个国际无产阶级,其历史的使命是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上,列宁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提出了一个基于阶级的原则性立场,而当时第二国际的各个党派都在为自己“本国”资产阶级辩护。在这场保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的斗争中,列宁发现自己处于极小的少数派,但这个目前的少数派最终在1917年推翻了俄罗斯的资本主义,成立了1919年的共产国际,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党。
列宁从未想过“一国社会主义”,这是斯大林主义者后来提出的观点。这与他关于世界革命的展望相反。对于列宁来说,俄罗斯革命并不是为了建立“俄国社会主义”,在如此落后的条件下,这是完全荒谬的。在俄罗斯获胜,创造了一个无产阶级的堡垒,这只是世界革命的起点。他强调了如果没有西方的革命俄罗斯革命注定会失败,这绝非偶然。
正如列宁在1918年7月29日解释的那样:
“我们从来不抱幻想,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不管多么英勇,多么有组织有纪律,我们也不认为只靠他们自己就能够推翻国际帝国主义。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依靠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但是我们并没有欺骗自己,以为靠一个国家的力量就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知道:我们的努力必然会导致世界革命;帝国主义政府发动的战争不可能靠帝国主义政府的力量来结束。这场战争只有靠全体无产阶级的努力才能结束,在我们这个无产阶级的共产党掌握政权而其他国家还保留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统治的时候,我们的任务......就是保持住这个政权,保持住这个社会主义的火炬,继续使它尽可能迸发出更多的火花,促使社会主义革命的熊熊烈火烧得更旺”[22]。
这个观点列宁一再表达过。列宁完全地依赖着世界革命的成功,并致力于推动它的实现。在没有这样的成功的情况下,他们注定会失败。
然而,“一国社会主义”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为斯大林主义的基石,事实上,接受这一理论成为了斯大林主义共产党员的入会条件。
1956年,在赫鲁晓夫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披露斯大林之后,共产党内爆发了严重的危机。这一危机在同年俄罗斯军队镇压匈牙利革命后变得更加严重。党员们所学的一切都受到质疑,对党的过去和俄罗斯革命的意义进行了广泛讨论。
在讨论中,当列宁的引文被用来对抗“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时,一些领导层的共产党员感到如此迷茫,以至于甚至质疑十月革命的有效性。
“我从未觉得有可能(尽管我一直在尝试)去说服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来认为这些引文证明了列宁是个疯狂的赌徒,”在《工人日报》(Daily Worker,一份英国报纸)工作的艾莉森·麦克劳德(Alison Macleod)写道。“如果在俄罗斯夺取权力是不够的话,那他[列宁]有什么权利推翻克伦斯基呢?他有什么权利将数百万人的生命赌在他无法促成地德国革命上?”[23]
受到彻底震撼和幻想破灭了的麦克劳德于1957年4月离开了党,她之前在《工人日报》工作了十几年,与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一样。她和许多人都受到了莫斯科的犯罪般的错误教育和谎言。因此,许多人背离了革命运动。
列宁对德国革命成功的信念并非如麦克劳德所说那样是无望的赌博。实际上,1923年获胜的机会极其高。毕竟,德国共产党是苏联以外最强大的共产党,而1923年夏天的危机,正如我们在上一期分析的那样,已经产生了革命的局面。群众正将德国共产党视为出路。
不幸的是,德国共产党领导人未能胜任这项任务。当他们前往莫斯科寻求建议时,列宁在中风后无法行动,而托洛茨基则离开了。给予他们建议的是斯大林和季诺维耶夫,他们在德国党应该准备夺权时踩下了刹车。结果,机会被错过的同时造成了可怕的后果。
成功的德国革命将彻底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它将打破苏联的孤立,引发欧洲的大规模革命性危机。然而,它的失败导致了痛苦的幻灭,尤其是在俄罗斯,这加强了苏维埃官僚的手腕,从而为斯大林主义奠定了基础。斯大林主义因此成为世界革命的巨大障碍,并为希特勒的胜利铺平了道路,他们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分裂了德国工人阶级,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
这并非是命中注定的。德国的成功革命将中断这样的发展。但在德国所缺少的不是一个大规模的共产党,而是一位领导它的列宁和托洛茨基。
指责列宁是“疯狂的赌徒”,是在责怪革命浪潮(1918-20年)的失败不是由社会民主党的叛徒的行为导致的,而是列宁他本人导致的!
