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原文於2019年8月12日發表於《保衛馬克思主義》網站（In Defence of Marxism）。 當時正直另一國際組織工人國際委員會（Committee for a Workers International）爆發全球性的公開分裂。目前運作《衛馬網》的組織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International Marxist Tendency）由於在1990年代被工國委官僚性地開除，認為有必要針對今次工國委的分裂和各方說詞做出評論和分析，為任何誠心立志於建立一個革命馬克思主義國際組織的有志之士們提供重要澄清。工國委當時的分裂在本文發表後已成定局。自稱“工國委多數派”的人士隨後於2020年2月5日對外宣布成立了“國際社會主義替代（International Socialist Alternative）”。此組織在東亞具有一個“中港台”支部，其旗下的分支分別為“社會主義行動（香港）”以及“國際社會主義前進（台灣）”，並運作“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
近來，英格蘭和威爾士社會黨（隨後簡稱英國社會黨）總書記彼得·塔夫（Peter Taaffe）在工人國際委員會（Committee for a Workers International，CWI）內推動了一系列激烈的派系鬥爭和分裂，如今在全世界的社交媒體上廣為流傳。儘管以塔夫為首的派系與另一方爭吵不休，但實際上這不過是圍繞在威望政治的一場爭端。這是一種高度有害的趨勢，在革命組織中總是致命的。
當某人將自己的威望置於所有其他考慮之上時，就會發生這種情況。
威望政治與個人野心，自我提拔和自大妄想的特質是息息相關的。這些從一開始就是塔夫的特質。最初，它們通常沒有被他身旁的人注意到。大部分從前曾在戰鬥趨勢（Militant Tendency）[1]內認識塔夫的人，當時都沒有察覺這些特質的存在。但是，對於像我這樣每天與他密切共事多年的人來說，這些特徵逐漸變得明顯。
不同於泰德·格蘭特（Ted Grant）這樣具有一定才能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塔夫是一位非常膚淺的思想家，完全沒有自己產生的理念。他所表達的思想全都從格蘭特那邊來的。然而塔夫對格蘭特的觀感不是感激，而是嫉妒。他大部分時間都花在系統性地挖格蘭特的牆角，不時私下對他身旁的跟班們低聲抱怨與格蘭特共事是多麼的“不可能”。
塔夫訴求建立一個由無條件對他唯命是從的支持者們所構成的組織，永遠不會忤逆他。列寧曾經警告過布哈林：“如果你(只要求）服從，就會得到一批聽話的蠢材。”這番話有如工人國際委員會的墓誌銘。在一段時期內，戰鬥趨勢內部開始累積了一班子這樣的人。他們都是年輕生澀的仕途主義者，對政治理論問題一無所知，但貪婪於個人升遷。他們集結成了一個集團，並背著組織內所有民主產生的機構做出所有決定。
這些是工人國際委員會於1991-1992年間分裂的真正基礎。其餘的純屬謊言。在分裂將近30年之後的今天，是我們澄清事實，以正視聽的時候了。
官僚領導
在1991-1992年間工國委內部的最後一次大衝突中，我們親身經歷了塔夫及其官僚領導團隊的欺凌，陰謀和卑鄙的手腕，包括誹謗，人格抹殺，騷擾反對派內的年輕女性成員，開除會籍，拒付全職成員工資以及許多其他他們稱為“民主流程”的流氓手段。這種方法來自斯大林主義的學派。
塔夫在危機爆發多年前就已經對格蘭特懷恨在心。他覺得自己被後者的能力掩蓋著，他的才華沒有得到充分的欣賞。塔夫在整個國際組織間也相當顧忌艾倫·伍茲（Alan Woods），並採取行動將他孤立起來。為了排擠伍茲，塔夫的支持者們通過向伍茲的妻子安娜（Ana Muñoz）施壓，後者當時也在國際中心工作。正是由於她不斷受到這種旨在製造挫折感和破壞的騷擾，安娜的健康狀況每況愈下，最終經歷一場精神崩潰。這就是這個領導集團的行逕。
安娜在佛朗哥時期的西班牙曾參與過地下革命工作。在極權體制下，她一度被警察拘捕，並在牢內慘遭毒打。但她卻說她在塔夫集團手下的經歷要痛苦得多，因為她從未期望過自己所謂的同志們會以這種方式對待她。而在這場卑鄙的事件中扮演了最惡毒角色，也是塔夫最卑鄙的心腹之一，如今以科洛（Vincent Kolo）為筆名。他是工國委多數派內的主要人物。但是，對於任何能夠容忍擁有如此“出色戰績”的人的國際組織，人們可以抱有怎樣的信心呢？當他們系統性地掩蓋領導者在這些事情中的可恥角色時，又有誰能相信這些同志們真的從過去汲取了教訓？
塔夫成功地加強了他對英國支部的控制，並希望進一步掌控整個國際組織。塔夫排擠格蘭特和伍茲的嘗試最終於1991年4月爆發。後兩者對塔夫權威的公開挑戰使塔夫集團開始全面戒備，並加速了統治圈子的墮落。在幕後運作的所有事物此時都已充分發展。該集團完全意識到自己的利益和聲望，並竭盡全力捍衛了這些利益和聲望。結果，他們無所不用其極地抹黑戰鬥趨勢的創始人格蘭特和自1960年加入的領先同志伍茲。他們的謠言工廠此刻開始全面運作。
實際上，危機是在組織的最高層之間爆發的，基層的同志們完全被蒙在鼓裡。在1991年4月國際書記委員會（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的一次會議上，格蘭特和伍茲指責塔夫在國際內部組織了一個集團。他們聲稱：
a）國際組織組織的最高層內存在一個集團，該集團在我們趨勢組織的正式機構之外運作，並篡奪了各民主產生機構的職能。
b）通過這些季諾維也夫主義的行徑，包括以某人對此集團忠誠度為基礎來提拔其地位，對組織造成了巨大傷害。
c）他們系統性地保護某些人免於遭受批評，並隱瞞霸凌事件。
