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資本主義如何發展的一個經典觀點是，在封建社會中出現了由商人、銀行家、以及早期工業家所組成的階級，也就是資產階級，而為了使這個階級能發展出它所有的潛能，就需要一場資產階級革命來打破由土地封建貴族所設下的重重限制。在法國與英國，事情或多或少都是這樣發展的，但在日本卻不是如此。（按：原文發表於2011年7月11日）
就算資本主義在某些先進資本國家以某種形式問世，也不代表同樣的過程就會在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國家一再地重複發生。事實上，如果去看看今天的大多數國家，事情也不是這種方式發展的。
這是有其背後原因的。打從一些工業化資本主義國家出現在歷史的舞台上時，這些國家就意圖要統治世界其他地方。這就是帝國主義的現象。這些強大工業國家的存在，有著高等生產力與先進的科技方法，這意味著，在發展較落後的國家中，當地資產階級原本能夠循序漸進壯大的途徑也被封鎖了。
這是托洛茨基在他所發展的不斷革命論中，一個關鍵的概念。而1917年俄國一系列的事件，也證實不斷革命論的正確性。當時的俄國資產階級已經沒有能力領導他們自己階級應該要執行的革命。不同於18世紀法國或17世紀英國的資本家們，1917年的俄國資產階級完全臣服於強大帝國主義的利益之下。因此執行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就落到新生的無產階級，這個在當時的俄國唯一真正革命性的階級的肩上。當然，俄國已經有了一群現代無產階級的事實，意味著在打從一開始執行資產階級革命任務時，工人就會以一種“不斷地”的過程將革命轉移到執行社會主義的任務。但這並不是本文的主題。
在此，我們關注的現象是，由於本應是在某個過程中（在日本的情況下，就是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成為領導者的一個階級的弱小，讓另一個階級將領導任務承接到自身身上。當本應是屬於資產階級革命領導階層的階級太過軟弱，或者這個階級太過仰賴其他更強勢的資本強權，另一個階級就能趁勢介入。日本就是這種現象最清楚的例子。
歷史先例
從日本的歷史中我們就能舉出一些例子，這些例子顯示了一個統治階級或集團，是如何自覺地採用另一個國家的經濟體制，特別是當統治階級認為這個經濟體制比本國既有的體制更加優秀，且更適合提升並保衛統治集團的利益。
西元6世紀的日本大和政府由中國引進佛教，也試圖採用中國的經濟體制，也就是亞細亞生產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當時，中國有著更先進的文明，以及比日本更高層級的發展。
日本統治階級擔心日本會被入侵與殖民，因此他們面向中國，並且力求模仿中國的經濟與律法系統。日本豪族將他們的孩子送往中國留學，並在當地學習經濟與律法系統。這也導致了西元645年“大化改新”引入土地國有化的重大改革，旨在將中國當時現有的經濟系統引入日本。一時之間這樣的政策的確有效且讓日本發展起來，但因為日本並不存在支持中國經濟系統基礎的地理條件，這樣的土地國有權也開始走向崩潰，並在西元8世紀，這個體制開始轉移至土地私有制，因此進入封建制度。到了西元十世紀中期，所有的土地都已經是私有的。
如此的環境催生了有力的地方封建軍閥，而日本也經歷一段非常久的氏族間的戰亂時期。日本花了好幾個世紀，才終於在一個天皇與一個中央集權下統一起來。實現這個統一狀態後，統治菁英試圖將日本與所有外國影響隔離。大約從1600年起，有200年左右日本都是一個極度封閉的社會，而封建貴族牢牢地控制著權力，並用盡一切手段，去扼殺任何可能影響他們的財富來源、土地所有權，以及綑綁於這些土地的農民們的的所有社會發展。他們企圖建立一個完全封閉的經濟。事實上，有些歷史學家評論曾指出：如果有一個在日本的時空旅人，從1600年穿越了來到1800年的日本，儘管200年已經過去，但這個時空旅人可能還是注意不到有任何的社會變化。儘管如此，資本主義還是有一定程度的發展，特別是在19世紀上半葉，但這些發展還是在封建國家的約束下被壓抑著。
然而，歐洲與美國以及其他地方的資本主義正在發展當中，而這些發展也不得不對日本產生影響。在臨近的中國，日本統治階級看到了西方國家所引發的鴉片戰爭的影響。中國遭到西方國家的殖民，而日本的貴族也害怕遭到同樣的命運。起初他們加強控制，並斷絕一切外國的影響，但這卻於1853年7月功虧一簣，美國海軍准將馬修．佩里（Matthew Perry）帶領他的四艘黑船駛進江戶灣。此行佩里對日本的要求非常明確：對登陸日本的外國人士予以更人道的待遇、開放港口給予外國船艦進行食品與燃料的補給，以及最重要的，開放港口進行對外貿易。佩里給了日本一年時間好好考慮這些要求，並且贈與日本一面白旗，用以證明他會如計劃的在一年後再次返航，而日本到時也許用得到這面白旗。佩里也真的在1854年2月返航日本，而幕府也接受了佩里所有的要求，包括開設美國駐日本領事館。這一次來自外國的施壓，引發了日本貴族內部的衝突。幕府遭到推翻，而日本明治天皇也在1867年末“大政奉還”後於次年登基，但實際權力仍掌握在主張“西化”來做為對抗西方列強手段的日本統治階級內部。
“西化”就意味著工業的發展。因此日本開啟了工業化時期。工業化時期的一部份是了為資本主義的發展留下基礎建設，而予以優先開發的是鐵路運輸網絡。1870年到1874年間，有三分之一的政府預算都投入到鐵路建設中。這時的日本資產階級十分疲軟，也沒有直接主導這一過程。
弱小的日本資產階級
正如肯尼斯．漢斯霍爾（Kenneth Henshall）在他的《日本史：從石器時代到超級大國》（A History of Japan, from Stone Age to Superpower, 1999）所述：
“總的來說，德川時代的商行並不願意扛下建立現代工業的挑戰，對他們而言這樣做的風險太高。事實上三井（Mitsui）與住友（Sumimoto）是唯二這樣做的大型商行。相反的，在大多數情況下，採取主動創業的都是由政府本身或同樣‘階級’的下級武士所組成的藩府（通常是與農民組織聯手）。”
雖然有些曾經是武士的人士在發展工業中起到作用，“至少在早期，政府對私人創業家的缺乏感到失望。政府最終只能靠自己創立許多企業。而這些政府企業則是被期許做為讓私人工業跟進的成功示範...”