与斯大林主义领导人不同,列宁对工人阶级及其推翻全球资本主义的能力有着巨大的信心。但需要的是一个真正的革命领导层来引导斗争走向其合乎逻辑的结局。这就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核心一课。
捍卫列宁
把列宁的清白旗帜与斯大林的血腥政权等同起来,出于他们各自的原因,不仅符合资本家的利益,也符合斯大林主义者的利益。没有比这更可恶的事了。
尽管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列宁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这与斯大林主义者呈现的从不犯错的列宁的讽刺画形成鲜明对比。他坦率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以从中汲取教训。在十月革命之后的许多次,他都会回首笑他们犯下的错误和“愚蠢行为”。然而,列宁犯的错误比大多数人都要少,而且能够纠正这些错误。这也提高了他的权威。他的力量在于不害怕真相,无论情况如何。
列宁并非一开始就像斯大林主义者多年来所描绘的那样,像雅典娜从宙斯的额头上诞生而来,生下来就是列宁。在这个虚假的方案中,思想没有发展的空间,甚至没有错误的空间。列宁被描绘成远离现实的理想化形象。斯大林主义者需要这样一个人物来为他们自己所谓的绝对正确打掩护。他们冷酷地将他变成了一个毫无意义的偶像。但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画面,他根本不是那样的。
事实上,列宁塑造了自己。他不断拓展自己的视野,向他人学习,并每天提升自己到更高的层次。他为自己攻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并在每一步都丰富了自己的理解。这使得列宁得到了一种其他人无法得到的教育。这赋予了他自信和确信。
他一生的工作都致力于为马克思主义而斗争,建设革命党。他的最后几年是一场与他加剧的动脉硬化和同苏维埃官僚主义束缚的斗争,后者威胁着革命的堕落和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这场斗争直接与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相联系,列宁一生都在为这些原则而斗争。正是斯大林集团对民族问题的轻蔑、沙文主义态度,特别是对格鲁吉亚的态度,使列宁警觉到危险的可能性,即布尔什维克党高层可能发生政治堕落。
列宁逝世的百年之际提供了一个反思他非凡生平和贡献并吸取教训的机会。这应让我们发现真正的列宁和他的思想。这不是为了任何学术原因,而是为了为即将发生的伟大事件做好准备。
今天,我们仍然面临社会主义或野蛮主义的双项选择。鉴于旧组织的破产,人类面临的危机可以归结为国际革命的领导危机。我们的国际组织,以列宁和其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导师的思想为基础,正在国际上集结力量,明确目标是解决这一危机。
在这个世界危机的背景下研究列宁,为工人阶级在战争和革命时代解决问题提供了最宝贵的具体经验。
对我们来说,列宁主义的思想就像一本世界革命的手册。但对于许多人,甚至是所谓的“左派”,这些思想仍然是一本合着的书。我们必须让那些将列宁视为“过时”的怀疑者和愤世嫉俗者自生自灭。
共产主义与列宁和俄国革命的名字紧密相连,但今天的共产党只有名字是“共产主义”的。在斯大林主义的统治下,它们发生了完全的堕落。它们早已放弃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思想,而是采取了改良主义的政策和观点。
前斯大林主义者现在与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运动融为一体,试图玷污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名声。是的,他们可以谴责列宁,他们可以推倒雕像,他们可以掠夺国有资产,但有一件事是他们做不到的:他们永远无法扼杀一个时机已到的思想。正是这个事实使他们感到不安,给他们带来了噩梦。
在对列宁和共产主义的兴趣日益浓厚的今天,值得重复列宁自己于1919年3月6日的话:
“他们似乎被吓坏了,似乎担心十来个布尔什维克能感染整个世界,但我们知道,这种担心是可笑的,因为布尔什维克已经感染了整个世界…”[24]。
怀着这个思想,我们重新致力于在更高水平上重建共产国际的目标。这意味着捍卫列宁主义的思想,抓紧建设真正的共产主义力量。这就是百年后列宁主义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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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40年,第10页
[2]安东尼·里德,《 燃烧的世界》(纽约:W. W. Norton & Co, 2008),第5-6页
[3]理查德·派普斯, 《俄国革命》(纽约:Vintage, 1991)第349页
[4]奥兰多·费格斯,《人民的悲剧:俄罗斯革命,1891-1924》(纽约:Pimlico, 1997), 第391页
[5]同上,第824页
[6]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全集》俄文版,第5版,第23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3/016.htm
[7]列宁,《政论家札记》,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5版,第44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2/133.htm
[8]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俄文版,第5版,第41卷第2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9/001.htm
[9]同上
[10]同上
[11]列宁,《怎么办?》,《列宁全集》俄文版,第5版,第41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9/001.htm
[12]同上
[13]列宁,《列宁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92页
[14]列宁,《共产主义中的“左派”幼稚病》,,第10章,《列宁全集》俄文版,第5版第41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9/001.htm
[15]列·达·托洛茨基,《论列宁》,附录2,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4Book/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24Book-5.htm
[16]列宁,《列宁全集》俄文版第5版,第9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9/044.htm
[17] 同上
[18]列宁,《列宁全集》俄文版第5版,第31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lenin/collectext/J69.pdf
[19]列宁,《致雅科夫·加内特斯基的信》,选自《列宁全集》俄文版,第35卷(进步出版社)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lenin/works/1917/mar/30jsh.htm
[20]同上
[21]列宁,《论策略书》,选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ia-chinese-lenin-19170408-13.htm
[22]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莫斯科市工厂委员会代表及工会代表和全俄苏维埃主席会议代表联席会议(1918年7月29日)》,选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5/001.htm
[23]艾莉森·麦克劳德,《乔叔叔的死》(米尔顿凯恩斯:Merlin Press,1997),第212页
[24] 列宁,《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5/10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