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以後，當時的第四國際（Fourth International）的領導階層完全迷失了方向。這些領導階層無法理解當下的情況，而這標誌著第四國際這個組織走向終結的開端。
不過，在簡單分析第四國際最終崩潰的原因之前，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引用自當時的第四國際領導階層的一份文件中的重要言論。請讀者們記得，這其中的所有內容都寫於1946年，當時正逢資本主義正要進入其歷史上最繁榮的時期，而蘇聯也因二戰而變得非常強大。我們相信，這些言論能夠體現第四國際領導階層的觀點。 （按：本文原文發表於2004年10月26日。譯者：Kostya，劉若望，Lou）
“儘管當前的革命工人運動存在個別弱點，但是我們沒有理由認為我們正面臨著一個資本主義穩定並且發展的新時期。”
“在被戰爭削弱的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歐洲大陸的國家，經濟活動復甦將特別緩慢，因此這些國家的經濟保持在幾乎是停滯和衰退的水平。”
“在這種情況下，寄望政治民主力量的長期地、相對充分與穩定地發展，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困難。資產階級自戰爭結束以來所給予的少數對民主的讓步，一方面是群眾壓力的結果，而另一方面是各個改良主義與斯大林主義政黨的階級調合主義與投降政策的結果。”
“我們現在面臨的是一場前所未有的世界性危機，以及一場世界性革命浪潮，而毫無疑問的，這些情況會在世界不同地區以不同的節奏發展，但又會不停地從一個中心到另一個中心之間，進行相互的影響，因此決定了未來的形勢是一場長期的革命形勢。”（原文的重點）
“當前所有國家的事件都表明了，建立第四國際政黨的客觀可能性從沒有像現在這麼大過，並且這個可能性不斷地在增加著。”
“我們首先要堅定地認為，我們帶著熱情與信心去建設第四國際政黨的必要前提，也就是極大的革命可能性已經存在於世界上。”
“在蘇聯及其官僚體系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力量背後，潛藏著其存亡已經進入了危機的現實。”
引自《新帝國主義的和平與第四國際政黨的建立——第四國際預備會議通過的決議》（1946年4月）
我們拿上述的引文，與以格蘭特（Ted Grant）為主要理論家的英國革命共產黨(British RCP，以下稱英革共)的領導階層所說的來比較一下。儘管英革共的領導也不能夠預測到接下來會有一場長期的戰後經濟繁榮，他們也能夠看到當下的時期，是一個經濟復甦與社會體系穩定的時期。
“與試圖用資本主義復興和未來的民主化的觀點，來誘騙群眾的改良主義者和斯大林主義者不同，國際預備會議的決議百分之百正確地強調了這是世界資本主義經濟衰退與崩潰的時代。但是該決議試圖為我們自己的干部對當下經濟的觀點提供指導——也就是我們下一步如何進行階級鬥爭，因而我們目前的宣傳與戰術又是什麼——那麼這個觀點顯然是錯誤的。”
“目前的危機和低水平生產，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在經典意義上理解的經濟危機。這是一場由帝國主義國家為了戰爭而將生產力集中，以及戰爭破壞了生產力所造成的'生產不足'的危機。”
“資本主義自行崩潰的理論完全不是布爾什維主義的觀念。列寧與托洛茨基一次又一次地強調過，如果資本主義不被領導群眾的革命政黨趁其各種困境與危機時，有意識地去推翻掉它，那麼它總是可以找到一條出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再次說明了列寧與托洛茨基觀念上的深刻正確性。”
“與此同時，第四國際的各個黨派還很弱小，這個階段上只算得上是小宗派，而這讓資本家有辦法避免資本主義經濟的衰退與崩潰。這為西歐穩定而迅速的複興提供了條件。” （原文的重點）
“如果第四國際拒絕承認將會有不可避免的經濟恢復，那麼它只會讓自己蒙羞，並且第四國際會誤導它的干部與廣大群眾，因為它預測西歐會經歷長期的衰退與緩慢的恢復，而事實並非如此。”
（引自《經濟情勢縱觀-對國際會議決議的糾正意見》與《新帝國主義的和平與第四國際黨派的建立》1946年12月）
