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为《捍卫马克思主义》杂志中文版第4期内的主题文章，旨在从长剖析革命领导、革命党和群众运动之间的关系，借此提炼出致使革命成功的因素以及革命家们当下的任务。译者：Affro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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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并不乐于从事革命，就像不乐于从事战争一样。但是，区别就在于在战争中逼迫手段起着决定性作用，而在革命中就不存在逼迫手段，如果不把形势的逼迫计算在内的话。革命是在没有其他道路可走的时候才会发生。” （托洛茨基， 《俄国革命史》 ，第 43 章，《起义的艺术》）
“一旦时机成熟，你们那里的事业就会得到异常迅猛的发展，但在此以前，可能还要经历不少时间。” （恩格斯，1891 年 10 月 24 日）
“凡是存在的，都是应当灭亡的”
黑格尔解释说，凡是存在的，都是应当灭亡的。也就是说，一切存在的事物在其自身中都包含着使它自身毁灭的种子。其也确实如此。长时间以来，资本主义似乎看起来一直都是存在着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去质疑现有的事态。它的制度看起来好像很稳固。即使是最严重的危机也最终被克服了，且似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但外表是具有欺骗性的。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往往会变为它们的对立面。在经历了长期的政治停滞之后，过去几年的事态发展代表了世界范围内局势的一种根本性的突破。
2008年的危机标志着整个形势的一个急速转折。实际上，资产阶级永远无法从这场危机中恢复过来。我们当时指出，资产阶级恢复经济平衡的每一次尝试，都只会破坏社会和政治的平衡。事实证明确实如此。资产阶级为了解决这场危机采取了不顾一切的措施，花费了空前的巨额资金。
在2020 年病毒大流行使世界经济陷入衰退时，他们在更高的等次上重复了这一点。其使他们能够避免立即的崩溃。但这只不过是以创造新的和无法克服的矛盾为代价。而这些现在无处不在。
尽管资产阶级事先一致认为国家不应该干预市场，但国家的巨额开支挽救了这一体制。但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钱不会从树上长出来。使用不存在的巨额资金的这种大肆消费的结果便是堆积如山的巨额债务。而世界债务总额在现在已接近 300 万亿美元。
这在和平时期是没有历史先例的。的确，统治阶级在二战中花费了类似的巨额资金，并且这些资金在战后长期的经济回升中被清算。然而，这可能是由于特殊情况的串联拼接，其在如今并不适用，并且在将来也不太可能重演。
债台高筑的必然影响是通货膨胀，现在商品、燃料、天然气和电力价格的上涨打击了穷人。
一个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不稳定时期是不可避免的后果。哈萨克最近发生的事件是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的一个警告。它们可以在一个又一个国家的任何时候重复发生。
当前的危机不仅是经济和金融方面的，其还具有社会和政治的性质，甚至是道德和心理方面的特征。而它的特点是所有国家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不稳定。
资本主义体制经历了30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所有严肃的资本的战略家都承认这一点。除此之外，尽管资产阶级提出了主张，但依旧有数百万人因病毒大流行而丧生，且其现在还仍然没有被克服。
从这些事实可以很容易地推断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存在。这是完全正确的。从一般意义上说，长期以来将会一直如此。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不会只止步于概括性的阐述。
仅仅重复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不可避免的一般性陈述是不够的。人们必须知道如何解释为什么这是正确的。黑格尔指出，科学的任务不是积累大量的细节，而是获得理性的洞察力。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
在左派内部，甚至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经常引用无穷无尽的经济统计数据的清单，这些数据是很容易在资产阶级报刊上所能阅读到的。然后在最后，他们总是得出一个结论，即“社会主义是答案”或类似的话。这可能是完全正确的，但它是一个不根植于事实和状况的结论，因此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有效性。这种机械式的方法仅仅表明了精神上的懒惰，并会让那些以前听过它的人产生厌烦和不耐烦的反应。
抽象的表述和图式将无助于我们理解现在所正在经历的阶段的具体现实，仅仅重复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一般口号也不会帮助我们，这些口号仅仅因为重复的事实就失去了所有的力量和相关性，并逐渐沦为空洞且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
