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2年于荷兰共和国诞生的理性主义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是启蒙思想的伟大之父之一。诚如本文作者哈米德·阿里扎德所言，斯宾诺莎的哲学——包含着唯物主义与无神论的内核——代表了同时对宗教和国家的革命挑战。（译者：Affro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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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的时代，也被称为理性的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光辉的一段时期之一。那个时代诞生了诸多思想家，他们对抗着无知、迷信和神学，在反对封建制度和教会独裁统治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而荷兰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1]的激进哲学则在这一发展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关于他的思想所造成的影响，就像是黑格尔所解释的那样，“斯宾诺莎成为了现代哲学的一个试金石，因此这句话确实可以这样去说：你要么是个斯宾诺莎主义者，要么你就不是个哲学家。”[2]关于斯宾诺莎思想的影响，来自于黑格尔的这些文字有着不容置疑的证明。然而，对于这位哲学家来说，哲学却并不是一个顺从的、思辨的运动。它直接关系到理解自然与社会的任务中，为了可以通过改变它们而有益于人类。
不要笑，不要哭，但要理解！
“我十分注意避免对人们的行为加以嘲笑、表示叹惋、或给予诅咒，而只是力图取得真正的理解。所以，对于人们的诸多激情，如爱、憎、怒、嫉妒、功名心、同情心，以及引起波动的其他各种感觉，我都不视为人性的缺席或邪恶，而视为人性的诸属性，犹如热、冷、风暴、雷鸣之类是大气的本性的诸属性一样。这些现象尽管可能令人不快，然而却是必然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原因，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原因理解这些现象的本性。而且，对这些现象的真正理解给我们带来的心灵上的喜悦，并不亚于对悦人耳目现象的理解。”（译注：商务印书馆，斯宾诺莎文集第二卷，第226页）[3][4]
斯宾诺莎他那时代思想的卓越代表。他和其他的启蒙运动思想家，如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以及勒内·笛卡尔（1596-1650），都是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之一，在人类努力从封建社会的阴暗泥沼中挣扎着走出来的时候，他们的学说就是前方的一盏明灯。
1697年，在他的《历史与批判词典》出版的时候，哪怕是公开反对斯宾诺莎一元论的（即认为世界是只由一种实体，比如物质或精神所组成的一种哲学观念）皮埃尔·培尔（1647-1706），也不得不承认“他反对任何良心的约束，同时也是掩饰的死敌。这就是为什么他可以如此自由地去提出他的质疑以及去提及他所相信的事物。”[5]在这一基础上，我们不妨加上一句，即他也体现了他那个时代真正的精神。
在欧洲的任何角落，斯宾诺莎都因为他坚定的理性方法，以及，在想要从最基础的层面上去寻求理解世界本质的时候，拒绝诉诸任何传统的、情感的以及空洞的道德而声名狼藉。当那些观点企图将本质的一切都解释为是“上帝意志”的时候，他大胆地指责他们说，这不过只是在寻求一个“无知的庇护所”[6]而已。在寻求理性方法，以及只用自然来解释自然的道路中，他不可避免地和当时的统治阶级起了冲突。
革命与反革命
启蒙运动经历了一段文化、科学和知识上的混乱时代，它是与从大约17世纪开始，一直到19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期间，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同步发生的。这是一段极其动荡的时期：包括各类战争、内战、革命以及反革命。旧的欧洲政权间的内部矛盾由于资产阶级的兴起而恶化了。旧秩序开始变得不稳定，并且在17世纪，主要的欧洲君主政体都转变为了专制体制，所有权力都集中在了君主统治者的手中，他们维持着旧有的、已经衰败了的贵族与此刻正在徐徐升起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平衡。
