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是泰德·格蘭特的著作《俄國：從革命到反革命》（Russia: From Revolution to Counterrevolution）的第四部分，從長探討了前蘇聯的階級本質，並進一步反駁聲稱蘇聯和類似政體為「國家資本主義」的理論。譯者：k2e4z7x9）
根據列寧的說法，國家：
「一直是從社會中分化出來的一種機構，是由一批專門從事管理、幾乎專門從事管理或主要從事管理的人組成的一種機構。人分為被管理者和專門的管理者，後 者高居於社會之上，稱為統治者，稱為國家代表。
這個機構，這個管理別人的集團，總是把持著一定的強制機構，實力機構，不管這種加之於人的暴力表現為原始時代的棍棒，或是奴隸制時代較為完善的武器，或是中世紀出現的火器，或是完全利用現代技術最新成果造成的、堪稱20世紀技術奇跡的現代化武器，反正都是一樣。
使用暴力的手段雖然改變，但是只要國家存在，每個社會就總有一個集團進行管理，發號施令，實行統治，並且為了維持政權而把實力強制機構、其裝備同每個時代的技術水平相適應的暴力機構把持在自己手中。我們仔細地觀察了這種共同現像就要問，為什麼在沒有階級、沒有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時候就沒有國家，為什麼國家產生於階級出現的時候，——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給國家的實質和意義的問題找到一個確切的回答。
國家是維護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統治的機器。」《論國家在斯維爾德洛夫大學的講演》
為什麼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無產階級不能接管現成的國家機器？不是因為神秘的原因，而是因為某些非常具體的事實。在現代國家中，所有的關鍵職位都掌握在那些受統治階級控制的人手中：他們是根據教育、人生觀和生活條件專門挑選出來為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務的。軍隊的軍官，特別是高級軍官，公務員，以及在今天的國有化工業中的關鍵技術人員，在他們的思想和觀念中被塑造為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務。社會上所有的指揮職位都放在資產階級可以信任的人手裡，這就是國家機器是資產階級手中的工具不能為無產階級所用，必須被無產階級粉碎的原因。現在粉碎國家機器意味著什麼？
資產階級國家的許多官員，甚至可能是大多數官員一旦掌權就有可能被無產階級所利用。但他們將從屬於工人委員會和組織。例如在蘇聯，在沙皇軍隊被解散後的初期，紅軍是由前沙皇軍官領導的。同樣，在國家機器中，有一部分官員也是前沙皇官員。由於不利的歷史因素，這在後來俄羅斯政權的墮落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列寧說蘇聯國家是「一台資產階級沙皇機器...勉強塗上社會主義的色彩」，這不是沒有道理的。
根據經典馬克思主義概念，無產階級粉碎了舊的國家機器並著手建立一個半國家。盡管如此，它還是被迫使用舊的技術人員。但是即使是在最好的條件下，比如說在一個擁有受過教育的無產階級的發達國家裡，國家仍然是資產階級的工具，正因為如此，它就隱含著腐化墮落的可能性。為此，馬克思主義者堅持對群眾的控制，以保證不使國家發展成為一種獨立的力量。應該盡快地把它融入社會。正是由於上述原因，在一定條件下，國家從它原來所代表的基礎上獲得了某種獨立性。恩格斯解釋說，上層建築雖然依附於經濟基礎，但它也有自己獨立的運動。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國家和國家所代表的階級之間可能會發生衝突。這就是為什麼恩格斯說國家「照例」或在「典型時期」直接代表統治階級的原因。因此，只有考慮到階級社會內部各種因素的多面性辯證的相互依存和對立關係才能理解階級社會。形式主義者通常會迷失在問題的某一方面 。
在考慮社會的發展時，必須將經濟視為主導因素。在這一經濟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分離，並成為經濟基礎的對立面。畢竟，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的實質是在舊形式的胚胎——財產和國家的上層結構——下，隨著生產的逐漸變化，在舊形式內部發展起來的新的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廢除上層結構，重新組織社會，才能解決這一矛盾。
雖然它並沒有窮盡完國家的階級性質問題，在不同時期，國家的階級性質有不同的界定。從長遠來看，經濟是決定性的。正因為如此，正如所有的馬克思主義大師都不厭其煩地解釋的那樣，從長遠來看，上層建築必須與之相適應。一旦放棄了社會基本經濟結構這個標准，各種膚淺的、任意武斷的構造就有可能出現。人們將不可避免地迷失在歷史的迷宮中，就像古希腊神話中迷失在礦宮中的珀爾修斯一樣，但卻沒有一條線引導人們出來。歷史的主線是社會的基本經濟結構，而財產形式則是這個結構的法理映像。用恩格斯的話說：「我們認為，經濟條件歸根到底制約著歷史的發展。 」（致瓦·博爾吉烏斯）
讓我們以極其豐富的法國歷史為例。1789年發生了資產階級革命，1793年，雅各賓派（Jacobins ）奪取了全部權力。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樣，他們超越了資產階級關係的框架，並因此而完成了一項有益的歷史任務，在幾個月內完成了資產階級需要幾十年或幾代人才能完成的任務，即從法國徹底清除了封建主義的一切痕跡。然而這個政權仍然植根於資產階級財產形式的基礎上，它之後是法國的「熱月」和督政府統治，之後是夏爾-路易-拿破侖·波拿巴的經典獨裁統治。拿破侖重新引入了許多封建形式，讓自己加冕為皇帝，並將最高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但我們仍然稱這個政權為資產階級政權。路易十八復辟後，這個政權仍然是資本主義的...然後我們就發生了1830年和1848年兩次革命。這些革命產生了重要的社會後果。它們甚至導致了國家人員的重大變化。但我們把這兩次革命都定性為資產階級革命，其中掌握政權的階級沒有發生變化。