我们必须紧跟着情况在每个阶段的具体发展。且我们有义务回答这个问题，其也肯定是在很多人的脑海中所存在着的：你们马克思主义者说资本主义体制正处于危机之中，并且这显然是事实。但是为什么没有发生革命呢？
这个问题可能看起来很幼稚。但它比你想象的更需要去认真对待。且它值得仔细考虑。说实话，即使是一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也会问自己同样的问题：如果危机在现在已经如此深刻的话，那为什么群众还没有起来呢？
我指的是那些所谓的运动主义者，他们表现出一种对思想和理论极度蔑视的态度，他们想象着像无头的鸡一样到处乱跑，喊着革命，想要以某种方式去引爆群众。
我清楚地记得 1968 年在巴黎的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学生领袖，而现在我看到了他们：大腹便便、自满的资产阶级，他们通常嘲笑着革命者，并暗示着对自己的过去的唾弃。我承认这种转变对我来说并不意外。 1968年5月的时候就已经很清楚了。他们当时什么都不懂，而现在更不懂了。
这些“运动家”对群众缺乏耐心，当他们不断重复着空洞的“革命”的口号时——就像是疲惫的老牧师喃喃自言的咒语——而在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时，他们就会责怪工人阶级，变得士气低落并陷于不活动的状态。盲目的激进主义和无能为力的冷漠只是一体的两面。
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不是将温度计放在工人阶级的嘴下，试图确定它何时准备好行动。这样的温度计从未存在过，也永远不会存在。急躁并不能使事情的发展变得更加迅速。
情况对你来说进展太慢了吗？好吧，我们都希望它发展得更快一点。但这些事情需要时间，急躁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且没有捷径！托洛茨基警告说，试图在你没有播种的地方收割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错误，无论是极左还是机会主义。嗓门不够大却还试着以咆哮来吸引群众注意的人，最终只会让自己喉咙沙哑，甚至完全失音。
但是，如果看了这篇短文，你真的要坚持知道工人什么时候会动起来推翻资本主义体制，我愿意给你一个非常准确的答案。
人们准备好后就会行动了，分秒不差。
地质学和社会学
人们会问“为什么没有革命”这个问题，这一事实表明的不仅仅是困惑。它也暴露了对革命的基本规律和群众获得意识的方式的完全无知。其既不是自动的，也不是机械的，而且，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
让我们一如既往地从基本原则开始。辩证法告诉我们，社会和地质之间有着密切的平行关系。我们的感官证据告诉我们，我们脚下的大地似乎是坚固的（俗话说“稳如磐石” ）。但地质学告诉我们，岩石绝不是稳定的，我们脚下的地面是不断发生着变化的。
从表面上看，一切似乎都是平静而令人欣慰的坚固。但在地表之下，有一片由沸腾的液态岩石所组成的广阔海洋，难以想象的温度和压力正在寻找地球表面的薄弱点。最终，来自下方的主要压力逐渐增大，直至屏障被打破，在这一刻岩浆终于在剧烈的爆炸中突破到地表，实现了在火山喷发中被压抑的巨大力量。
在这里，我们与人类社会进行了非常精准的类比。从表面上看，一切都很平静，只是偶尔会受到震动的干扰，而这些震动会过去，让现状或多或少地不受干扰。现状的捍卫者允许自己被一切都很好的这种想法所欺骗。但在表面之下，有不满、苦涩、怨恨和愤怒，它们正在慢慢积累，直至达到不可避免的社会地震的临界点。
这种变化发生的确切时间点是无法预测的，就像不可能精确预测地震一样，尽管现代科学技术取得了所有进步。科学告诉我们，旧金山市是建立在地壳断层上的，即圣安德烈亚斯断层(San Andreas Fault)。而这就意味着，那个城市迟早会遭受灾难性的地震。
虽然没有人知道这会在什么时候发生，但这是非常确定的。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在资产阶级及其雇佣的战略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最不期望的时候，革命的爆发就会发生。
托洛茨基用 “革命的分子性过程”，一个非常形象的短语来指代这种过程，它在工人的头脑中以不间断的方式进行着。然而，由于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影响社会的总体的政治面貌，所以除了马克思主义者之外，谁都没有注意到它。
但并不是每个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都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和方法的。我们在1968年5月的法国看到了这种情况，当时像曼德尔(Mandel)那种无知的宗派主义者将法国工人完全抹黑为“资产阶级化”和“美国化”。不到400万的工人是工会成员，但有1000万的工人在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革命总罢工中占领了工厂。然而，这样的爆炸能否带来一场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
1968年，法国工人夺取了政权。戴高乐总统告诉美国大使：“我们都玩完了。共产党过几天后就会掌权。”而这则是完全可能的。但如果它没有发生，那么错误不在于竭尽全力进行革命的工人阶级，而在于领导层。这是我们稍后会回来阐述的中心问题。
