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文件，经过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所有成员的长达一年的深入讨论，于2018年7月底召开的IMT世界大会一致通过，原标题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反对外来的阶级思想的斗争》。它的目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一套唯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异阶级思想之间划清界限，这些思想在一段时间内影响了学术界的一批活动家，也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暴露了其反动的性质。（原载于《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2018年9月28日，译者：梅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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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文件呼吁加强与这些思想和方法的理论斗争和政治斗争。
资本主义的危机使许多反对现社会、价值观、道德以及令人无法忍受的不公和压迫的思想潮流暴露出来，这些潮流一度深藏在社会的阴影里。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立仍然是社会矛盾的核心。然而，压迫有许多不同的形式，其中有一些形式比雇佣奴隶制更古老、更根深蒂固。
男性统治的世界中对女性的压迫是最普遍和最痛苦的压迫形式之一，女性对这种可怕压迫的反抗对社会主义革命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女性充分参与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
几个世纪以来，随着阶级社会的稳固，私有制在家庭中也建立起了坚实的支撑点：也就是说男人对女人的奴役。正如恩格斯所解释的，这种形式的奴隶制比资本主义要古老得多，父权制家庭的出现代表着“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
资本主义的腐朽导致所有工人的生活条件严重恶化，它将严苛的不利形势施加在女性和年轻人身上。许多人发现自己被剥夺了获得工作和住房的机会，单亲父母及其子女注定要陷入贫困和无尽的苦难。对许多人来说，拥有一个遮风挡雨的栖身之所变得越发困难甚至毫无可能。在工作场所，女性遭受着不平等的报酬和各种形式的骚扰和虐待，我们绝对不能继续容忍这种情况。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可以通过其对待女性、儿童和老人的方式来判断。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资本主义比原始人类社会更野蛮、更冷酷和更不人道。人的异化和堕落程度、对人类苦难的漠不关心和下流的利己主义已经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
资本主义社会的堕落表现在对女性的暴力泛滥中。在印度、巴基斯坦、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家，绑架、强奸和谋杀的数量是空前的。而有些自称文明开化的社会中，女性和儿童也遭受着类似的恐怖对待。这些都是已经成熟到腐烂的，早就能被推翻的资本主义病态社会的令人作呕的症状。
日益增强的异化感、不公正感和压迫感正在激发女性对现状的普遍反抗运动。数以百万计的女性，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觉醒了，她们对其在不公正的制度下遭受的歧视、压迫和羞辱感到强烈的愤慨，这是一个深刻的进步和革命现象，我们应该以最大的热情庆祝和支持她们。
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者百分之百地赞成女性的彻底解放，对此不能有丝毫的犹豫、模棱两可或怀疑。我们必须在社会各阶层打击对女性的压迫，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允许这样一种印象存在，即在某种程度上把女性解放问题当作一个可以归入阶级斗争一般范畴的次要问题。如果女性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准备将争取女性权利的斗争推迟到社会主义胜利之后，这对马克思主义事业将是致命的，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是对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恶毒扭曲。
诚然，女性（和男性）的完全解放只能在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中实现，这样的社会只能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来实现。但是不能指望女性将她们迫在眉睫的要求置之不理，干等着社会主义的到来。如果没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每天为进步而进行的斗争，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
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争取哪怕最微小的改良，以改善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原因有两个：首先，我们为了保卫工人免受剥削而斗争，捍卫生活水平、民主权利和文明生活的最基本条件，捍卫文化和文明免受野蛮的侵害。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只有通过日常斗争的经验，阶级才能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发展自己的组织力量，把集体意识提高到历史所要求的水平。
像宗派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所做的那样，要求工人“为了革命的利益”搁置他们的日常要求，这种思想是愚昧之极的，这将使我们的斗争脱离现实且孤立无援。在这条道路上，社会主义革命将永远是不可能实现的的海市蜃楼。同样，坚持争取提高女性地位的斗争，反对反动的男性沙文主义，争取进步的改革和在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完全平等，是所有真正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职责。
2018年3月8日，我们看到西班牙女性运动的巨大革命潜力，当时有530万人（包括女性和男性）响应罢工行动的号召，数十万人参加了西班牙各地的示威活动。这次宏伟的动员是在女性主义的旗帜下举行的，同时它也反映了西班牙社会在各种问题上积累的巨大不满情绪，例如养老金领取者也在这个时候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活动。
西班牙女性大罢工。//图片来源：西班牙《阶级斗争报》
运动的中心问题涉及对女性的具体压迫：工资差异、女性在家庭中、工作场所、校园等领域遭受的暴力和骚扰，家务负担等。西班牙潘普洛纳市的一起骇人听闻的轮奸案和右翼法官的丑闻行为就是例证，这清楚地证明了整个西班牙国家政府、警察和司法机构的腐朽和反动，所有这些都是由于背叛所谓“民主过渡”而直接从佛朗哥独裁统治继承下来的。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真理是，在任何群众运动中，都必须仔细区分其中的反动因素和进步因素。在这场非凡的运动中存在着巨大的进步因素，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怀着热情积极地支持着这场运动。
但是，仅仅强调运动的这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是完全不正确和片面的。这场运动的领导人们扮演着什么角色？她们要求罢工纠察队只能由女性组成，只承认示威中的女性街区，只允许悬挂紫色的旗帜。罢工运动被期望只跟在女性身后，男性则应该回到工作岗位上，将罢工女性们的工作一并完成。
这将严重限制3月8日的运动范围，使总罢工变得完全不可能。这完全违背了运动的利益，清楚地反映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女性主义者的狭隘观点和反动的分裂政策。
我们的西班牙同志积极参与了这场群众运动，并得到了广泛的同情。虽然我们不称自己为女性主义者，但我们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全心全意地支持争取女性解放的斗争，并和所有与压迫作斗争的人并肩作战。在所有的示威和会议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对我们持有偏见的迹象，至少从绝大多数认为自己是女性主义者的女性那里。
女性主义是否是一个思想流派或一种理论？这取决于你如何看待它。千真万确的是，3月8日打着女性主义旗号参加西班牙罢工和示威的数百万群众，与领导层的女性主义偏见毫无关系，他们自发地与令他们义愤填膺的反动现象作斗争，这是革命发展的起点。
然而，这场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女性主义者手中，他们显然代表着一种思想流派和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这种思想流派和意识形态不仅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主义，而且基本上与争取女性解放的斗争本身的利益相对立。
如今，女性主义的概念已经变得如此宽泛，以至于几乎毫无意义。突然之间，每个人都变成了“女性主义者”。就连西班牙人民党的反动政客也称自己为女性主义者，因为你看，她们有女部长——但这些女部长们都和男同事们一样反动和腐败。
新瓶装着人民党旧酒的西班牙公民党也坚持认为自身是“女性主义”。但是，这种资产阶级女性主义的现实被党魁阿尔伯特·里维拉本人明确地暴露出来，他们声明不能支持3月8日的女性主义罢工，“因为它是反资本主义的”。我们还注意到，那些最终决定参加示威活动的公民党政客遭到示威者的嘘声并被驱逐出运动。
即使在最先进的领域中，也存在各种混乱和幻想，这些混乱和幻想都要归功于所谓女性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理论家”们。另一个广为流传的想法是关于运动的“横向”性质，即运动应该涉及所有女性，无论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等如何。
通过友好和耐心的方法，我们可以消除这些偏见并扫清混乱。但我们必须避免混淆我们的主张，为了争取优秀分子，必须始终保持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我们是否有必要称自己为女性主义者才能与这个重要群体联系起来？我们的所有经验都表明，情况并非如此。以下示例具有极大的症状意义。在安特克拉（马拉加市），我们组织了一次关于3月8日女性主义罢工的会议，来自左翼和工会组织的几位女性发言人参加了会议。我们的一位女同志在会上发言，解释说她是工会会员和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并概述了我们的纲领。会议结束时，一群年轻女性立即在我们的座位前找到她，说她们想参与其中。这些年轻女性显然会认为自己是女性主义者。但是，她们完全赞同马克思主义的纲领。
如果我们的同志对运动采取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他们无疑会疏远这些女性。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者不会采取这种愚蠢的方法。与此同时，我们必须采取坚守原则的态度，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是争取女性权利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认为这场重要斗争只能作为寻求社会变革的普遍的革命的阶级斗争的一部分成功进行。
这里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类比，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民族问题的态度。我们是否支持加泰罗尼亚从西班牙国家独立的要求？是的，我们愿意，但我们同时解释说，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独立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们支持加泰罗尼亚工人共和国，它将来可能成为伊比利亚人民的社会主义联盟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是否因此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者？当然不是！我们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我们革命国际主义纲领的一部分要求我们支持加泰罗尼亚人民的斗争，以摆脱反动的西班牙国家，腐朽的人民党政府和从佛朗哥政权继承下来的不民主君主制的监护，但“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者”一词在术语上是矛盾的。