我們可以從上述引文看出，1946年第四國際的領導們，並沒有透徹地理解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與托洛茨基的“方法”。對他們來說，馬克思主義不是一種科學方法，而是被死板地運用的教條。他們所作的無非是重複了第四國際在1938年的政治縱觀。他們忽略了單一的縱觀並不能成為具體藍圖的事實。縱觀只能夠勾勒出大概的進程——有時當事態逐漸發展，縱觀也需要從根本上被修改。那些“領導”對此一竅不通。
這些第四國際的領導們忽略了真實發生的進程，而僅僅試圖把自己的主觀慾望強加到現實之上。想必他們是認為，承認資本主義有任何恢復元氣的可能都會打擊他們的士氣。最終是他們的確是成功做到了這一點！他們的錯誤導致了托洛茨基煞費苦心建立起來的第四國際的瓦解。
托洛茨基預測二戰結束後會出現一波革命浪潮，就像一戰後那樣，並且他希望第四國際能夠成為這一次工人運動的中流砥柱。革命浪潮的確出現了，這個觀點被證實是正確的。希臘內戰、意大利與法國境內的戰後立即的反抗與罷工、1949年的中國革命、整個殖民地世界的獨立鬥爭、英國1945年選舉中工黨的壓倒性勝利，都證明了托洛茨基的預期是正確的。
問題是第四國際當時的力量太弱，以至於無法在這些事件中起到主要作用。如果革命政黨太弱小，或是時機不合適，那麼革命性的時刻就會過去，機會也會喪失。這樣的後果是諸多戰後革命運動的歷史性失敗。即使在革命成功的地方，例如中國，新生政權也以蘇聯模式的斯大林主義，也就是墮落工人國家的形式出現。這些革命不是由工人階級領導的。然而這些都增加了斯大林主義的力量。與第四國際領導預測的完全不同，俄國斯大林主義政權並沒有面臨立即的危機，而是變得前所未有的強大。斯大林主義的力量在西方世界也增強了，因為在許多工人眼裡，俄國看似是在“傳播革命”。
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分崩離析便是在那段時期開始的。那時的第四國際領導階層完全沒有能力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如果你讀過那些領導，如當時的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American SWP）領導坎農（James Cannon）從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的著作，你就會發現他的立場完全是錯誤的。他的立場是資本主義面臨著緊迫的危機，因而革命運動的發展將會在短期內實現。他甚至在著作中的某一處否認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
1946年，第四國際舉行了“國際預備會議”。曼德爾（Ernest Mandel）和其他人起草了該會議的宣言，但是它完全和現實衝突。第四國際的領導發展了一種理論，即任何經濟繁榮都是不可能的。而事實證明這個理論完全是錯誤的。由於斯大林主義與改良主義領導的各種理論，工人階級被打敗了。第四國際實力太過弱小，因此不能阻止這些失敗。
戰後工人階級的失敗是經濟好轉的主要政治前提。美國通過二戰大大加強了自己的力量。美國是主要的從戰爭生產中積累了巨額利潤的資本主義超級大國。為了避免歐洲革命，美國向德國、意大利、法國等國家注入了大量資金，以振興其經濟，這就是著名的馬歇爾計劃。戰爭造成的破壞意味著必須進行大規模的重建計劃。所有這些都為資本主義歷史上最大的經濟繁榮奠定了基礎。
第四國際的領導無法適應這些變化，他們不理解有必要重新評估情況。事實是，他們認為通過承諾革命“馬上就到來”就可以團結起來。這樣的政策只會導致一個國際革命組織的分裂，而後來情況也正是如此。
正如列寧所說的，如果不改正錯誤，那麼就會不斷地犯錯，而最終結果就是宗派主義。第四國際的所謂“領導”沒有理解他們在40年代的錯誤，於是沿著墮落的道路走了很遠，提出了各種奇怪的理論。他們從立即革命轉向了歐洲工人階級“資產階級化”的理論——這完全是的180度的大轉向！例如在1968年4月，曼德爾在倫敦的一次會議上宣布，二十年內將沒有歐洲工人階級的運動了。可這段發言是在1968年“五月風暴”法國工人運動的前夕！他們在1946年看不見的現實，在1968年也看不見。