d）（他們）系統性地剔除了任何在黨內提出批評，有獨立思想或“持不同意見”，並阻撓此集團的手段及其運作的同志。
批鬥大會
塔夫對此發起了反攻，希望利用他在英國支部中的統治地位抹黑格蘭特和伍茲，開啟了一場全面大戰。當年五月預定的歐洲學習營突然被取消，組織為此付出了巨大的經濟代價。但他們需要時間來準備迎戰。作戰計劃的第一部分是讓塔夫召開一次英國中央委員會非常會議，以譴責格蘭特和伍茲，該會議於1991年5月17日舉行。塔夫在該會議上得到的熱烈支持將幫助他說服國際再度召開一次國際執行委員會（Intern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會議。
在那次英國支部中委會的“辯論”中，伍茲和格蘭特提交的決議總結了當時組織內的怪異氣氛：
“我們毫無保留地譴責針對泰德·格蘭特和艾倫·伍茲兩位黨齡加起來有八十餘年的同志們所發起的抹黑運動。”
“我們特別駁斥對於伍茲和格蘭特自行將討論帶到國際書記委之外的指控。實際上，在書記委結束後，塔夫立刻與沃爾什（Lynn Walsh）和迪金遜（Keith Dickinson）私下討論了會議內容，後兩者隨後四處散佈謊言，聲稱格蘭特曾威脅要發動分裂。
“我們還譴責倫敦地區書記，在過去三天中，他違反了先前各地區書記小組會議上週所表達的立場的文字和精神，持續利用倫敦的全職成員機構來開辦反對格蘭特和伍茲的派系會議。
“我們完全不能接受提出異議的同志們受到了旨在抹黑和消音他們的誹謗。”
當時我是戰鬥趨勢的全國組織者，但我支持艾倫和泰德將英國組織的情況描述為“不健康的領導”的指控。在被塔夫當成橡皮圖章的中委會會議上，同志們都被施壓來遵循他的路線。中委會表決駁回集團形成的指控，僅是泰德和艾倫反對駁回，而我本人則棄權。
艾倫和泰德被迫撰文來反擊這些攻擊，揭發整個領導層，這些文獻我們近來也有重新發表。這份“罪行”則讓他們遭到另一波惡意攻擊和譴責。反對組織高層的官僚集團的鬥爭很快被捲入了戰鬥趨勢是否應“轉向公開”[2]的辯論中，以及組織是否該脫離工黨並建立一個公開的獨立組織，從蘇格蘭開始。
“塔夫希望利用他在英國支部中的統治地位抹黑格蘭特（圖右）和伍茲（圖左），開啟了一場全面大戰。”//圖片來源：Darrall Cozens
鬥爭隨後也滲入關於是否應以“真正工黨”名義在1991年夏季沃爾頓（Walton）選舉內與工黨角逐。在一個健康的組織中，這種分歧本來可以透過辯論和正常方式處理，而無需訴諸官僚主義式的威脅，報復或鎮壓。那些手段對我們完全是陌生的。但是塔夫派系正是使用了這些方法。對總書記（塔夫）來說，我對沃爾頓選舉和“轉向公開”的反對立場決定了我的命運。作為英國支部執行委員和全國組織者，塔夫及其手下們將我視為“叛徒”，因此隨後給了我“特殊待遇。”
當我準備前往沃爾頓時，我的家人不幸罹患嚴重疾病，尤其是我的兒子，那時他還是個嬰兒。領導層完全意識到這一點，但這並沒有阻止他們因我的缺席而對我施加人身攻擊。我的缺席與其他他們發明的“過錯”，包括“嚴重不當行為”一起被包裝成當年七月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的主題，伍茲將那次中委會比喻成作家歐威爾（George Orwell）在其著作《1984年》中的“批鬥大會”。在歇斯底里獵巫的氛圍中，我遭到了殘酷的責罵和誹謗。很明顯，中委會委員們都事先被安排好來率領這些攻擊。
作為回應，泰德做了他一生中最短的講話。他起身走到前頭，胳膊下夾著報紙，說到：“你們做的一切，我以前都看過。這是希里主義，這是季諾維也夫主義，這是斯大林主義。用這些手段，你們什麼都建立不起來。用這些手段，你們現在有的所有設備，印刷機，辦公室等都會付之一炬。”語畢，他在一批震驚的聽眾前坐了下來。但是塔夫政權決心不顧一切地繼續前進，以42票對2票通過了對我個人的譴責動議。一名同志被指派來“跟監“我，而我所有的地方責任都被取消了。
骯髒的把戲
那時，英國支部有大約200名全職成員，其中100名在全國中心內工作。他們全數被動員起來“保衛組織於攻擊”，亦即打倒反對派。有少數人鼓起勇氣拒絕參與這個骯髒的權力遊戲。全國中心內也有少數反對派的同志，其中一名當時正在休產假。我們立即被多數派孤立起來，幾乎沒有人願意和我們說話，連一聲“你好”都沒有。即使是最新的全職成員也被教導要跟其他人一起和我們作對，藉此來贏得聲望。
反對派的全職同志不時遭到騷擾。而那些抵抗這些騷擾的同志們則會被移送執行委員會前被要求自我檢討，並受到紀律處分的威脅。我們被剝奪了所有職責，有人也直接表明他們不再能相信我們。但是我們在被剝奪職責後，又被譴責為瀆職！這些把戲開始在整個組織內蔓延。我們在少數派經常在執委會和中委會上遭到不信任票譴責。這成了一種儀式。即使是個別部門，例如財務和印刷/編輯部門，也都在我不在場的情況下對我一致通過“譴責”動議。諷刺的是，當時正是我們要求工黨為我們被開除黨籍的同志們維護程序正義的時候。
同情反對派的年輕女性全職成員哈里森（Stephanie Harrison）由於無法忍受她被騷擾的程度而於8月初辭職。她寫道：
“我確實有理由感到被騷擾。整個組織，特別是全國中心的氣氛惡化，領導同志們用相當下流的方式迫害他人。任何具有不同觀點或意見的同志都會自動被認為是反對派的一部分，或者是支持該派系的。我看到領導同志們對這些同志都施予某種個人騷擾。”
這種有毒的氣氛是塔夫和他的領導集團系統性地培養出來的。反對派全職人員甚至被免去了夜班，因為我們被認為是“安全隱患”。隸屬“多數派”的全職成員都被鼓勵監視反對派成員的活動並上報領導。反對派同志的電話通訊紀錄甚至時常被多數派列印出來研究我們在和誰交談。我們在塔夫秘書的桌子上發現了一份格蘭特的電話通訊的紀錄。當然，一般成員對這一切完全不知情，因為他們若聽到這些手段勢必會感到非常震驚。因此基層完全被蒙在鼓裡。