同样，我们在加泰罗尼亚的经验表明，没有必要使用这种令人困惑的语言来说服工人和青年中最优秀和最革命的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逐渐理解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局限性和反动，并开始寻求阶级革命。
归根结底，所有问题——民族压迫问题、争取女性解放的斗争、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都具有阶级性质。这是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女性主义和所有其他反压迫斗争表现形式区分开来的基本分界线。
对西班牙3月8日的运动，我们必须强调这些要点：反对压迫女性的群众运动具有巨大的革命潜力。但是，这种潜力只有在运动超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女性主义的狭隘限制，并与工人阶级改变社会的普遍运动联系起来时才能得到充分发挥，我们的任务是协助它进行必要的过渡。
在积极参加这些运动和争取最优秀分子的同时，我们必须始终尖锐地揭露所有这些运动中存在的阶级分化，立足于其中的进步之处，同时揭露和批评领导层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
理论的重要性
恩格斯强调了理论对革命运动的意义。他指出，斗争不是两种形式（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而是三种形式，使理论斗争与前两种斗争相提并论。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明确同意恩格斯的观点：“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同时髦的机会主义说教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这种思想。”
建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国际的先决条件是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意味着要对各种修正主义思想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这些思想实质上反映了异阶级施加给工人运动的压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一切歪曲运动思想的企图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无情地揭露了错误的理论，首先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然后是蒲鲁东和巴枯宁的追随者，最后是像杜林那样的持机会主义的讲坛社会主义者——那些“聪明的”大学教授们，他们打着“更新社会主义”的幌子， 试图剥离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本质。
列宁从革命活动一开始就向像杜林一样声称马克思的某些思想已经过时，需要修改，要求“批评自由”的“年轻人”们宣战。他表明，这种所谓的“反对教条主义”只是人们希望用“小事”上的机会主义政策代替马克思主义革命内容的借口，这种趋势后来具体化为孟什维主义。
后来，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的反动时期，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绝望情绪在布尔什维主义内部得到了回响，当时一部分领导层（波格丹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开始鼓吹主观唯心主义（新康德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时髦哲学。
列宁写了他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来反对这些思想，这绝非偶然。我们可以补充一点，列宁准备在这些哲学问题上与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决裂，这些问题也与极左政治有关。
在苏联国家的阶级性质问题上，托洛茨基去世前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中的小资产阶级倾向（伯纳姆和沙赫特曼）进行了非常尖锐的斗争。托洛茨基解释说，他们拒绝保卫苏联的错误立场一方面反映了外来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压力，另一方面反映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的拒绝。
从这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理论斗争在我们运动的历史中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IMT）区别于其他一切思想流派的，首先是我们对理论的严肃态度。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在支配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纲领。这是一场伟大的攻坚战，我们必须抵御所有攻击——无论是来自右翼还是“左翼”。
IMT在这方面有着引以为豪的传统。在许多人，包括许多前“共产党人”放弃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时期，我们仍然坚持捍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基本思想。Marxist.com（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网站因其理论清晰度而享有盛誉。这就是使我们与工人运动中的其他趋势牢牢区别开来的原因。
我们历来拒绝向反映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压力的修正主义者让步，我们仍然完全不受震耳欲聋的合唱团的影响，这种合唱要求用“新思想”来代替马克思所谓的“老旧”思想，而马克思的所谓的“老旧”思想实际上是最现代的思想，是唯一能够解释当前危机并指出摆脱危机的方法的思想。
文化的垂死
历史上有些时期的特点是悲观、怀疑和绝望的情绪，在这样的时期里，人们对现有社会及其意识形态失去了信心、他们寻找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这一过程必然地带有革命性。但旧社会虽然奄奄一息，但仍然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它不再获得积极的支持，而是散发出负面情绪，就像尸体散发出难闻的恶臭一样。
资产阶级在其青年时代是进步的，因为尽管资本主义具有种种残酷和剥削的特点，但它当初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发挥了非常进步的作用，从而为人类社会的更高阶段——社会主义奠定了物质基础。
过去，当资产阶级还能够发挥进步作用时，它是具有革命的意识形态的。它产生了伟大而独创的思想家：洛克和霍布斯，卢梭和狄德罗，康德和黑格尔，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牛顿和达尔文。但是，资产阶级在垂死时期的智力生产曝露了其腐朽不堪的真面目。
在我们这个时代，哲学的后现代主义混乱本身就是对最可悲的知识破产的承认。那些在大学校园里徘徊的势利小人带着极大的优越感对待过去的哲学家。但是，这种哲学的内容贫乏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与那些伟大的思想家相比，后现代主义的跳蚤骇客们简直不值一提。
后现代主义一般否认历史是进步的概念，原因很简单，产生它的社会无法取得任何进步。这种后现代主义的“叙事”可以被当作一种新的哲学来认真对待，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理论上破产的严厉谴责。用黑格尔的话说：“只有通过个别的征象才预示着旧世界行将倒塌。”
这种现象绝非偶然。当今时代的特点是意识形态的混乱、叛逃、瓦解和分散。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悲观的情绪抓住了知识分子，他们昨天感恩戴德地还将资本主义视为生生不息的工作创造者和舒适生活水平的保证者。
为了拯救银行家，资本主义正准备牺牲社会的其余部分。数以百万计的人面临着动荡的未来。普遍的社会危机不仅影响工人阶级，而且延伸到中产阶级、学生和教授、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音乐家和艺术家、讲师和医生。
中产阶级情绪的普遍激化、发酵，在知识分子中表现得最为强烈。这个阶级夹在大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处境的不稳定性。虽然有些人正在向左翼激进化，但大多数人，特别是在学术界，被悲观和迷惘的情绪所支配。
当他们说“没有进步这样的东西”时，他们的意思是：现在的社会绝对不能保证明天不会比今天更糟。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他们没有结论有必要为推翻将人类带入历史死胡同，并威胁着人类文明和文化的未来的现行制度而斗争。而是畏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撤退到自己的脑海中，同时用“反正没有进步这样的东西”的安慰性思想来挽救他们不安的良心。
出于这种狭隘的偏见、严重缺乏远见和智力上的怯懦，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其他更实际的结论：拒绝革命而支持“小事”（如对文字和“叙事”的琐碎争论），退回到主观性，否认阶级斗争，将“我的”特殊压迫提升到“你的”之上，这反过来又导致日益分裂，并最终使群众运动原子化。
当然，今天的情況与列宁在1908年如此激烈地反对的思想之间有一些差异。但差异只是形式上的，内容则非常相似，如果不是完全相同的话。这种思想的实际后果是百分之百的反动。
叛逃的时代
列宁面对问题和困难总是诚实的。他的口号是：实事求是。有时真相令人不快，但我们需要始终陈述真相。现实情况是，由于客观和主观的结合，革命被打倒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力量沦为少数。这是活生生的事实，那些否认它的人只是在自欺欺人。
近几十年来，要求修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尖锐要求已经变得震耳欲聋。我们听到许多人说，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甚至是斯大林主义的同义词。这种对“现代思想”的绝望追求，宣称要取代马克思主义的“老旧的不可信的思想”的现象绝不是偶然的。
工人阶级并非孤立于其他阶级，不可避免地受到异阶级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们也在社会中生活和工作，并不断受到这些压力和情绪的影响。社会的普遍情绪也可以渗透到工人阶级及其组织中。在阶级固化的时期，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压力就被放大了。
工人运动长期处于间断性失去活力的状态，小资产阶级分子在工人运动中脱颖而出，把工人排挤到角落。工人的声音被“聪明”人的合唱所淹没，这些人失去了一切斗争的意志，急于说服工人，并使他们相信革命只会带来眼泪和失望。
斯大林主义垮台后，全世界普遍出现了思想混乱和意识形态倒退的情绪。许多人退出了共产主义运动，犬儒主义和怀疑主义靡然成风。左翼知识分子对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背叛感到失望，他们的反应却不是与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彻底决裂，而是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社会主义的思想。
许多人，特别是前斯大林主义者，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开始了对“新方法”的堂吉诃德式的追求（就像寻找彩虹尽头的金罐一样，他们从未也绝不会找到）。对于这些年迈的犬儒主义者来说，他们年轻时所有的革命梦想现在看来都是愚不可及的（“青年的罪恶”，修正主义者海因茨·迪特里希（Heinz Dieterich）喜欢这样称呼它们）。人们感到一种强烈的冲动，要清算旧账目，与过去划清界限，纠正年轻时候犯的“小过失”，从而阻止新一代走上“罪恶的道路”。
工人运动的组织逐渐被推向右翼，中产阶级野心家夺取了领导地位，将工人们推到边缘。这反过来又使许多工人陷入不活跃的状态，导致小资产阶级分子的进一步增加。