第四國際的英國支部，也就是英革共，理解了當時正在發生的變化，並且發展出了新的觀點。英革共的主要理論家是格蘭特。他在2004年的今天仍然活躍，並且是《社會主義呼喚報》編輯部的一員。如果你進入到《衛馬網》你將會發現一本叫做《不間斷的傳承》（The Unbroken Thread）的書。這本書是格蘭特1938年至1983年的著作選集。在其中《1946年經濟縱觀》的文章裡，你會找到對逐漸發展中的經濟上揚的分析，一個對於事物是如何發展的更清醒的評估。這份文件中反映的分析，與英革共對第四國際1946年觀點的糾正意見中使用的分析相同。
我們已經談過，第四國際的領導們就像上述引文表現出來的那樣，在俄國問題上犯了錯誤。斯大林主義俄國在當時得到了鞏固並且在擴張其勢力範圍，而不是面臨著危機。在中國問題上第四國際的領導階層也錯了。他們說毛澤東已經與蔣介石妥協並且背叛了革命。格蘭特在中國問題上的著作（見《論中國革命》，1949年1月）揭示了一個對形勢發展更準確的理解。
第四國際的領導階層接下來又在東歐的未來局勢上犯了一系列的錯誤。剛開始他們拒絕接受東歐的政權是按照蘇聯模式製造出來的觀點。接著他們轉向了另一邊（卻沒有給出解釋），甚至宣稱其中一些國家（如中國、南斯拉夫）是“健康的工人國家”，卻又在這個定義變得不可接受時立即拋棄了它。
這一切足以表現出曼德爾、坎農，以及其他的第四國際領導在戰後的方寸大亂，而這導致了對正統馬克思主義分析的逐漸背離。這樣的情況稍後造成了第四國際一次又一次的分裂，以及最終的瓦解。英國托洛茨基主義者盡力在第四國際的殘骸中搶救，但是餘下的勢力力量弱小。直到幾十年後我們才能說托洛茨基主義運動重新興起了，不過這是另外一件事，我們會在其他地方討論。
《新帝國主義的和平與第四國際黨派的建立》和《經濟縱觀—對國際會議決議的糾正意見》，這兩篇文章應該被放到一起來閱讀，因為它們可以為了那些在今天尋找革命出路，以用來來打破面對資本主義社會僵局的工人與青年們提供許多教育。對比我們與第四國際領導階層運用的兩種不同方法，然後做出你自己的判斷吧。
如果群眾的革命熱情被背叛（當革命的時機成熟），而工人階級被擊敗時，就會發生我們在整個歷史中看到過的類似狀況：只有工人階級中先進階層的殘餘部分會保持活躍，而他們常常會對政黨和工會的官僚體制變得更加忠誠。他們從失敗中總結出錯誤的結論，而這進一步阻礙了整個工人運動與學生運動。在這樣的情況下，捍衛革命理念變得更加困難，馬克思主義者也會發現他們更孤立無援。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極左翼（以及改良主義）的宗派傾向可能會發展起來。在巴黎公社運動失敗後，無政府主義者在第一國際內形成了一股力量。同樣的方法也可以被用來解釋第四國際的領導們的極左傾向——而這是由二戰後革命運動的失敗導致的。
如果我們不理解階級是如何運動的，我們就可能會在類似情況下做出錯誤的判斷，一部分先進工人也會如此。當工人運動浪潮退散時，工會與大型工人政黨中的官僚體制就會變強。一些先進工人會繼續對抗官僚體制，卻無法得到工人隊伍中的幫助。由此他們斷定這些組織已經變得過於官僚化，以至於他們無法在其中工作，並最終離開原本的組織去建立新的工會與政黨，以提供工人階級另一個政治選擇。不幸的是他們發現在官方組織之外工作並不簡單。這是因為解決官僚問題沒有捷徑與魔法公式。如果革命運動因為過去的失敗而出現了衰退，你不能簡單地靠建立一個“獨立的”革命政黨，或者忽略現實去寄望於馬上到來的革命來解決問題。工人運動有自己的節奏和時機。你不能過早地強迫它去加快腳步。
我們必須學習歷史經驗來為未來的鬥爭發展出新縱觀。第四國際的崩潰，一部分是由於客觀環境，但是我們也要記住英革共的領導們沒有屈服於這樣的環境。為什麼？因為他們理解了馬克思主義的本質，理解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與托洛茨基的方法。對於他們來說，馬克思主義不是一個魔法水晶球，而是一種科學方法、一份行動指南。
今天的工人與青年已經被資本主義危機壓迫到了再次反攻的邊緣。我們馬上就會有一個歷史性的機會去繼續—並最終完成—那些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提出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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