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的革命既有豐富的教訓，也有對未來的展望。本文對比了革命時的情況與革命後10年來的創傷，並解釋了當下埃及的革命前景。（按：本文原文發表於2021年1月26日，譯本經本網站發現後再做修改並轉載。原譯者：紀軼、原校對：奎霖）
「如果有一天人民決定要生存，那麼就連命運也必須屈從。」——阿布·卡西薩·沙比（Abul Qasem Al-Shabi）
「並且肯定會有這麼一代人，他們看到了就會明白，明白了就不再畏懼……」——阿蔔杜勒·拉赫曼·阿布努迪（Abdul Rahman El-Abnudi）
2011年1月25日，數十萬埃及民眾走上了街頭，對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的暴政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抗議。抗議者選擇抗議的這一天恰是埃及國家假日「警察日」，這是民眾表達對穆巴拉克警察政權仇恨的標志。
但實際上，這場抗議活動是受上個月北非沿岸突尼斯的劇變所啟發。在突尼斯，一場大規模的革命運動推翻了扎因·阿比丁·本·阿裡（Zine El-Abidine Ben Ali）的獨裁統治，僅僅經過三周的大規模抗議，這位執政23年的突尼斯統治者就逃亡到了沙烏地阿拉伯。
隨後發生在埃及的是更大規模的革命。18天的大規模鬥爭導致長達29年的穆巴拉克獨裁政權被推翻。很多人曾以為他的統治可能永遠不會結束。這對於埃及統治階級來說是一次地震般的打擊，這場革命使得整個國家機器屈服，也讓數千萬工人和青年第一次參與政治活動。
革命的浪潮從突尼斯和埃及席卷到整個中東地區——從利比亞到敘利亞，從葉門到巴林，從巴勒斯坦到黎巴嫩，再到飽受帝國主義戰爭蹂躪的伊拉克。然而，在群眾參與了被稱為「阿拉伯之春」的運動的那些國家中，埃及的例子或許是帶來最多教益的，也是在將來最有革命前景的。利比亞和敘利亞的運動並沒有動員起工人階級的支持，直到帝國主義的干預使得事態完全走向反動。葉門的民眾現在陷入十分嚴峻的處境，沙烏地阿拉伯在各個帝國主義國家的支持下在葉門發動戰爭，埃及等國的軍隊也直接參與其中。巴林的工人和青年已經開創了新的革命傳統，這種傳統如今也並沒有消失。突尼斯工人和青年通過2011年的鬥爭，使得他們引以為傲的革命傳統提升到一個更高層次，而最近的經濟危機再次將他們帶上了街頭。伊拉克和巴勒斯坦都有帝國主義造成的復雜問題，但在「阿拉伯之春」之後的幾年裡，兩國都重新出現了大規模抗議活動。與此同時，黎巴嫩也在過去幾年經歷了革命運動。
不過，埃及的三年革命與反革命進程（2011-2014）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埃及對於阿拉伯世界來說一直具有戰略意義。它擁有全世界最多的阿拉伯語人口，也擁有中東最大的工人階級。正是埃及在20世紀中葉通過總統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領導了泛阿拉伯主義計劃。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是一個左翼民族主義者，他的革命和社會主義言論使他成為大多數阿拉伯和中東國家中最受歡迎的人。他的廣受歡迎，顯示了他在20多個國家推行國際主義政策的潛力，這些國家以一種共同的語言團結在一起。一場成功的社會主義革命如果發生在埃及，那將會改變整個阿拉伯和中東地區的局勢。
但是，埃及的革命並不徹底。雖然人民群眾為了消滅舊的鎮壓和剝削階級的秩序反復進行鬥爭，但是一個新的獨裁政權又應運而生，這仍是一個建立在和以前一樣的舊的軍事官僚之上的政權。然而，2011年爆炸性事件所創造的條件並沒有消失。如果說有什麼不同的話，埃及統治階級今天所面臨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遠比十年前嚴重。
所以，我們是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的？在推翻穆巴拉克不到兩年的時間裡，埃及發生了前所未聞的大規模罷工和街頭抗議，埃及民眾怎麼會被一位與前任同樣實行獨裁統治的新總統統治？事實上，穆斯林兄弟會的莫哈默德·穆爾西（Mohamed Morsi）甚至將納賽爾的親工人政策的最後一點殘余正式從埃及憲法和選舉法中刪除。如今，在推翻穆爾西和穆斯林兄弟會的新一輪革命浪潮（考慮到埃及的體量，這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了）幾乎從政治版圖上消失之後，如今的群眾難道又回到了原點？
關於埃及革命表面現像的文獻已經汗牛充棟。重要的是，我們從埃及革命的進程和事件中汲取關鍵的教訓，這些教訓可運用於當今埃及的局勢上，更重要的是，適用於未來幾年革命運動的歸來。
革命無國界
革命的浪潮迅速地從突尼斯蔓延到埃及，這並非偶然。除了兩國共有的文化方面的因素，相近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條件也使得革命的發生並非偶然。當突尼斯人民向埃及人展示了革命的可能性，其發生也就不可遏制了。正如1月25日開羅的一名街頭抗議者所說：「過去，突尼斯人從不抗議。他們的控制比我們更嚴格。可現在再看看他們。」[1]突尼斯的革命活動人士向埃及青年和工人傳授了治療警方用催淚瓦斯導致的燒傷的技術；更重要的是，他們還傳遞了將在未來幾個月傳遍整個中東的口號：「人民想要推翻政權」。