斯大林主義的手段被應用在地方各分會上。反對派為多數的各分會被強行關閉或與其他分會“合併“。任何被視為有同情反對派嫌疑的成員被一一列出，而這些人則經常被餵食關於反對派領導人的謊言和八卦。這樣如果不能說服他們變節，至少可以銳減他們的士氣。反對派的支持者因不斷被抓去“討論”而疲憊不堪。伯明翰市的一位同志他一共被迫與多數派中委會成員們進行了17個小時的“討論”。這些行為導致了一整階層的同志們憤而退出組織。
塔夫的勝利不是他理念的勝利，而是他官僚機器的勝利。沒有“民主”辯論，只是試圖粉碎反對派。過去我們趨勢組織把持著乾淨的旗幟，而完全拒絕了這種方法。現在，它們已成為塔夫政權下的普遍手段。當佩斯利市的一位同志在9月的蘇格蘭總會上親自問塔夫是否有解決這場組織內危機的辦法時，他被告知“唯一的解決辦法，是少數派領導人公開並在書面上放棄他們（對多數派）的指控。”
多數派全職人員可以做任何他們想做的事，可以旅行到任何地方捍衛自己的主張，且無需擔心費用，但我們少數派的每項工作都受到嚴格限制，並不斷受到挑戰。他們想讓我們隔離在全國中心內，讓他們在地方有空間（施展他們的工作）。
最初，當整個組織就我們提出集團存在的指控做出討論時，國際書記委的多數派制定了一條規則，即只有國際書記委員就此議題在會議上發言。由於格蘭特當時病了，只有伍茲可以到不同地區參與討論，（要他一人參與所有分會）的討論是不可能的任務。多數派藉此達到了扼殺討論的效果。
在“轉向公開”爭議中，多數派得以派遣代表到全國各地。而科特里爾（Dave Cotterill，利物浦分會），麥庫姆貝斯（Alan McCoombes，格拉斯哥分會），瓦克（Nick Wrack），勞倫斯（Soraya Lawrence），薩努瓦（Tony Saunois）和塔夫本人則代表“多數派”赴西班牙發言。但當反對派同意派遣布朗（Davy Brown）前往德國代表反對派參與僅僅一場辯論時，他就被拖到了執行委之前，並因“擅離職守”而被譴責，儘管他們已被適當告知布朗預先的行程。
反對派同志多次被限制出差，但多數派代表則可以參加各地的會議，並且同時”捍衛“兩派的立場！
他們尤其對我的日常動作進行嚴密的監控，甚至連我的休假也受到審查。當然，沒有其他執行委成員受到這種方式的監視，並且可以自由活動。我附上由迪金森草擬對於我個人的“報告”影本，這份文件被以英國執行委的名義寄給國際執行委員會成員，以“供他們參考”。這是他們對反對派進行類似警察監視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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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職成員們被用作打擊反對派的重鎚。許多人抵制這些行動的人都顯然付出了代價。組織內氣氛變得令人無法忍受，尤其是在全國中心內。我們要求檢查委員會調查對反對派專職人員的恐嚇指控。但這當然被拒絕了。
如何操縱會議
所謂的“轉向公開”辯論與真正的辯論沒有共同之處。在我自己的分會內，就像在許多其他分會一樣，都有（多數派的人）開始公開挑釁，藉此降低了分會的政治程度並毒化討論。當然，部分這些聽命扮演骯髒角色的人，在我們被開除不久後也經歷灰心喪志而黯然離開組織。
塔夫在1991年11月的特別大會上組織了自己的“壓倒性多數”，在那場會議上，他利用全職成員向與會者施壓而獲得了93％的支持。與會的代表們本應是各分會內按得票比例選舉出來的，這是在這種情況下的正常程序，也是反對派所要求的行事準則。然而領導層則決定讓各分會“自行決定”大會代表選舉辦法。當然，在98％的全職成員都支持多數派，而每個分會內都有一名全職成員的情況下，讓各分會“自行決定”代表選舉辦法的後果也不難預料到。
在一個支持多數派的分會內的全職人員會主張“贏者通吃”所有分會的大會代表席次。而在偏向支持少數派的分會內，全職人員則會主張比例制。結果，儘管反對派的確是少數，但大會代表的組成並沒有代表組織內部真正的力量平衡。例如，反對派在倫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支持，但在倫敦各分會選舉出的43名大會代表中只有一人支持反對派！格蘭特在得悉這些發展時相當震驚。“這真令人難以置信，”他說，“他（塔夫）居然這麼詭計多端。他一定認為這就是政治的全部意義。這意味著他只是個粗淺的政客。”這句話簡短扼要地概括了塔夫的整個人格。
預先安排好的會議動議出現在特別大會的議程上，反對派，尤其是反對派的全職成員遭到了各式各樣的譴責。例如，來自北希爾茲（North Shields）的一位代表做出以下總結：“我們要求執行委對這些執迷不悟的同志們做出停職停薪處分，直到他們願意承諾會完全履行他們身為全職人員的職責為止。”
在塔夫領導集團的鼓勵下，這些威脅變得司空見慣。（多數派）對政治分歧的排斥反映在他們在大會上對反對派發言人們在台下的嘶吼，噓聲和嘲弄，包括對國際同志也受到這樣的待遇。儘管大會召集了許多來自蘇格蘭的代表，但沒有一個在蘇格蘭的反對派同志被允許參加討論。也沒有來自默西塞德郡的反對派同志被邀請就沃爾頓選舉問題發言。整個過程從頭到尾都是事先佈置好的。在歷時七個小時的荒謬“公平辯論”中，只有四個反對派同志得以發言，其中兩名需要提交決議案才得到發言權！
全職人員們被動員來控制投票結果。塔夫與所有缺乏安全感的人一樣，需要證明他擁有“壓倒性多數”支持。托洛茨基在《斯大林評傳》內揭示了類似的心理現象。斯大林經常在選舉中“產生”大約98-99％的“多數”，特別是在對抗左翼反對派的情況下。在最近的英格蘭和威爾士社會黨黨大會中，塔夫只獲得了84％的選票。年老的他手段大不如前了。
但不管是84%還是之前的93%得票率都沒有辦法救贖他。在反對派被驅逐之後，戰鬥趨勢（後來的社會黨）的情況每況愈下。1992年後，該組織經歷了大規模崩解，失去了包括默西塞德郡和蘇格蘭等整個地區的勢力。現在，塔夫派將要經歷另一次更大的崩盤。