专制主义是被国教支持，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是在极力保持对个人生活各方面的独裁，包括人们的思想。法国、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都被战争和内战所困扰——以宗教的名义战斗——而这导致了数百万人的死亡。在今天的德国，三十年战争——理论上也是天主教与路德教之间的战争——造成了500万到800万人的死亡。
教会的力量已经深入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被认为与宗教相矛盾或者甚至在宗教教义中散播怀疑的书，也就是任何质疑《圣经》的权威是一种毫无疑问的真理（亦即神职人员对解读这些教义的垄断），都被审查、禁止和一同焚烧了。在1560年到1630年期间的整个欧洲，有80000人被指控使用巫术，这其中又有一半被处决。科学家们，例如伽利略，就为教会的审讯官所迫害。有一些人，就像是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就因为与官方教义相矛盾而被烧死在了火刑柱上。
斯宾诺莎一家也是受教会迫害的受害者。在西班牙阿尔布罕拉宫下令驱逐当地虔诚的犹太人的法令颁布后，他们首先就在1492年被迫离开西班牙。一开始，他们去了葡萄牙，被迫皈依天主教，并且在近一个世纪中只能秘密地进行他们的信仰。之后他们又搬去了法国，最后在荷兰定居了下来，在那个时代，这个国家在欧洲对他们宗教的态度是最宽容的。
17世纪早期，荷兰正处于世界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的阵痛之中，它采用了对抗西班牙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形式，而这场战争一直从1566年持续到1609年。联省共和国作为一个年轻的资产阶级国家而为人熟知，它是多元的商业中心，并且在那时，也是资本主义工业和制造业最先进形式的发源地。它与天主教以及专制主义的斗争成为了整个大陆的激进思想家和革命家的主要焦点。而正是因为这样，它自然给当时最先进的一些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沃土，这其中就包括笛卡尔、斯宾诺莎，以及后来的约翰·洛克（1632-1704）的作品。
出生于1632年的一个商人家庭的斯宾诺莎受到了传统的犹太教育。尽管他擅长妥拉(Torah)与塔木德(Talmud)，但是他的激进观点让他在25岁的时候就因为特殊的法令而被逐出了犹太社区。
然而，斯宾诺莎却对别的事情更感兴趣。当他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他就结识并且之后加入了“学者派(Collegiants)”——一个激进的基督教派，反对宗教正统、教会权威及权力，并且主张宗教的最高形式与知识宽容。之后，在哲学和科学进步的影响下，这个流派分为了两派，其中索齐尼派（Socinian）的那一翼则呈现出了更为理性的观点，几乎没有给神灵与宗教权威留下任何空间。
激进的宗教流派，例如再洗礼派（Anabaptists）、贵格派（Quakers）、批判派（Ranters）、平等派（Levellers）以及掘土派（Diggers）在整个欧洲的迅速发展，反映了旧制度的危机和群众的革命情绪。他们中的许多人拒绝社会等级制度，比如英国革命中的掘土派甚至是完全拒绝私有制的。这样的一些群组在1641-1649的英国内战的伟大事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世界上的第二个资产阶级革命，就以克伦威尔军队的胜利和专制君主的废黜与处刑结束了。
科学革命
在封建统治阶级逐渐式微的趋势下，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得到了巨大的力量。城市正在发展，贸易、制造业以及工业也紧随其后。这一发展给予了科学革命以强大的推力。
斯宾诺莎也热切地关注着科学的发展。他自己就是一个相当有名望的镜片研磨工人——这是一种在天文学、生物学以及化学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技艺——尽管并不是很顺利，但斯宾诺莎依旧努力地对彩虹的出现提出一个纯科学的解释。
他经常与亨利·奥尔登伯格(Henry Oldenburg)，一位科学家并且是英国皇家科学学会最著名的成员通信往来，此外还有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现代化学以及现代实验科学方法的奠基者之一。他同样还与著名的丹麦解剖学家、地质学家以及古生物学家尼古拉斯·斯丹诺（Nicolas Steno）有接触，斯宾诺莎一度每天都要去参加他的解剖工作。