據稱，以雅典憲法廣場為中心的希腊「反緊縮」運動推動了解放廣場（開羅與內政部相鄰的中心廣場）的革命。埃及青年和工人采用的策略引發了世界各地的運動。從尼日利亞到拉丁美洲，革命者們創造了屬於他們自己的「解放廣場」。就在最近的2020年10月，巴格達還發生了占領自己的解放廣場（Tahir Square）的抗議活動，並提出了社會要求。在那裡，革命者們用各種帳篷舉行政治會議、給與警察街頭戰鬥受傷的人們提供物資和治療。這一切就像革命時期的開羅。
然而，參與埃及革命早期的高級青年階層的政治覺醒實際上來自2000年的第二次巴勒斯坦起義。那次起義在埃及引發了大規模的團體性抗議。這是許多年輕人和工人第一次能夠在政權的鎮壓措施面前檢驗自己的力量。這也是一次團結一致的抗議，以反對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以及穆巴拉克拒絕譴責入侵）的軍事行動。同時這也導致政治活動分子自1972年以來首次占領解放廣場。這些事件雖然很小，本身顯得相對不那麼重要，但是都標志著埃及青年的政治覺醒。
埃及的鬥爭既受到國際革命運動的啟發，也隨後啟發了其他世界運動。//圖片來源：Kodak Agfa
此外，埃及革命的成功可能會對鄰國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利比亞帶來根本性的巨變。而這些國家的工人階級目前正處於社會和政治反動力量的支配之下。埃及革命進入新階段，也可能在更高的水平上重振阿爾及利亞、突尼斯和蘇丹近些年的運動。例如，土耳其的蓋茲公園運動發展於埃及的階級鬥爭高潮時期，並在2013年6月底推翻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的運動中達到高潮，這顯然不是巧合。
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俄國革命點燃了席卷歐洲的革命浪潮一樣，埃及革命表明了世界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本能。阿拉伯之春（包括過去兩年的「新浪潮」）表明，社會主義革命可以很容易地從一個國家傳播到另一個國家。此外，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還指望德國革命的成功，將其成果回饋給年輕的蘇聯，把俄國工人和農民從可怕的落後狀態中解放出來。同樣，埃及革命的勝利最終將取決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革命的成功。但在埃及工人階級能夠掌權的情況下，革命在世界範圍內的蔓延是很有可能的。事實上，埃及革命對世界各地產生很大的衝擊，各地的工人和青年熱衷於談論和研究它。如果埃及革命實現了受壓迫和剝削的埃及人民的最終目標，想像一下它將為世界提供什麼樣的靈感的燈塔。
工人階級的作用
埃及革命，就像阿拉伯之春一樣，往往被認為是一場主要由青年領導的、把埃及社會的各個階層團結在一起的、能夠跨越階級鴻溝的社會運動，就像其他大多數阿拉伯革命一樣。然而，這是對此次革命的扭曲，目的是淡化鬥爭的階級內容。這場運動就像阿拉伯之春和過去十年的其他運動一樣，年齡結構非常年輕——據統計，在這場運動中超過60%的埃及人不到30歲。但是我們必須指出的是，考慮到最終參與革命的埃及人比例巨大，以及埃及社會的階級構成，這些年輕人中的大多數可能來自工人階級背景。他們或者是工人，或者是正在尋找工作的失業者。
雖然2011年1月25日是標志著埃及民眾掌握自己命運的歷史性日子，但推動埃及革命進程的事件實際上早在幾年前就發生了。2008年4月6日，工業城市馬哈拉發生過大規模罷工，起因是Misr紡織公司（非洲最大的工廠之一、擁有超過2.5萬名工人）持續不斷的勞資糾紛。罷工呈現出起義的色彩。盡管警方進行了嚴厲鎮壓，但一些工廠的罷工者實際上控制了這座城市好幾天的時間。而與此同時，全國各地都在舉行大規模的抗議活動。
「四月六日青年運動」的名稱正是由這次罷工而來。抗議者們也從那次罷工運動中采納了一個關鍵主張——設立1200埃及鎊（約合200美元）的國家最低工資標准——作為抗議的首要內容之一。1月25日前，抗議者的主張是：
- 解散議會，舉行新的合法選舉
- 總統任期限制為兩年
- 取消緊急法案（該法律為國家鎮壓提供法律掩護）
- 並罷免內政部長艾德利
- 設立1200埃及鎊的最低工資標准與失業救濟
當然，甚至在1月25日到來之前，運動的群眾就不滿足於這些要求，從改革走向徹底的革命。
在第一次抗議活動中，抗議者的主張除了基本的民主要求之外，還包括了工人的要求。這表現出工人在革命運動中所起到的作用。有組織的工人從一開始就參與了廣場和全國範圍的街頭抗議。當然，這次的抗議活動涉及到社會的各個層面——畢竟這是一場大眾革命。然而，工人階級在這次運動中有了作為一個整體、一個階級去提出主張的契機，帶領這18天的運動走向革命的結局。
馬哈拉的大規模罷工實際上是2006年底埃及工人運動發展的高潮。這場運動幾乎涵蓋了埃及所有主要經濟部門和大部分工業地區——橫跨尼羅河三角洲、運河地區、亞歷山大港和開羅。它從自發的靜坐和罷工開始，反對21世紀初的大規模私有化對工人工資和工作條件的影響。從2007年到2010年，發生了2100多起不同的工人罷工和抗議事件，是之前十年的兩倍多。