1991年大會之後，領導集團加強了對反對派的攻擊。全國中心的氣氛充滿劇毒。當我們來上班時就被其他人避諱。我們被當成瘟神一般的對待。當然也被排除在所有會議之外。他們反鎖了我們的辦公室，拿走了我們的電腦，電話等，讓我們的日常生活變得不可能。他們還試圖更改我們在組織銀行帳戶上的簽名，明顯為分裂做準備。但是我們拒絕順從他們。
在這種情況下，“上班”變得越來越困難，甚至毫無意義。1991年聖誕節之前的幾週，我們的出勤頻率降低了。不久，我們收到我們被無償解僱的通知。有些人得到當月的薪水，但也有人一毛都沒拿到，儘管他們有孩子要照顧。威爾遜（Alastair Wilson）被迫尋求法律途徑以收回他被扣押的工資。他威脅要把戰鬥趨勢上告工業法庭來奪回他應得的薪水。在開庭之前，塔夫終於決定支付這筆錢，以避免整個組織蒙羞。
扣發工資也影響了國際中心的艾倫和安娜。由於他們都是全職人員，沒有其他收入，薪資斷流也造成了個人生活的困難。當他們被解僱時，他們在辦公室裡擁有的一些私人物品也很快就“消失了”。格蘭特也遭遇了同樣的待遇。
沒有下限的塔夫甚至一度揚言要停止向一名女性反對派全職成員支付產假補貼。 11月28日，正在休產假的琳達·道格拉斯（Linda Douglas）前往全國中心希望討論她日後重返全職工作的情況，卻遭到威脅恐嚇。琳達當時是會齡已有12年的成員，也做了八年半的全職工作，並且還擔任了工黨全國執行委員有史以來第一名黑人委員。
她的伴侶描述了當時的情況：
“當時，琳達已經懷胎八個半月，預產期是一月份。我們已經有一個兩歲的女兒。我們依靠自己作為全職人員的工資生存，我們將自己的一生獻給了組織。
“兩個月前，大家一致同意琳達應該休產假並領取產假補貼……但在11月28日，琳達和我本人找原先計劃去全國中心索取組織已經欠琳達的工資，並訂定她將要收到的產假補貼，以及她重新開始全職工作的日期。
“令我們驚訝的是，我們被瓦克（Nick Wrack）同志攔截，他要求我們到柯倫（Francis Curran）的辦公室參加一場討論。出席會議的有瓦克柯倫和執行委員英厄姆（Brian Ingham）。在這次會議上，我們獲悉，除非蘇沃爾同志簽署一系列辭去組織內職務的文件（而除非我們向他施壓讓他就範），組織將不再支付琳達。
“他們準備提供的只是截至11月30日欠琳達的薪水，但在基本的產假補貼問題上，他們不僅不會支付，連討論的於地也沒有。 ”
琳達在休產假時被解僱並開除會籍。少數派同志們為她積攢了一點錢來幫助她和她的伴侶度過難關，但是我們的資源仍然非常薄弱。
“很多知情的人，當時都一聲不吭”，琳達最近解釋道。
“關於我的處境，有很多謊言在流傳，但是只有一個人聯絡我來查證：西加爾（Robbie Seagal），我誠心祝福她。實際上，當時我不得不繼續前進，從未真正反思過他們對我所做的一切。當時發生太多事情了，難怪大家都受到這麼大的創傷。
“許多人拒絕相信我的故事。我隨後被我的分會開除，儘管我當時才剛生了孩子無法參加會議，也沒有人支持我！
“那時我並沒有感到太沮喪！除了對於一些參與這些動作的“好友們”以外。”
在上述的情況中，這些“捍衛女權”的騙子們充分展現他們願意墮落到什麼樣的程度。
“腹背受敵心態”
同年11月29日，在迪金森的督導下，組織管理部通過一項遞交執行委的決議案。它提議：
“立即停職隸屬少數派的所有全職人員，但保留他們向中央委員會上訴的權利。在停職期間，除非有中央委員陪同，否則他們無權進入全國中心或我們組織擁有的任何其他辦公室。中委會應立即開會調查停職情況。如果中委會認定少數派全職人員在大會後沒有履行他們的職責，那組織應立即停止支付他們的薪水並不再將他們視為全職人員。”
一種“腹背受敵心態”儼然被豎立在全國中心內，作為加深騷擾反對派的手段。當我試圖從全國中心帶回我的書本（這些是我的個人財產）時，我卻被阻止了。11月25日，執行委發布了一份通函，指出任何人未經事先同意都不得從辦公室內帶走個人財產。我擁有的幾百本書都被一一搜查，以防我試圖將文獻走私到外部。兩位執行委員狄金森和瓦克輪流搜查每頁，逐卷查找可疑的東西。這起像警方稽查一樣的行動，花費了大量時間。當我把書本從辦公室一箱箱搬到外面時，我不得不經過大約15-20名全職成員的糾察隊，他們站在中心出口附近，希望藉此恫嚇我。通常在週六早上，只有兩名全職員工會在前台執勤。我搬東西的那天，卻有大批人站在那監視我。恐嚇是塔夫囊中的關鍵手段，而這個“歡迎大會”勢必是他組織的。這是多數派領導人暴行的典型表現。
為了進一步挑釁，塔夫總書記建議印刷部將反對派全職成員布朗和威爾遜調到那裡，並應該在那裏讓他們“做最卑微的工作，直到他們離開為止”。
12月2日星期一，執行委召開了一場會議來討論反對派人士的“工作績效”，然後給我們每個人寄了以下的信：
“執行委員會日前已開會討論了您在全國中心內的缺席記錄以及您作為全職人員，卻持續未能履行職責情況。
“我們要求您回答以下問題：
“ 1，請您解釋您為何持續不來全國中心上班？
“ 2，請您解釋您為何沒有聯絡我們來報備您的缺席？
“ 3，您是否會堅決否認自己在正常工作時間內一直在其他的場所內工作？
“ 4，您是否認為您在抵制全國中心並且僅從事派系活動時仍應繼續獲得薪資？
“ 5，您今天離開全國中心的原因是什麼（1991年12月2日），您從事了什麼活動呢？
狄金森，謹此代表執行委員會”
儘管我們做出了完整的答覆，但執行委員會卻仍決定需要在12月11日以類似的方式再次發送信函，要求我們對相同和其他問題做出回應。這是為他們日後“按規則”解僱我們藉口鋪路。
“有人不斷聲稱格蘭特當時已經’老態龍鍾’，用這樣的言詞形容在最困難的幾年裡從零開始建立和打造我們趨勢組織的首席理論家。許多先前曾與塔夫狼狽為奸的人，現在形成了當下的“反塔夫派”的領導層。”//圖片來源：Darrall Cozens
當格蘭特於12月3日前往全國中心為他的秘書威爾遜所遭到的待遇申訴時，執行委多數派召開了一次特別會議作為一次伏擊：泰德反而遭到他們盤問。他們隨後在下周將此次盤問的紀錄發函致所有分會。這再次顯示了塔夫旗下官僚機器的本質：