成功革命的条件
为了成功，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一定的条件。这些都有客观和主观的特征。
仅仅经济危机的事实——就其本身而言——不足以引发一场革命。生活水平也不会下降。托洛茨基曾经说过，如果贫困是革命的原因，那么群众将永远处于反抗状态。
一些宗派主义者表现得好像群众确实处于永久的反抗状态，随时准备进行革命。但事实并非如此。资本主义体制深陷危机，是不言而喻的事实，无需论证。然而，大众如何看待这一事实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数年、数十年积累的错觉不会轻易消除。需要一系列深刻的冲击来破坏现有的平衡。
诚然，客观地说，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不仅存在，而且已经成熟了一段时间。事实上，它们有些过熟了。但人类历史是由男人和女人的行为所创造的。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知道人类意识一般不是革命性的，而是极其保守的。人类的思想极其厌恶任何形式的改变。
这是我们从遥远的过去所继承下来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自卫心理机制，它早已从我们的记忆中抹去，但却在我们的潜意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是一条植根于自我保护愿望的法则。
结果，群众的意识总是倾向滞后于事件，而且这种滞后可能是相当大的，它受制于以前的全部经验。这是我们在分析当前形势时所必须时刻牢记的事实。
有句传闻是来自中国的一句句老话告诉我们，出生在乱世是最大的不幸。当脚下的大地开始摇晃；当古老的寺庙和宫殿倒塌时——那是一开始最令人不安的经历。
人们会到处跑，试图找到安全的地方。但是在旧的道路中，是找不到安全的地方的。因此，必须摒弃旧的道路，寻找新的道路。深刻的冲击已经开始动摇人们对现有社会的信心。
1968年5月24日，图卢兹首都外的示威游行。
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大多数人在他们出生和在大部分时间生活的这个世界中的熟悉的环境里会感到更安全和更舒适。即使在不景气的时候，他们也会顽固地相信明天会更好，“正常的时代”最终是会回归的。
而当革命者指出革命的必要性时，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摇头说：“我认识的魔鬼总比不认识的魔鬼要好一些。”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反应。革命是黑暗中的一次飞跃，谁知道会把他们带到哪里？
惯性的力量
统治阶级手中握有非常强大的武器来捍卫其财富和权力：国家、军队、警察、司法机构、监狱、媒体和整个教育系统。但其武器库中最强大的武器并不是这些东西。它是常规的力量，是力学中惯性力的社会等价物。
惯性力是适用于所有物体的众所周知的定律，它规定它们将始终保持在其状态，无论是静止还是运动，除非引入某种外部原因使它们改变这种状态，此时这一节点它被称为阻力或行动。而同样的法则也适用于社会。
资本主义孕育了人们终生的服从习惯，这些习惯很容易从学校转移到工厂生产线，再转移到军营。
传统和日常生活的沉重负担挂在人们的大脑上，迫使他们服从它的判断。这意味着群众，至少在第一时间，总是会走阻力最小的道路。但最终，重大事件的重击将迫使他们开始质疑影响他们一生思想的价值观、道德、宗教和信仰。
需要重大事件才能使群众摆脱这种毁灭思想的常规，迫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真实立场，质疑他们认为不容置疑的旧信念，并得出革命性的结论。这不可避免地需要时间。但在革命过程中，群众的意识一旦受到了巨大的推动力。它便可以在 24 小时的时间内完全转化。
我们在每次罢工中都看到了相同的过程。当一些最落后、最保守的工人突然转变为最活跃、最有活力的激进分子时，最先进的工人常常会对此感到惊讶。
罢工只是革命的缩影。在任何罢工中，领导层的重要性在意识的发展过程中都至关重要。很多时候，一个激进分子在群众大会上的一次大胆演讲就可能意味着罢工的成败。而这将我们带到了中心问题。
历史的主观因素
自发的群众革命运动揭示了群众的巨大力量。但只是作为一种潜在的力量，而不是实际的力量。在没有主观因素的情况下，即使是最激烈的群众运动也无法解决阶级中最重要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必须明白，社会主义革命同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有根本区别的。与资产阶级革命不同，社会主义革命需要工人阶级的自觉运动，工人阶级不仅要掌握国家权力的缰绳，而且要从一开始就自觉地控制生产力。
通过工人控制工厂的机制，它为民主管理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铺平了道路。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根本不是这样的，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需要任何计划或有意识的干预。
资本主义是历史上自发产生的，是封建制度下生产力演化的结果。资产阶级革命领袖的理论，就其存在而言，只是对新生资产阶级及其价值观、宗教和道德要求的无意识反映。