這些行動發生在官方組織的埃及工會聯合會（Egyptian Trade Union Federation，ETUF）的控制之外。例如在2008年4月6日之前，由於埃工聯試圖壓制罷工，埃及的Misr紡紗和織布公司的工人就進行了大規模的辭職抗議。在大多數發生罷工和抗議活動的工作場所，工人們成立了成員由自己任免的罷工委員會，其中有很多委員會聯合起來組成了地區工會。一些罷工委員會，如財產稅征收委員會和教師委員會，最終發展為成熟的工會，在革命前就已獨立於官方工會而存在。然而，對於大多數工人群體來說，直到革命之後，才可能在罷工基礎之上建立正式的工會組織。
2011年2月6日，穆巴拉克仍舊掌權時，埃及各地爆發了一波罷工，導致各個戰略性的經濟部門陷入癱瘓。來自電信公司、石油工廠、醫院、軍工廠、大學、印刷廠甚至蘇伊士運河的工人集體響應了革命的號召。當時，開羅的革命中心陷入了某種僵局，革命者已經在街頭擊敗了國家安全部門，但缺乏進一步的手段迫使統治階級屈服。而大規模罷工不僅讓工人階級掌握了局面、打破了政權對社會的實際控制，也有助於革命的普遍化，讓革命在國家的郊區和工業中心地帶迅速傳播。公共交通工人在2月9日的罷工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三天之內穆巴拉克便下了台。在他被免職後，平均每天有60次新罷工舉行。
從那時起，工人們繼續掌握著革命進程的主導權。2011年7月，一部分革命青年回到解放廣場進行長達一個月的靜坐示威。他們沒有真正的群眾基礎，沒有明確的主張，也沒有前進的方向，最終被伊斯蘭主義者壓倒。他們推翻穆巴拉克的最初目標已經實現，但穆巴拉克的親信仍在權力的過渡時期占主導。那時的革命者們對於他們自己所要求的「民主」並沒有清晰的答案。最後，他們精疲力竭地偷偷溜走，在那個月裡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的成果。相比之下，在郊區和省份，另一波罷工於9月份到來，約有50萬工人參加。在大多數情況下，工人們的要求很容易就得到了接受，不僅是提高工資，還包括清洗工廠管理層——事實上這些主張在通常情況下不被認為是工人們應有的權利。
同樣，盡管在2012年底，反穆爾西（原譯者注：穆兄會候選人穆爾西在穆巴拉克下台後接任埃及總統）的抗議活動規模遠勝於親穆斯林兄弟會的抗議活動，但革命依然陷入停滯。直到2013年上半年，依舊是工人們以前所未有的罷工行動和社會抗議浪潮打破了僵局。這是埃及有史以來參與度最高的階級鬥爭。工人運動的激增是穆爾西和穆兄會政權被推翻的真正原因。可悲的是，那些本可以在獨立的階級基礎上領導這場運動的人，卻把自己的革命權力交給了以國防部長阿蔔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為代表的統治階級的軍事高層。
這場革命之後，埃及喪失了在2011年開始顯現的、組建大規模獨立工會的潛力。罷工運動和工人抗議雖然仍在進行，但數量和規模已開始減小。大多數已經成立的獨立工人組織規模都很小，沒有真正的工人運動來使其發展壯大。一些被孤立的工會甚至在2017年被取締之前就受到了鎮壓。
盡管如此，過去幾年的幾個例子仍然顯示了工人階級在鬥爭中能夠展現出的驚人力量。革命創造出的階級力量平衡意味著當局無法再正面鎮壓工人階級。衛生工作者的罷工已經相當有規律的地發生著；當局對疫情災難性的處理只會火上澆油。與此同時，2019年在房地產大亨穆罕默德·阿裡（Mohamed Ali）揭露塞西醜聞後爆發的抗議活動中，工業中心的自我組織方式以及工人們直接挑戰當局的意願都在恢復中。今年早些時候，在埃及新行政首都的建築工地上，工人因疫情期間的安全問題舉行罷工，為其他工人指明了前進的道路。
人民群眾可以比資本家更好地管理社會
革命的經驗證明了工人階級比統治階級更善於管理社會。//圖片來源：Muhammad Ghafari
許多小資產階級對埃及革命的分析都出現了勢利的階級偏見，巴勒斯坦學者拉希德·哈立迪的話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很明顯，組織革命的這股勢力不具備競選的能力...」[2]恰恰相反！埃及革命的經驗表明，埃及人民比資產階級政權的傀儡更善於舉行民主選舉和參加選舉。在許多方面，革命表明工人和青年在沒有統治階級的情況下，能較前者更好地維持民主並把社會管理地更好！
從解放廣場就可以一窺工人管理社會的能力。一般來說，埃及城市街道上布滿了灰塵和垃圾，但盡管一次就聚集了200多萬的抗議者，被人民占領的解放廣場卻總是一塵不染。與平時的街道不同的是，由於群眾明白他們有了對空間的所有權和控制權，因此他們盡最大努力去維持廣場最佳的環境。流動診所和分診室由參加革命的醫生和護士值班，同時以最高的效率分發食物和其他必需品。他們以最高的衛生標准來運營醫療機構，同時劃出了電影放映、政治討論的區域，並設立了舉行集會和即興音樂會的舞台。
國家安全部隊在1月28日的「憤怒日」被擊敗後離開了街道，革命者便在廣場周圍設置了自己的安全檢查站，輪流站崗值班。凡是有能力的人都參與了守衛革命堡壘的工作。埃及各地紛紛組建居委會，在夜間守衛公寓樓，主要是為了確保鄰裡之間不被便衣安全部隊或當局雇佣的暴徒滲透。在街頭的革命運動中不存在騷擾行為——這與大多數埃及婦女的日常生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她們發現即使舉報了騷擾者，警察通常會站在騷擾者這邊。