在这样的时期，工人的声音被改良主义的“创新”合唱所淹没，如“新现实主义”、“新工党”等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占主导地位。阶级政治和革命社会主义的思想被宣称为“过时的”。代替“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的是许多不同的思想：和平主义、女性主义、环保主义——事实上，任何你喜欢和想要的“主义”，当然，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除外。
托洛茨基在1938年撰写《过渡纲领》时谈到了这种现象：
“世界无产阶级所长期遭受的悲惨失败，已命定那些官式组织采取更大的保守主义，同时驱使那些幻灭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去追求‘新路’。这正如通常在反动和革命衰落时期所见的情形一样，庸医和江湖术士在四面八方涌现出来，要求修正革命思想的整个路线。他们不从过去学习，而干脆地‘排斥’过去。有些人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另些人又宣布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塌台。有些人把那些出卖革命的人所犯的错误诿责于革命学说；另一些人则大骂医药，因为它并未保证一种得心应手和大演奇迹的治法。更为大胆的人则答应去发明一种万应灵药，并且预先主张停止阶级斗争。有许多‘新道德’的先知们，正准备靠伦理的以毒攻毒的办法去复活工人运动。这些使徒们多数在未抵战场之前已把自己弄成功为一个道德的病夫。于是，那些久已湮没在马克思派社会主义前期底故纸堆中的药方，便在‘新路’的外貌之下贡献给无产阶级。”
图片来源：多洛雷斯·卢赫多
今天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极左派在工人运动的边缘勉强维持着悲惨的存在。尽管他们在每一句话中都引用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但他们甚至懒得重印他们的著作，更喜欢不加批判地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那里接管的更“现代”（或“后现代”）的思想。曼德尔派（所谓的第四国际联合秘书处）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在另一个极端，像英国的塔夫派（CWI）和社会主义工人党以及法国的工人斗争（Lutte Ouvrière）这样的教派又回到了列宁严厉谴责的“经济主义”的泥沼中。“工人主义”的蛊惑人心的面具和对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排斥作为一个整体，只是掩饰对理论的蔑视和用革命政治代替所谓的“实际政治”和“面包和黄油问题”的幌子。很说哪种偏离更糟糕。
“新灯换神灯”
在阿拉丁神灯的故事中，一个邪恶的巫师打扮成街头小贩，并以亮晶晶的新灯交易旧的神灯。阿拉丁的公主愚蠢地接受了这个提议，因此失去了灯精灵的力量。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但它包含一个严肃的信息：用已证明有价值的东西来换闪亮的新灯的行为是愚蠢的，而新灯最后不过是虚幻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这个时候，当资本主义的危机完全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时，“左派”上却出现了一场摒弃马克思主义理论竞赛，好像它是一无是处的压舱石。以前的“共产主义者”甚至不再谈论社会主义，而是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扔进了垃圾桶。
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被宣布为过时的和无关紧要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在试图诋毁马克思主义时自暴自弃并彻底堕落。这种意识形态混乱、质疑马克思主义“正统”和拒绝理论的普遍气氛，即使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也会产生有害的影响。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事情，这些反革命改良主义倾向一直存在于运动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马克思、列宁、恩格斯和托洛茨基都不得不着手解决同样的“新思想”运动，这一直是从杜林和伯恩施坦开始的每一个修正主义者的战斗口号。我们在艾伦·伍兹（Alan Woods）的书中讨论了其中一些“当代选择”，改良主义或革命，21世纪的社会主义，以此回复海因茨·迪特里希（Heinz Dieterich）。
它的支持者们坚决反对革命和社会主义，但他们不敢承认这一点——甚至可能不敢承认他们自己（因为只有心理疾病学家才能确定他们是否真地相信自己写的胡言乱语）。他们把自己反革命和反社会主义的信息伪装在一层厚厚的“左”和“激进”的措辞之下，这使得大多数人难以辨别，社会主义的思想被淡化、修正或干脆放弃。
马克思主义倾向也不能免受资本主义的压力，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困惑和悲观情绪有时会在马克思主义运动中找到回声，表现为他们对“僵化的正统观念”的大张挞伐和对“新事物”的高声疾呼，这让我们想起了阿拉丁巫师的警笛声。
学生工作的危险
革命社会主义者已经习惯了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猛烈攻击——不仅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公开捍卫者，还有改良主义者（右派和左派），还有所谓的激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一些人希望与资本主义作斗争，但对从何下手却一无所知。
不仅在英国，而且在许多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和加拿大，我们非常重视学生和青年工作的重要性，这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重要的结果。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必须继续保持这一方向，但我们也必须认真考虑执行这一路线的方式。
的确，学生之间的工作对我们来说具有无限可能。同时，它包含许多风险和危险。我们必须始终保持警惕，注意这些危险，以避免非常严重的后果。必须记住，大学是一个陌生的环境，充满了异阶级的人，他们深受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学校环境仍然由绝大多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主导，这也影响了工人阶级出身的学生。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只是急于爬上社会流动的阶梯，然后一脚把它踢开，在成为医生、律师和政治家的过程中将他们的阶级同胞弃之不顾。这并不总是如此，但也相当常见。
大学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在社会上传播的传送带。它是名副其实的温室，资产阶级在这里发展出一千零一个奇怪而奇妙的想法，以迷惑和误导青年，引导他们远离革命。大学不是“学习的殿堂”，而是大规模生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捍卫者的工厂。在资本主义垂死的时代，大学已经成为一片有毒的沼泽，反动思想在其中蓬勃生长，似乎没有人有胆量正面解决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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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生的首要任务是反对这些思想——不仅有资产阶级学术机构公开的反动思想，而且有假装反对现存制度的“进步的”和“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无数混乱观念，但实际上他们只限于对这种或那种症状的无能为力的愤怒。
反动的意识形态武器
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这些思想的支持者在大学中崭露头角也不是偶然的。随着阶级斗争的衰退，大学里发生了一场广泛的反马克思主义运动，参与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革命运动的个人被带到大学并安排在舒适的工作中，条件是攻击和污蔑马克思主义。
这些攻击部分是粗糙的、公开的亲资本主义，但其他攻击则更加隐蔽和狡猾。身份交叉性和身份政治使“左派”知识分子能够抛弃阶级斗争，放弃社会主义，同时继续口头上支持“进步事业”。
今天，统治阶级正在将这些思想推向整个教育系统，这也并非偶然。例如，酷儿理论可以追溯到后现代主义和其他唯心主义和主观主义思想的浪潮，这些思想是近几十年来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应。美国中央情报局最近解密的1985年一份报告《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叛逃》（France: Defection of the Left Intellectuals）揭示了情报机构对学术界右倾的喜悦：
“密特朗的政策失败和与共产党的短暂联盟可能加剧了对他的政府的不满，但至少从1970年代初开始，左翼知识分子就一直在远离社会主义——无论是党还是意识形态。在一群自称新哲学家的共产主义队伍中的年轻叛徒的带领下，许多新左派知识分子拒绝马克思主义，并对苏联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反感。事实上，反苏主义已经成为左翼圈子合法性的敲门砖，削弱了左翼知识分子的传统反美主义，让美国文化——甚至政治和经济政策——找到新的受众。”
报告接着说：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破产。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哲学体系的不满——所有政治色彩的知识分子广泛地从意识形态中退却的一部分——是知识分子对传统左翼普遍的幻灭的根源。雷蒙德·亚伦（Raymond Aaron）花了很长时间来诋毁他的大学室友萨特，并通过他诋毁法国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大厦。然而，在破坏马克思主义方面更有效的是那些知识分子，他们以真正的信徒的身份开始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社会科学，但最终以重新思考和拒绝整个传统理论而告终。
“在战后的法国历史学家中，与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费尔南德·布劳德尔（Fernand Braudel）相关的有影响力的思想流派已经压倒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从其主要期刊中得知，年鉴学派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颠覆了法国历史学术，主要是通过挑战并后来拒绝迄今为止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尽管它的许多代表者坚持认为他们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但他们的意思只是他们使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试图发现社会历史实际模式的出发点。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过去结构的概念——社会关系、事件模式及其长期影响——是简单化和无效的。在人类学领域，与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福柯和其他人相关的有影响力的结构主义学派都执行了同样的使命。尽管结构主义和年鉴方法论都陷入了困境（批评者指责它们对于外行来说太难理解了），但我们相信他们的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中所造成的影响，这可能会作为对法国和西欧其他地方现代学术的深远贡献而持续下去。”
同样，中情局也涉及秘密赞助一些“反极权主义”的左翼出版物，如《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莫纳特》（Der Monat）（发表了阿多诺和阿伦特等人的文章）、《新世界报》（Mundo Nuevo）等。贯穿这些期刊的共同主题是捍卫“知识分子”与反阶级斗争。
图片来源：Abode of Chaos
正是从这些知识分子的笔下，产生了今天在大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福柯被视为酷儿理论之父。随着阶级斗争的消退，在领导人无数次背叛之后，这些女士和先生们得出结论，事实上是阶级斗争学说和工人阶级自身有所缺陷，而不是它的领导们。他们只是根据资产阶级和工人贵族和官僚的利益调整了自己的“哲学”，在他们的头脑中，阶级斗争被分解成无穷无尽的一系列没有共同特征的小小的个人斗争。