基督教新教（尤其是加尔文主义）与新生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之间的密切关系被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详尽地揭示了出来，尽管作为一个唯心主义者，他把这种关系颠倒了。
一个世纪后，在法国，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在理论上为法国大革命奠定了基础，大革命大胆地宣告了理性的统治，而其在实践中则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不用说，无论是早期的宗教装束，还是后来披上的华丽理性外衣，其主导思想都没有真正代表资产阶级粗暴的、唯物主义的、贪财的利益。相反，这些伪装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它是动员人民群众在未来主人的旗帜下反抗旧秩序的一种手段。
在这些理论没有充分反映（甚至违背）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时候，它们就会被毫不客气地抛弃，取而代之的则是更适合新社会体制的其他思想。
在英国革命(English Revolution)初期，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不得不将资产阶级分子推向一边，以依靠最革命的平民和半无产阶级分子完成对旧的君主制秩序的推翻。他代表在地球上的上帝的王国，以唤醒群众。
但完成这一任务后，他便转过头打击左翼，镇压平权派（Levellers），为资产阶级反革命打开了大门，其与国王达成了妥协，然后进行了所谓的 1688 年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最终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清教徒的旧观念被抛弃，他们被迫移民到新大陆(New World)的海岸去实践他们的宗教信仰。
在法国大革命中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过程，雅各宾派的革命专政以巴黎无裤党(Parisian Sans-culottes)的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支持为基础，其首先被热月反动派和督政府所推翻了，紧随而来的是领事馆和拿破仑·波拿巴的独裁统治，最后在滑铁卢战役后由波旁王朝复辟。法国资产阶级的最后胜利是在 1830 年革命和 1848 年无产阶级的革命失败之后才得到保证的。
俄国革命
主观因素的关键作用在俄国革命中表现得非常清楚。列宁在 1902 年写道：
“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同机会主义的时髦宣传密切融合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这种思想。” （列宁，《怎么办？》)
他还补充说，“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同上）
而资产阶级革命的情况并非如此，原因我们已经说过了。但正如我们在 1917 年看到的那样，这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是绝对必要的。
二月革命是在没有任何自觉的革命领导的情况下发生的。工人和士兵（穿制服的农民）表明他们足够强大，足以成功推翻统治俄罗斯几个世纪的沙皇政权。然而，他们并没有将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的双重权力(the Dual Power)流产了，其一直持续到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的苏维埃最终于11月掌权之前。[1]
为什么工人们没有在二月份掌权呢？当然，人们可以用各种“聪明”的论据来回答这个问题。甚至一些布尔什维克也断言，原因在于无产阶级必须遵守“历史阶段的铁律”，不能“跳过二月” ，必须“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 。实际上，这些人试图通过诉诸“客观因素”来掩盖自己的懦弱、困惑和无能。对这些人，列宁轻蔑地回答道：
“为什么没有掌握政权？斯切克洛夫说因为这个，因为那个。这都是胡说。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这一点应当承认；物质力量虽然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但是资产阶级却是自觉的和有准备的。这是一件怪事，但是必须公开地、坦率地承认这个事实，并且向人民说明，没有掌握政权是因为没有组织起来和没有觉悟” （列宁，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的报告，我的重点。）
说得清楚一点：如果没有布尔什维克党的存在——事实上，如果没有列宁和托洛茨基这两个人的存在——十月革命就永远不会发生，它会被阻止并被反革命和法西斯政权在俄国的先行成立而告终。
换句话说，工人阶级的力量——这是一个事实——将仅仅作为一种潜力存在。而这永远不够。这就是历史中主观因素的巨大重要性。
中心崩溃
今天的整个局势都隐含着革命性的剧变。无论有没有革命政党，它们都会像夜晚过后就是白天一样发生。但是在阶级之间的战争中，就像在国家之间的战争中一样，优秀的将军的重要性是决定性的因素。而这就是问题所在。