在工人運動中，罷工委員會由罷工工人自己控制，一般沒有埃及工聯的任何干涉——工聯的官僚性無力阻止這場推動革命巨浪的偉大罷工。埃及能大規模的解除壓迫人的經理和老板的管理權，完全是依靠來自下層的組織實現的，而在一些工作場所，廠長制則被萌芽狀態的工人自我管理制所取代。
在地方層面，群眾將社會的控制權掌握在了自己手中，但在埃及革命期間，他們還沒來得及在更高層次上發揮這種權力。然而，這些現在都成了埃及工人階級的傳統，不會就這樣消失——它們將隨著下一次群眾運動而回歸。
被革命情勢改變了的婦女問題
埃及革命的一個特別顯著的特點是婦女發揮了突出作用。埃及婦女受到極大的壓迫。許多人除了上班之外，幾乎不允許離開家，而其他人則可能經常在街上或在家裡受到騷擾或虐待。很少有婦女能完全控制自己的身體，她們受到高度的性壓抑。
因此，在革命期間上街的人中幾乎有50%是婦女，這在許多方面都值得大書特書。同樣的比例也具體反映在了工人運動中。在2006年12月馬哈拉紡織工人采取的第一次罷工行動中——可以說這是導致革命的一連串事件的開端——女工們首先離開了她們的工作崗位，並開始高呼：「女人們在這裡！男人們在哪裡？」[3]同樣，在所有社交媒體對革命的報道中，最能激發大眾想像力的帖子是1月25日起義前夕，一位名叫阿斯瑪亞·馬赫福茲的年輕蒙面女子在YouTube 上發布的視頻。在視頻中，她為鼓動其他埃及人——尤其是男性——和她一起上街，言辭激烈，發自肺腑。她建議埃及群眾可以「擁有自由、正義、榮譽和人的尊嚴，而不是像動物一樣生活」[4]。
革命運動中之所以沒有出現騷擾現像，並不是因為在一個積極鼓勵對婦女進行可怕壓迫的社會中，男人們突然變成了戰鬥的女權主義者。而是因為運動的客觀需要決定了對這種行為必須零容忍。2011年2月起出現在街頭的小批流氓無產者實施的性騷擾和性侵犯是有組織的反革命的武器，這使得群眾為捍衛他們所占據的空間和肉體不受侵犯成為一種革命行為。
婦女是革命成功的必要組成部分。如果沒有婦女感到自己被賦予了平等的權力，走上街頭參與罷工和示威，就不會有革命。男子也從革命中與婦女並肩作戰的經歷學會了平等對待婦女，而成千上萬的婦女則獲得了革命的政治意識。正是在革命的氛圍中，許多婦女克服了長期以來的社會禁忌，決定摘掉自幼在公共場合佩戴的頭巾。
當然，我們不能將埃及革命神化為婦女權力的伊甸園。即便在革命期間，婦女的地位仍為極為糟糕的社會落後狀況所限制。根據2013年《對婦女的性暴力報告》的數據，埃及從性暴力數量上被評為22個阿拉伯國家中最嚴重的，甚至比沙烏地阿拉伯還嚴重。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隨著革命運動的敗退，婦女的角色也在消退。埃及自2016年以來一直在打擊「淫穢」，多名肚皮舞演員、女演員和流行歌星因被控在表演中穿著有性暗示的服裝或做出性手勢而被捕。在多數情況下，這些女性都被判刑入獄。
同樣的情況也存在於LGBT群體中。許多人於2017年在黎巴嫩的因LGBT觀眾而出名的「彩虹音樂會」現場中被逮捕。大多數被逮捕的人都被警方折磨拷打，包括被獄卒用手扒肛門探查。
盡管在過去的塞西總統任期的四年裡，這些鎮壓行為在公眾面前發生的頻率有所增加，但在埃及都不是特別新的現像。
女性發起了反攻——一場（主要是在網上）#MeToo類型的運動，揭露了個別的特別是在權勢階層中的強奸犯和騷擾者。這場運動贏得了當局可疑的讓步：他們另外成立了由婦女領導的警方特遣隊在大街上巡邏，打擊騷擾者。然而，沒有階級基礎，它在更有可能受到來自家庭內外雙方面的性虐待，而且沒辦法說出來的貧困的勞動女工中沒有任何影響。對於這些女性來說，正是這場革命指明了擺脫壓迫的方向。他們的解放取決於未來的勝利。
埃及的國家政府到底是什麼？
與埃及革命相關的大部分討論都聚焦在埃及國家軍事官僚主義的本質上。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它經常與國家的階級基礎合並討論。埃及統治階級和維護他們的國家在本質上主要是軍事官僚主義，但它在內容上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
要解釋埃及政權的本質，有必要首先解釋它是如何產生的。1952年，一群埃及軍官推翻了這個君主和政府都是英法帝國主義的傀儡的舊政權。在此之前，埃及的經濟一直在封建落後中惡化，除了那些從帝國主義掠奪國家資源中榨取錢財的人之外，埃及沒有自己的資產階級。為了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1952年革命的領袖賈邁勒·阿蔔杜勒·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不得不依靠新興的埃及工人階級和貧窮的農民。工業在國有化與計劃經濟的基礎上發生了革命性的變革，同時對大地主進行了全面改革。在與帝國主義列強爭奪蘇伊士運河控制權的戰爭中取得勝利後，納賽爾也依賴斯大林主義的蘇聯提供外部幫助。
埃及革命確實動搖了這個腐朽的國家，以至於個別權貴從最高點被推翻。但它並沒有把國家從其根基上連根拔起。//圖片來源：Presidenza della Repubblica
納賽爾的國家既模仿了舊埃及軍隊的軍官階層，也模仿了斯大林主義的官僚體制。納賽爾是波拿巴式的人物，他崛起時，埃及既沒有一個不完全屈從於外國的資產階級，也沒有一個強大到足以領導革命運動的工人階級。他的政權在兩個主要的社會陣營中都沒有一個有機的社會基礎，因此他需要群眾來維持他的統治，但他也害怕群眾。他的專制國家機器在他去世後被證明是統治階級對抗工人和窮人的一種有用的武器。