科学正飞速向前发展。这些进步之中最重要的就是牛顿经典力学的发展，以及天文学中哥白尼体系的胜利，它彻底推翻了地心说的观点。
科学每前进一步都是在削弱教会的学说；一个不合理且全知全能的神在统治世界的思想，逐渐为世界是被一定的、独立于人以外的规律所支配的观点所代替。
雅克·克洛（Jaques Callot）的画作《绞刑》（1633）展现了三十年战争的残酷。
旧的教义宣称，现实是严格有序的，上帝在上，而君主和宗教权威则是他在世界上不容置疑的代表。反过来，地球也是宇宙的中心，太阳、月亮和星星都围绕着他。群众发现他们注定要忍受这一恒常的大厦所强加给他们的所有苦难。哥白尼体系的胜利对这种世界观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所有的这些发展都是通过实验科学和分析的结合，也就是说，不求助于宗教圣典和牧师的解释，是通往真理的必经之路。
理性主义的兴起
科学上的革命则在哲学上找到了与之对应的东西。在英国，早期唯物主义形成了人们，就比如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和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的经验主义形式。经验主义学派强调以实践和观察来作为所有知识的基本支撑。
同时，欧洲大陆正在经历现代理性主义的崛起，理性主义之父，法国的哲学家勒内·笛卡尔也以他的名言“我思故我在”而闻名。笛卡尔认为理性，即系统的科学思维，就是知识的最高形式。所有现存的真理，笛卡尔都认为，它们都必须用理性来证明——即使是上帝的存在，笛卡尔也试图用一种理性的解释去阐述。
约瑟夫·赖特，《一位哲学家讲授太阳系仪》，1766
对教廷来说，这种言论本身就是一项重罪，坚持信仰以及《圣经》中的内容才是真理的唯一基础，并且上帝作为最高存在，不需要任何东西来证明它自己，更别提一个门外汉的想法了。
但是笛卡尔的理性主义，由于科学的发展而逐渐坚定了下来，用于观测事实的数学计算为这些新的理论提供了证明——并且在这一基础上，他们也逐渐被欧洲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所接受。实际上，笛卡尔所声称的目标就是为科学的必然性发展出一种方法。并且尽管在笛卡尔的体系中，对上帝仍然留有一席之地，但是他的物理学同时也吸收了同时代科学界的许多不同观点，他们将自然解释为一种合法领域，而上帝在其中却没有任何作用
因此，也就不奇怪他的书在1663年被天主教堂列入禁书索引中去了，它们对官方宗教造成了威胁。甚至在荷兰，笛卡尔的思想也是不被允许的，并且就算是笛卡尔的名字也禁止在大学的讲座和辩论中被提起。
“上帝或自然”
斯宾诺莎热衷于研究笛卡尔的作品，并且接受了他那坚定的理性主义方法。万事万物都必须被合理地证明。然而，对于斯宾诺莎来说，这同样也适应于笛卡尔的体系。
根据笛卡尔的说法，现实具有两重性，并且由两种实体，即精神与物质所组成，同时它们彼此又相互独立于对方而存在。在这里，关键的进步就在于理解了物质世界是被自然法则所完全掌控的事实，但人类又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把它揭露出来。
然而，与这个合法世界相分离的只有精神，笛卡尔坚信，它们是完全独立于物理世界以外的。这两个现实领域的唯一交汇点应该是在人脑的松果体中，那是人类的灵魂的安息之地，一切思想的起源。但这种交汇是如何发生的，又是通过什么机制去发生的，笛卡尔却并没有解释。
斯宾诺莎批判了笛卡尔二元论中的矛盾，并转而发展了一种新的一元论学说，认为“自然界中只有一种物质”，他认为那是永恒且“绝对无限的理智”[7]，这一无限、永恒，以及无所不能的物质，斯宾诺莎称之为“上帝”，同时加上“或自然”[8]；所有存在，包括人的思维和灵魂，都只不过是同一实体的变体而已。因此，其实斯宾诺莎的上帝实际上根本不是上帝，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就是一个至高，同时具有意识的存在，根据它自己的想法来观察并统治这个世界。
这个上帝只不过是自然而已：无限的、自因的，同时永远在运动之中，仅仅是依据其自身内在且永恒的规律来运行。他在他的《伦理学》中这样写道，“自然不为目的而行动”，并且“那永恒、无限的存在，也以其存在的同一必然性行事。”而反过来，斯宾诺莎继续道，这些自然法也可以通过我们科学和理性的思想去发现，并理解。
但是人类不能把自己与自然法隔绝开来，斯宾诺莎说道，“人们相信他们是自由的，正是因为他们能够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意志和愿望；然而提到关于决定他们的愿望与意志的原因，他们却不去思考，甚至在恍惚中也没有考虑过，这是因为，他们对[这些原因][9]是全然无知的。”
