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需要一种新叙事”。这就是当今世界许多左翼人士心中的想法，他们试图建立一种能替代占主导地位资产阶级政党的方法。这种“新叙事”理念背后的实质是什么？它能以任何方式帮助工人阶级和青年们前进吗？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IMT）奥地利支部成员约拉·基普卡克（Yola Kipcak）解释说：玩文字游戏，不能替代阶级斗争。（按：故事本身并不能替代阶级斗争。哲学是大众的、科学的，为灌水和故意“学术化”的怪话术语，不仅无益于阶级斗争。还更可能是一剂改良主义的迷魂药。译者：张大户家的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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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需要改进“叙事”的想法，以及我们需要某种“左翼民粹主义”的相关概念，已经占据整个欧洲和其他地区左翼政党和组织的注意力。举个例子，德国左翼党（Die LINKE）总书记约尔格·辛德勒（Jörg Schindler）写道：“为了让我们站在气候运动的最前沿，也即我们本该站到的地方。我们需要一个令人信服的左翼叙事”。
该党主席卡蒂亚·基平（Katja Kpippers）解释说：“我认为我们需要一种左翼民粹主义，来表明还存在其他的替代方案。我们必须加强关于‘替代性’这一要点的解释模式，并以不同的叙事方式...对抗来自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的叙事”。
最后，“改造欧洲”（Transform Europe。一个由希腊激左盟（SYRIZA）、德国左翼党、意大利重建共产党（Partito della Rifondazione Comunista）和左翼集团（Bloco de Esquerda）等组成的欧洲左翼党项目）组织在19年于维也纳（Vienna）举行了一场活动，受到青年左翼人士、奥地利共产党和其他组织的参加。在近两个小时的讨论中，“左翼叙事”一词被随意使用。这虽然只是一些小例子，但它见证了这些思想在不同国家左翼中扎根的程度。
关于“左翼叙事”的想法，在大学里流传已久。然而，随着激左盟和西班牙的“我们能”（Podemos）等新左翼政党支持率的突然激增，它才真正开始流行起来，并成为国际上许多左翼人士（政党）的参照物。这两个政党的知名人士，在几年前的演讲中常提及这一概念。事实上，这一想法有其“理论家”。其最突出的人物，是比利时学者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
墨菲与她已故伙伴厄内斯特·拉克劳（Ernest Laclau）一起，试图发展一种以叙事为基础的“左翼民粹主义”理论。在她新书《追求一种左翼民粹主义》（For a Left Populism）的致谢名单中，墨菲热衷于赞扬我们能党的伊尼戈·埃雷洪·加尔万（Íñigo Errejó）和不屈法国（La France insoumise）党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的贡献和个人对话。
“叙事”背后隐藏着什么？
墨菲的理论认为，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基于“新左翼叙事”的“左翼民粹主义”。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现实是由叙事（也即故事）组成的。根据这一概念，如果政治家们能以扣人心弦的语言来描述人民经历（即有效地“构筑叙事”），那么这将反过来影响人民的行动，从而产生现实本身。
她认为，是意识决定物质，而不是物质决定意识。对于客观而不依赖于人意识存在的物质世界，其不是认识的对象和源泉。为此，资本主义也就不是一个产生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经济体系，而是一种叙事，一种建设。墨菲称她的理论方法为“反本质主义（anti-essentialist）”。这意味着，按她所说，一个能与我们大脑里面概念相对应的客观的、真实的世界（她称之为“本质”）是不存在的。她认为“社会总是通过霸权主义行为来进行分割和话语建构”，它“从来不是更深层次客观性的表现”[1]。
由此可见，社会上不存在真正的阶级。工人阶级只是由叙事、话语和语言创造的众多身份之一。“集体政治主体（译者注：即工人阶级、资产阶级等）是通过表象人为创造出来的，事先并不存在”[2]。
因此，左翼叙事的目标（左翼民粹主义），是通过告诉人们有共同利益，“精英”是他们的敌人，来构建一种集体身份认同。这是一种“构建政治边界的话语策略，将社会分为两个阵营，并呼吁动员‘弱者’反对‘当权者’”[3]。
朱莉娅·弗里茨切（Julia Fritzsche）在最近出版的《深红与激进色彩—追求新左翼叙事》一书中告诉我们。这种叙事，“首先必须与人们日常经历联系起来，并‘接地气’。人们必须以为这种叙事和他们的共同经历是相对应的。他们是否真的有这些经历，则是并不重要的”[4]。