群众正在努力寻找摆脱这场噩梦的方法。他们接二连三地看着一个党和一个领导人，一个个地丢进历史的垃圾箱。这解释了当前各国政治生活的极端不稳定。政治钟摆剧烈地向右摆动，然后又向左摆动着。
主要的受害者是那个特殊的一类人，中间派。这引起了资本战略家的严重关注，因为中间派代表了一种平衡左右极端并中和它们的支点。这是一个模糊的景观，所有清晰的分界线都被模糊到无效的地步，空洞的言辞和模糊的承诺冒充了真正的硬币，或者至少是可以在某些未来（未指定）的日期中被赎回的债卷。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中央在美国由共和党和民主党两个政党代表，而在英国则由工党和保守党代表，它们或多或少难以区分。但这一切都有物质基础。
在战后时期，当资本主义享受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时，英国工党和欧洲各大社会民主党进行了重要的改革，例如英国的免费国民医疗服务。而那个时期早已成为了历史。
如今，统治阶级甚至不能让旧的征服继续下去，更不用说进行新的改良了。旧的确定性已经消失，旧的稳定性也随之消失。到处都是动荡和危机。资本主义的危机就是改良主义的危机。
改良主义“左派”的作用
改良主义的危机和斯大林主义的崩溃意味着左翼出现了真空。既然大自然厌恶真空，那它就必须填补它。由于马克思主义趋势缺乏填充它的力量，那这个空间就将被左翼改良主义者所占据了。
苏联领导人庆祝十月革命胜利两周年，列宁和托洛茨基站在中间。
由于我们在这里无法处理的历史原因，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力量顿时严重弱化。鉴于主观因素的弱点，当群众觉醒政治生活时，不可避免地会转向现有的组织和知名领导人，特别是那些有“左派”的资历的人。
因此，当前时期我们将看到左翼改良主义甚至中派（译者注：即在革命主义和左派改良主义之间的）倾向的兴起。但这些也将受到群众的考验，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它们只是短暂的。
认识到这一点，马克思主义趋势就必须对左派采取灵活的态度，在他们准备与右翼改良派作斗争时给予支持，但当他们在资产阶级公共舆论和右翼叛徒的压力下动摇、做出不可接受的让步和退却时，往往就要批评他们。
实现社会根本变革的愿望不能仅限于对计划和观点的清晰理解。它还涉及意志力的要素，即权力意志：即有意识地去赢、去征服、扫除一切障碍并且改变社会。
反过来，这必须基于对未来的愿景和对工人阶级改变社会能力的完全信心。但左翼改良派两者都没有。因此，他们便不断回避着中心目标。
他们推诿、拖延、寻求妥协，而这只是投降的另一种说法，因为在不可能的情况下寻求妥协，在不可调和的阶级利益之间架起桥梁，就是企图画方为圆。怀疑、模棱两可和优柔寡断是他们的内在本质。失败主义深深地植根于他们的灵魂和心灵。
当然，他们不能承认这一点，甚至对他们自己也是如此。相反，他们说服自己，即他们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且任何其他道路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灾难。他们找到一千个欺骗自己的理由，并且如此确信着，他们更有能力去欺骗其他的人。
在许多情况下，左派都是诚实的人。是的，他们完全相信他们的论点是公正的。一个真诚的左翼改良主义者比一个不真诚的左翼改革者造成的伤害要大得多。他们的背叛不是故意的或有意识的。群众把他们全部的信任全都寄托在了他们身上，因此也就会被更加肯定地被带入失败的边缘。
马尔托夫无疑是一个非常诚实和真诚的人，也是一个非常能干和聪明的人。然而，他在俄国革命的命运中却扮演了非常消极的角色。
希腊的案例
在1930年代的这个风雨飘摇的时期，社会民主主义的群众组织正处于骚动状态。 1929 年华尔街崩盘之后的经济危机、由此导致的大规模失业以及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产生了被马克思主义者称为“中间派”的现象，用托洛茨基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对于在改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散布着的不同的趋势和群体的大多数人的通称”。
然而，在现阶段，社会革命运动并没有像1930年代那样普遍地反映在社会民主主义的队伍中。像西班牙的“我们能”党(Podemos)、希腊的激进左派联盟(SYRIZA)等运动，以及在较小程度上， 法国梅朗雄(Mélenchon)背后的运动，也部分反映了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但他们都有一个非常混乱的政治立场，且其只是 1930 年代中间派潮流的苍白反映。
以希腊为例，在极端社会危机的情况下，从斯大林共产党(KKE)的右翼分裂中出现的一个小的左翼政党，激进左派联盟(SYRIZA)迅速成长，以牺牲了传统的群众改良主义政党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PASOK)为代价，在群众眼中，基本上是名誉扫地。而激进左派联盟则于 2015 年 1 月以压倒性的优势战胜了右翼新民主党(New Democracy)而上台。
2008年危机后，希腊在破产边缘摇摇欲坠。它是受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中央银行提出救助希腊，但代价则是实施残酷的紧缩措施。这引发了群众反对撙节紧缩的大规模运动。与新民主党和泛希社会党政府不同的是，激进左翼联盟承诺结束撙节紧缩政策。但在资本主义危机的基础上，这是不可能的。