“塔夫：那麼，你不承認中委會的決定就是中委會做出的嗎？
“格蘭特：不，那僅是多數派的決定。
“沃丁頓（Mike Waddington）：那麼中委會已經不存在了嗎？
”格蘭特：不，因為中委會（雖然）開會，但多數派在中委會開會前已經決定好一切。
“塔夫：好，讓我們澄清一下。對你來說，中委會並不存在。
“格蘭特：不。多數派會在中委會開會之前就已經做出所有決定。中委會只不過是橡皮圖章。
“塔夫：我再問一遍：你是說中委會不存在嗎？
“格蘭特：我沒那麼說。
“塔夫：明明就是。
”格蘭特：我沒有這樣說。
“塔夫：你的供詞都被錄下來了。
“格蘭特：什麼時候？
“塔夫：全部都錄在磁帶上。
“格蘭特：我說了中委會不存在？
“塔夫：是的。
“格蘭特：現在？
“塔夫：我們問過你：你是說中委會不存在嗎？
“格蘭特：我沒那麼說。”
（摘自於1991年12月10日發布的全國通信“總書記答格蘭特“）
更多挑釁
所有全國中心人員都被指示不准跟我們交談。認識我們多年的同志們連一聲“早安”都不說。這是一次系統性的，有組織的騷擾運動，旨在摧毀我們的意志並破壞我們的士氣。雖然我們過的很辛苦，但他們終究未能得逞。
執行委不斷通過新的“安全準則”決議，要求所有全職人員的個人背包在他們離開全國中心時必須要接受搜查，這是前所未有的舉動。泰德對此表示反對，因為這顯然是針對反對派全職成員的措施，而後來也的確是如此。當格蘭特和威爾遜離開大樓時，他們的背包就會被搜查，但其他人就得以自由進出而不需要被搜身。他們隨後阻擾（惱怒的）格蘭特離開全國中心。泰德解釋道：“當我試著開門離開中心時，一名全職人員立即把門摔上並擋在我和門之間，肢體性地阻止我離開辦公室。”
儘管他們在格蘭特的背包中也沒發現什麼，但泰德還是被迫等待“直到一名執委會委員到場並允許他離開為止。”這是一種膽小而無禮的舉動。這並不是前台的全職人員的錯，因為他只是在總書記的指示下行事。塔夫應為這種罪惡的行為負上全部責任。但是，我們拒絕臣服於這種希里才做得出來的欺凌和恐嚇手段。
泰德寫道：“此刻，我感到自己無法前往全國中心，因為執行委多數派故意創造了對反對派的仇恨氣氛，這意味著我的人身安全和個人尊嚴無法被受到保障。我進一步向其他同樣遭到系統性騷擾的反對派同志們建議：他們應避免去全國中心，直到執行委多數派可以向我們保證他們會終止這些挑釁行為。”
反對派是如何被開除的
塔夫無法容忍與反對派提出的各個問題進行民主辯論。儘管格蘭特遭到了各式誹謗，但他在組織內仍然享有極大的威信和敬重，而（在這個前提下同反對派進行辯論）塔夫對後果沒有信心。儘管如此，他還是被迫將這場鬥爭帶進國際執行委員會內。在當年6月的國際執行委會議中，有40％的委員支持關於塔夫運作集團的指控。面對規模如此龐大的國際反對派，塔夫和他的同夥們將這場鬥爭視為一場決戰。與今年工人國際委員會內的爭端一樣，他們那時願意分裂整個國際組織。
然而，在整個國際組織內或世界大會上進行一場民主辯論來決定事情，那時已不可能發生。實際上，塔夫集團的第一個行動是取消五月的歐洲學習營。他們確保反對派失去平台，而大多數成員仍然處於無知狀態的同時，倫敦的組織機器不斷對大家輸送謊言和誹謗。
誹謗如雪崩般地接踵而來。有人不斷聲稱格蘭特當時已經“老態龍鍾”，用這樣的言詞形容在最困難的幾年裡從零開始建立和打造我們趨勢組織的首席理論家，更是英國和國際組織世界大會被討論和表決的各份主要綜觀文件的作者。許多先前曾與塔夫狼狽為奸的人，現在形成了當今的“反塔夫派”的領導層。
順帶一提，那些試圖偽造歷史的人至少應該要把日期弄清楚。對抗塔夫集團的鬥爭不是於1992年開始，而是在1991年4月開始的。反對派領導人格蘭特，伍茲和我本人並沒有離開戰鬥趨勢和工人國際委員會，也沒有鬧分裂。1992年1月16日，我們在赫普斯科特路（戰鬥趨勢全國中心地址）的一次會議上被指控在“黨內建黨”而遭到開除。該決定在1月20日的中委會緊急會議上獲得批准。這從而開始了組織內部的大肅清。
“然而，在整個國際組織內或世界大會上進行一場民主辯論來決定事情，那時已不可能發生。多數派確保反對派失去平台，而大多數成員仍然處於無知狀態。”//圖片來源：Darrall Cozens
讓我們清楚地聲明：當時是塔夫的派系主動拆裂了工人國際委員會。
1991年聖誕節前幾天，塔夫派以掛號信通知我本人和另外兩名全職成員：我們已被停職。一月份，我，格蘭特和伍茲被傳喚到執行委面前。他們並以一名匿名告密者提供的“證據”將我們開除。這位”吹哨人“是組織機器派進反對派來收集可以我們被驅逐的證據的，完全符合這幫人的作風。被竄改過的文件也被用來陷害我們。
這些被多數派稱為“拋棄組織”的開除消息被多數派送交給資產階級新聞界。我們顯然已經“將自己置於趨勢組織之外”，這是一種不誠實的開除方法，被開除者沒有上訴權。《戰鬥報》犬儒地報導： “我們很遺憾格蘭特以這種方式分裂”，這掩蓋了事實真相。所有成員們，不管他們的意見如何，都必須面對這起先斬後奏的發展。
在被開除的那天，花了數十年時間建立這個趨勢組織的同志們被禁止進入全國中心，並在中心後門前等著被開除。塔夫集團充分地表現了他們的小氣，仇恨和挑釁態度。格蘭特，一位78歲的老人以及這個趨勢團體的創始人，居然被前台人員禁止使用洗手間，除非他們得到塔夫親自許可。這一事件充分展現了所謂組織中心令人作噁的本質。
隨後，組織內部發生了肅清，反對派的同志們不是被開除，就是被逼走。
例如，倫敦蘭貝斯區（Lambeth）的反對派同志費南德斯（Kevin Fernandes）收到蘭貝斯分會委員會的一封信（日期為1992年1月30日），要求他參與一場會談。該信的內容如下：
“本分會委員會希望與作為我們分會中支持少數派的您進行面談，給予您機會澄清您是否有參與建立或支持這個新出現的組織。這是給您一個與這個新組織及其支持者劃清界線的機會。您將被問到以下一系列問題：
“ 1，您準備好成為我們趨勢組織的忠實支持者嗎？
“2，您會繼續兜售我們組織的刊物嗎？