根据斯宾诺莎的说法，自由不是来自想要试图去凌驾于自然法之上的思想，而是在理解之上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去运用他们。这些非常先进的思想，又被现代科学多次证明了。
斯宾诺莎的学说经常被描述为是一种泛神论，即一种认为宇宙是上帝表现的世界观。但是斯宾诺莎的观点并不仅仅是这样。很明显可以看到，即使斯宾诺莎提到了上帝，并且不间地使用了宗教术语，但是上帝在他的哲学框架中依旧是非常多余的。就像是古希腊的伟大哲学家们，斯宾诺莎试图用他自己的方法去解释这个世界，而不借助任何超自然的力量。
在那个时代，这是哲学上的一次的彻底破裂，它立刻把斯宾诺莎带到了欧洲哲学辩论的中心，根据与他同时代的皮埃尔·培尔的说法，斯宾诺莎他自己在晚年里，就曾公开宣扬无神论。无论这是真是假，我们都不得而知。斯宾诺莎在他的时代有很大的争议，然而尽管如此，他却依旧在如何表述自己的想法时保持谨慎，以避免最糟糕的迫害。
无论如何，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萌芽是斯宾诺莎主义的核心，这在当时是非常清楚的，并且这引起了官方对斯宾诺莎作品的怒火，因此这些作品也被加入到了天主教会的禁书索引之中。
在培尔著名的《西方哲学词典》中，最长的文章就是关于斯宾诺莎和斯宾诺莎主义的，它重复了在他的同时代中，斯宾诺莎给人留下的印象，写道“他是第一个把无神论简化为一个系统，并且通过几何学家的方法使它成为一个学说的主体，并且说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人。”[10]
但是斯宾诺莎对于，从针对他的无神论的指控中保护自己并不感兴趣，他更愿意去揭露那些指责他的人：
“他寻找着奇迹的真正原因，并且渴望作为一个学者去理解自然的作品，而不仅仅是像个傻子一样就呆呆地看着，他普遍被那些向大自然和众神的解释者低头的普通人们，认为是不敬的、异端的，并且需要去被谴责的。因为这些人知道这一点：消除无知就意味着，那种对他们的论点唯一可以给予支持的，和能够保卫他们权威的奇迹消失了。”[11]
《神学政治论》
对于斯宾诺莎来说，哲学并不是一个抽象和独立于科学与政治的领域。相反，他在此基础上得出了最激进的结论。而对此最明确清晰的表述是在他的《神学政治论》里，而不是他的代表作《伦理学》，这本书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出版了，尽管并没有用他自己的名字。
在这本《神学政治论》中，斯宾诺莎无情地批判了迷信，尤其是有组织的宗教。在那个时候，《圣经》、《摩西五经》以及其他的宗教圣典都由权威的官方机构颁布，他们要求，要像奴隶一样无条件地服从这些上帝最直接的话语，尽管这些内容只是基于神职人员的解释。
从《政治学》的第一段中，斯宾诺莎就毫不留情的指出，一切迷信的根源都是因为人们对于他们自己的命运缺乏理解和控制。
斯宾诺莎向这种方法宣战。他坚持，这些经文是完全的历史文献，仅仅只反映了特定时期的法律与道德价值观念。“解释《圣经》的方法”他说道，“与解释自然的[正确]方法不仅没有区别，而且还是完全一致的。”[12]这完全打破了过去的一切传统——本质上，斯宾诺莎要求的是一种对《圣经》的唯物主义解释。
从《政治学》的第一段中，斯宾诺莎就毫不留情的指出，一切迷信的根源都是因为人们对于他们自己的命运缺乏理解和控制。他接着又解释了迷信是如何被统治者拿来维持他们的统治的。但是为达到此目的，他们就必须先用奢华的建筑、晦涩难懂的仪式、各式各样的服装以及传统来掩盖这种迷信。换句话说，斯宾诺莎所揭露的是作为化妆舞会欺瞒群众的有组织的宗教骗局。
然后他直接将这一行动与君主制的政府联系了起来：“这可能确实是君主政府的最高秘密，而且是绝对必要的，他们使人们受到蒙骗，并且用似是而非的宗教名义来掩饰足以使他们动摇的恐惧，让他们为奴役而战斗就像是为了自己的解脱一样，并且他们并不认为，只是单为了一个人而抛洒热血、牺牲自己是一种耻辱，反而将此看作是一种无上光荣。”[13]
这些有力的陈述中所包含的勇气与清晰与当今大学哲学中的那些自负的胡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斯宾诺莎远远地超过了他的时代，揭露了阶级社会的一个基本因素：即为了维持统治，统治阶级不仅需要国家和军队，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他们需要一个强大的机构，如教会，去传播它的意识形态，并且还可以再加上我们的学校以及媒体等等。因此，他的哲学就成为了对统治阶级以及它以下所有机构的一个公开控罪。
关于预言家、预言和奇迹