讓我們更進一步。在1871年巴黎公社和由此引起的社會關係動蕩之後，我們有了持續了幾十年的資產階級民主的第三共和國的組織，緊隨其後的是貝當（Petain），後來的戴高樂-斯大林主義法共（De Gaulle-Stalinist）政權，來到當今的基耶爾（Quielle）政府。（需不需要對這幾個政權的性質做基本介紹）暫且考察一下這些政權的驚人多樣性。對一個非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把羅伯斯庇爾政權和貝當政權定義在同一個範疇內似乎是荒謬的。然而馬克思主義者確實把它們定義為根本相同的——資產階級政權。標准是什麼呢？只有一條：財產形式，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同樣，拿近代以來政權的多樣性為例，可以看到處於同一經濟基礎上的上層建築的極端差異。比如，比較一下納粹德國的政權和英國社會民主的政權。它們在上層結構上有如此根本的不同，以至於許多非馬克思主義或前馬克思主義學派的理論家聲稱發現了一種新的階級結構和一種新的社會制度。為什麼說它們代表的是同一個階級和同一個政權呢？盡管在上層結構上存在差異，但各特定社會的經濟基礎保持不變。
十月革命後的過渡期國家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從資本主義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即使在一個本已先進的社會裡也需要一個過渡時期，在這個過渡時期裡，國家將與貨幣和價值規律一起繼續存在一段時間。但正如馬克思所解釋的那樣，工人階級並不需要一個資本主義下存在的那種國家機器巨獸，而是需要一個非常簡單的國家，一個工人的國家，它將從第一天起就開始消失。在奪取政權前的兩月，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寫道：
「無產階級需要國家，——一切機會主義者，社會沙文主義者和考茨基主義者，都這樣重復，硬說馬克思的學說就是如此，但是『忘記』補充：馬克思認為，第一，無產階級所需要的只是逐漸消亡的國家，即組織得能立刻開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國家；第二，勞動者所需要的『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
一個過渡時期的國家必然具有矛盾的性質。蘇維埃政權是建立在十月革命以來所產生的新的財產關係基礎上的，但其仍有許多從舊的資產階級社會承襲的內容。生產資料的國有化是走向社會主義的先決條件，但能否真正把社會帶入人類發展的更高階段，則取決於生產力的水平。社會主義所假定的前提是技術、勞動生產率和文化水平甚至比最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還要高。在落後的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
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一書中解釋了過渡時期國家的雙重特征：
「資產階級式的分配標准，由於加速物質力量的增長，它應該有助於社會主義的目的——但這只是歸根究底的說法。工人國家一開始立即帶有兩重性質：它是社會主義的，由於它保障生產資料的社會公有制；它又是資產階級的，由於它根據資本主義的價值尺度來分配生活用品，而且接受這種方法的各種的結果。這麼矛盾的說法，也許會使那些教條主義者和經院學者震驚起來，我們只好對他們致以慰問。」（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
只有西歐，特別是德國革命的勝利，才能改變這種狀況[1]。德國的工業和技術與俄羅斯巨大的自然和人力資源在社會主義聯邦中的結合將為縮短工作日創造物質條件，這是工人階級參與工業和國家管理的先決條件。但社會民主黨人的背叛使德國革命遇難，這也使得俄羅斯革命在一個落後的國家注定孤立無援。官僚的勝利正是源於此。從1920年起，官僚合法或非法地吸收了工人階級生產的部分剩餘價值。
即使在一個健康的工人國家裡，也會在某種程度上出現這種情況。官員和經理們將得到部分剩餘價值，但他們只能得到馬克思所說的「監工的工資」。用列寧的話來說，我們將有一個「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或者用托洛茨基話的說， 「強有力的國家，但是沒有官老爺；武裝力量，但是沒有軍閥！」。在這樣的一個國家裡，官員將沒有特權。但由於俄羅斯生產力和文化水平的極其低下，工人階級在沒有沙皇舊官員和軍隊軍官的幫助下無法管理國家，他們從一開始就要求並得到了遠遠超過平均水平的工資。由於革命在一個落後的國家發生導致自身處於孤立的境地，這是無可避免的。這就是無產階級無法維持其權力的根本原因。內戰結束後，工人逐漸被那些自認為對社會運行不可或缺的新貴排擠到一邊。
列寧和托洛茨基沒有設想過在沒有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工人勝利的情況下革命能夠長期存在的局面。他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資本主義分子會粉碎十月革命的成果。盡管在1920年代，特別是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布爾什維克被迫向富農和新生的資產階級作出很重大的讓步，而革命也一度面臨極大危險，但革命並沒有就此被摧毀。列寧在臨終前不久與托洛茨基形成了一個反官僚主義聯盟，他擔心官僚主義正在為公開的資產階級反革命的勝利創造條件。