”3，您願意支付我們組織定期的會費嗎？
“ 4，你會為我們組織募款嗎？
“5，你會為我們趨勢組織招募新成員嗎？
“6，您會公開倡導我們趨勢組織內多數派的政治主張嗎？
“7，您對當下這個新成立的組織有何看法？
“8，在（這個新組織的）建立過程中您扮演了什麼角色（如果有）？
“ 9，您是否支持另外設置一份刊物？
“ 10，您會兜售（上述這樣的另類）刊物嗎？
“ 11，您會為（如此另類刊物）提供財務支持嗎？
“ 12，您會參加（上述）新組織的內部會議嗎？
“本分會委員會不會驅逐您。您給出的答案將讓分會委員會得以確定您是否離開了本趨勢組織。本分會委員會將相應地向整個分會報告。”
這種麥卡錫式的偵辦手段遍布全國。腐化已經完成。到目前為止，塔夫和他的助手們都牢牢地站在上風。
其實，（在此肅清行動中）最狂熱和最惡毒的獵巫人是名名為特隆（John Throne）的愛爾蘭人[3]。如今，他否認了這些過去（他們不都這樣嗎？），但當時在場的人不會苟同他虛偽的否認。後來，這位曾在反對派內被稱為“笑裡藏刀”的同志，在被塔夫利用來攻擊和驅逐格蘭特及其支持者後，卻反而被塔夫背叛，自食其果。這起開除案反而是非常正當的。
以往，（塔夫）集團在幕後運作。現在，他們官僚主義的手段公諸於世。塔夫只不過是一個粗淺的政客，精確地反映了整個組織機器的觀點。他們不斷地稱自己為“多數”，這個稱謂某種程度上意味著他們固有地正確。這些小鼻子小眼睛的人不能接受自己身為少數。他們忘記了捍衛自己思想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涯內絕大部分都是少數派。而列寧，更別說我們運動的創始人托洛茨基，也是如此。
當然，塔夫派無法澄清關於我們被驅逐的真相。取而代之的是，我們被視為“將自己置於組織之外”，這是塔夫在驅逐人時的法寶，剝奪了任何被開除的反對派任何上訴權。如今這種說法是否聽起來有點耳熟？是的，這就是如今他們驅逐他們愛爾蘭支部與其他同志所使用的骯髒手段。
（今天受到同樣待遇的人）真的對此像空穴來風一般感到驚訝嗎？當然，這已經不足為奇，因為這是由是完全相同的集團，由或多或少由同一個人領導的一批人主導的。唯一的區別是這些方法對今天被趕出去的人來說，在那時似乎恰當，但今天你變成受害者時，就變得不可容忍了！
國王的新衣
在伊索寓言裡面，有則故事提到了一隻愛膨風的青蛙，藉此吹噓他跟一頭牛一樣壯大。眾所周知，青蛙最終走到了不幸的盡頭。在將近三十年後，塔夫的泡沫已經完全破滅，露出了吹噓背後總是存在的空洞。總書記大爺，誠如另一個悲慘的故事，最終成為穿著“新衣”的國王。
在英國，他們經常重複的“超過兩千名成員”的宏偉宣告是虛構的。現實情況是，英國社會黨已成為只有幾百個活躍成員的式微勢力。參加最近的全體會議的人數表明了這一點。其餘的說辭只不過是虛張聲勢。
塔夫一直以來都是名表演家，急於吸引大批觀眾。麻煩的是，表演家沒戲唱了。除了破壞自己的組織之外，他在過去三十年中毫無建樹。更遑論理論發展，在這個領域內他從來沒有什麼值得貢獻的東西：這三十年來，他們沒有產生出任何值得注意的著作或文章。
由於他沒有什麼新鮮事要報告，因此他必須重申有關利物浦市議會和反人頭稅運動[4]的舊話（“你不知道嗎？我們推翻了柴契爾夫人政權！”）。但是，在將這些古老的故事賣弄了四分之一世紀後，他發現它們不再有任何價值。這些故事已經像一張舊唱片一樣乏善可陳。
在將近三十年後，彼得·塔夫的泡沫已經完全幻滅，暴露出形象背後的空虛...總書記最終成為穿著“新衣”的國王。” //圖片來源：公共領域
他試圖透過工人國際委員會的愛爾蘭和美國支部所取得的“成果”（在美國西雅圖市選上的市議員和在愛爾蘭選上的三名國會議員以及一些市議員）來掩蓋自己的空虛。但是這些“成果”並沒有增強這位日益缺乏安全感總書記下垂的權威，反而對他構成了威脅。
塔夫以及英國社會黨領導們今天赫然“發現”這些“成果”是基於某種“機會主義”的傾向，儘管這些路線完全不是什麼新的發展。無論如何，塔夫本人都非常知曉這些機會主義路線。直到最近，這種“罪行”都被悄悄地，方便地掃到了地毯下，因為擔心它們會損害總書記的形象。
現在，塔夫和他的集團（如今工國委的少數派）已經方便地利用“機會主義”，“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es）等罵名驅逐了工國委多數派。沒錯，少數派居然驅逐了多數派！多麼創新的點子啊！但這並不新穎。簡而言之，這是一場分裂。但是塔夫並不稱其為分裂，因為他擔心自己會被視為少數派。
這種本質上膽小和官僚主義的心態與過去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們的行徑完全相反。恩格斯晚年寫道：“馬克思和我一生都是少數派，我們以身為少數派而感到自豪。”托洛茨基不懼怕反對斯大林巨大的謀殺機器的力量，以一個人的力量對抗全世界。但對塔夫來說至關重要的是，他必須繼續成為掌權，不可動搖，無所不能的總書記。永遠佔多數！
此外，控制工國委涉及一個原則問題：一個非常有利可圖的原則。通過擺脫真正的多數派，塔夫派控制了工國委的資金以他們其前任同志們的網站。他也堅持使用（工國委）這個名字。然後，他驅逐了英國社會黨內部的少數反對派。當然，根據塔夫的說法，被開除的人根本沒有被開除，而只是“將自己置於組織之外”。英國社會黨的威爾士書記亞歷克·薩里夫斯（Alec Thraves）對他前同志們的“不朽名言”最可以概括這個情勢：“再見，好自為之吧！”
在採取這種手段之前，塔夫已經從社會黨執行委員會中踢出了兩名反對派成員，並試圖扣留他們的工資。同樣，支持“多數派”的兩名工國委全職成員被排斥在外，他們的工資被扣留。在這些被驅逐的成員之中，有一人有一個新嬰兒要撫養。這些同志親身經歷了塔夫機器的全面攻勢，系統地被排擠，然後毫不客氣地被解職。
藉此，少數派奪得了踢走多數派的能力。他們對以前的同志們面對多數派表現出的痛恨和仇視的強烈程度，導致後者認為：在不同的情況下，他們的“背叛”罪行將會面對子彈的制裁！