漢斯霍爾繼續說明：“在1870年代期間，政府也設立許多工廠，如軍火、製磚、水泥與玻璃工業，並且接手了一些礦區與造船廠。”
這時的日本還是以農業為本的國家，農業貢獻了42%的國內生產總值。這意味著有大量的便宜農村勞動者，能被越來越多供應出口的工廠僱用。在1880年代期間，日本的出口只佔了國民生產總值的6、7%，但到了明治時期卻成長到20%。
為了要獲得必要的先進西方國家技術，各個公司都被鼓勵成立合資企業。今天廣為人知的公司，如日本電氣（Nippon Electric Company）與日本東芝（Toshiba）都開始與美國公司成為合資企業。
正如漢斯霍爾所解釋的：
“整個明治時期，日本政府在經濟上起到非常重要的主導作用，它發展並維持與商界的關係，以及向它所屬意的地區與公司提供協助。”在他解釋了日本政府當然不時會推進錯誤政策，他敘述道：“雖然如此，還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政府並不情願把經濟發展交給市場的力量。而它現在依然如此。”
國家政府在日本經濟中的作用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學者E．悉尼．克勞科爾（E. Sydney Crawcour），在他的文章《工業化與科技性變化，1885年到1920年》（Industrialization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1885-1920. 收錄在由山村耕造所編輯的《近代日本的經濟興起》的第二章），指出：“如果沒有考慮到國家政府的作用，那麼任何針對1885年到1920年間日本工業化與科技性變化的解釋，都不可能是完整或具說服力的。他緊接著作出了幾乎可用來回應堅信“市場即是一切答案”的新自由主義者們的觀察：
“一些經濟學家反對政府干預，理由是政府干預下產生的生產產量不會高於透過競爭市場運作所導致的生產所達成的產量。。但是，自由競爭市場未必是造就長期經濟活力成長的最佳策略。特別是，當投資的報酬是根據投資者無法控制的其他發展決定時，市場力量則不會把長期經濟成長最大化。我們已經看到，1890年代時，不論是個別經營的鐵工廠還是煉鋼廠都是無法盈利的。一座沒有連結於鐵路的煤礦場可能無法盈利，但一條鐵路如果沒有一座礦場或其周圍其他工業已經在發展的話是沒有經濟價值的。然而，作為政府支持的經濟發展計劃的一部分，這些都是能帶來高度生產力的投資。”
這裡我們可能看到，即使在資本主義基礎下，政府干預也能是發展經濟的一個必要的部份。這篇文章的作者甚至提到這些經濟政策在他稱之為“晚期發展經濟體”內的優勢。
在這些經濟發展中，是什麼東西做為運作的驅動力？是如同英國克倫威爾時代或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資產階級的崛起嗎？不，並不是。這股驅動力是來自國家外部的。這股驅動力是來自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壓力，並且威脅到日本貴族的地位，才導致同樣的貴族階層推動現代化，也就是工業化，也意味著推動資本主義。因為資產階級太過疲軟，無法起到它的歷史作用，發展資本主義的任務就落到另一個階級手上，在日本的情況，就是武士階級透過其對國家政府的控制來發展資本主義。
漢斯霍爾解釋道：
“年輕的武士們以年幼的明治天皇的名義來發動維新政變，藉此鞏固他們對政府的控制，並且在所有的改變下，也帶給國家一定程度的穩定。”
“這些執政者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強盛的民族國家，一個能與西方國家比肩，甚至是最終要超越西方國家的民族國家。”
而封建制度又是被誰給推翻的呢？並不是由日本資產階級推翻的，他們的疲軟讓他們不足以執行這項任務。推翻日本封建制度的是來自封建制度本身內部的維新志士。就如漢斯霍爾再次說明的：“過去封閉式的封建制度已經被推翻，包括政府領袖們所出身的武士階級。”（本文作者的重點）
日本在短時間內就成為一介經濟強權，而當日本經濟擴張自身到超出國界，隨之而來的就是軍事力量的擴張，以便其在東方建立自己的帝國。此外，雖然日本統治階級在經濟方面拷貝了西方國家的體制，卻沒有接受西方國家的政治架構。漢斯霍爾解釋道：“寡頭內閣在政治上保持‘超然’狀態——他們的意志則是法律——而一般人的自由也被各種限制層層包裹著...”