欧洲老板认为这是一种威胁。他们不得不粉碎激进左派联盟，以此作为对其他人的警告，比如西班牙的“我们能”党，其可能会想效仿它。他们决心不择手段地破坏和摧毁左翼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举行全民公决，动员群众支持政府，反对撙节紧缩政策，是绝对正确的。
欧盟领导人提出的救助条件在 2015 年 7 月 5 日的公投中被果断拒绝，当时 61% 的人投了反对票。鉴于这个响亮的结果，谁敢怀疑希腊工人阶级的斗志？不仅工人，而且每一阶层的人口都被动员起来战斗了。每一层，除了那些应该领导的那一层。
2009年，希腊塞萨洛尼基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如果齐普拉斯(Tsipras)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话，他本可以利用这场运动来改变社会，号召工人占领银行和工厂。希腊人民会准备好接受苦难，就像俄罗斯工人在 1917 年革命后准备接受它一样。
一项以国际主义呼吁为后盾的革命政策将对欧洲其他地区和世界的工人产生令人振奋的影响。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其他地方的群众会热情地响应希腊陷入困境的人民呼吁国际团结的呼吁。示威和罢工将接踵而至，迫使银行家和资本家采取守势，并为各地革命的可能性敞开大门。
问题直接被提出来了：要么战斗到底，要么遭受可耻的失败。但左翼改良派从来没有战斗到最后。他们总是寻找阻力最小的道路，寻求与统治阶级妥协。激进左派联盟的谈判代表试图玩文字游戏、推诿、并提供什么也解决不了的半途而废的解决方案。但与他们相对的那一边对妥协不感兴趣。
最终，欧洲资产阶级称他们不过是虚张声势。面对战斗或投降的明确选择，齐普拉斯选择了后者。他接受的条件远比在公投中被希腊人民坚决拒绝的条件苛刻得多。在背叛过后，齐普拉斯和他的团队盲目地接受了布鲁塞尔和柏林的指令。一阵愤怒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幻灭和绝望。
这就是左翼改良主义混乱的必然结果。
“我们能”党
在西班牙，“我们能”党与激进左派联盟一样，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一支群众力量，其反映了寻求与过去彻底决裂的群众渴望改变的强烈愿望。
“我们能”党的主要领导人受到委内瑞拉玻利瓦尔革命的影响。但他们完全没有能力吸取其力量的教训——也就是用大胆的革命信息来动员群众的需要。
相反，他们只复制了玻利瓦尔运动最薄弱的一面：缺乏理论清晰度、模棱两可的信息以及拒绝将革命进行到底。总之，他们复制了所有最终导致委内瑞拉革命沉船的消极特征。
“我们能”党唤起了数百万人的希望。由于其领导人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Pablo Iglesias)的激进言论，“我们能”党从一个未知的构成变成了民意调查的第一名。但他们越接近掌权，伊格莱西亚斯和“我们能”党的其他领导人就越柔和他们的信息。
他们没有努力从左翼超越社会民主主义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PSOE)，而是满足于接受部长职位作为与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联合政府的初级合伙人。他们没有与资本主义彻底决裂，而是加入了一个将其主要任务视为管理西班牙资本主义危机的政府。
作为一些部长级职位的交换，今天被称为西班牙左翼政治联盟(Unidos Podemos)(UP)已成为政府的共同责任人，该政府派出防暴警察打击加的斯(Cadiz)罢工的金属工人，现在正在管理欧洲基金，而其则是附带的撙节紧缩措施所随附的。
结果，西班牙左翼政治联盟的支持率大幅下降，该党一直处于危机之中，并失去了大部分活跃的基础。它现在只是最初承诺的一个外壳。该运动固有的革命潜力已被挥霍，导致最先进的工人和青年普遍士气低落。这就是左翼改良主义的逻辑结果。
科尔宾的教训
左翼改良主义的最惊人的成功是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作为工党领导人的选举。这里的主要观点是，科尔宾利用了对体制和现状的秘密的不满情绪。他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领导层选举中获得了近60 % 的选票。突然，闸门打开了，成千上万的新成员加入了他的政党来支持他。他们已经准备好并愿意与右翼作战。
统治阶级吓坏了。工党彻底转型的条件已经具备。引入强制重选工党议员、强制罢免越界议员补选以及巩固议员权力的计划都在考虑之中。右翼陷入了绝望。几名布莱尔派的议员离开了该党。
然而，右翼改良主义得到了统治阶级和大众媒体的支持，他们组织了一场针对科尔宾的恶毒运动，意图迫使他辞职。结果是工党内部爆发了内战。但它却有一个非常片面的特征。
在这种情况下，工党的分裂似乎不可避免。布莱尔派显然正在为此做准备。资本的战略家已经得出了合乎逻辑的结论。但最终，这一切都没有结果。科尔宾派被右路击溃了。这是为什么？当科尔宾在工党的普通党员中获得大量支持时，这怎么可能呢？而答案就在于左翼改良主义的本质。
最有害的角色就是亲科尔宾的动量派(Momentum)的运动。这可能已成为数千名活动家的焦点。 动量派的大型会议正在该国的不同地区举行，那里表现出一种非常愤怒和激进的情绪。