對大多數埃及人來說，作為經濟改革的成果，生活水平的巨大飛躍和從帝國主義中獲得解放，使得納賽爾主義大受歡迎。所以埃及國旗和納賽爾的照片在埃及革命中才會常見。埃及的革命傳統被認為是為民族解放而進行的鬥爭，同時也為大眾帶來了社會利益。
然而，盡管改革是在計劃經濟的基礎上實現的，納賽爾政府卻從未與資本主義決裂。因此當60年代中後期經濟停滯時，群眾收入開始下降，1967年埃及在以色列手中遭受的屈辱性軍事失敗和納賽爾的去世加劇了這一進程。此後，安瓦爾·薩達特（Anwar Sadat）總統擺脫蘇聯的影響轉向美國，引導埃及經濟向外國資本開放。開放持續了整個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不僅鞏固了帝國主義的經濟統治，而且富足了新興埃及資本家，他們掠奪國家資源，從政府和外企得到了巨額私人合同。2000年代穆巴拉克政權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命令下加速了這一進程，導致了埃及資本家和工人階級之間首次大規模的公開衝突。
從埃及資產階級對革命的反應可以看出，當前的埃及政府最終職能是保護資本家的利益。「現在賺錢就是在犯罪，」億萬富翁納吉布·薩維裡斯（Naguib Sawiris）在2011年3月接受《華爾街日報》采訪時說。營銷主管娜塔莉·阿塔拉（Nathalie Atalla）說得更清楚：
「埃及百強企業名單裡，有哪家公司與穆巴拉克政權毫無關系？我們所看到的政治迫害已經發生了嚴重的轉變，所有人都開始擔心起來了。」[5]
所謂的「政治迫害」是指自2011年2月起的一波職場暴動，在這場暴動中，慣於壓迫和剝削的老板、經理都被工人們踢出了崗位。隨著公務員辦公室、國家媒體公司和軍隊運營的工廠從底層清除了穆巴拉克的效忠者，這股浪潮深深地滲透到了埃及國家的中心地帶。2011年9月，除了工資或合同要求之外，團結全國罷工運動的頭號呼聲是「塔希爾」——清理政府。
問題是，盡管工人們出於相同的基本原因成功地發動了數千次獨立起義，但在國家層面上卻沒有一個政黨能夠把這些鬥爭聯系起來，並把它們提升到爭取國家權力的層面。工人們從未直接滲透到國家的上層。埃及革命確實動搖了國家，以至於政權開始崩潰，個人專制從巔峰倒塌。但革命還沒有將舊式國家政權連根拔起，革命者也沒有組織起一個能夠取代它的政治權力機構。
人民與軍隊
在關於埃及革命的討論中，一個關鍵因素就是軍隊。埃及的左翼團體經常嘲笑「人民和軍隊是一體」（革命期間經常在街頭聽到的口號）的「神話」。許多人以此為借口，否定埃及普通工人的革命潛力！還有一些人，如革命社會黨人（RS），以最膚淺和極左的方式煽動反對它，而不屑於解釋「軍隊」到底是什麼。
在數百萬埃及人的心目中，軍隊代表著他們自己的革命歷史，因為它在團結民族解放和社會力量的鬥爭中發揮了作用。當然，資產階級軍事官僚政權也在玩弄這種概念來安撫群眾——塞西在2013年7月上台期間就強調了這一點。問題的關鍵不是否定或遷就工人對「軍隊」的幻想，而是對其在革命中的作用進行階級分析。
從某種意義上說，「人民」和「軍隊」是一體的：在埃及資本主義社會中，他們被迫為同一個壓迫者服務。一方面，埃及武裝部隊的士兵不是國家強征的工人階級青年，就是沒有其他穩定工作手段的城鄉貧民。而這些人構成了武裝部隊的絕大多數。另一方面，軍隊的最高層是反革命的核心，與包括普通士兵在內的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相對立。
從革命最初起，士兵們就與街頭示威的工人和青年相互尊重，這讓他們與國家安全部隊間的戰鬥變得更加激烈。從穆巴拉克的統治結束到塞西上台的整整兩年半時間裡，駐扎在示威抗議活動中的部隊之間一直保持著友善。2011年1月，解放廣場上的示威者問一名坦克指揮官，他是否會根據上級的命令向他們開槍。他回答說：「不，我絕不會這樣做。即使我得到命令也不會。」[6]在總統府外舉行反對穆爾西總統的抗議活動期間，抗議者懇求低級的總統警衛離開崗位加入他們，一名士兵指著宮殿回喊：「把這家伙帶出去，然後隨便放誰進去！」[7]。
事實上，在許多情況下，士兵確實參加了革命，包括2011年在解放廣場發生的至少一起低級軍官示威。正是由於軍官根據階級站隊（而不是穆斯林兄弟會的抗議活動——一些左翼團體可恥地加入了他們）而帶來更加緊迫的威脅，才阻止了時任武裝部隊安全理事會（the Security Council for the Armed Forces，簡稱SCAF）主席的穆罕默德·坦塔維將軍在2012年6月試圖發動政變。
埃及革命本來可以很容易激起無產階級士兵及下級軍官與資產階級軍隊高層之間的決裂，但遺憾的是，它缺乏一個具有正確的階級立場的組織和針對一般士兵需求的方向，比如選舉所有軍官並給予充分的罷免權等要求。如果革命在階級基礎上贏得了「軍隊」，它就會武裝自己，解除政權的武裝。這將有利於奪取政權。
不能與反革命合作！
在革命的早期階段，運動包括了不同階層的甚至是相互競爭的群眾，後期會發生階級利益的衝突是正常的。革命的進程能大浪淘沙，分清優劣。以穆罕默德·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為例，他是一位資產階級自由派的聯合國官員，在2011年之前，他是許多埃及青年和中產階級的巨大希望。在革命的大部分時間裡，他都躲在自己的豪華公寓裡，被階級鬥爭的景像嚇壞了，直到2012年底向舊政權投降。一旦他的髒活累活做完，他就從新任副總統的位置上逃離了這個國家，幾乎沒人為他的離開而難過。或者以谷歌高管韋爾戈尼姆（Wael Ghonim）為例，國際媒體錯誤地認為他是這場革命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在2011年的年中，他幾乎不加批判地支持SCAF，因為他們試圖成為新的穆巴拉克。