1921年1月，列寧寫道：
「我當時說：『我們的國家實際上不是工人國家，而是工農國家。』布哈林同志立即喊道：『什麼國家？』當時，我提到了剛剛閉幕的蘇維埃第八次代表大會，作為對他的回答。現在讀到那次辯論的記錄，我發現我說得不對，而布哈林同志是對的。當時我應當這樣說：工人國家是一種抽像的概念。而實際上我們這個工人國家首先具有這樣一個特點，即在這個國家裡，占人口多數的不是工人而是農民；其次，這個工人國家還帶有官僚主義的扭曲變態[2]。」（列寧《黨內危機》）
直到托洛茨基死前，俄羅斯的階級性質問題一直占據著他的注意力。這種類型的反動如何能在無產階級革命的基礎上發展起來呢？托洛茨基在被驅逐出蘇聯前不久就在努力思考這個問題：
「我們必須明確而清晰地說：列寧去世後的五年是社會和政治反動的五年。列寧逝世後的黨領導層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更有效地表達了這種反應，以及這種反應的工具。
「反動時期不同於反革命時期 ，它的出現並不改變哪個階級的統治 。封建專制主義經歷了『自由』改革時期和加強農奴制的反改革時期。資產階級的統治從大革命時期開始，經歷了風起雲湧和衰退交替，這就決定了不同黨派在同一資產階級統治的不同時期相繼執政。」
「過去十一年的理論和生活經驗都表明，無產階級的統治可以經歷一個社會和政治的反動時期，也可以經歷一個風雨飄搖的前進時期。當然這不是『一般』的反動問題，而是在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基礎上的反動問題，無產階級革命是站在資本主義世界的對立面的。這些時期的交替是由階級鬥爭的進程決定的。反動時期並不改變階級統治的基礎——也就是說，它們並不標志著權力從一個階級傳到另一個階級（那就意味著反革命）——但它們意味著階級力量關係的變化和階級內部要素的重新組合。在我國，在革命有力大發展時期之後的反動時期，由於客觀條件和革命領導層所犯的錯誤，使被打敗的、被排斥的、被恐嚇的前占有階級能夠集中力量——主要利用官僚機構——實施反動並逐步轉向進攻。
「另一方面，由於勝利的無產階級沒有外在的支持，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障礙和困難。它失去了最初的力量和精神，開始了分化，在最高層出現了一個越來越為自己的利益而行動的官僚機構，在下面出現了疲憊的或完全絕望的份子。與無產階級活動減少相對應的是資產階級，首先是小資產階級中那些以舊剝削方式努力前進階層的活動日益增加。
「所有的這些內部反動，只有在世界無產階級慘敗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地位日益強大的條件下，過程才能發展和壯大。這是不證自明的。」（托洛茨基，《中派右派聯盟內部的危機》（Crisis of the Right-Center Bloc））
熱月和波拿巴主義
即使各個革命的階級性質可能不同，革命中發生的各種進程之間也有著廣泛的相似之處。俄國革命與1789-94年法國大革命的比較可以在某些範圍內揭示一些基本過程。這適用於諸如「熱月」這樣的術語的使用。「熱月」指的是1794年7月27日(舊革命歷的9日熱月)的插曲，當時革命的雅各賓派右翼與機會主義的中派(「沼澤派」)聯合起來推翻了羅伯斯庇爾，從而開始滑向政治反動，並以拿破侖的波拿巴主義獨裁統治而告終。它標志著革命上升期的結束和衰退期的開始，這體現盡管是在上升時期(1789-94年)，恐怖活動幾乎完全是只針對革命的敵人和那些想與反動妥協的人，而在熱月之後，恐怖活動則是針對革命派的。
推而廣之，熱月可以被看作是革命中的一個轉折點，在這個轉折點上，某種疲倦和疲憊開始出現，其反映在為公開反對鋪平道路的撤退中。在法國，當「山岳派」（國民大會的革命派）的一部分人厭倦了恐怖和革命的風暴和壓力時，就發生了這種情況。「山岳派」的分裂導致了熱月反動。同樣，斯大林主義俄羅斯的反動起源也可以追溯到內戰結束後蘇維埃官員和小資產階級的一種模糊的情緒，即現在應該叫停革命革新，著手「重建秩序」。這種反動情緒在一國社會主義理論中得到了體現。當然和每一個歷史類比一樣，使用"熱月"一詞只是一種近似的說法，因此其是在具有條件性的情況下才使用的。托洛茨基在1929年的文章中對自己的處境作了如下解釋：
「我在這裡主要指的是熱月問題，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指的是蘇聯國家的階級性質問題。熱月的公式當然是一個有條件的公式，就像每一個歷史類比一樣...熱月標志著反革命的第一個勝利階段，即權力從一個階級手中直接轉移到另一個階級手中，這種轉移雖然必然伴隨著內戰，但在政治上卻被發生在昨天還團結的一個政黨的各派系之間的鬥爭所掩蓋...它表明權力直接轉移到另一個階級手中，之後革命階級除非通過武裝起義，否則不能再奪回權力。後者又反過來需要一種新的革命局面，這種局面的開始取決於國內和國際事業的整體復雜局面。」（托洛茨基，《保衛蘇聯和反對派》（The Defens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Opposition））
幾年後，托洛茨基在一篇題為《工人國家，熱月和波拿巴主義》的文章中重新評價了這個關於熱月的立場。他解釋：用熱月一詞進行的類比比喻容易被誤解。在1926年，已故的弗拉基米爾·斯米爾諾夫（Vladimir Smirnov）極左集團，即反對左翼反對派的民主集中制集團曾說過，無產階級已經失去了權力，資本主義已經在俄羅斯復辟。對托洛茨基來說，這完全是錯誤的，是在革命還活著的時候就埋葬了革命。沒有歷史的類比，我們就不能以史為鑒。但我們也必須了解它們的局限性，它們的相似性和差異性。熱月的情況就是這樣。托洛茨基寫道：
「1794年的熱月政變使戰勝王權的「國民」發生內部權力再分配，國民公會的當權派有所變化。它是一場反革命嗎？這取決於我們給具體事變的「反革命」定義賦予多少內涵。1789-1793年間的法蘭西社會轉折具有資產階級特征，轉折的本質可概括如下：「自由」的資產階級產權代替封建所有制。那場革命引申的「反革命」當指封建所有制的重建，但熱月政變並未侵犯財產領域的既得成果。羅伯斯庇爾試圖依靠作坊主階層；督政府依靠中等資本；波拿巴與銀行結盟。上述變化帶有政治與社會的雙重含義，但局限於有產主流社會及國家的內部框架。」