但是右派表现出了左派明显缺乏的所有决心。动量派的领导者对普通人的恐惧比对权利的恐惧更大。他们每一步都在抑制并破坏取消右翼工党议员的竞选活动，马克思主义者从一开始就一直要求这样做，并在普通民众中得到广泛支持。结果，基层党员被迫在双手被反绑在背后的情况下与反动派对决。
但还有一个致命的因素是科尔宾本人所扮演的角色。左翼，从科尔宾本人开始，就不准备与议会工党的右翼进行认真的斗争。动量派的领导人为他们的背叛辩护说：“我们推迟取消选举，是因为杰里米要求成员这样做的。”
而借口则是“我们是为了维持党内团结”。他们担心与工党(PLP)的右翼分裂。但是，如果要在不完全破坏左翼的收获的情况下的话，那是绝对必要的。而这正是所发生的事情。
而右派知道他们的立场。他们奉行反对左派，特别是强烈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政策，并准备不计后果地坚持到底。
不用说，当右翼开始进攻时，他们丝毫没有表现出左翼的优柔寡断的迹象。他们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利用资产阶级媒体的一切力量对科尔宾进行诽谤和抹黑。最后，他们有效地驱逐了他，还有大量的左派。
自然，马克思主义趋势是主要目标。社会主义呼唤报(Socialist Appeal)被禁止，但由于其组织了一次非常有效的反击，反而得到了很多支持。相比之下，左派则表现得很懦弱，他们拒绝反击斯塔默能够将其执行到底的政治迫害。
英国的危机
科尔宾的插曲一开始充满了希望，但却以一场可耻的溃败告终。成千上万的人厌恶地离开了党，左派被彻底镇压了。科尔宾引发的巨大幻想已经让位于工党内部强烈的怀疑主义情绪。
随着左翼的解体，现在的局势正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然而，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局。 出于客观和主观原因，现在越来越清楚的是，英国是欧洲资本主义危机的关键因素之一——如果不是关键因素的话。从几年前欧洲最稳定的国家来看，英国现在可能是最不稳定的国家。它现在是欧洲资本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
在政治层面上被击败的工人正在转向工业战线。工会开始激进化。约翰逊政府的危机必然导致其垮台。
未来，钟摆无疑会回到左翼，尤其是如果基尔·斯塔默(Keir Starmer)和布莱尔派所领导的工党在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上台执政的话。这将暴露工党内部的所有矛盾，其暂时被淹没了，但未来却可能会以报复的方式重新出现。
这将为马克思主义趋势开辟大量的可能性。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成长的能力。而现在就有可能实现大幅度的增长。虽然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代表一个并不太多的因素，但 IMT 的英国支部拥有经验丰富的干部基础，在青年中建立了强大的根据地，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和一份在劳工运动中广为人知的报纸。
无论如何，我们的势力比托洛茨基在 1930 年代在英国的部队要强大得多，而且水平要高得多。只要使用正确的策略，那增长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情绪变化
当前的危机与过去的危机有着本质的不同——它具有深刻的国际性质。在过去的两年里，数以百万计的普通人一直在缓慢而坚定地得出结论。在看似平静的表面之下，到处都是巨大的不满。群众被愤怒、忿恨、一种强烈的不公正感，尤其是沮丧——无法忍受的沮丧所控制。
他们很少把话说出来，只是小声嘀咕，不能容忍目前的事态。而这种想法正在迅速普及就意味着，现有社会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在短期内，作为一项规则，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对既定秩序采取直接的行动。
但无论有没有必要的领导，他们迟早都会采取行动，将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例子。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在智利、苏丹、缅甸、黎巴嫩、香港等地看到了强大的革命或革命前的运动。
这份名单的最新的增添上去的成员是今年年初哈萨克的群众起义，该起义始于石油工人抗议燃油价格上涨。那是一个警告。导致起义的同样压力也存在于许多其他国家。
“科尔宾派被右路击溃了。这是为什么?当科尔宾在工党的普通党员中获得大量支持时，这怎么可能呢?而答案就在于左翼改良主义的本质。”
统治阶级意识到了危险，资本的战略家们对来年做出了悲观的预测。有一段时间，工人的行动受到了冠状病毒的阻碍。但是现在有迹象表明阶级斗争正在复苏。飞涨的物价和下降的生活水平刺激了罢工的增加。
随着统治阶级在病毒大流行期间所表现出的犬儒主义、贪婪和利己主义的暴露无遗，民族团结那蛊惑人心的呼吁也遭到了质疑。一种不断积累的幻灭和愤怒情绪现在正浮出水面。对现状和现有政府和领导人的支持正在迅速下降。但这一切并不会自动导致一场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
托洛茨基曾经说过西班牙革命，西班牙工人本可以掌权，不是一次而是十次。但他也解释说，如果没有足够的领导，那即使是最猛烈的罢工也解决不了问题。