革命後穆斯林兄弟會支持者的塗鴉：「埃及仍將是伊斯蘭國家」。//圖片來源：Elagamytarek
相比之下，埃及普通工人和青年在革命的每一個階段，都從失敗的「領袖」的錯誤中吸取教訓，產生了更高的階級覺悟。革命中階級意識高漲的一個特別感人的例子是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間的階級團結。「穆斯林和基督徒是一只手」的口號，跨越了幾個世紀以來埃及統治階級煽動的宗派分歧。盡管作為埃及社會的一股保守力量，宗教本身在革命期間卻從未成為人們爭論的焦點。穆斯林保護基督徒免受國家安全部門和伊斯蘭民兵的侵害，反之亦然——他們首先是革命者和工人。
當然，穆斯林兄弟會——一支具有小資產階級活動基礎的資產階級宗教反動力量，對革命運動的滲透使這個問題變得復雜起來。穆兄會是一股反革命的力量，其行動是為了壓制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作用。而一些左翼團體，如革命社會主義者（the Revolutionary Socialists，簡稱RS），在2012年的選舉中與兄弟會並肩作戰，捍衛其憲法權利，並對穆罕默德·穆爾西給予關鍵的支持，將其視為「較小的邪惡」，這就是為什麼他們的行為是如此可恥。這些團體通過在反革命力量中播下幻想，作為反對軍事官僚政權的合法形式，起到了淡化革命中階級差異的作用。
革命前，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在罷工運動的發展中扮演了一個小角色，因此獲得了很多權威。然而，當他們在2012年轉而支持穆兄會時，這種權威完全被浪費了。他們站在錯誤的理論一邊，在工人階級的先進階層中傳播混亂。
如果革命社會主義者事先不了解穆斯林兄弟會的階級性質——他們以前在抗議聯盟中與伊斯蘭主義者的合作表明他們了解，那麼在革命期間，警告信號就會出現。穆兄會拒絕為1月25日進行任何形式的動員，而且每一步都在阻礙革命的進一步發展。他們與SCAF合作，操縱2011年議會選舉的形式，以確保多數席位。他們公開譴責2012年2月11日舉行總罷工的號召，積極阻止工人參加罷工，在阻止罷工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2012年6月動員穆爾西為總統選舉投票的公共交通獨立工會的一名工人，在黨內官員以罷工為由逮捕他之後的幾個月就描述了他對兄弟會的厭惡。「我不會再投穆斯林兄弟會的票，他們想制造一個新的法老，我們不會讓他們得逞」[8]。
革命左派本應在工人經歷了兄弟會的教訓後大有收獲。但在穆爾西執政的12個月裡，經濟陷入更嚴重的危機，失業率繼續激增，私有化加劇。同樣的出售國有資產和討好統治階級的腐敗交易發生了——只不過現在站在隊伍前面的是資產階級的另一派。穆兄會借助國家安全部門和伊斯蘭民兵實施恐怖政權，包括2012年11月的殘酷鎮壓抗議活動，2013年1月在塞得港、亞歷山大和其他城市實施的鎮壓性宵禁。這不僅僅是因為他們先前的機會主義削弱了革命社會主義政黨和其他左翼政黨的政治權威。後者還繼續捍衛穆斯林兄弟會的民主權利，甚至當穆兄會暴徒在街頭恐嚇工人和青年時，他們仍在繼續捍衛穆兄會的民主權利！
階級、政黨及領導
救國陣線（National Salvation Front ，NSF）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卡邁勒·阿布·艾塔（Kamal Abu Aita）是在新世紀前十年的後期，從抗議征收財產稅的運動中湧現出的傑出人物，他領導建立了埃及的第一個獨立工會，不久後又領導建立了埃及的第一個獨立工會聯合會（EFITU）。到2012年1月，該聯合會聲稱全國工會的附屬單位已遍及埃及各主要經濟部門，包括24個總工會和140萬名會員。也因此，阿布·艾塔在埃及革命的先鋒中擁有巨大的權力和權威。
然而不幸的是，和所有其他的主要革命領袖一樣，阿布·艾塔是一個改良主義者，他認為工人的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應該分開。這一錯誤反映出，在幾十年的政治壓迫之下，工人領袖的政治覺悟還比較低。工人對政治不感興趣這種借口，在有關埃及勞工鬥爭的報道中經常被提及。當然，他們對穆巴拉克、穆爾西或塞西的政治是不感興趣的！但領導的作用是應該是讓他們相信，他們可以擁有代表自己的政治機構。然而，當時的領導者由於不相信工人在政治領域的領導能力，所以即便在革命期間，阿布·艾塔都沒有在呼吁和組織大規模工人階級的獨立政黨，以及將成千上萬個特定工作場域的鬥爭聯結為更大範圍爭取政治權力的鬥爭方面做過努力。結果，2011年11月，阿布·艾塔以穆斯林兄弟會的黨籍參選議會議員，並在這個基礎上勝選。
同樣，左翼納賽爾主義者哈姆迪恩·薩巴希（Hamdeen Sabahi）帶著巨大的政治權威參加了革命。然而，在2012年的總統選舉中，他未能將民眾支持轉變為一個面向工人階級的大眾政治組織。薩巴希推行了一項工人計劃，呼吁大規模國有化，實行1200磅最低工資和最高工資標准，並對前1%的富人征收財富稅。他贏得了開羅、亞歷山大港、盧克索、西奈以及三角洲和運河地區幾乎所有工業中心的選票。事實上，他本應在第二輪選舉中與穆爾西對決（並獲勝），但統治階級通過操縱投票，以確保其青睞的候選人艾哈邁德·沙菲克（Ahmed Shafik）繼續參選。對此，薩巴希呼吁大家聯合起來抵制選舉，但卻拒絕利用他的平台動員群眾，理由是「這不民主」！