因此，每当左翼叙事捍卫者谈到社会变革、实际行动时，阶级斗争或阶级行动的明显缺席，也就不足为奇了。就算提及，那也只是把它作为某种脚注，或是某种他们认可的多余细节。相反，他们要求我们“阐明、谈论、描述、展示”等。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考虑奥地利社民代表人物马克斯·勒赫（Max Lercher）的评论。他认为社民党需要一个新成立大会，作为党的新起点。他写道：
“一个捷克工业工人和一个施蒂利亚矿工有什么共同之处？或者说，维也纳社会改革家和匈牙利激进社会主义者真的相通吗？...毕竟，我们都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这是一件好事。但在海恩费尔德（Hainfeld，1888年奥地利社会主义民主工人党成立的地点），我们设法就一些核心的、共同的想法达成一致。并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一个坚持这些思想的政党。
“新工人阶级，都是那些没有公平机会获得繁荣的人。这也包括中小型公司。在这里，我们可以定义一条新的冲突战线”。（我们的强调）。
首先，对勒赫来说。团结是基于思想“一致”来建立的，而不是基于阶级利益基础之上。其次，对他来说，社会上的冲突分野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可被人为“定义”的。所以，“中小”资本家也是工人阶级一部分。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捷克工人和施蒂利亚工人实际上有很多共同点，即都从事雇佣劳动，都被资本家剥削，因此客观上都属于工人阶级。然而，如果你假设我们的身份是由扣人心弦的情感故事构建的。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是：资本主义不能通过对资本家的阶级斗争来推翻，而是只能通过编写新的故事来推翻。
然后，这个故事在人们心中变得强大（‘霸权’）。正如墨菲所写：
“[每一个]现存秩序，因此都容易受到反霸权做法的挑战。这些做法试图分离秩序，建立另一种形式的霸权”[5]。
弗里茨切也表示赞同：
“叙事不会是摆脱当今困扰状况的最快方式...新左翼叙事会有裂痕和漏洞，但从长远来看，它是摆脱压迫性现状的唯一途径”[6]。
事实上，这意味着对革命的拒绝，与统治体系决裂的拒绝。左翼叙事拥护者勒赫，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了明显的非马克思主义立场。墨菲是一个自觉的反马克思主义者。她写道，“共产主义神话...必须被抛弃”，因为共产主义内的所谓阶级还原论，即把一切斗争都简化为阶级斗争，在实践中已经失败了。墨菲和她的同伴们认为，工人阶级仅是女性主义、环保主义、LGBT激进主义等众多运动中的一个。
她进一步指出：“社会将永远存在对立、斗争和部分不透明”。换言之，她认为不平等、压迫等是不可避免的，且永不可能被完全克服。正是在这种悲观基础上，她提出“反霸权主义活动”。这是对共产主义的一种替代。尽管她承认这将“永远不会实现一个完全解放的社会。解放也不再被设想为国家的消亡”[7]。在她的理论附录中。她圆滑地指出，“不可能有一个超越分裂和权力的社会”[8]。简而言之，在她那复杂和看似“激进”的语言掩盖背后，是她拒绝革命，拥护改良主义的真实面目。她将女性、LGBT人群等运动的斗争，与阶级斗争割裂开来，并试图进行阶级调和。联合部分资本家和中产阶级，为“更公平”的资本主义形式而斗争。
“左翼叙事”想法的一些更大胆支持者，可能会讨论资本主义。但消除资本主义这一想法，仍然是他们心中最遥远的事情。勒赫一度表示：“对资本主义的明智批评是适当的，我们必须接受这个问题”。在同一采访中，他更准确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我们需要的是一个部分国有的就业市场，它符合市场要求，但不以盈利为导向”。
这些半控制措施与混乱的资本主义的混合产物，和试图让老虎吃素一样，比任何由工人阶级控制的国有化、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思想，都更具乌托邦主义空想色彩。
我们在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些思想的哲学基础，如何导致了“资本主义本身是不可触碰的”之结论。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站在坚定的哲学基础上。揭露改良派的真实面目，用一个革命答案来反击他们的重要性。
“成为国家”
所谓“左翼叙事”支持者的主要方向，不是推动反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而是推动民主诉求。勒赫在他的文章中写道：“我们必须敢于争取更多的民主”，为什么我们今天需要社会民主主义？前任奥地利社会主义青年团主席朱莉娅·赫尔（Julia Herr）也曾表示：“1970年代的社民党，在为经济体系的民主化和公平分配社会财富而奋斗。然后，不知何故，我们就在某个时候失去了信心”。