他们尽可能地模仿出一副承认阶级斗争的样子，可在行动上他们只会贬低工人阶级所谓的“落后”，并呼吁改变“话语”，而不是站在运动的前头大胆并且坚定地领导革命。正如我们从中央情报局的报告中看到的那样，统治阶级远没有受到任何这些“激进”的时尚思想的威胁，而是全心全意地欢迎它们作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宝贵工具。
“交叉性”与“身份政治”
激进小资产阶级的身份政治的最新变体之一是身份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概念，这不仅仅是好心青年的轻微偏差和混淆，而是一种完全倒退的、反动的、反革命的意识形态，我们必须用一切手段与之斗争。
统治阶级一直努力在工人阶级中播下分裂的种子，遵循分而治之的古老策略。他们使用任何手段使一部分工人反对另一部分工人：种族主义、民族问题、语言、性别或宗教——这些都曾经被用来，并且仍然在被用来分裂工人阶级，转移他们对富人和穷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阶级斗争的注意力。
这一事实几乎被左翼的每个人所熟知和理解。但是，在与社会中存在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其他形式的压迫作斗争时，有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放弃阶级观点，沉迷统治阶级的把戏，把使我们分裂的东西放在首位，忽视阶级社会压迫的根源，推进这个或那个群体的局部利益，损害团结一致的阶级斗争。
大多数关注特定形式的压迫的人倾向于忽视或淡化压迫的真正基础，即阶级社会本身。他们反对任何团结工人阶级进行反对资本的革命斗争的企图，坚持要求我们集中精力先解决这个或那个问题，这样的做会使工人运动深受其害。
越来越多的例子显示，大学当局和学生会躲在“政治正确”、身份政治和所谓的不伤害某些人情感的愿望背后，实行着公然歧视和审查的政策，禁止某些人的发言——不仅仅有种族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左翼分子。
下面这个来自加拿大的例子足以揭露这些团体的反革命活动。美国大选后，多伦多的一群年轻人自发地试图通过Facebook组织一场反特朗普的示威活动。这些年轻人立即受到“身份政治”人群的大量辱骂，被最恶毒的语言谴责他们的平台上没有黑人演讲者等等。结果，这些年轻人感到害怕，士气低落，被赶出了运动。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例，而是这种思想倾向的反动策略的典例。
现在是时候唤出这些事物的真名了：即明确指出，身份政治和近年来抬头的所有相关胡说八道显然是一种反动倾向，必须以最大的力量与之作斗争。
民族问题
在所谓的身份政治和民族问题之间可以进行某种类比。当然，每个类比都有其局限性。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类比非常简明，并且可以简单地表述：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并与任何形式的压迫或歧视作斗争，无论这些压迫是基于国籍、性别、种族、语言、宗教还是其他任何东西。
马克思主义者保卫被压迫民族，反对强大和掠夺性的帝国主义国家。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这是我们的出发点。但是，这些基本命题决不能穷尽马克思主义对民族问题的态度问题。在 A、B 和 C 之后，还有更多的字母。
马克思解释说，工人阶级问题永远是最重要的问题，民族问题总是从属于它。民族自决权不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绝对权利，它始终服从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利益。列宁经常强调同样的观点，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要求各国工人的完全团结和最紧密的团结。
在反对一切民族压迫或歧视的表现形式的斗争中，必须抵制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使工人服从其特定观点和政策的企图。在1914年的《民族自决权》中，他写道：
“在雇佣工人看来，不管谁是优先剥削他们的人，不管是大俄罗斯资产阶级比异族资产阶级占优势，还是波兰资产阶级比犹太资产阶级占优势，诸如此类都是一样。在觉悟到本阶级利益的雇佣工人看来，无论是大俄罗斯资本家的国家特权也好，无论是波兰资本家或乌克兰资本家应许说他们一拥有国家特权就会在人间建立天堂也好，都是无足轻重的。无论是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或是在分离的民族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总是在前进着，并且会继续前进。”
众所周知，列宁一贯支持民族自决权的要求，包括分离权。但这只是等式的一面。列宁也捍卫世界工人阶级及其组织的团结，并坚决反对以任何民族界限建立工人组织的建议（我们面对“身份政治”问题也必须有这样的底线。）
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著作中，除了坚持民族自决权直至分离权，还强调马克思主义者需要在他们自己与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和民主党人之间划清界限：
“第二、在我国为了把无产阶级民主从一般资产阶级民主和小资产阶级民主区分出来所进行的不可避免的斗争，基本上同一切国家所经历过的斗争是一样的，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和我国在理论上大获全胜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这种形式的斗争与其说是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不如说是拥护或者反对用“准马克思主义”词句掩饰起来的小资产阶级理论的斗争。”（《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民族纲领》，1913年）
我们将永远捍卫被压迫民族的权利，反对他们的压迫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的要求，或者让工人阶级的利益服从他们的要求。相反，被压迫民族的工人的首要职责是同自己民族的资产阶级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揭露它的蛊惑人心的要求，反对一切使被压迫民族的工人服从“他们民族的”资产阶级的企图。
在1914年2月至5月写的《民族自决权》中，他写道：
“资产阶级总是把自己的民族要求提到第一位，而且是无条件地提出来的。无产阶级认为民族要求必须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
犹太人遭受了沙皇俄国最骇人的压迫，他们受到双重压迫——作为工人，也作为犹太人。布尔什维克支持犹太人的所有权利，并携手打击反犹主义的黑帮大屠杀贩子。然而，列宁却以最强烈的方式谴责犹太崩得分子企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争取特殊地位。他否认他们有完全代表犹太工人进行发言的权利。他说，接受这种主张就是背离无产阶级政策，使工人服从资产阶级的政策。崩得主义者感到震惊，并攻击列宁对犹太人的问题缺乏敏感性，但列宁只是耸了耸肩。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和国际主义的原则必须优先于民族问题。
让我们把列宁对民族压迫的态度和一般的“身份政治”问题，特别是女性主义问题进行类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女性主义者，就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一样，明确要求性别问题必须优先于其他一切，工人阶级女性必须首先认同其他所有女性，最重要的是认同统治女性主义运动的“聪明”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女性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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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他们坚持的要求的回应如下：虽然我们将为捍卫女性权利而斗争，但我们不准备屈从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女性的领导，这些女性打着为“所有女性”的事业而战的幌子追求自己的利益。工人阶级女性的利益与工人阶级男性的利益基本相同，他们都遭受银行家和老板的压迫和剥削，这些银行家和老板是男人还是女人对他们来说没有区别。
工人阶级女性不仅作为工人受到压迫，而且作为女性也受到压迫，并且面临着必须在我们的纲领性要求中提出的具体问题。但是，我们不能相信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女性主义分子会为工人阶级女性的要求而斗争，因为归根结底，他们和我们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是相互对立的。
就民族问题而言，工农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经常表现为内战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是什么？让我们举一个俄国革命的具体例子：芬兰的民族运动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布尔什维克给予包括芬兰人和波兰人在内的被压迫民族自决权。但这只是故事的一半。芬兰布尔什维克和白军之间发生了内战，后者是在芬兰民族独立的旗帜下作战的。
毫无疑问，如果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拥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他们就会干预芬兰，粉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支持芬兰工人，芬兰工人的胜利不会导致独立，而是芬兰加入苏维埃共和国。
托洛茨基曾经写道，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可以是“不成熟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外壳”，这种说法在某些情况下是完全正确的。但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如此，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可能是不成熟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外壳;它同样可能是新生法西斯主义的外壳，这取决于具体情况。
如果力量对比不同，芬兰人的自决权就会完全服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不幸的是，苏维埃共和国还没有红军，芬兰革命被白军镇压了。在这种情况下，认为芬兰民族主义是“不成熟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外壳”是完全反动的，我们可以举出许多类似的例子证明这一点。
种族主义和身份政治
美国是一个极其多元化的国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漫长残酷的充满战争、征服和奴隶制的历史。当年轻的资本主义美国对自己和未来满怀信心，并有能力吸收无穷无尽的移民浪潮时，它在其自由女神像上刻上了：“让那些因为渴望呼吸到自由空气，而历经长途跋涉也已疲惫不堪，身无分文的人们，相互依偎着投入我的怀抱吧！”现在这已经颠倒过来。美国资本主义的垂死和腐朽在唐纳德·特朗普的反动、狭隘和仇外政策中得到了生动的表现。“美国优先”政策意味着在美国无法摆脱世界其他地区，从而无法摆脱资本主义世界危机的时候，试图重回孤立主义的老路。
特朗普的反动蛊惑旨在通过将失业和贫困归咎于移民和外国人来迷惑美国工人。种族主义愈演愈烈，对移民和非白人的恐惧情绪加剧。因此“身份政治”的概念得到同情的回声，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就像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一个正确的想法在走向极端时会变成截然不同的相反事物。