长期的革命和反革命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与今天的现状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重要的区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革命前的局势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并且很快就会被革命或反革命（法西斯主义）方向的运动稳定下来。
但现在情况已不再如此。一方面，统治阶级缺乏过去存在的群众性反动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工人组织空前的堕落成为了一道坚固的屏障，阻止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因此，当前的危机将长期存在。随着潮起潮落，它可以持续数年，尽管无法准确地说出多长时间。
当我们说危机将长期拖延的时候，这根本不意味着它将是和平与安宁的。相反！我们进入了近代史上最动荡不安的时期。这场危机将影响一个又一个国家。工人阶级将有很多机会掌权。
局势中蕴含着突发、急剧变化的可能，可以在24小时的空间内转化。我们必须诚实地承认，我们有可能陷入常规主义的危险，被动地使用相同的旧方法，而无法利用提供给我们的新机会。
在这样的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表现出最高水平的能量、决心和战术灵活性，并大胆地向正在走向革命方向的阶级伸出援手。
目前的情况可能会持续数年而不产生决定性的解决方案。但这种延迟并不是一件坏事。相反，它对我们非常有利，因为它给了我们时间——尽管不是世界上所有的时间！-建立和加强我们的组织；招募最优秀的工人和青年，教育和培训他们。
在任何地方，人们都看到政府的危机和民众日益的批评情绪，其直接针对于当权派及其所有机构。青年人尤其如此，他们对最先进的革命思想最开放。
群众伟大的学习过程已经开始。它似乎进展缓慢。但历史有它自己的规律和速度，这是由许多因素所决定的，且并不总是容易预先确定的。
我们收到了许多在青年中出现共产主义运动的报告。即使是在美国南部最保守的地区，也有一些激进的年轻人开始将自己视为共产主义者。
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些关键症状揭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某些事情，社会正在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利用它。
建构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
我们不得不面对事实：主观因素已经被一系列客观因素远远甩在了后面，这里不赘述。它以有组织的形式存在于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的行列中，至少处于萌芽状态。
但是胚胎仍然是一种抽象的潜力。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成为阶级斗争的实际力量，我们必须超越这个阶段。
IMT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所有国家，我们都在成长，而所有其他早已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所谓左派，却在危机之中分崩离析。
我们对理论的坚持认真态度和对青年的关注使我们的进步成为可能。正如列宁所说：谁有青年，谁就得到了未来。然而，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还没有准备好面对我们最不期待的巨大挑战。
为使革命组织充分利用革命或革命前的形势，至少必须拥有最起码的有经验的干部和一个可行的组织。
一个渴望发挥领导作用的革命组织，需要一定的规模才能被工人阶级注意到。这样的事情不能在事件的热潮中即兴创作或建立。
归根结底，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成长。而这需要时间。托洛茨基在 1931 年 11 月写道：“在当今世界形势下，时间是最宝贵的原材料。”这些话在今天比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都更真实。
我们必须带着紧迫感继续前进。因为如果我们的力量不足以应对未来几年的挑战，那么重要的机会就会失去。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我们的口号必须是伟大的法国革命者丹东的口号：
“De l'audace , encore de l'audace , et toujours de l'audace ！”
大胆，大胆，永远大胆！
完笔于伦敦，2022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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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十月革命发生在旧儒略历(old Julian calendar)的10月24日至25日晚上，或新公历的11月6日至7日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