一定要透過“吃一塹，長一智”才能習得教訓嗎？
工國委當前的危機不足為奇。唯一讓人吃驚的是它沒有更早出現。有了足夠的物質資源，一個腐爛的政權可以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就像我們從希里派那所看到的一樣[5]。但是最後，它還是崩潰了。這將是工國委的命運。
塔夫的方法與希里派可怕的行徑如出一徹。一旦統治集團的聲望受到威脅，他們就準備屈從於這種方法。他們表明他們與我們運動的真正方法和民主制度差了十萬八千里。但是1991-1992年的危機絕不是偶然的，當前工國委的危機也不是破壞它的根本原因。
該組織早已建立在一盤散沙之上，所以當下的發展是不可避免的結果。現在它已經死了，無法復活。如果我們要從這場戲碼中獲得正面的教訓，首先需要對過去進行誠實的思考。沒有這樣的反思，就不能向前邁進。用美國哲學家喬治·桑塔亞那（George Santayana）的話來說：不向歷史學習的人將注定要重蹈覆轍。
“工國委當前的危機不足為奇。唯一讓人吃驚的是它沒有更早出現。有了足夠的物質資源，一個腐爛的政權可以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就像我們從希里派那所看到的一樣。但是最後，它還是崩潰了。這將是工國委的命運。”//圖片來源：Flickr，Dave Sinclair
如今工國委多數派都嚐過了塔夫及其黨羽的粗暴方法。如今，他們亢奮地抗議這些行徑，並將發生的事情描述為“官僚政變”。很好。但是我們有權問他們：您學到了什麼？那些今天聲稱堅持工國委的“民主傳統”的人應該想到自己過去扮演的角色。但是他們目前試圖掩蓋其真實歷史的嘗試清楚地表明了他們不願履行這一責任。
如今的工國委多數派並不想要產生出一個誠實的回顧，而是希望美化過去，並沖洗自己的記錄。他們正在竭盡全力地將這些官僚主義方法介紹為最近才發生的偏差。例如，在他們於2019年7月26日發表的題為“官僚政變不會阻止工國委多數派建立強大的革命社會主義國際（”Bureaucratic Coup Will Not Stop CWI Majority from Building a Strong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International”）的聲明中，他們斷言工國委以前是基於“民主傳統”，而不是基於官僚集中制。
如此的童話故事是很方便的。但是童話故事是給小孩子聽的，而工國委的成員們也非兒孩之輩。他們也想知道真相。但是，此派系的領導們給予他們的不是事實，而是粉飾。過去實際發生的事情與他們的說辭大不相同，因為許多工國委的老成員可以作證（值得稱讚的是，他們之中有些人已經這樣做了）。
我們必須明確指出（因為現在（“多數派”這些人）正試圖通過散佈各種荒謬的歪曲）塔夫的手段這在90年代得到了當今工國委多數派內的許多領導人物的全力支持，他們大聲抱怨這些如今被施加在他們身上的待遇。塔夫對待他們的方式只不過是讓他們自食其果罷了。
多年來，科洛（Vincent Kolo），韋斯特倫（Per-Ake Westerlund），比爾（Eric Byl），佩亞亞索斯（Andros Payiatsos）等人，以及他們在愛爾蘭和美國的同夥，都是塔夫政權腐爛的同好。在1991年至1992年間，他們和其他人一樣（對反對派）喊打喊殺。他們樂於參加這場令人噁心的奇觀，將托洛茨基主義的干淨旗幟拖入泥潭。從那時起，他們一直在系統性地重複關於格蘭特，伍茲和當時反對派的謊言。如今，這些塔夫的受害者們，這個自稱“工國委多數派”的領導們，正在歪曲歷史，掩蓋他們過去的角色，從捏造對格蘭特的新誹謗開始。
例如，工國委的多數派聲明解釋道：
“在我們組織存在45年來，我們不得不在各個層面上與這種現象（官僚主義）作鬥爭，並且大多數情況下我們能夠在不造成太大損害的情況下糾正它們。但是，有時為了保護工國委，需要有政治意識的基層成員干預，以反對墮落的中央領導。 1992年，當絕大多數工國委成員起義反對格蘭特周圍的領導人時，就是這種情況。不幸的是，今年圍繞在塔夫周圍的領導層也是同樣的情況。” [我們的重點，6］
這句話完全將事實本末倒置了。把工國委基層形容成在“1992年...反對格蘭特周圍的領導人”的說法是完全捏造的。當時當然有一種“起義”，即塔夫機器的起義，用斯大林主義學派下流的流氓手段來壓制和粉碎反對派。簽署上述聲明的人（自稱“臨時委員會”）完全理解我們的論述，因為他們自己參與了這些行動，儘管他們之中有些人當時可能很不情願，多數還是全心全意的（塔夫）幫凶。
讓我們建立一個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
當泰德和艾倫譴責塔夫集團行為時，塔夫以對前兩者宣戰作出反應。他立即動員他機器的全部力量隔離並摧毀他們。這就是所謂“起義”的真正含義，這樣的“起義”與擁護當今北韓平壤統治者們所發起的“群眾運動”內涵不相上下。基層成員不可能在他們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發動“起義”。這一切發展讓基層感到驚訝。但是塔夫的“幹部們”已經準備好，等待著“起義”。這一切都已經被安排好了。
“我們在我們最近舉辦的國際學習營上慶祝了共產國際創建一百週年，來自世界各地四百名馬克思主義者熱情地參加，並讓此活動成為巨大的成功。我們在此活動上募集了近136,000歐元（4,520,000餘台幣）的破紀錄募款中就可以看出這一點。國馬趨是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上的：我們主張工國委和英國戰鬥趨勢的初衷，以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托洛茨基和我們的創始人格蘭特同志的思想為嚮導。”//圖片來源：英國《社會主義呼喚報》