「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政變具有相同的重要性，這是反動道路上的下一個重要階段。在這兩種情況下，問題不在於恢復舊有的財產形式，或是恢復從前的統治等級權力，而是在勝利的「第三等級」的不同部門之間瓜分新生的社會政體的成果。資產階級吞占了越來越多的財產和權力（不論是直接地，實時地，或是通過特別的代理人像波拿巴特而吞占），毫無意思去反對革命的社會成果；與此相反，資產階級孜孜以求的是把財產和權力鞏固起來，組織起來，予以穩定。拿破侖守衛資產階級的財產，其中也包括農民的財產，以防範『亂民』或被褫奪了財產的財主的訴求。封建的歐洲把拿破侖視為活生生的革命體現，對他恨之入骨，按照它的標准，它是正確的。」（托洛茨基，《工人國家，熱月和波拿巴主義》，作者的強調。）
我們在這裡討論的是一系列關於在同一資產階級財產關係的政治反革命。托洛茨基用這個類比的方法揭示了斯大林主義的特點和動力，它不是作為一種新的剝削階級制度，而是作為一種對工人國家的社會寄生。在國有化財產形式的基礎上發生了一場政治反革命。工人階級失去了政治權力，但反革命卻還並沒有使資產階級復辟。斯大林主義官僚機構的本身就篡奪了政治權力，它是社會矛盾的產物，是長期落後條件下孤立工人國家的產物。
官僚主義的政治反革命徹底瓦解了工人蘇維埃民主政權，但並沒有摧毀十月革命建立的新的財產關係。官僚機構把自己凌駕於工人之上，試圖從自身利益出發來調節這些內部矛盾。它以國有化的計劃經濟為基礎，並在發展生產力方面發揮了相對進步的作用。盡管用托洛茨基的話說，它的成本是資本主義的三倍，且存在巨大的浪費、腐敗和管理不善。官僚機構遠沒有消除這些社會矛盾，反而積累了新的矛盾。最終它超越了無產階級並建立了一個官僚專制主義政權，工人階級在政治上被剝奪了權利，在社會管理中沒有發言權。
什麼是波拿巴主義？
托洛茨基在這些事件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展和深化了他對蘇聯階級性質的分析，而這使得他的定義更加精確。到了1935年，他已經放棄了采用「中派主義」一詞來描述官僚，而是采用了一種能對其本質更為恰當描述的定義：一種無產階級的波拿巴主義。為了理解托洛茨基的的這個推理結論，首先就必須重述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
根據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國家是作為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必要工具而產生的。對國家的定義可以有多種方式。馬克思主義者最常見的方式之一就是把國家稱為「保衛私有財產的武裝人員團體」。歸根結底，所有形式的國家都被歸結為這一點。但實際上的國家遠不止軍隊和警察。即使在資本主義下的現代國家也是一個官僚主義的怪物，是一支吸收了工人階級生產的大量剩餘價值的職能部門的軍隊。從這一點來看，貨幣主義者的論點中有一點真理的萌芽，他們要求削減國家的要求是19世紀自由派對「廉價政府」要求的現代回聲。當然，正如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所解釋的那樣，獲得廉價政府的唯一途徑是通過對資產階級國家的徹底廢除，並著手建立一個像巴黎公社那樣的工人國家或半國家。
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都解釋說，國家是一種特殊的力量，它凌駕於社會之上並日益與社會疏遠。作為一個普遍性的一般性的命題，我們可以接受每一個國家都反映了特定統治階級的利益。但這一觀點根本沒有窮盡國家在社會中的具體作用問題。在現實中，國家官僚機構有其自身的利益，而這些利益不一定、也不一定時刻與統治階級的利益相一致，甚至可能與後者發生公開的衝突。馬克思列寧所說的國家歸根結底是由武裝的人的身體及其附屬物組成的，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定義的實質。然而在使用他們的廣義的馬克思主義概括時必須小心謹慎，因為這些概括無疑是正確的，是絕對的。真理總是具體的，但如果不分析具體的後果和具體的情況，就難免陷入抽像和錯誤。看看恩格斯在處理這個問題時的謹慎態度，即使是泛泛而談時也是如此。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恩格斯這樣寫道：
「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衝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衝突，把衝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後來他補充道：
「就拿我們今天的歐洲來看吧，在這裡，階級鬥爭和爭相霸占已經把公共權力提升到大有吞食整個社會甚至吞食國家之勢的高度。」
恩格斯接著指出，國家一旦產生，就會在一定範圍內發展出自己的獨立運動，而且必然在給定的條件下進行：
「在擁有公權力和征稅權的情況下，官員們現在把自己表現為凌駕於社會之上的社會機關。」
「由於國家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由於它同時又是在這些階級的衝突中產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這個階級借助於國家而在政治上也成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因此，古希腊羅馬時代的國家首先是奴隸主用來鎮壓奴隸的國家，封建國家是貴族用來鎮壓農奴和依附農的機關，現代的代議制的國家是資本剝削雇佣勞動的工具。但也例外地有這樣的時期，那時互相鬥爭的各階級達到了這樣勢均力敵的地步，以致國家權力作為表面上的調停人而暫時得到了對於兩個階級的某種獨立性。」 （同上，第196頁，我的強調）。