在此我們也可以與今日的中國做出有用的比較。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是誰掌握著日本的政權的？日本資產階級依舊太過軟弱，而無法直接控制國家。然而，國家則建構了一個現代化資本主義的日本。在1870年時，日本是資產階級國家嗎？這個問題的答案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如果有人僅因為此時的日本是由封建貴族執政而斷言日本是“封建”國家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了。重點是，來自舊有封建貴族內部的維新志士成為了國家的首腦，並為強大的資本主義經濟打下基礎。雖然這些發展在當時仍然屬於早期，但方向很明確的是向資本主義邁進。就這個意義來說，當時的日本的確是資產階級國家。如果把問題問得更明確一點，也就是國家的發展方向，那答案就是很明確地向資本主義邁進，而這最終也決定了國家政府的基本性質。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在托洛茨基的文章《不是工人的，也不是資產階級的國家？》（“Not a workers’ and not a bourgeois state?”, 1937）中找到非常適切與有趣的觀點：“關於工人國家的官僚具有資產階級性質的主張，對於思想被抽象形式限制的人而言，不僅顯得難以理解，而且完全毫無意義。然而，化學物質也從來不會以“純粹”狀態的形態存在，這樣的狀態就任何事物來說來說也是不存在的。半封建的普魯士帝制執行了資產階級最重要的任務，但是以屬於他們階級的形式執行的，也就是以封建形式，而不是以雅各賓式的資產階級革命執行的。即使在今天的日本，我們也看到了在國家的資產階級性質與統治集團的半封建性質之間具有著類似的關係。但這些都不妨礙我們明確地在封建社會與資產階級社會之間做出區別。”
美國帝國主義的作用
由於日本從未有過一場“資產階級革命”，讓它留下了舊時封建制度的殘餘物，譬如天皇帝制（至今擁有君主制和上議院的英國也是如此！）。這些殘餘物，大部份都在二戰後由麥克阿瑟將軍（Douglas MacArthur）領導的美軍佔領行動所清除掉了。在麥克阿瑟的回憶錄中，他解釋當時他的目標是要瓦解日本發動戰爭的能力，同時推行“現代化”。用他的話說就是：“建立代議制政體的架構、現代化的憲法、舉行自由選舉、給予女性權利、釋放政治犯、解放農民、建立自由的勞工運動、鼓勵自由市場經濟、廢除秘密警察壓迫、發展自由且負責的媒體、教育開明化、政治權力的去中心化、政教分離...”
儘管上述的某些都是純粹的嘩眾取寵，日本還是在1946年實施了關鍵的土地改革，讓農夫們“耕者有其田”。政府不遺餘力地從收租維生的地主手上購買土地，並將其重新分配給小農。實施這項措施，很明顯是因爲“共產主義”（其實是斯大林主義）在世界大部份地區擴散開來，尤其是在比鄰日本的中國，因而產生對農民革命的恐懼。
由於日本內部出現與大型共產黨和的強大工會運動，美國帝國主義者也有足夠的理由推動這些改革。美國人旨在抑制如此激進勞工運動發展所做出的改革，最終完成了日本的資產階級革命。
自此日本成為了強大的先進資本國家，且連續幾年每年保持10％以上的持續增長水平，也的確是戰後時期最成功的資本主義經濟體之一。但最終日本還是被資本主義的矛盾壓垮，並在1980年代晚期陷入嚴重的危機中。然而，日本的現代化與資本主義轉型是在舊時封建貴族階層的主導下發生的。
日本內部的這些發展都取決於世界的情勢。直到1800年代都作為日本統治菁英的封建貴族階級，其內部有部分成員認識到：如果他們沒有效仿更強大工業國家一樣的工業化，那後者將會威脅到這些菁英們自己的特權和權力。因此即便沒有實質的資產階級革命，但一系列的行動下來，還是導致了一個現代資本主義的日本。
我們也可以舉出德國資本主義歷史發展的例証。德國的現代化（也就是工業化與其後的資本主義）是由舊時代的地主封建貴族中的容克貴族所推動的。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就是出身容克貴族的最佳代表，但那是另一篇文章的主題了。
然而必須指出的是，德國與日本這兩個全球數一數二的工業強權，不是透過典型的的法蘭西式資產階級革命來超脫封建主義，但是在一批既有體制內的統治精英們意識到他們沒有利益繼續捍衛封建主義的情況下，主導建立資本主義而造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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