与德国左翼党关系密切的智库“现代团结协会”（Institut Solidarische Moderne）解释说：“社会问题本质是民主问题”。ISM思想家和左翼党卢森堡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托马斯·塞伯特（Thomas Seibert）说，真正的斗争是为了争取“真正的民主”。
而墨菲写道：
“在我看来，现代民主社会的问题，在于‘人人自由平等’的构成原则没有付诸实践...因此，我们主张的‘激进和多元民主’，可被视为现有民主体制的激进化...”[9]
这里提出的观点正是维持现状！现有“民主”机构的上层建筑，一次又一次地被证明是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并受其操纵。它不应被废除，而应被“改进”。与此同时，造成这一不平等和剥削的真正原因--资本主义—被排除在问题外。
这里的一个关键分界线，是我们对国家及其所谓民主体制的概念。对于革命者来说，明确认识国家政府的本质是至关重要的。这对革命运动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想通过革命废除国家，和相信国家可以为了被压迫者的利益而被改造和塑造，两者之间存在着决定性的区别。后者的观点，无一例外地转为与现有国家合作，与它所服务的阶级利益合作。
让我们来比较一下，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叙事”倡导者对国家理解的不同吧。墨菲和其他“左翼叙事”者对国家的理解如下：
“[...]是各种力量关系的结晶，也是一个斗争的场所。[...]这些公共空间被设想为一个对抗性干预的表面，可以为重要的民主进步提供场所。这就是为什么霸权战略应与不同国家机构接触，以便改造它们，从而使国家成为表达多种民主要求的工具。[...]在某种意义上，革命型和霸权型的政治，都可被称为‘激进’政治，因为它们意味着与现有霸权秩序发生某种形式的断裂。然而这种断裂的性质并不相同，不宜一同贴上‘极左’标签，并归入同一类。因为情况往往与人们常说的相反，左翼民粹主义战略不是‘极左’的化身。它是通过民主的复苏和激进化，来设想与新自由主义决裂的另一种方式”[10]。
如上所述。墨菲非常清楚地区分了“革命”方法和她自己称之为“霸权的”自己的方法。对她来说，国家是由非共同利益机构和“职能”网络所组成的。因此，左翼民粹主义有影响、改造和转变它们的空间。
相反，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国家不是中立的，它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因此它需要被粉碎，并由一个工人国家所取代。在压制了旧资本主义秩序，为向共产主义过渡扫清了障碍后，这个工人国家将随阶级的逐渐消失而一同与之消亡。这种观点被墨菲等后现代理论家讥讽为“过于简单”。但通过分析国家的历史出现，以及国家发展的目的。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说，这个定义抓住了国家的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解释了国家是如何随阶级社会的兴起，而历史性地出现的。阶级社会是随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的，人类第一次有了超越生存最小限度的生产力。历史上第一次有小部分社会成员不必像以前那样劳动。但生产力还没发展到，足以让整个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到这种特权的先进程度。这就为社会阶级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因此出现了拥有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和被压迫、剥削、占有财富的无产阶级。
然而这些对立的阶级利益，需被加以管理。必须让被压迫者相信当前秩序是不可触碰的，任何敢于质疑它的人都必受惩罚。同时，必须防止压迫者通过持久战争来消耗自己。国家正是因这个目的而诞生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解释说：
“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因此，在最后的例子中，国家是一个由武装人员（军队和警察）、监狱、法院等特殊机构组成的压迫性机构，看似凌驾于社会之上，但它从根本上捍卫了产生它的经济体制。随着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崛起，以及资本主义作为世界范围内的主导生产方式，资产阶级也创造了自己的国家。
墨菲所捍卫的“自由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她和其他“左翼叙事者”一样，认为这种国家形式是有史以来最终的、最好的和最后的体制，因此绝不能被触动。这实际上意味着采取一种完全非历史的观点，维护当前统治阶级工具：资本家。