斯宾诺莎系统性的阅读了《圣经》和《妥拉》，并且指出了它们所包含的一切矛盾。他只依据文本，就把犹太教和基督教中所谓的预言家给驳斥为了人，“没有比别人更为完美的头脑，但倒是有比别人更为生动的想象力。”[14]这其中唯一的例外，他声称，就是耶稣，他被斯宾诺莎定义为是一个伦理学的哲学家，而不是一个超自然的存在。
根据斯宾诺莎的说法，这些预言家从本质上来说，只不过是政治家，而耶稣则只是一个哲学家，他只是用一种被他们称之为“预言”的，那种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神秘语言去说服他们的同胞，从而建立一种社会和道德规范。但考虑到这些法令只适用于与此相关的历史时期，斯宾诺莎继续说道，除了在《启示录》中最普遍的道德价值以外，我们从中其实学不到什么东西。
斯宾诺莎攻击的另一个要点是所谓的奇迹或者说上帝存在的证据。他拒绝承认这些说法在其中有任何的真实，并且坚持《圣经》所提到的，就像奇迹，只不过是人们在当时还尚且不能解释的自然现象而已。
“同样，若是犹太人对于任何现象难以了解，或不明其原因，他们就说那现象与上帝有关。所以暴风就说是上帝的谴责，雷和闪电是上帝的箭。因为他们认为上帝把风闭在他的洞（他的仓库）里；所以与希腊的风神伊由拉斯只是名词上的差别。同样，奇迹说是上帝的作品，因为是特别神奇。当然实际上所有天然的事物都是上帝的作品，其发生完全是由于他的力量。埃及的奇迹，《诗篇》的作者称之为上帝的作品，因为希伯来人在奇迹中获得了平安，这是他们所不曾希冀的，所以特别认为稀罕。”（译注：商务印书馆，《神学政治论》）[15] [16]
事实上，在书的后面，斯宾诺莎把摩西分海的故事解释为了“刮了一整夜的强东风”，而不是什么神的干预。
在仔细地阅读这些经文的内容后，斯宾诺莎总结道，除了道德价值和社会规范以外，我们从中学不到任何东西，并且即使是这些规范，斯宾诺莎声称，也仅仅适用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情况。最终，他又总结道，给我们留下来的所有能使用的就只有《圣经》中最基本的道德信息，即人们应该“就像是爱他们自己一样，热爱他们的邻居”[17]，然而，即使是这一斯宾诺莎所保留下的最后一种经验，也正是这种有组织的宗教组织所忽略的：
“我常怪自夸信从耶教的人，以仁慈、欣悦、和平、节用、博爱炫于众，竟怀愤争吵，天天彼此憎恨。这倒是衡量他们信仰宗教最好的标准。”（译注：商务印书馆，《神学政治论》，第4页）[18] [19]
言论与思想的自由，世俗主义与民主
斯宾诺莎的批判击中了由神职人员所统治的君主独裁的心脏。根据教会的法令，《圣经》是绝对真理与最高权威。但是根据斯宾诺莎的说法，这一真理无论是在《圣经》里还是在教会中都找不到，但却可以从自然中去习得。
从这里开始，斯宾诺莎就想要同时挑战神职人员的作用与特权了，他争论道，它的一切官方权力都应该被剥夺。并且坚定地捍卫着政教的完全分离与普世的“哲学自由”[20]：
“因此每个人都有义务完全按照他们自身的想法，而不是依靠别人的决定来生活，他们没有任何义务承认任何人是裁定者或是宗教的合法捍卫者。”[21]
他还认为，民主共和国是一个国家最好的形式，即使是公民军队都比雇佣军更可取，因为统治者更容易用后者来压制群众的意志。
《神学政治论》是一颗重磅炸弹，它震惊了整个欧洲。事实证明，尽管这本书甚至在荷兰都被广泛禁止，但依旧有大量的副本被保存了下来。
古斯塔夫·多雷（Gustav Dore），《来自方舟的信鸽》，1866
斯宾诺莎因他的无神论与革命的观点而声名狼藉，他直接站在了基督教、犹太教及中世纪哲学总体的对立面上。实际上，直到18世纪，针对宗教统治，他都一直是最杰出的批判者。
整个欧洲大陆的激进学说都热切地接受着斯宾诺莎的思想与理论，并且在阿姆斯特丹，斯宾诺莎成为了最重要的领袖之一，如果不是最杰出的无神论学说中的领袖的话。根据斯宾诺莎学派的学者乔纳森·伊斯雷尔(Jonathan Israel)的说法，斯宾诺莎的思想不仅是在知识界，更是在广泛的欧洲社会中为人所知。这使得斯宾诺莎成为了现有秩序中的一切捍卫者所攻击的主要目标，即使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斯宾诺莎对他自己所提出的批判都没有丝毫动摇，坚定地忠实于自己的想法。
领先于时代
斯宾诺莎的哲学思想远超于他的时代，其中许多理论甚至直到几个世纪之后才被科学证实。当然，他对“上帝或自然”的概念是摸棱两可的，并且，在他的著作中也包含了主流学术传统的结尾。一些现代学者想要借此来驳斥他，说他是一个唯心主义与传统主义者，这就说明他们其实并没有领会斯宾诺莎在思想史上所代表的那种震撼。在历史上，这并不是第一次，即新的思想是在旧的修辞的框架下被提出的——尤其是，当背离这种修辞就可能会带来一些致命结果的时候。但不可否认的是，斯宾诺莎的所有作品都洋溢着一种强大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战斗精神。