恩格斯接著說：
「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時期毫無例外地都是統治階級的國家，並且在一切場合在本質上都是鎮壓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機器。」 （同上，第201頁，我的強調。
請注意，恩格斯的表達方式是極其謹慎、科學的。「在一切典型時期」，「通常是最強大的、經濟上的統治階級的國家」等。恩格斯清楚地知道，在一些非典型的、不正常的情況下，不能生硬的適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這一一般原則。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發展了這種辯證地看待國家問題的方法，他解釋了波拿巴主義現像，即國家與統治階級的關係不符合常態。馬克思指出，路易-波拿巴的醉兵是如何以「法律、秩序和家庭」的名義擊垮了那些他們自以為代表的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是路易·波拿巴王朝的統治階級嗎？回答這個問題並不需要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知識。簡單而籠統地說依據「武裝部隊」既沒有考慮到資產階級的波拿巴主義，也沒有考慮到無產階級的波拿巴主義。如果我們回顧一下現代社會的歷史，就會得到許多例子，資產階級在政治上被征用但卻仍是統治階級，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波拿巴主義，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用劍對社會進行赤裸裸的統治"。讓我們來看一些例子。
1927年的中國，蔣介石借助上海黑幫的渣滓粉碎了上海工人階級後，銀行家們都想宴請他，並稱贊他為文明的恩人和救世主。但蔣介石希望得到比主人的贊揚更實質的東西。他毫不客氣地把上海所有的富豪實業家和銀行家都關進了監獄，勒索了幾百萬的贖金後才放人。他已經替他們完成了任務，現在要求他們付錢。他鎮壓上海工人不是為了資本家的利益，而是為了他和他那幫暴徒的權力和收入。然而誰會冒昧地說那些身陷囹圄的銀行家們雖然沒有掌握政治權力，但他們仍然不是統治階級？中國資產階級（其中沒有馬克思主義者！）一定會悲哀地反思社會的復雜性，從工人身上榨取的剩餘價值中的相當大部分贓物要歸自己的看門狗，而他們的許多階級同類卻在監獄裡苟延殘喘。
在這種情況下，資產階級在政治上被剝奪了權利，赤裸裸的武力支配著社會。大部分剩餘價值被最高軍官和官僚們消耗掉了。但讓資本主義對工人的剝削繼續下去是符合這些官僚的利益的，因此他們雖然盡可能地從資產階級身上榨取更多的東西，但是他們還是維護私有財產。這就是為什麼資產階級雖然已失去直接政治權力但仍是統治階級的原因，雖然它已經失去了直接的政治權力。這也是我們如何回應那些譏笑聲稱「俄羅斯的統治者是西伯利亞的奴工」的論調為詭辯的人。我們如果不以社會的基本財產形態來指導我們的分析，我們將會迷失馬克思主義的道路。
歷史上許多例子說明統治階級的一部分人攻擊其他部分人的方式，以及國家如何在那時凌駕於社會之上。例如在英國的玫瑰戰爭中，統治階級的兩個派別攻伐以致幾乎相互滅絕。在歷史上的某個時期，統治階級的大部分人不是被關進監獄就是被處決，王位被一幫或另一幫的冒險家占據。最後，出現了一個新的王朝——都鐸王朝，它平衡了各個階級之間的關係並建立了一個專制政權，類似的過程也發生在其他國家。專制主義的階級本質是什麼？這些專制君主為了鞏固自己凌駕於社會之上的權力 ，並日益與社會疏遠，常常會依靠新生的資產階級來打擊封建貴族。然而這個政權的階級性質仍然是封建的，它是由現存的財產關係決定而不是由政府的政治結構決定的。奴隸社會的腐朽時期也存在類似的情況，羅馬皇帝凌駕於社會之上並對統治階級——奴隸主進行惡毒的壓迫，他們發現自己被羅馬禁衛軍選舉出來的皇帝掠奪、逮捕、折磨和謀殺。事實上馬克思最初是用「凱撒主義」一詞來形容這種現像的。然而這一事實絲毫沒有改變羅馬國家作為奴隸制國家的階級性質。而且即使在凱撒主義的鐵蹄下，奴隸主仍然是統治階級。
正如托洛茨基解釋的那樣，遵循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經典分析：
「西澤主義，或它的資產階級形式：拿破侖主義，總是當歷史發展到這樣的一個時刻才出現於舞台，那時兩個陣營激烈的鬥爭把國家權力抬高到超出全民以上，表面上並且保證國家完全對階級獨立起來──其實只給予國家以保護特權者利益之必需的自由而已。」（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
在本世紀資本主義衰敗時期，我們看到了法西斯主義現像，它與波拿巴主義的起源不同，但也有許多共同之處。一個法西斯政權與波拿巴主義不同，它是由憤怒的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組成的群眾運動的支持下上台的。然而它一旦掌權就迅速失去了群眾基礎，成為一個依靠軍隊和警察的波拿巴主義政權。托洛茨基把德國的納粹官僚機構比作坐在資產階級的肩膀上的「海上老人」，為了回報引導它走上安全的道路，同時又虐待它，在它的禿斑上吐口水，並在它的兩側挖馬刺。
在《保衛馬克思主義》一書中，托洛茨基概述了波拿巴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區別。
「法西斯主義與舊的波拿巴主義的相同因素在於，它們都利用了階級之間的對抗，來使國家政權獲得最大的獨立性。但我們從來都強調指出，舊式的波拿巴主義出現在上升時期的資產階級社會，而法西斯主義則是衰落時期的資產階級社會的國家政權。」（托洛茨基，《保衛馬克思主義》）