当然，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压迫工具这一事实，并非总是清晰可见。它的真实特征被资本家有意识地掩盖了。资本家们明白，只靠武力和镇压进行长久统治是不可能的，而且这种行为也是没效率的。被压迫者才是社会多数。如果大多数被压迫者明白这一事实，资本主义社会将面临被推翻的危险。
因此，左翼叙事的目标（左翼民粹主义），是通过告诉人们有共同利益，“精英”是他们的敌人，来构建一种集体身份认同。
正常情况下，统治阶级在能承受的范围内，试图保持一种公平、“机会平等”等的姿态。因此，资本家们也通常更喜欢有自由选举、保证一定新闻自由和几个政党等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允许有一定的回旋余地。但在任何情况下，统治阶级都不会允许其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基本角色受到挑战。国家的存在，正是为了维护这一角色。
所以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中有唯一不被漠视、破坏、和法律充分保护权利的第17条：“人人有权拥有财产”和“任何人不得被任意剥夺财产”，也就不足为奇了。最后，这正是国家、法律和整个司法系统的宗旨。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解释的，必须通过革命来粉碎资产阶级国家的原因。因为资产阶级和统治阶级有着根本的联系。
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我们承认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一种在资本主义体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政治上层建筑。资本主义产生了不同的政权：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和独裁政权。然而它们都属于资本主义，千丝万缕地与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当然，一个政权的形式。即国家机器如何具体的表现自己，当然决定了我们的自由程度和人民所拥有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为“一人一票”等民主要求的斗争，在革命运动的历史上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者一贯推进和支持民主要求，它可以动员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反对统治阶级，形成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团结，从而为阶级斗争的发展创造最好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无视或忽视民主选举。它可作为社会情绪的一个重要指标，参与它们可以作为阶级斗争的一种手段。但资本主义核心矛盾是：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不断的危机和战争。它在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政权下，都继续存在，无论它是多么的民主。这正是“人人享有自由和平等”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内部实施的原因。
对革命者来说，选举和议会代表可以用来向大众展示革命的政治思想。它们还可以被用来揭露资产阶级及其机构的虚伪。例如，如果议会中的革命者要求通过征用大工业和银行（即挑战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来建立真正的平等和社会正义，那么整个机构将被用来反驳这一要求。
如果有必要，正如我们将在下面展示的那样。他们将无视“民主”和议会多数，并忘记他们过去关于“自由”的所有言论，不惜一切代价拯救资本主义。如果革命者仅停于此，举起双手说：“哦，好吧，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我们只是还没有赢得国家内部的霸权斗争”。那么，他们就根本就不是革命者，而是改良派。这正是“左翼叙事者”所建议的。通过接受经济体制（资本主义）及其政治上层建筑（资产阶级民主）的限制，他们不能再前进一步。
另一方面，革命者把群众活动看作是超越这些限制和改变社会的关键因素。议会和选举只是加强和促进他们活动的一个有益因素。列宁指出：“多次革命甚至是所有革命的一条经验”显示了“把反动议会外的群众行动和议会内部同情革命的（如果是直接支持革命的，那就更好）反对派的活动配合起来”的巨大效用。同时，他解释说。
“因为群众的行动，例如大罢工，任何时候都比议会活动重要，决不是仅仅在革命时期或在革命形势下才如此。”。