与他的哲学直接相对的是，斯宾诺莎的政治著作同样具有革命性。在大约一个世纪期间，他的观点被认为是世俗主义和自由思想的最好也是最具系统性的例子。在这一点上，他预料到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而他们则在伟大的法国大革命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敢于求知！
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曾经用一句名言总结了启蒙运动：敢于求知！他接着又这样说道：“军官说：‘不要争辩！去操练！’税吏说：‘不要争辩！去纳税！’牧师说：‘不要争辩！去信仰！’”[22]
然而，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拒绝盲目服从这些话。用笛卡尔的话来说，他们把“怀疑一切”作为他们的任务。这是与目前被那种愤世的怀疑主义所感染的现代学术界截然不同的一种方法，在现代学术界中，一切的真理都消失了，只留下空洞的怀疑。而启蒙运动思想者的方法则正相反，他们要求社会中一切已建立的信仰都要有一种理性与科学的解释。并且通过这样做，他们奠定了为让人类社会往更高质量水平发展前进的科学与文化的基础。这与一场革命无异。
思想领域的革命，是反对封建主义社会革命的关键部分，这些勇气与智慧并存的思想者们，通过打破官方的意识形态，在启发整个欧洲的革命趋势中都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而面对这些不朽且光辉的发展，我们现代所谓的那些哲学家却回应以一种冷嘲热讽的敌意。米歇尔·福柯，当代学术思想的显贵之一，曾经这样写道“我们必须要把自己从‘支持或反对启蒙运动的思想枷锁中解放出来。’”其他的人则更进一步地加深了他们的攻击。在大学的象牙塔和学术出版的封闭花圃中，他们远离现实生活，启蒙运动被描述为了一种最大的罪恶。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从启蒙运动的“理性”中找到一种终极真理，后现代主义者们攻击科学与理性思想的概念，就像是他们谴责所有的那些不能把人类的问题一下子全部解决的革命一样的。
对于这些人，任何关于进步的讨论本身就是反动的。他们指出启蒙运动思想这里或那里的不足，或者是“理性的时代”并没有根除压迫的事实，来争辩说，因此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有许多巨大的成就，但其实根本没有前进多少，甚至还可能从野蛮落后的、迷信以及群众普遍无知的封建社会那里倒退了一步。但是在任何革命中，都没有一条中间道路，如果有谁想要试图找到这样的一条路，那他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其实是处在现有秩序的阵营中的。我们的后现代主义者也不例外：在他们所有的“理性”中，他们都将自己放在启蒙运动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对立面——即反动的那一侧。恩格斯在很久以前就回答了这些谴责：
“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做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
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十八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译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反杜林论》，第57页（1972年5月第一版）[23]
启蒙运动标志着崭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开端，在当时，这是社会最先进的形式。它也是人类向前迈进的巨大一步。在资本主义之下，文化、科学与技术欣欣向荣，并且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它发展了拥有改变社会并且足以带领整个人类摆脱贫困与苦难的潜力的生产力。当然，不用说，这在这个体制之下是不可能的。
《攻占巴士底監獄》，1790
今天，资本主义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它变为了进步与科学文化发展的巨大障碍。然而同时，极少数人过着奢侈的生活，而大多数人却要为了生计奔波。资产阶级早期是站在理性主义、经验主义以及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它发展科学、哲学和文化；换句话说，它促进了启蒙。但是在今天，它正日益转向无知；非理性的学说，例如后现代主义与实证主义，已经成为了企图对它自身的存在做出合理解释的重要手段。