我們只需考慮一下希特勒對其的資產階級反對者的待遇，他們不僅失去了自己的財產，還失去了生命。當然，毫無疑問，納粹國家的階級性質是資產階級的。但另一方面，德國資產階級失去了對國家的控制，國家落入了希特勒那些不負責任的犯罪冒險家手中，他們利用國家為自己謀取利益。在這裡，國家與統治階級的關係是辯證的、矛盾的。而事實上，到了1943年，德國統治階級的利益已經與國家發生了公開的衝突，那時的德國已經輸掉了戰爭，為了對蘇聯發動戰爭，與英美達成和平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但投降將會是控制了國家的納粹集團的死穴，德國資產階級試圖通過軍事政變（將軍們的陰謀）除去希特勒，但失敗了。希特勒將戰爭進行到底，德國付出了代價，它的東半部被斯大林主義俄羅斯奪去。
斯大林主義：波拿巴主義的一種形式
在處理國家的作用時，必須回答的最重要的問題是：它代表哪個階級？國家必須是一個階級的工具——在俄羅斯它代表的是哪個階級？它不能代表資產階級，因為他們在1917年被沒收了。它也顯然不代表農民階級或城市裡的小業主的利益。俄國的國家顯然代表了斯大林主義官僚的利益。但作為無產階級波拿巴主義的一種特殊形式，歸根結底，它代表了工人階級，因為它捍衛生產資料的國有化、計劃經濟和對外貿易的壟斷。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在法西斯主義或波拿巴主義政權下，即使這些匪徒可能扼住了資產階級的咽喉，但仍然存在著一個資產階級，整個經濟是在這個階級利益範圍內運行的，而這種寄生的排泄物也依附於此。一些形式主義者說，蘇聯官僚機構在俄羅斯構成了一個新的統治階級。但是認真考慮一下就會發現實際情況並非如此。他們說的是國家是一個階級，官僚機構「擁有」國家，國家「擁有」生產資料，因此官僚機構「擁有」生產資料，因而是一個統治階級。但這只是在回避問題，其前提是錯誤的。官僚機構並不擁有國家。他們實際上是在說國家擁有國家。因此試圖通過形式邏輯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結果卻只是純粹的循環邏輯，這根本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當時的官僚機構是蘇聯社會的統治階級嗎？這種說法顯然是不成立的。在資本主義社會，或者說在任何階級社會中，無論高官有多大的特權，也只有保護與生產資料有直接關係的統治階級的工具，而後者的統治階級地位源自於它對生產資料的擁有。我們知道拿破侖代表的是誰，我們知道路易·波拿巴、俾斯麥、蔣介石、希特勒、丘吉爾和戴高樂代表了誰。但斯大林主義官僚代表的是誰，他們自己嗎？這顯然是錯誤的。國家的性質是由官僚、軍官、將軍、警察局長等組成。但這些人並不構成統治階級，他們是一個階級的工具，即使他們可能與那個階級對立。但他們本身不能成為一個階級，官僚機構由國家機器中不同層次的數百萬個人組成。既有地方上的小官，也有高官。那麼官僚體系中的哪一部分人會「擁有」國家呢？不可能是所有的官僚，因為他們（官僚系統本身）是有等級劃分的，小公務員和大官僚一樣都是官僚體系的一部分。
托洛茨基在其著作《德國唯一的出路》中對波拿巴主義這一問題作了如下論述：
「在當時，我們把布呂寧政府定為波拿巴主義（或者 『波拿巴主義的漫畫』），即軍警專政獨裁政權。一旦富人和窮人、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這兩個社會階層的鬥爭達到最高的緊張狀態時，就為官僚、警察、軍人的統治提供了條件。政府變得「獨立」於社會之外。讓我們再次回憶一下：如果把兩個叉子對稱地插進一個軟木塞裡，你是有可能將這樣的軟木塞平衡在一個針頭上。而這正是波拿巴主義的模式。可以肯定的是，政府還是繼續充當資產者的伙計。但伙計如今騎在老板背上，狠狠磨擦他的脖子，有時更毫不猶豫地一腳踩在老板臉上。
「人們可能會認為布呂寧（Bruning）會堅持到最終解決方案出台。然而在事件的發展過程中又插入了另一個環節：帕彭（Papen）政府。如果我們要准確地說，我們就必須糾正我們的舊稱呼：布呂寧政府是一個前波拿巴主義的政府。布呂寧只是一個先驅，波拿巴主義以一種完美的形式出現在帕彭-施萊歇政府中。」（托洛茨基，《德國唯一的出路》（Germany, The Only Road））
衰敗和危機時期的波拿巴主義不同於資本主義青年時期的波拿巴主義。它可以采取多種形式，包括多種不同的組合，這取決於具體條件。拿破侖或奧利弗·克倫威爾的統治——古典的波拿巴主義——是以資產階級社會的出現為基礎的。資本主義興起階段的波拿巴主義是強大而自信的，在生產力有力發展的條件下，它達到了一定的穩定性。但資本主義衰落階段的波拿巴主義受到衰老的影響，從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中崛起，它不能解決它所面臨的任何問題。戰爭間歇期的危機催生了一大批波拿巴主義政權並企圖在革命與反革命的力量之間取得平衡。在前殖民地世界，鑒於資產階級民主的軟弱性，這些政權中又有許多是波拿巴主義性質的。在這裡，我們看到弱小的議會統治時期讓位於軍事獨裁。
與此相反，法西斯統治代表著對資產階級的徹底政治征用，所有的民主權利都被摧毀了。資產階級把一切權力交給法西斯暴發戶手中，他們利用瘋狂小資產階級的群眾力量來打擊工人階級。無產階級在法西斯統治的基礎上被徹底粉碎。托洛茨基說：
「法西斯主義中有一種波拿巴主義的成分。如果沒有這個因素，即沒有由階級鬥爭的極端尖銳化而使國家權力凌駕於社會之上，法西斯主義是不可能的。但我們從一開始就指出，這主要是帝國主義衰落時代的波拿巴主義的問題，這與資產階級崛起時代的波拿巴主義有本質的區別...布呂寧、施萊歇爾、興登堡總統、法國貝當政府 ——它們都已經證明或必須證明是不穩定的。在帝國主義衰落的時代，一個純粹的波拿巴主義式政權是完全不夠的，帝國主義發現必須動員小資產階級並粉碎無產階級。」（托洛茨基，《最後的文章：論波拿巴主義，法西斯主義和戰爭》）。
可以舉出無數的例子來說明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的前提是私有財產——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權。國家是統治的機器：它本身不能成為統治的階級。官僚機構只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它可以「擁有」國家，在這個意義上，使自己凌駕於社會之上，變得相對獨立於經濟上占主導地位的階級，即統治階級。納粹德國就是這樣，官僚機構為了戰爭的需要而對資本家發號施令，要求他們應該生產什麼以及如何生產等等。所以英國、美國和其他地方的戰爭經濟，國家施令資本家應該生產什麼和如何生產 。但這並沒有使他們轉變為統治階級，為什麼？因為這些措施是為了保衛私有財產，為了整個資產階級的利益。