然而，不到六個月後，阿布·艾塔、薩巴希等人與舊政權代表以及埃爾·巴拉迪（El-Baradei）等自由派人士達成協議，組建了一個反對穆斯林兄弟會的民眾陣線。毫無疑問，2012年11月，當穆爾西試圖鞏固手中的權力時，民眾的切身利益和統治階級的主導勢力便形成合力。但由於未能將反抗置於獨立的階級基礎之上，工人領袖也將革命推向了危險境地，使其偏離了奪取政權的軌道，走上了對統治階級毫發無損的道路是不爭的事實。
在革命前的每一個關鍵時刻——如2011年11月、2012年11月和2013年1月的起義——薩巴希、阿布·艾塔以及像埃爾·巴拉迪（El-Baradei）這樣的自由反對派竭盡全力阻止該運動，阻止它推翻現政權。而如果他們能把這一半的精力和決心投入到發動一場真正有組織的革命運動中，歷史必將改寫。
即便有這些錯誤，如果薩巴希和其他領導人在2013年6月30日期間或之後能夠采取獨立的階級立場，工人階級的先進階層至少也會跟隨他。這樣一來，統治階級就會受到挑戰，人民群眾也將看清革命和潛在反革命之間的明顯區別，軍隊的普通士兵也會有明確的決定，做好跟隨革命的準備。
然而事實與此相反，薩巴希完全支持塞西在6月30日之後的獨裁統治。阿布·艾塔接受了在政府中擔任勞工部長的職位，在政府試圖以鎮壓穆斯林兄弟會為名而鎮壓罷工時保持了沉默，並在此後支持了鎮壓獨立工人組織的行動。正如托洛茨基所言，背叛總是在改良主義中[9]。一旦你進入了體制，你就必須遵守它的命令。阿布·艾塔只是被新政權收買的眾多革命領袖之一。經過三年無疾而終的鬥爭，群眾運動被這些背叛折騰得暈頭轉向，士氣低落，並開始走向衰落。
現在，這些所謂的工人領袖都銷聲匿跡了。只有2012年得到少數支持的總統候選人哈立德·阿裡（Khaled Ali）在2018年的總統選舉中脫穎而出，成為吸引民眾的潛力股。盡管他對改良主義抱有幻想，但在現政權中仍保持著獨立地位。阿裡在被誣陷為猥褻罪而遭逮捕後退出了競選。選舉競爭在沒有遭到多少公開抗議的情況下幾乎完全被鎮壓，甚至連來自穆巴拉克保守派的塞西的潛在對手也被禁入。就目前而言，埃及工人不得不為革命的領導危機而付出沉重代價。他們已經從艱難的道路中認識到，唯一的團結就是階級的團結。
麵包與自由是息息相關的
對於自由派的國際媒體來說，埃及的革命事件從頭到尾都只攸關「民主」，但是民主到底意味著什麼？
革命的一個核心問題是，民主鬥爭和經濟鬥爭被擺成了兩個獨立的鬥爭。實際上，它們是完全交織在一起的。//圖片來源：Jonathan Rashad
毋庸置疑，面對一個醜陋的暴政國家，數百萬的人民走上街頭，表達他們的訴求，這是超出了資產階級自由評論員想像的民主的光輝表現。言論自由、政治問責制和新聞自由等民主權利是埃及革命的關鍵驅動力。
國家鎮壓和基本民主權利的缺乏是引發第一波革命的原因，它打開了閘門，讓數百萬人的不滿、希望和渴望公開化。當然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在2011年之前也存在一場人民運動，但社會需求是一直在發展和變化的。
重點是，埃及的人民運動向我們證明，即便是資本主義追求的社會目的，在埃及也無法通過資本主義的手段實現。雖然2011年1月提出的所有最初的民主要求在一年內都得到了政府的承認，但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東西可以鞏固它。如今十年過去了，人民依然連最基本的民主權利都無法得到保障。有哪個埃及人都夠自信地說他們生活在一個民主國家？2015年埃及第一輪議會選舉的投票率僅為2%，折射出埃及人民對整個舞弊過程的蔑視。與此同時，在過去的四年裡，當前政府竭盡所能地壓制持不同政見的政治聲音以及打擊獨立的期刊和出版商。
埃及人民開展革命的最佳場所，就是在工作場所組織有力的獨立罷工委員會。委員會對工人運動的開展擔負責任。這與巴拉迪主張通過資本主義實現美國模式的想像完全不同。
問題在於，工人階級無法得到一個強有力組織的有效領導，他們在工作中需要表達的民主無法得到有效的、全國性的、政治性的表達。在地方層面上，真正存在的只可能是為工資、雇佣合同、解雇這個或那個老板以及其他社會需求的鬥爭。這些社會需求必須同全國範圍的政治行動聯系起來，因為只有獲得政治權力才能完全實現這些目標。
正如革命提出的需求無法得到回應一樣，工人們在革命中通過鬥爭得來的零敲碎打的社會改革已被擊退。這主要是因為埃及在過去的五年中，相對生活成本因資本主義持續的危機而失控，這也證明了在資本主義制度框架內改革的臨時性。現在的工資遠低於十年前，臨時用工和非正規用工依然盛行於社會的各個角落，那些當權者的走狗又回到了管理者的崗位。
不幸的是，在革命的青年中，有不少人對工人階級的階級地位表示不解，對他們的社會要求也完全不理解。這使得統治階級可以用實現真正民主的空頭承諾來平息這場運動，而麵包問題（即經濟民主）則被擱置一邊。正如維權人士希沙姆·卡西姆（Hisham Kassem）所說，「如果幾年後，打掃街道的人和我一樣對此事有益，他們會發現『好吧……我還在掃大街，每天靠2美元生活』，他們會再次崛起。[10]」工人階級已經開始重新崛起——從2017年的麵包騷亂，到2019年的穆罕默德·阿裡抗議。