在美国，“身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于最近的“身份政治”。身份的概念在认同为爱尔兰裔美国人，意大利裔美国人，犹太裔美国人等的意义上，被用来推动爱尔兰裔美国工人应该认同爱尔兰裔美国老板，意大利裔美国工人与意大利裔美国老板，犹太裔美国工人与犹太裔美国老板，以及最近黑人和拉美裔的工人与黑人和拉美裔的老板。“身份”这被以反动的方式用于根据种族血统划分工人，从而达到削弱整个工人阶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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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一个年轻的黑人希望维护自己的身份并能为此感到自豪，是对美国制度化的种族主义的一种可以理解和合理的反应，这种种族主义世世代代一直歧视黑人，剥夺他们在他们出生地的历史和文化中的任何地位。拉丁美洲一些土著群体也产生了同样的感觉，他们厌倦了剥削和征服，为自己是土著而感到自豪，并希望捍卫自己的语言和文化。
同样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积极反对任何基于性取向、种族或性别认同的歧视和压迫，争取废除一切关于婚姻等方面的反动法律。这是反对右翼和统治阶级的全面斗争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谴责资本主义挑起的所有压迫和不公正，无论谁正在遭受它。资本主义的所有罪恶，从对女性的压迫，到环境灾难，或对弱小民族和国家的压迫，都让我们对现有体制义愤填膺，我们站在“对一个人的伤害就是对所有人的伤害”的旗帜下。马克思主义是包罗万象的人类解放斗争理论，它把工人阶级置于斗争的前沿，因为它是最革命的被压迫社会阶级，它在生产和社会中具有特殊作用，因为它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直接产物。工人阶级在反对各种压迫的斗争中的这种领导作用也来自它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这些条件以萌芽的形式包含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未来要素，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分裂社会的阶级，消灭了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或人民的压迫，当然也消灭了男人对女人的压迫。
这种积极的团结与“盟友”的概念大相径庭，后者源于身份政治对主观经验至上的坚持。因为有人认为，只有那些经历过压迫的人才能理解它并能够与之抗争，所以那些同情被压迫和边缘化群体困境的人被降级为被动支持者的次要角色。
所谓的“身份政治”，其实是有害于女性、美国黑人、移民、原住民和LGBT人群的斗争事业。它加深了种族分歧，尽管同时声称要弥合种族分歧，限制了言论自由，使理性辩论变得不可能。政治煽动者和小资产阶级狂热分子用尖锐的谴责代替争论，对任何敢于质疑他们“政治正确”的人大喊大叫，营造出一种歇斯底里的气氛。
这些人认为政治和社会问题可以归结为被一个个压迫群体的问题。他们似乎认为，对肤色和性别编码的正义的要求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灵药。实际上，被压迫群体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矛盾的表现，而不是造成矛盾的原因。身份政治的信徒们要求转移了对实际问题的注意力，并播下了无休止的混乱和分裂，这些人指责马克思主义者无视被压迫者的斗争，他们说我们正在干等一场解决所有问题的革命，而此时此地面对压迫我们却给不出解决方法。这是对事实的严重歪曲，我们提出了反抗压迫的阶级斗争方法，我们提出了反对所有不公的群众性的革命策略。正是改良主义身份政治的信徒们在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完好无损的同时摆弄着配额制度和律法主义，他们播下混乱和内斗的种子，将人们分成越来越小的群体，使他们无力反击造成压迫和剥削的真正根源。我们只是解释说，被压迫者的问题反映了阶级社会的深层矛盾，相信这些问题可以在阶级奴役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完全解决是乌托邦式的。今天，只有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各阶层最广泛的团结，才能反抗压迫，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铺平道路。
制造分化的政治主张
毫无疑问，种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它一直被统治阶级用来分化和削弱工人阶级，以种族、肤色、语言等为由将一个社会群体与另一个社会群体对立起来。因此，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优先事项，我们将始终努力实现工人阶级在反对资本的斗争中的最大团结。
没有哪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像美国这样如此重视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蓬勃发展表达了千百万黑人与警察暴力、歧视和种族主义的斗争愿望。这是进步的，我们必须给予支持。
然而，将这种现象“理论化”的倾向导致了夸大其词，可能会产生负面结果，特别是会阻碍美国黑人争取其正当权利的斗争。马克思主义者反对种族主义和警察暴力，但我们没有任何义务接受一种片面和错误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无助于这场斗争，反而是阻碍和削弱这场斗争的大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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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除了阶级剥削之外，还有多种形式的压迫，如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恐同、恐跨等等。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承认并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交叉性的问题在于，它强调的是使我们分裂的东西，而非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东西，关注每个人可能经历的不同形式的压迫和所谓的群体“特权”的无限组合，并认定所有人都有相互冲突的利益。这使不同的被压迫群体相互对立，而不是促进反对压迫和结束阶级剥削所需的阶级斗争。
根据著名的交叉女性主义者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的说法，“所有群体都拥有不同程度的受压迫和特权”，“根据不同环境，个人可能是压迫者，也可能是被压迫群体的成员，或者同时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她举了一个例子，白人女性因性别而受到压迫，但因种族而享有特权。这种观点表明，如果一个人没有经历过某种特定形式的压迫，那么他就是有意图维持这种形式的压迫者。这种将个人视为压迫的主要肇事者的关注只会进一步原子化被压迫者的斗争。此外，工人阶级中没有一个阶层有意图维持对任何其他阶层的压迫，他们的意图恰恰相反。
“交叉主义者”不是把所有被压迫的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而是想把斗争分解为数不胜数的最小的组成部分：黑人女性与黑人男子，黑人残疾女性与黑人健全女性的对立，等等。通过以这种方式分解和分离事物，他们正在分裂群众运动，转移对主要问题的注意力，并使不同的被压迫群体同室操戈。
一个个单独的群体竞相被邀请来维护我们的权利，反对你们的权利。革命这台火车头被分解成越来越小的零件。与此同时，真正的压迫者，银行家和资本家，报业大亨和警察局长，反动派和种族主义者，搓着手，兴高采烈地看着运动在无数毫无意义的争吵和冲突中空耗精力。
这导致一些身份证治活动家攻击另一些活动家，因为在“特权等级”中必须得有个高下之分，所以与黑人女性相比，黑人男性被称为有“特权”的群体，诸如此类。这张列着一个又一个“特权群体”的审判书是无穷无尽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是运动将分散成无数碎片。不是团结一致地与共同的敌人作战，而是鼓励每一部分被压迫者只关注他们自己所受的压迫形式，并与被压迫的其他群体斗争。
区别于大规模群众运动，一群群“交叉性”活动家只在特定问题上沉迷于自己的孤立斗争。可弊害没有到此为止，沿着他们的逻辑走，最后可以得出一个不需要任何组织的结论，因为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是独一无二的，并且在资本主义社会都里有自己独特的经验和遭遇。谈论“盟友”和联合只是一张破烂的遮羞布，以此掩盖他们真正倡导的分裂。
这些想法导致荒谬和极端的一个例子是最近对激进女性主义者的跨性别恐惧症的愤怒，如朱莉·宾德尔（Julie Bindel）、杰曼·格里尔（Germaine Greer）等人，她们针对跨性别女性发表了一些煽动性言论，指责她们实际“不是真正的女性”。这表现了身份政治对定义某人属于哪个群体的行为的痴迷和疯狂。此外，双方没有在政治上认真辩论他们相异的想法，而是以抵制、不提供平台、抗议和流氓行为作为回应，这些行为扭曲了事实，阻止了辩论。
如果着眼于每一部分被压迫的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经历压迫，那么可以同样有效地论证说，每个单独的个体也以不同的方式体验事物，因此没有其他人能够理解我的问题，这是我的“个人财产”。这个论点把我们引回到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泥潭，而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彻底摧毁了这种泥潭。交叉性固有的唯心主义在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的以下段落中以最粗糙的形式暴露出来：“统治矩阵包含多个群体，每个群体都有不同的受压迫和以特权压迫他人的经验，和由此产生相应的片面观点……没有一个群体有清晰的视角，没有一个群体拥有能够发现绝对‘真理’的理论或方法。”
放弃阶级立场
任何鼓吹“交叉性”的信徒的文章和演讲中都很少提到阶级，更不用说工人阶级了。
当阶级被提及的稀罕时刻，它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表达的，而是作为一种歧视形式（“阶级主义”）——只是众多歧视中的一种，并且不被认为是重要的。工人阶级不再是所有财富的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被剥削，而只是另一类被“歧视”的人：这是前左翼分子完全放弃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立场的另一个可悲案例。
“交叉主义者”不在阶级社会中寻找压迫的根源，也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银行家和资本家的经济统治中寻找压迫的根源，而是试图在人们的社会行为和他们使用的语言中找到它。在他们看来，今天女性所遭受的压迫不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奴役的结果，而是在组织中使用歧视性语言或歧视性结构的结果。
在前殖民地国家，由于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破产，在中国和古巴革命胜利后，不同的团体或倾向在“正统马克思主义”之外寻求一种新的、更原始的形式，一种新的解放哲学。这种所谓的哲学认为，解放前殖民地国家的关键是废除以欧洲为中心的思想和语言，这能保证认识论和思想的去殖民化，这将是以“原始的”方式理解这些国家历史的基础，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民族解放。这种改良主义和反动思想发出呼吁，不要同资产阶级及其残酷的剥削形式作斗争，而是从认识论上讲，寻找新的前进道路。
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需要的不是一场旨在从根本上重塑社会的革命，而是稍稍改变人们的心态和行为。目的不是改造社会，而是抽象地争取个人的自我实现和满足——他们并不在乎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剥削和压迫也会继续存在的事实。
革命党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和改造社会的工具，它不是新社会的缩影，而是创造它的催化剂。不言而喻，我们反对在我们的队伍和政治活动中有任何对压迫容忍的表现。然而，交叉主义者认为他们可以通过一个纯粹的组织清除所有歧视行为，创造一个没有任何歧视的社会。他们不明白任何组织都会受到来自其所在社会的压力。例如，只要资本主义存在，资本主义制度对女性的压迫就使得在大多数组织中拥有平等的男女代表权成为白日梦。我们必须消除女性和其他被压迫群体参与的所有障碍，但只要阶级社会本身存在，我们就无法消除阶级社会的压力。交叉主义者集中精力，抓耳挠腮地琢磨如何在旧社会的范围内构建未来社会的乌托邦原型，而不是建立能够真正推翻这个剥削社会及其歧视行为的组织。这种唯心主义观念是对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彻底否定。这场运动提出的一些“改革”体现了唯心主义的绝望和愚蠢：“性别中立的语言”，“性别中立地抚养教育孩子”等。通过这种手段，“交叉主义者”认为，压迫的根源在某种程度上只存在于思想中，并能能轻易地通过“教育清洗”，这完全是一种改良主义和乌托邦的思想。