戰鬥趨勢的反對派不僅在英國，而且在國際間都被驅逐。這些同志們同塔夫的異樣手段和官僚墮落進行了不懈的鬥爭，隨後建立了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組織。面對迫害，我們捍衛了馬克思主義的真正原則和遺產。面臨逆境和克服了巨大的障礙，我們仍得以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花崗岩基礎上重建了這樣的趨勢組織。
我們在我們最近舉辦的國際學習營上慶祝了共產國際創建一百週年，來自世界各地四百名馬克思主義者熱情地參加，並讓此活動成為巨大的成功。我們在此活動上募集了近136,000歐元（4,520,000餘台幣）的破紀錄募款中就可以看出這一點。國馬趨是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上的：我們主張工國委和英國戰鬥趨勢的初衷，以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托洛茨基和我們的創始人格蘭特同志的思想為嚮導。
國馬趨是當今世界上唯一可以宣稱承襲這一偉大遺產的組織。敬請提防山寨版！
正如托洛茨基解釋道，“許多從第四國際桌子上偶然撿些麵包屑來滋養一下的教派主義團體和派系，過著一種“獨立”的組織生活，他們自命不凡，但缺乏任何勝利機會。
“布爾什維克－列寧派不想浪費時間，所以平心靜氣地讓這些團體自生自滅。”
後記：
本文是對工國委1991-92年危機以及我們趨勢同官僚集中制黨政權的鬥爭的簡短概述。我們將適時隨後發布更多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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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譯注：英國戰鬥趨勢（Militant Tendency）是由格蘭特創建和提供理論領導的組織，於1980年代成為英國最大規模的托洛茨基主義團體。其名為“趨勢”（Tendency，亦有中文譯者翻為“傾向”），其原因首先是因為其不拘泥於組織形式，能夠參與任何群眾的團體，政黨，和運動來在基層之內主導一個散播馬克思主義理念的趨勢，而次要原因則是形式上戰鬥趨勢隸屬於英國工黨之內，形成一個黨內派系。塔夫後來領導戰鬥趨勢脫離工黨而自行成立“英國社會黨”（而後因蘇格蘭支部分裂而更名為英格蘭和威爾士社會黨），以一個公開政黨的姿態面對群眾。我們組織認為，在我方勢力還不夠壯大之前，形成一個小黨來等待群眾加入不僅不會迎來新支持者，反而會喪失了組織能夠主動參與群眾組織和運動的靈活性。
[2]譯注：“公開轉向”是指當時主張戰鬥趨勢公開脫離工黨，自行成立公開政黨的路線主張。
[3]譯注：在本文原文發表後，特隆逝世於2019年九月底。
[4]譯注：當保守黨柴契爾政府企圖於1989年頒布傷害勞工階級利益的人頭稅（Poll Tax）時，戰鬥趨勢領先成立“全英反人頭稅大聯盟“並成功組織百萬餘人抗稅，並引領數十萬人上街示威。這場成功的運動直接導致柴契爾下台。而此反人頭稅運動的全國組織者，正是本文作者蘇沃爾。
[5]譯注：希里（Gerry Healy）原為斯大林主義英共成員，後被英國托派領袖Jock Haston說服加入托派。然而其政治行徑仍然不失斯大林主義色彩，專注於透過組織手法暗算和剷除異己。透過這樣的手法希里逐漸變成正在腐化的第四國際領袖之一，後創建“工人革命黨”（Workers Revolution Party），但於1985年因被指控長期對女性黨員進行性侵害而被自己建立的政黨開除。
[6]譯注：在此引用的聲明“Bureaucratic coup will not stop CWI majority from building a strong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international!”仍載於隸屬於今“國際社會主義替代（International Socialist Alternative）“組織中港台支部所運作的”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英文版下，卻仍未發表相應的中文翻譯。故本文譯者需自譯。原文如下：
In our 45 years of existence we have had to fight this phenomena at various levels, and mostly we were able to correct them without too much damage. However, at times it has required the intervention of a politically conscious membership against a degenerated central leadership to safeguard the CWI’s programme. This was the case when the big majority of the CWI rose up against the leadership around Ted Grant in 1992, and has unfortunately had to be the case with the leadership around Peter Taaffe this ye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