很明顯，官僚機構管理和規劃產業，但他們管理和規劃誰的產業呢？在資本主義社會，管理者規劃和管理各個企業和信托公司的產業。但這並不使他們成為這些企業和信托的所有者。如英國的國有化產業由管理官僚機構管理 ，但他們不是這些工業的所有者。它們是由國家——資本主義國家——擁有的，是為了整個資本主義經濟的利益而經營的。蘇聯的官僚機構管理著整個工業。在這個意義上說它確實是比整個人類歷史上任何其他官僚機構或國家機器更具有獨立於經濟基礎的地位。但正如恩格斯所強調的、我們必須再次強調的那樣，歸根結底，經濟基礎是決定性的。
資產階級社會學家采用武斷的定義，將各種社會群體和次級群體描述為階級 ，這掩蓋了社會的真正階級基礎。而與此相反，馬克思主義是從財產關係的角度來定義階級的。如果認為他們作為管理者的職能能在某種程度上使官僚成為統治階級是完全沒有意義的。這當然與馬克思主義對資產階級的定義毫無共同之處。官僚機構作為一個管理階層確實在生產中發揮了作用，就像資本主義企業的管理者一樣。但兩者有根本的區別，西方的經理人為工業的私人所有者（或為資產階級國家工作，後者作為私人部門的婢女而運作）。他們即不擁有工業也不構成一個獨立的社會階層。
作為管理者，他們有權獲得馬克思所說的「監督的工資」，僅此而已。在一個工人國家或是一個健康的工人國家中，管理者的情況也完全一樣。在過渡時期，熟練勞動者和非熟練勞動者的工資仍然會有差別。但斯大林主義官僚體系的特點是它吞噬了工人階級所創造的財富的巨大部分，這與它的管理職能或「監督工資」毫無關係。
如果他們拿走更多的東西，那就像法西斯主義或波拿巴主義官僚機構消耗工人生產的部分剩餘價值一樣。但他們不是馬克思主義通俗意義上的階級，而是寄生階層。「蘇聯官僚，在它的仲裁與調整的作用上，在它關心於保存社會階層上，以及在它為個人的目的而利用國家機關上，它與任何其它官僚都是同樣的，特別是和法西斯官僚一樣。它又有很大的不同的性質。在任何其它制度之下，官僚還沒有像在蘇聯那樣達到脫離當權的階級而獨立的程度。 」（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
斯大林主義官僚機構的特權恰恰是從其生產職能(如生產職能)結束的地方開始的。事實上這些特權根本不是在生產領域產生的，而是在分配領域產生的。在普遍貧困的條件下，有必要決定誰得到什麼。托洛茨基把這比作面包店外的排隊。如果面包短缺且隊伍很長，那麼就會變得難以控制。需要一個憲兵來維持隊伍的秩序以確保每個人都能分到自己的那一份。在這個過程中，經常會出現憲兵拿的比別人多的情況。這可能不會讓人對憲兵產生最有利的態度，但這肯定不會使他成為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統治階級！
斯大林主義官僚機構並不是像伯納姆(James Burnham)、沙赫特曼(Max Shachtman)、吉拉斯(Djilas)、庫倫(Kuron)和克裡夫(Tony Cliff)（與資產階級和工黨右翼一起）所論證的那樣是一個新的統治階級，而是一個在生產過程中起不到任何必要作用的寄生階級。正因為如此，從上層開始的有意義改革的可能被排除了。無知的波蘭「異議「知識分子們則對以下問題百思不得其解：如果自由工會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是可能的，那麼為什麼在「國家資本主義」的情況下，他們不被允許存在呢？事實上對於正常情況下的資本家來說，資產階級的「民主」（即形式上的民主，允許工人享有一定的權利，但銀行和壟斷企業最終決定一切）是最經濟、最安全的政府形式，遠比法西斯主義或波拿巴主義下出現的國家的畸形浪費和掠奪要好得多。但在斯大林主義下，民主權利立即威脅到官僚機構的地位。形式上的民主和斯大林主義是不相容的。
托洛茨基非常堅定地認為官僚機構不是一個新的統治階級。在1937年與法國支持者伊萬·克雷波的一次論戰中，他解釋說：
「這次他從《被背叛的革命》中的一句話中引出了他的驚人論據，大意是：『一切生產資料都屬於國家，而國家在某些方面又屬於官僚機構』。「克雷波（Craipeau）欣喜若狂，如果生產資料屬於國家，而國家屬於官僚機構，那麼後者（官僚結構）就成了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者，僅憑這一點就成了占有和剝削階級。克雷波的其餘論點幾乎是純文學性質的。他帶著反駁我的辯論氣勢再次告訴我們，熱月的官僚機構是邪惡的、貪婪的、反動的、嗜血的等等。這是一個真正的啟示！然而我們從來沒有說過斯大林主義的官僚機構是良善有道德的的！我們只是否認它具有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階級性質，也就是說，否定了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托洛茨基，《再論蘇聯和保衛它的必要》（Once Again: The USSR and Its Defence）)
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是強制的工具，是一個被美化的警察，但警察不是統治階級。警察可以變得肆無忌憚，可以成為強盜，但這並不能使他們轉變為資產、封建或奴隸主階級。官僚機構作為寄生蟲的特征表現在他們被迫假裝自己不作為一個特權階層的存在 。用托洛茨基的話說：「官僚集團在蘇維埃社會中，不僅在享有政治和行政特權的意義上，而且在擁有巨大物質利益的意義上都占有極其特殊的地位。但是，最大的公寓房屋，最肥美的肉排，甚至是洛爾斯·羅埃斯的汽車，都不能使官僚集團變成一個獨立的統治階級。」托洛茨基評論道。（《蘇聯與第四國際（蘇維埃國家的階級性質）》）。