“不同的女性主义流派”？
在过去几年中，我们目睹了一些国家反对压迫和歧视的群众运动。从最初的反对警察杀害年轻黑人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到爱尔兰的同性婚姻公投，波兰捍卫堕胎权的运动以及阿根廷、墨西哥和其他国家反对暴力侵害女性的运动。这些我们必须与之联系的运动反映了一些进步因素，并包含对整个社会的系统性质疑。
在西班牙，3月8日的罢工和反对轮奸团伙“La Manada”（狼群）的运动，涉及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人，都是以女性主义的名义进行的。在群众眼中，这个词已经有了“争取女性平等”的含义。呼吁3月8日“女性主义罢工”的组织领导人是坚持女性主义理论的女性主义者，她们认为，争取女性解放的斗争必须是“横向的”（即跨越阶级和政治界限），男人充其量只能是“盟友”，不应该参加罢工，而他们的角色应该是暂时接替岗位，完成女性罢工者应该完成的工作。她们还宣扬资本主义下对女性的剥削发生在劳动力的再生产中，因此应该争取“家务劳动的工资”即养育孩子的工资。随着运动成为大规模群众运动，大多数参与者没有理会这些想法。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同志提出，我们应该接纳“女性主义”这个词，并这样描述自己。我们既认为这是不正确的，也认为没有这样做的必要。当然，以书面形式和干预行为对“女性主义”一词的含义进行论战，将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我们需要做的，是利用其最进步和最革命的方面，并以积极的方式提出我们自己的纲领和战略，就像对群众运动的任何干预一样。我们必须以同志的方式反对运动领袖提出的错误的和适得其反的思想，同时与激励运动队伍的最革命的精神联系起来。这就是我们迄今为止在墨西哥、意大利（2017 年 3 月 8 日左右发生群众运动）和西班牙等地所做的。我们不称自己为“女性主义者”，但这并不会成为我们参与和激励运动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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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越来越多年轻男女称自己为女性主义者，但实际上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并非如此。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开始意识到社会中的不平等，他们自称女性主义者的意思是，他们反对压迫女性，想要一个平等的社会。这完全可以成为他们走向革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起点。
女性主义者经常将社会的大多数问题归咎于“父权制”。诚然，奴役女性是最古老的奴隶制形式，它与阶级统治一起出现，已经存在了数千年。只有对社会进行根本性的重塑，才能一劳永逸地结束这种可恶的奴役。这种根本性的变化只能通过工人阶级的联合革命行动来实现，以工人阶级男女同胞为解放而斗争的团结行动为前提。女性主义者倾向于将父权制视为一种独立于阶级社会的结构，这导致了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即女性解放的斗争与解放工人阶级的斗争是泾渭分明的。这是一种反动和分裂的想法，许多自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的人中也维护着这种思想，尽管其表现形式被稀释和掩盖着。
女性的彻底解放只能通过社会革命来实现，只有社会革命才能消灭压迫女性所依靠的私有制。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忽视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提高女性地位的斗争？当然不是！我们反对哪怕是最微小的歧视和压迫女性的表现，这是实现全体工人阶级团结的先决条件。
有时人们认为存在着不同的女性主义思想流派，情况确实如此。无政府主义也有很多不同流派，有些流派比其他的流派更接近马克思主义。但这并不能改变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存在着明确分界线的事实。
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无政府主义，但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同样的偏见。赢得那些更接近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方法不是假装这些差异不存在，或者对无政府主义者说：“你看！我们真的都在为同一目标而战！”恰恰相反，消除一个真诚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困惑的方法是，向他解释清楚无政府主义的混乱和不科学的思想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清晰的科学思想之间的区别。
在俄国革命时期，有些人称自己为“无政府共产主义主义者”。由于革命的经历，无政府主义者中最好的无产阶级分子向布尔什维克靠拢，并在革命和内战中与布尔什维克并肩作战。他们中的许多人加入了共产党。“无政府共产主义”的趋势代表了走向共产主义运动的驿站或过渡阶段。
同样，某些类型的女性主义可能比其他女性主义更进步。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尽一切手段争取女性的彻底解放。有人可能会问，什么是女性主义？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以任何明确的方式回答的问题。保守派和自由派，进步派和左翼人士全都在使用这个术语。它被用作帝国主义入侵阿富汗时的幌子，同时想要争取平等和人类解放的人们也在使用它。事实上，即使在西班牙，右翼执政党也在3月8日用紫色女权丝带来表明他们“也是女性主义者”！牛津词典将其定义为：“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倡导女性权利。”这个定义显示了这个术语的核心问题：从阶级的角度来看，它其实是一句空话。
女性主义最好用它不是什么来定义：它给不出任何关于压迫是如何产生的答案，因此无法解答如何对抗和消除压迫，尽管所有不同类型的女性主义都声称有自己的济世良方。女性主义者们相信，在消除造成这种压迫的根本原因即资本主义和阶级社会之前，以某种方式消除对女性的压迫是可能的。女性主义模糊了阶级界限，所有不同类型的女性主义都只看表面症状，而不看根本病因。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必须实事求是，我们需要与女性主义画一条明确的分界线。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不争取“以性別平等为基础的女性权利”，我们当然会这样做，而是因为即使是“最好的”女性主义也只会制造混乱和跨越阶级界限的统一的幻觉。
因此，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适得其反，不利于我们向自称女性主义者的真诚的年轻阶级战士澄清这个问题。相反，我们必须公开解释为什么我们不是女性主义者，以此帮助这些人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以免为小资产阶级、非阶级思想和哲学唯心主义滑入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列牵线搭桥。
虽然我们不能宣称自己是女性主义者，但我们绝不能给人一种印象，即我们对广大无产阶级女性的苦痛和愤慨漠不关心，她们在资本主义下是女性，更是无产阶级。我们也不应该给人一种马克思主义者将女性解放的斗争服从于遥远的社会主义未来的错误观念。在女性主义的旗帜下，尽管存在各种矛盾和局限性，但新一代女性正在与现状作斗争。从这种具体形势出发，认识到其革命潜力，我们必须找到将对女性的古老压迫与资本主义垂死时代的具体情况联系起来的斗争方法。
同样，在工会内作为革命者工作时，我们参与工人同志的日常斗争，同时也要求战斗工会和社会主义政策。我们必须参与每一场女性群众运动，努力赋予它最进步的性质，并将眼前的要求与社会根本变革的需要联系起来。我们有义务将女性的民主愿望和争取平等的斗争与所有工人共同斗争反对压迫制度的思想联系起来，强调必须团结起来给垂死挣扎的资本主义最后一击，资本主义总是试图分裂被压迫阶级来给自己的统治续命。
通过说你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你其实是在暗示马克思主义不包括争取性别平等的斗争（的确，斯大林主义没有争取女性的平等）。但是，正如我们为恢复马克思主义遗产而与斯大林主义在所有领域作斗争一样，我们必须在这个领域也这样做。我们认为斯大林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政权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声明斯大林主义对女性、同性恋者等的看法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根据定义，“女性”类别包括所有阶级的女性——利益不可调和的阶级。由于模糊了这些决定性的阶级区别和矛盾，女性主义无法与马克思主义调和，马克思主义始终基于阶级斗争理论。如果我们要赢得女性主义者走向马克思主义，这只能通过坚定我们的原则来实现。我们必须反复强调，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团结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实现女性的充分解放。有些人称自己为女性主义者，因为他们捍卫女性的权利。马克思主义者也捍卫女性的权利，尽管我们不称自己为女性主义者。无论如何，我们需要以同志的方式解释，我们不反对他们的斗争，恰恰相反，我们赞成女性的权利，但我们认为这些权利可以通过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来实现，而不是通过分裂来实现。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站在反对歧视和不平等的每一场斗争的最前沿，争取哪怕是最小的要求，这种要求往往会推进平等事业，反对任何形式的压迫或歧视，例如：
- 同工同酬的普遍就业
- 结束紧缩政策（对女性的影响尤为严重，削减工资，迫使她们做更多的家务劳动，照顾年轻人和老年人以弥补社会服务的不足）
- 堕胎权
- 为所有人提供免费、优质的医疗保健，包括不受限制地享受免费的生育计划、堕胎服务和家庭暴力中心
- 全薪育儿假
- 大规模的社会房屋建设计划
- 广泛的免费的高质量托儿所网络，涵盖实际工作时间
- 免费和高质量的老年人护理，包括住宿和非住宿。
- 提供免费餐饮和洗衣服务
- 工作场所和学校的免费的高质量的食堂
- 与暴力侵害女性行为作斗争
然而，在工作场所进行成功斗争的先决条件是男女工人作为工人的团结。马克思主义用阶级而不是性别来解释社会，社会最根本的分化是工人和资本家、被剥削者和剥削者之间的分化。还有其他种类的压迫是事实，但归根结底，这些问题中没有一个可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得到解决。
就像在所有其他问题上（工资、养老金、住房、健康保障、工作条件）一样，在资本主义下为进步而进行的日常斗争是动员和组织工人阶级为推翻资本主义做准备的唯一途径，女工将在斗争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当然欢迎有许多女性主义者开始理解女性主义的局限性的事实，但是这种积极的趋势只能作为一个过渡阶段。只有最终采用一致的阶级斗争思想，才有助于我们的事业。女性的彻底解放只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来实现，或者永远无法实现。
“术语上的激进主义”
人为的配额代替了真正的争取平等的斗争，“政治正确”代替了改造社会并争取解放的革命。这归结为对词义和语义的无休止的小争论：不允许使用这个或那个词，需要改变“基于性别的语言”等等。
在用“语言”代替“行为”的后现代主义“叙事”的真正精神中，在某些国家浪费了无尽的时间，那些自称为“左派”甚至“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表演口头杂技来扭曲语言，中和男性和女性的形式，最终导致西班牙语中的“compañer@s”，意大利语中的“compagn*”等突变。这种玩弄文字游戏对推动女性、黑人或其他任何人的解放斗争毫无助益，这是最粗俗和最荒谬的象征主义。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论述到，通过改变个人的意识，你可以改变物质条件，为了进行革命，你首先需要“教育”人们：
“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实现事业本身，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是必需的，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