革命的责任现在落在了工人阶级的肩上，不止是资本主义，就是阶级社会也要连着一起推翻。就像是所有的革命一样，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思想斗争：一场唯物主义的，反对统治阶级的反动唯心主义宣传以及对在学术殿堂里的大祭司们的斗争。换句话说，真理又一次成为了革命的武器，这次则是反对资产阶级。
在这场斗争中，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自豪地宣称我们拥有启蒙运动最好的革命传统，拒绝对那个时代的，那些无畏的思想者的后现代主义者们的诽谤。马克思主义建立在资产阶级革命所有最先进的思想之上，科学的大量进步与工人阶级的经验又丰富与发展了它。
我们的斗争不是为了阶级社会的新形式，而是为了从阶级社会的镣铐中实现人类的解放。我们为了人类的明天而战斗：对任何阶级社会来说都是必要的无知面纱是可以撕下来的，并且总的来说，人类只要以普遍的启蒙、科学与技术为基础，就可以在地球上建立一个自己的天堂。
注释
[1] 巴鲁赫是斯宾诺莎的犹太教名。然而随着他被阿姆斯特丹的犹太社区驱逐之后，他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了本尼狄克(Benedictus)，一个与“降福”同义的拉丁名字。
[2] 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第三卷，劳特利奇与开根·保罗出版社，1874年，第283页。
[3] 斯宾诺莎，《政治论》，《斯宾诺莎全集》，哈科特出版公司，2002年，第681页。
[4] 译注：商务印书馆，斯宾诺莎文集第二卷，第226页
[5] 培尔，《历史与批判词典》，鲍伯斯-美林公司，1965年，第290页。
[6] 斯宾诺莎，《伦理学》，《斯宾诺莎全集》，哈科特出版公司，2002年，第241页。
[7] 斯宾诺莎，《伦理学》，《斯宾诺莎全集》，哈科特出版公司，2002年，第221页。
[8] 同上，第321页。
[9] 同上，第239页。
[10] 培尔，《皮埃尔·培尔的历史与批判词典(Dictionnaire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 de Pierre Bayle)》。努韦勒出版社(Nouvelle Édition)，第十三卷，1820年，第421页——我们的翻译。
原文：“Je crois qu'il est le premier qui ait réduit en système l'athéisme, et qui en ait fait un corps de doctrine lié et tissu selon les manières des géomètres。
[11] 斯宾诺莎，《伦理学》，《斯宾诺莎全集》，哈科特出版公司，2002年，第221页。
[12] 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8页。
[13] 同上，第6页。
[14] 同上，第27页。
[15] 译注：商务印书馆，《神学政治论》原文
[16] 同上，第24-25页。
[17] 同上，第102页。
[18] 译注：商务印书馆，《神学政治论》，第4页
[19] 同上，第7页。
[20] 同上，第195页。
[21] 同上，第206页。
[22] 康德，《对于此问题的答案：什么是启蒙？(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实践哲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8页。
[23] 福柯，《什么是启蒙？》，《福柯读本(The Foucault Reader)》，万神殿图书公司(Pantheon Books)，1984年，第45页。
22] 恩格斯，《社会主义：乌托邦和科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The Classics of Marxism)》第一卷，好红书(WellRed Books)，2013年，第39页。
[23] 译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反杜林论》，第57页（1972年5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