革命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將革命劃分為經濟革命和民主鬥爭兩個戰場，雖然他們是相互交錯的。馬克思主義者堅定支持為群眾爭取民主的權利。但埃及資產階級不能放棄這些權利，因為它們將為大眾提出他們的經濟要求開辟道路，而這是資本主義制度無法滿足的。因此，爭取民主權利和提高生活水平的鬥爭歸結為同一個問題：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埃及青年必須從階級的角度來理解他們的革命，才能得出這個必然的結論，並把革命熱情導向工人。革命是實現真正的民主的唯一途徑。
革命不能半途而廢
革命沒有消滅資產階級政權，沒有鏟除階級，造成了可怕的社會和政治後果。埃及資本主義繼續從一場危機跌跌撞撞地走向下一場危機：從2016年的貨幣崩潰，到COVID-19引發的最新經濟危機，這場危機對埃及經濟造成了沉重打擊。除了經濟影響外，病毒也在埃及失去控制，今年早些時候它像野火一樣在監獄系統內蔓延。當權者幾乎取消了病毒隨意擴散的全部障礙，讓這種疾病在人群中肆虐，因為它掩蓋了真正的感染率和死亡率。
即使在這場流行病爆發之前，隨著燃料補貼的削減，群眾的貧困水平還在上升，生活成本也在增加。五年前有報道說，超過50%的埃及人處於住房無法保障的狀況。從那時起已經有幾十年的租金補助被取消。與此同時，建築業的敲詐勒索者從空空蕩蕩的豪華度假村中賺取數十億美元。
塞西擔任總統期間，伊斯蘭恐怖襲擊增多，而埃及軍隊卻繼續干涉利比亞和葉門的野蠻內戰。
而現在，塞西似乎已經無限期地延長了他的獨裁統治，打破了他對革命僅存的承諾。在他的統治下，統治階級為革命制定了殘酷的報復措施，尤其是對青年活動家。然而，它並沒有能夠直接對工人階級進行暴力鎮壓，因為工人們在革命期間決定性地證明，社會力量的平衡對他們有利。
半途而廢的革命進程對階級意識的影響造成災難性的後果，2011年之前階級鬥爭的激增，以及隨後爆發的革命群眾運動，最終留下了權力真空。國家機器恰當地用同一個舊政權的傀儡填補了這一真空，並利用革命運動的憑證為自己的行為辯護。在運動過程中由於缺乏獨立於政權的革命組織，使熱血澎湃的群眾感到迷茫。大多數人感覺社會並沒有什麼變化，甚至感覺今不如昔。
然而，也不能說什麼都沒有改變。雖然在短時間內迷茫的群眾可能對階級意識產生困惑，但是從多年革命運動中獲取的寶貴經驗，被迫從SCAF和穆斯林兄弟會中得到教育仍然存在。埃及的工人們和青年人有機會從這一豐富的經驗以及塞西那裡有了重要的結論。在過去兩年中，當埃及人民不顧剝削者和當局的武裝暴力與恐嚇，自發組織反對塞西的運動時，我們已經看到其中一些結論付諸了實踐。
但是，在今天的埃及，工人階級革命黨的缺席仍然顯得很突出。埃及革命從未在公開鬥爭中失敗過，失敗的責任完全落在領導人的肩上。我們得出如下教訓：在下一次革命運動之前，在正確的理論基礎上，成立一個扎根於工人階級的革命黨。從現在開始，學習2011-2014年的經驗教訓，以便在未來應用正確手段。這是建立一個名副其實的革命性組織的途徑。
當然，埃及人民改造社會的力量、創造力和意願從未受到質疑，唯一缺乏的是主觀因素。今天革命者的任務正是準備好這個因素，在下一次革命爆發時就要引導工人階級征服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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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Liberation Square, Ashraf Khalil, St Martin』s Press (2011), p. 146
[2] The People Want: A Radical Exploration of the Arab Uprising, Gilbert Achcar, Saqi (2013), p. 286
[3] Bread, Freedom, Social Justice: Workers and the Egyptian Revolution, Anne Alexander & Mostafa Bassiouny, Zed Books (2014), p. 102
[4] Liberation Square, Ashraf Khalil, St Martin』s Press (2011), p. 131
[5] Liberation Square, Ashraf Khalil, St Martin』s Press (2011), p.300
[6] Circling the Square, Wendall Steavenson, Harper Collins (2015), p. 18
[7] Ibid., p. 318
[8] Bread, Freedom, Social Justice: Workers and the Egyptian Revolution, Anne Alexander & Mostafa Bassiouny, Zed Books (2014), p. 273
[9]Writings on Britain, Leon Trotsky, marxists.org (1931)
[10] Liberation Square, Ashraf Khalil, St Martin』s Press (2011), p.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