后现代主义者对语言的痴迷使整个问题颠倒过来，改变语言不会改变压迫的事实，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主观主义的做法。语言在变化和发展，反映了现实世界的变化，将这一事实颠倒过来是错误的。
关于文字的争吵是大学研讨会的典型趋势，人们在世界上一直有时间致力于无休止的争论，就像狗追逐自己的尾巴一样。德国诗人歌德写道：“始物于行”。实现女性解放所需要的是采取行动，反对压迫和歧视。但是，成功的群众行动的先决条件恰恰是男女工人阶级在战斗中的团结一致，反对建立在对所有劳动者进行奴役的基础上的资本家的统治。
似乎总会有什么东西令“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大惊小怪，比如所谓的酷儿理论，我们在这里不对这一理论进行详细分析，那是另一篇文章或小册子的工作。这是一个根植于哲学唯心主义的，形式最粗糙的，彻底反动的概念。不管那些信奉这些观念的人的意图是好是坏，它播下分裂的种子，破坏了反对压迫的斗争，并使运动不可避免地落入反动派的掌控之中。
马克思主义以哲学唯物主义为基础，这是分析自然、社会和人类行为的唯一真正科学的方法。不管人们喜欢与否，动物世界（包括人类这种动物）中的性行为都是一种正常的繁殖方式。无性繁殖存在于动物世界中，例如存在于在蚯蚓和某些鱼类中，但它随着进化而消失，在哺乳动物中则完全不存在。
性不是人们有意识地决定或发明的东西，它是进化的产物，认为性别可以通过人的意志人为地决定的想法是武断的，在哲学上和科学上都是错误的。
人类基本的生理性别划分是男性和女性，这是由生殖过程自然决定的，反过来又带有劳动分工的萌芽，这种分工在一定阶段成为社会阶级分化的基础。男性对女性的征服（表现在父权制的家庭关系中）是与阶级社会的建立不谋而合的，它只有在阶级社会本身被废除后才会被根除。
马克思主义者为女性和所有其他被压迫的社会阶层的真正解放而斗争。但是，解放不能仅仅通过想象没有性别这样的东西来实现。人们可以当然想象自己是任何事物，但最终，生活在客观世界的人们必须接受物质现实，而不是哲学唯心主义的幻想。
在酷儿理论的无数诡异和奇怪的变体中（我们根本不应该把它作为一种理论来尊敬），似乎有一个共同点：首先它将心理性别（甚至是生理性别）呈现为一种纯粹的社会建构，否认所有生物和物质方面。接着是在想象中创造几乎无限的性别，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
我们不否认除了男性和女性之外，还有处于两种生理性别之间的人的事实，这由来已久。在殖民时代以前的美洲，这些人已经被视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并受到尊重。
现代科学使人们能够改变自己的性别，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它。不言而喻，我们完全反对对跨性别者的任何形式的歧视和不容忍，我们不反对任何人随心所欲地认同自身性别。然而，通过将这种选择当作全面改变社会的一种手段，我们最终看出了这样一种丑恶的企图（这对统治阶级来说非常有利），即把无产阶级伟大的解放斗争扭曲成了个人生活方式选择的问题。
我们在一些激进女性主义者和一些跨右翼活动家之间的丑陋分裂和激烈争斗中看到这种现象的负面影响，这种发展完全无助于任何意义上或形式上的反压迫，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必须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
工人运动中的“身份”
马克思主义者为女性的解放而斗争，并捍卫每一项进步措施，无论多么片面，只要在现行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能提高女性的地位。但是，我们将运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即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方法来进行这场斗争。
我们指出，归根结底，女性的真正和充分解放，只有在根本改造社会的基础上，即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建立起来。这样做的先决条件是工人阶级必须团结起来，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革命任务。
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任何形式的压迫或歧视。但是，在与压迫和歧视作斗争时，我们决不能忘记，我们的根本目的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这意味着捍卫工人阶级的团结是高于一切的。我们主张工人阶级的完全团结，这远远高于性别、种族、语言或宗教的区别。凡是维护工人团结、提高工人阶级觉悟的事物，都是进步的。不论出于何意，任何倾向于分裂无产阶级的事物都是反动的，必须予以打击，这是我们时刻坚持的原则。对女性的压迫——对工人阶级女性的特殊压迫——资本主义造成的苦难和灾难，如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或对弱小民族的压迫，是资本主义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能指望资本主义能消除家庭奴隶制或工人阶级女性面临的“双重负担”;不能指望资本主义可以禁止由于大型跨国公司对利润的渴望而对地球生态的破坏;不能指望资本主义有能力结束帝国主义列强对小国的奴役，停止掠夺他们的资源并确保对其他列强的霸权。因此，结束所有罪恶和苦难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
工人运动的官僚机构通过允许无产阶级不同阶层之间的工资差异，已经学会了使不同的工人群体相互对抗。工会领导人寻求舒适的生活条件并与资本家妥协，出卖某些工人群体以换取其他群体的让步。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官僚机构系统性地利用“优惠性差别待遇”来占据工人运动中的领导职位，这些野心家们利用自己的性别或种族自私自利地谋求个人前程，在右翼官僚机构的帮助和唆使下，将左翼候选人排挤到角落。
常用身份政治语言来攻击左翼的英国工党国会议员杰斯·菲利普斯。//图片来源：Chris McAndrew
不基于阶级，而是基于其他考虑将性别或种族作为主要问题往往会造成使人们分裂的结果，这样做的后果对工人阶级来说是极其不利的。右翼工会领导人，特别是改良主义者和左翼改良主义者，到处利用“政治正确”和“身份政治”来转移人们对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面临的真正问题的注意力，这绝非偶然。他们醉心于语言问题，完全拒绝用阶级斗争来对抗压迫。
这些有害的思想是工会官僚中最反动的分子手中的武器，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为资本家效犬马之劳，监督工人阶级，限制阶级斗争的范围和有效性。在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军械库里，除了各种惩罚措施、开除激进的雇员、驱逐等武器之外，现在又增加了一种新的武器：“身份政治”狂热分子的恐吓和猎巫。
在英国的一次工会大会上，身份政治的倡导者提出了一项决议：工会必须接受任何关于女性对男子的骚扰指控的真实性，即使除了有关女性的证词外没有其他证据。一位男性代表对此提出质疑：“我是一名店员。想象一下，有一个女主管想要开了我。这对她来说易如反掌：只要指控我性骚扰，我就会立即被解雇，因为工会不会为我辩护。”虽然该动议被否决，但这种政策和思想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
他们至今没有受到重大挑战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从理论上赢得了争论，而是因为人们害怕被身份政治的信徒迫害。任何敢于反对他们阴谋的人都会立即被贴上种族主义者、厌女主义者或其他的丰富多彩的标签。这导致了针对左翼工会成员的流氓行为和恶毒的诽谤，这些工会成员因莫须有的指控而受到政治迫害。投诉立即被身份政治信徒们的尖叫和凶嚎所淹没，他们肆无忌惮地对对手进行最无耻下流的侮辱和辱骂。
配额制度实际上是最明目张胆的操纵，许多右翼分子当选的理由是声称他或她代表这个或那个少数群体。每个人都对此保持沉默，因为害怕被谴责涉嫌为歧视辩护。
在英国，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渴望使用全女性候选人名单来召集野心家议员挤走左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时髦的“左派”立刻将这些想法作为其优惠性差别待遇议程的一部分，他们与右翼一拍即合。工党的右翼利用民族问题来攻击杰里米·科尔宾，提议增加两个全国选举委员会席位，一个来自威尔士，另一个来自苏格兰，认为“民族”群体应该得到代表。巧合的是，苏格兰工党和威尔士工党都由右翼分子控制。
左翼改良主义者总是热衷于证明自己，并将自己表现为最捍卫女权的女性主义者，他们强烈地坚持这一点。他们坚持对女性和其他群体实行配额制和特殊待遇。“我们能”（Podemos）、“动能”（Momentum）和其他组织在这些问题上比传统的工人运动走得更远，这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对这些组织的深刻影响。配额制的反动后果之一是它们加深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和竞争。在目前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激化的危机时期，随着各国政府实行紧缩政策，许多反动思想传进了工人阶级中一些落后成分的耳朵里，这些反动思想高叫着：我们的问题不是来自资本主义本身，而是来自少数民族和移民这些附骨之疽，来自争取女性权利的大逆不道等；这是法西斯主义和最反动的右翼运动宣传的基础：由于给予少数民族、被压迫性别等的配额，导致我们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导致我们获得大学或社会福利的机会非常有限等。这些都是在工人阶级中传播种族主义和分裂的毒药。此外，那些根据配额当选的人是永远无法上正席的狗肉，他们说的话会被轻易地驳回，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得到授权，他们的当选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女性/黑人/同性恋者或任何他们使他们获得配额的身份。
在巴西，情况甚至更糟。几乎整个左派都屈服于根据“种族”划分整个人口的粗暴提议，以便在大学等中引入配额制——这是我们巴西同志坚决反对的。他们认为，我们应该为所有人争取教育、医疗保健、住房等。考虑到社会中存在的财富，这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而不是将劳动人民理所应当享有的这些资源视为稀罕物什和资本家的恩赐，像一群家犬一样围着配额制的食盆夺食。
我们坚决反对所谓的优惠性差别待遇、配额、代表权和相关的一切。确保女性和少数民族最大限度地参与工人运动的途径是用行动而不是言语证明我们正在与各种压迫和歧视作斗争，争取人人有工作，同工同酬等等。只有在革命的纲领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成功地拉拢社会中最受压迫的阶层。这意味着领导权必须掌握在最优秀的战士手中，无论他们是男人还是女人，黑人还是白人，异性恋还是同性恋。
空洞的样板主义首先是通过基于中产阶级职业的白领工会引入劳工运动的，以及最接近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学生。由于去工业化和工会合并，这些阶层将工人排挤在一边。更善于表达（或至少善于大喊大叫）的中产阶级能够用他们的“时尚”思想感染运动，他们想将其自己误入歧途和绝望的思想确立为所有受压迫群体的公认规范。
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许多国家的工会，因此，许多国家专门为女性、LGBT、黑人、残疾人和其他人保留了席位。这些群体有自己独立的议会、委员会等，有着自己的小官僚机构，他们固执地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决定这些问题，只要他们与工会官僚机构的其他部分井水不犯河水，他们就能安心的经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左翼改良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安然接受这种状况，那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和政策在实质上也是小资产阶级的。
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反应
中产阶级女性正在大声疾呼新的职业出路：我们要成为女性银行家、女性首席执行官、女性主教，甚至是女性美国总统。这是改良主义者的老调重弹：“我只求改良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别急，一个接一个慢慢来，先从我个人开始吧。”
难以解释女性进入银行董事会究竟会以何种方式帮助女工事业，女老板对员工会比男老板更好吗？在这方面的记录可不鼓舞人心。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或特蕾莎·梅（Theresa May）的个人成功如何有助于在工厂车间劳作的“姐妹”们，这是一个无解之谜。