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的态度可被概括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压迫性工具。它必须被废除，并由一个工人国家所取代。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后，所有形式的国家和阶级都终究会一起消亡。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现有的民主权利和自由是不必要的。相反，我们为这些自由而战，并加以利用它。但与此同时，我们并没有播下任何幻想。认为民主可以解决那些导致压迫、贫穷和不平等的根本原因。这些问题，只能通过废除资本主义来实现。
“左翼叙事”理论家们果断地拒绝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他们的论点主要集中在民主问题上。他们认为，“很明显，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之间没有必然关系。不幸的是，马克思主义把自由民主说成是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助长和加剧了这种混淆”。
实际上，“不幸的混淆”完全在于这些语言哲学家。对他们来说，国家只是“论述性的”建构，是一个可被“新叙事”改变的机构。国家是一个“斗争场所”。为“重新阐明”这个大概是中立的、独立于所有阶级的“场所”，人们必须成为它的一部分。“目标不是夺取国家权力，而是成为国家”。
这就再一次说明了，为什么这种理论如此受改良派欢迎。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最好尽可能减少来自群众的干扰，是改良派存在的理由。在以国家机器为代表的“斗争领域”，目标变成了与资本家在平等条件下建立伙伴关系，以便就改善选民状况达成协议。
勒赫对此有如下描述：“社民党必须向资本展示它的地位，并驯服市场。[...]我心中有一个社会福利国家，它以公平的方式分配繁荣，并留下一些回旋余地”。
但要注意！在与阶级敌人（他们不会用这个词）的对抗中，重要的是“冲突发生时不采取‘对立’（敌人之间的斗争）的形式”，相反，“不要把对手看作是要被消灭的敌人，而被认为是合法存在的对手”。
这只是“社会伙伴关系”，以及阶级利益的平衡，被翻译成了学术怪话。如果有可能通过“在新模式上耐心、和平的工作”（参见弗里茨切）来获得不断改革和改进，大多数工人阶级当然不会有什么异议。
然而问题是，资本主义由于其自身的矛盾，一再的陷入危机。邪恶的“新自由主义者”残酷的撙节紧缩政策，并不是因为他们突然想给人类带来痛苦而产生的。它是资本主义体制压力的结果。毕竟在资本主义下，利润的增加（这毕竟是资本家的唯一目的），只有通过对工人阶级更严厉和更强烈的压迫剥削攻击才能实现。
这并不像赫尔所说的那样，是社民党自1970年代来突然的“失去信心”。改良主义已陷入资本主义客观限制的范围内。今天，资本主义内部已没有持久、有意义的改良空间。
领导层的责任
希腊群众已看到改良主义局限性的痛苦现实。为应对自2012年来，对国家造成沉重打击的危机。群众进行了多年激烈抗争。首先是公共广场上的大规模静坐示威，然后是工人阶级投入斗争并领导多次罢工和大罢工。当未果时（尤其是由于工会领导层的阻挠），希腊群众通过投票支持激左盟的反紧缩计划，来表达他们的愤怒。
然而在短时间内，激左盟领导人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将国家置于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强加紧缩政策独裁统治之下。这是对2015年7月公投的公开背叛，公投以压倒性优势拒绝了欧盟“三驾马车”[11]强加的救助条件，61%的希腊人民投下“反对”票，因为欧盟的条件意味人民生活水平将会遭到破坏。资本主义及其在欧盟的忠实代表们违背了希腊人民的意愿，强行将他们的议程通过。
我们看看对于这些挫败，“左翼民粹主义者”们是如何评价的：
“激左盟斗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只有在欧元区核心国家内部发生大规模抵制，才能强化激左盟的主张。只有这样，才能取得突破。将希腊经济和政治的危机，转化为整个欧盟的危机”。
再者：
“不幸的是，由于野蛮的欧盟以‘金融政变’作为回应，迫使该党接受三驾马车的指令。激左盟未能实施其反紧缩方案”。
欧盟的“粗暴反应”，一点都不令人惊讶。然而齐普拉斯仍花了几个月时间，会见教皇和欧洲各国政府的重要首脑，来巧妙的“论证”他们站在自己一边。当他没能“说服”他们时，他开始向三驾马车投降，背叛了绝大多数被动员起来支持激进左盟反紧缩方案的希腊人民。当时作为激左盟中央委员会成员的IMT希腊支部同志，在选举后立即写下以下内容：
“不要再与欧洲资本及其机构的谈判中抱有幻想”！我们的对手是躲在“三驾马车”后的本地和外国资本主义利益集团，而不是他们的技术官僚雇员。我们唯一的真正盟友是欧洲工人阶级！ 激左盟现在必须呼吁一个全欧范围的大规模群众行动方案，使欧洲成为一个巨大的‘太阳门’！[2011-12年在西班牙各地爆发的愤怒者（indignados）运动]”