越来越多的具有政治自觉的女性开始理解女性主义的消极方面，她们认为：“女性主义倾向”不是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剥削和压迫制度来对抗，而是鼓励女性通过运动为特定女性带来个人利益。
杰莎·克里斯平（Jessa Crispin）在她的书《为什么我不是女性主义者》中将女性主义描述为一个由女CEO们和奢侈品公司们宣传的自私自利的品牌，“以此来让女性平等地参与对无权者和穷人的压迫的斗争”。这话说得还不错，尽管有人注意到，杰莎·克里斯平仍然将自己描述为……女性主义者，虽然她的书名义正言辞地否定了这一点。
《纽约客》评论说：“《为什么我不是女性主义者》的问世正值美国部分自由派女性可能已经准备好进行重大转变的时候——突然间，她们不再倾心于将‘资本主义父权制的成功标志……金钱和权力’神化的信仰体系了。正如克里斯平所说，似乎人们越来越希望女性主义关注低收入女性的生活，而不是女性CEO的数量：
“一种相反的观点——女性主义不仅与资本主义兼容，而且实际上被资本主义服务——因此女性主义才享有其突出的地位。这是过去十年来绝大多数自封的女性主义领袖所传递的信息：女性主义就是一个女性有足够的钱和权利做任何她想做的事情。克里斯平毫不留情地剖析了这种女性主义。她认为，这意味着简单地将女性从压迫中赎出来，实际上使压迫永恒化;它拥抱了父权制的幸福模式，这取决于‘让别人服从你的意愿’。克里斯平认为，几个世纪以来被剥削的女性已经下意识地渴望剥削他人。‘一旦我们像男性一样，成为这个剥削系统的一部分，并从中受益，我们就不会关心轮到哪一个群体受伤害了’。”
特别是自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以来，女性主义在美国政治中迅速向社会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方向左转。身份政治的反动本质已经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暴露无遗，当时华尔街金融家和亿万富翁阶层最完美的代表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呼吁女性把票投给她，“因为我是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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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是顽固的反动分子和战争贩子，他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一次活动中为希拉里·克林顿拉票，她告诉人群和选民：“地狱专门为那些不互相帮助的女性留了块地方！”结果，数百万美国女性拒绝了这种“性别政治”的呼吁，抛弃了克林顿和奥尔布赖特，支持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这对“身份政治”的信徒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打击。
这表明，美国女性在总统选举投票时，认为候选人的政策和思想远比性别重要。在这一点上，她们是完全正确的，不幸的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唯一选择是反动且蛊惑人心的“反建制派”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如果伯尼·桑德斯脱离民主党参选，许多人会给他投票，不过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我们捍卫的遗产
怪哉，马克思主义者被指责忽视女性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把普选权写在了他们的纲领上，这是在女性有权参政之前。爱琳娜·马克思参加了争取女性同工同酬的英国工会运动。早在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提出了废除资产阶级家庭的要求，尽管他们认识到这不可能一蹴而就。
1917年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掌权后，就实施了历史上最全面的女性解放纲领，以及同性恋合法化，比那个时期资本主义世界要先进得多。布尔什维克在实践中证明了，推翻资本主义能够保证女性和同性恋者的权利，这一事实远比任何关于压迫的抽象争论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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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托洛茨基指出的：
“革命作了一次英勇的努力来摧毁所谓“温暖的家庭”——就是劳苦阶级的女性从童年到死亡在其中干着奴隶般的苦工的那种陈腐、沉闷而停滞不前的制度。按照计划，家庭这种封闭的小单位，要由社会一整套的服务和供应的设备来代替，如产科医院、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公共食堂、公共洗衣房、急救站、医院、疗养院、体育馆、电影院等。家庭的家务职能，若完全由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机构来执行，同时让上下辈代的人都亲密团结并且互相帮助，就会使女性，因而也使相爱的夫妻，都摆脱千年的桎梏。”
“用猛烈手段一下子把旧式家庭废除，已经证明不可能。这并不是因为缺乏意志，也不是因为家庭那么深入人心。相反，经过一个短时期不相信政府及其托儿所、幼儿园之类机构以后，女工和比较进步的农民都了解到集体照管儿童以及整个家庭经济的社会化的无数好处。不幸，社会确实太穷，也太没有文化了。国家的实际资源与共产党的计划和愿望不相称。你不能‘废除’家庭；必须拿什么来代替它。女性的真正的解放，在‘普遍匮乏’的基础上不可能实现。经验很快就证明了马克思在八十年以前所说明的这个严酷的真理。”（《被背叛的革命》第7章，家庭中的热月）
再论理论的重要性
IMT捍卫着什么样的理论？首先，我们立足于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思想基础上，这些思想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在21世纪的世界中仍然完全有效。我们支持第一国际的思想、共产国际前四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在斯大林主义的蜕化与变质开始之前）和托洛茨基的过渡纲领。这些想法是由泰德·格兰特（Ted Grant）在托洛茨基去世后的几十年里发展和补充的，是我们意识形态遗产的基本组成部分。
最近才加入我们组织的一些同志，必然还没有完全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需要时间的积累，这种现象本身并不构成任何危险。但是，如果我们对队伍中错误的、不可调和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做出哪怕是最轻微的让步，后果将是致命的。如果学生想加入我们的组织，我们会对他们说：非常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组织，但前提是你们愿意接受工人阶级的观点，并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请把你的偏见留在门外。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1879年9月17日至18日）中写道：“如果其他阶级的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第一个条件必须是他们抛弃了任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残余的偏见，而全心全意地接受无产阶级的观点。”
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过去在这方面有很多经验和教训。以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为例就足矣，它完全堕落了，因为他们忽视了托洛茨基在 1930 年代的出色意见。他们被淹没在学生环境中，放弃了阶级立场，接受了所有时髦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女性主义、黑人民族主义等，最终陷入了他们如今所处的可悲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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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就这些问题对整个组织进行教育，以确保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IMT内部。我们不能容忍哪怕是一丁点的让步，允许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进入组织，是这种思想有机会摧毁一支能够赢得工人阶级支持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真正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力量。
列宁像恩格斯、马克思和托洛茨基一样，在攻击与马克思主义相异的思想，特别是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时，从不吝啬言辞。我们应该重新出版列宁、罗莎·卢森堡和克拉拉·蔡特金关于女性主义问题的文章，他们已经在这方面做了非常清楚的理论阐述。我们必须公开表示反对交叉性和所有其他“身份政治”的变体，这些思想显然代表了反革命倾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模棱两可的余地：我们必须以最明确和最有力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
我们要招收学生，但他们必须是那些准备与小资产阶级思想彻底决裂并坚定地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的学生。学生同志必须面向工人阶级，面向工厂和工人住宅区，面向工人运动中的工会。每个学生同志都应该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即至少为组织争取一名青年工人。1932年11月，托洛茨基写道：
“革命的学生要有所贡献，只当他第一能经历一个严格的与一贯的革命自我教育的过程；第二，只当他还是学生的时候便参加了革命的工人运动。同时，让我明白些说吧，我所说的理论上的自我修养，意思是指：学习不曾被伪造过的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论学生和知识分子》，1932年11月）
使我们的学生同志无产阶级化的方法，首先是为他们提供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许多学生有很多混乱的想法，他们在腐朽的学术环境中主动或被动地吸收了这些想法。我们的任务是尽快地纠正这些错误的想法，这不会通过温情脉脉的乌龟一样速度的方法来完成，经验表明，认真的学生非但不会因此感到冒犯，反而会因此更尊重我们。那些不能直言不讳地争论的人，不会因为我们的“语气”而感到生气，只是因为他们发现不可能放弃其小资产阶级思想和偏见。坦率地说，我们不需要那种人。
我们成功地维持了一个坚不可摧的、意识形态同质的组织，这是几十年来对我们基层干部进行严格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的结果。
方法上的小错误，错误的口号和表述，可能是导致千里之堤崩溃的小小蚁穴。正如列宁所说，“小创不治必成坏疽。”我们必须利用论战来提高政治水平和理论理解，以便将国际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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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导致工人阶级群众组织空前堕落，这孤立了革命倾向，革命倾向在任何地方都沦为少数。出于必要，我们学会了逆流而上。
想要澄清我们真正的思想、方法和传统，并非易事，也不是没有斗争就能实现的，它表现在一系列分裂中。这一过程非但没有削弱IMT，反而极大地加强了我们。未来成功的先决条件是彻底消灭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倾向，正如列宁所解释的那样，“在我们团结起来之前，并且为了使我们能够团结起来，首先我们必须划定一条坚定而明确的分界线。”
在左翼中，只有IMT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保持严肃的态度。干部的理论培训是我们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之一，这是建立根植于工人阶级的强大的马克思主义趋势的基础。
完笔于意大利，2018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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