他们为希腊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如取消国债和银行的国有化。这些措施直指问题的核心：是在与资本主义决裂，和屈从于三驾马车意愿之间的选择。
声称各种“不幸”的因素是导致激左盟失败的罪魁祸首，而不是追究当领导的责任，是典型的改良主义思维。在严峻的政治形势下，领导层的作用也是决定性的。领导听到群众诉求后，有权提出和组织正确的下一步行动。群众运动失败后，仔细研究领导层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有正确的想法吗，为什么他们不敢采取必要的措施？如果我们忽视这些问题，我们就是在掩盖坏领导人。掩饰他们在失败中所扮演的角色。其结果是把失败的责任推给战斗的群众。
例如，弗里茨切对法国黄马甲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甚至是对“阿拉伯之春”的失败做出如下评价：
“[他们失败了]，因为潜在感兴趣的人认为他们太学术了，或者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帐篷很好很可爱，但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更好。因为广场上的占领者为了回去工作而放弃了，或者因为他们占据了没有人打扰的地方。最后，也是因为如果他们扰乱了秩序，警察和军队就会把他们从广场上赶走，殴打并监禁他们”[12]。
这是纯粹的犬儒主义。埃及或突尼斯等国家的群众，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克服宗教分歧，愿为实现自由付出一切。再比如，黄马甲运动不仅实现了最初设定的击败马克龙累退式燃油税上涨的目标，运动中的工人和青年们，在这之中对国家角色和资产阶级“民主”的了解，比从那些“左翼叙事”书籍中学到的总和还要多。弗里茨切的观点，对于那些不想与资本家对抗的政治家来说是非常方便的。对那些希望通过指责“社会缺乏霸权”来解释自己叛徒式不作为和犹豫不决的人来说，这种观点也是一种自我安慰。
我们需要革命的思想和革命实践！
左翼叙事概念，是一个说明了哲学思想和政治实践之间联系的好例子。这些看似激进的“叙事”，实际上是对对资本主义不构成任何威胁的改良主义政治的掩饰。由于这一概念假设故事外没现实。因此它导致了大量空谈，如此而已。
新“左翼叙事”的支持者，想通过“谈论”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问题，并为改良派政党带来选票，但他们很少提出具体的建议或要求。他们提出的少数要求也仅限于民主问题，或只是对社会福利国家能力的一厢情愿而已。这种要求本身不一定是错的。但他们并没有强调，必须同资本家进行阶级斗争才能实现这些。当这些措辞平淡的要求，在统治阶级的真正反对下被击碎时。也正如我们在激左盟中清楚看到的那样。他们不是要求群众背锅，就是要求“新自由主义霸权”背锅。
无论“左翼叙事”捍卫者是有意识地推广、有宣扬其理论的哲学前提（就像墨菲那样），还是无意识地接受这个概念，并认为其有助于在行动中为自己辩护，都不重要。革命者的任务，是揭示这种思想和由此产生的实践，并提出解决资本主义苦难的真正办法。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如此重视哲学问题的原因。
最后，思想是社会中阶级利益的表达，是行动的指南。但我们必须问：这些思想是在帮助统治阶级迷惑工人和左翼活动家？还是在帮助我们改变社会的？
让我们睁开眼睛，面对现实。为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世界--为革命地推翻资本主义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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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墨菲（Chantal Mouffe），《追求一种左翼民粹主义》（For a Left Populism），伦敦和纽约，Verso，2018，P 12
[2] 同上，P. 35
[3] 同上，P. 13
[4] 弗里茨切（Julia Fritzsche），《深红与激进色彩—追求新左翼叙事》（Tiefrot und Radikal Bunt: Für eine neue linke Erzählung），汉堡， Edition Nautilus，2019，P 20
[5] 墨菲，《追求一种左翼民粹主义》， P. 49
[6] 弗里茨切，《深红与激进色彩—追求新左翼叙事》，P. 177-8
[7] 墨菲，《追求一种左翼民粹主义》，P. 9
[8] 同上，P. 49
[9] 同上，P. 27
[10] 同上，P. 30-1
[11] 译者注：“三驾马车”（Troika）指的是在欧盟内部实际决策的三个机构：欧盟委员会、欧洲银行和世界货币基金
[12] 弗里茨切，《深红与激进色彩—追求新左翼叙事》，P.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