列寧和托洛茨基領導下的工人民主被斯大林主義的官僚政權所取代。雖然政治形式與革命初期的形式有著根本的不同，但留下的是國有化的財產關係。正是這個事實——國有化計劃經濟的存在——決定了蘇聯的基本階級性質。這是一個被官僚主義反革命弄得可怕畸形的工人國家。「一個腫疣可以發展到很大，甚至會扼殺活著的機體，但是腫疣決不會變成一個獨立的機體。」托洛茨基說。同上，第19頁）。
蘇聯官僚制與其他官僚制特別是法西斯官僚制相似，但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別。法西斯官僚制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基礎上，是一個衰落政權最駭人聽聞的表現。斯大林主義官僚制建立在革命所建立的新的財產形式上，在整個時期內表現出巨大的生命力。直到最近，俄羅斯官僚機構還不得不捍衛作為其權力和收入來源的國家財產。僅僅是這個事實就使它能夠在發展生產力方面發揮相對進步的作用。然而即使在最好的時期，它仍然是工人國家的寄生增長物，是無休止的浪費、腐敗和管理不善的根源。它具有統治階級的所有惡習但沒有統治階級的歷史美德。
正如托洛茨基所說：「假如波拿巴獨裁的混賬們等於獨立階級，就意味著蘇俄的現狀絕非階級鬥爭進程的偶然事故，而是有長久生命力的歷史產物；假如克裡姆林宮的趁火打劫和政治寄生行為等於科學意義的「剝削」，就意味著官僚層——作為必要的統治階級——在經濟系統內有獨立的歷史未來 」(托洛茨基《保衛馬克思主義》)然而事實顯然並非如此，毋庸置疑，蘇聯經濟已經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這種推動力不是由於官僚制本身，而是由於國有化的計劃經濟。官僚體制已經成為俄羅斯技術和文化發展的巨大障礙。蘇聯官僚體系充其量只在發展重工業方面起到了相對進步的作用，但卻造成了巨大的浪費。
斯大林統治下的國家與十月革命時期的國家除了國有權和計劃權外沒有任何共同之處。旨在實行工人管理和控制工業和國家革命的一切成果都被廢除了，官僚機構擁有完全的控制權。所謂的選舉是一場鬧劇，一個政黨的候選人經常以99%的選票當選——這在技術上甚至是不可能的事情（人們有時會搬家，甚至死亡）。工人階級任由官僚機構擺布並被任意解雇、流放、逮捕、關進精神病院，以及極權主義國家使其人民保持在無所不在的恐懼狀態中的所有其他方法。除了通常的鎮壓機關外，官僚機構還擁有一支由間諜、告密者和信使組成的軍隊，他們遍布每個車間、辦公室、教室或公寓樓。
的確，在後來的幾年裡，特別是在斯大林去世後進行了大的改革，從而導致了生活水平的提高，社會服務的改善等等。但在任何時候，控制權仍然牢牢地掌握在官僚機構手中。因為所做的這些改革總是來自於上層，絲毫沒有改變工人階級和統治階級之間的基本關係，根本不存在任何工人民主的成分。
官僚集體主義？
斯大林主義的俄羅斯是否代表了馬克思或列寧沒有設想到的某種新的社會形式？顯然，如果斯大林主義不是社會主義，不是以和諧滿足人的需求為基礎的社會，那它代表了什麼？有人看了看蘇聯的情況，被肅反審判、勞改營和畸形的陷害，以及政權的普遍極權性質所擊退，得出了斯大林主義是一個新的剝削社會，有自己的官僚統治階級的結論。對於這一結論，從「官僚集體主義」（布魯諾·裡茲和馬克斯·沙赫特曼）到「國家資本主義」（托尼·克裡夫）已有很多描述。但實際上這些概念從頭到尾都是錯誤的。
國家資本主義理論的基礎是俄羅斯斯大林主義政治反革命標志著資本主義的新階段。這與「普通」資本主義沒有任何本質區別，官僚機構據稱是一個新的統治階級。蘇聯經濟應該遵守資本主義的正常規律等等。然而這樣的論點立即被發現陷入了一系列的矛盾之中。再往下看，我們必須指出，如果蘇聯是資本主義（或者是國家資本主義，這對爭論的實質沒有實際的區別），那麼它就必須有和資本主義一樣的運動規律——即繁榮和蕭條。無論怎麼曲折變形，都找不到這樣的現像。因此采用一種錯誤的理論必然導致放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我們在這裡有一種資本主義，它成功地消除了市場經濟的基本矛盾——沒有失業的資本主義，能夠不受生產過剩危機的干擾以前所未有的增長速度發展生產資料。
這樣的結論必然要求我們修改馬克思主義的所有基本假設——如果它是真的。但事實並非如此，整個設想建立在對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社會的階級性質和過渡時期的理論的完全誤解之上。馬克思和列寧關於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如何展開的一般設想，從總體上說無疑是正確的。但事實總是具體的，僅靠理論上的一般原理去理解復雜的、矛盾的社會現是不可能的。這些可以提供一個有用的框架和出發點，但人們只有通過對事實和過程進行全面而細致的分析，全方位地把所有的矛盾傾向找出來才能把握事物本身的本質。相比之下，試圖整理事實來證明一個先入為主的定義則必然會帶來以流產而告終的結果。
各種各樣的國家資本主義理論給人留下深刻印像的是它的完全武斷性。它非但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反而導致大量的新矛盾。托洛茨基把斯大林主義解釋為畸形的工人國家，是無產階級波拿巴主義的一種形式，如此簡單和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這與我們在蘇聯從列寧去世到柏林牆倒塌所目睹的一切緊密對應。我們接受這個觀點就不需要修改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只有這些觀點才能為我們提供科學的認識和新形勢下的行動指南。
不可能通過抽像的定義和形式邏輯來把握生存和發展的過程。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釋的：
「庸俗思想的根本缺點就在於它情願滿足於某一實體的不動的印像，而這一實體卻是永恆運動的。辯證法思想借助於較親切的近似，校正，具體化，而給概念以一個豐富的內容和彈性；我甚至還要說它給概念以一種永遠新趣的性質，這一性質在某一程度上使它們切合活生生的現像。不是一般的資本主義，而是在發展的某一定階段上的某一定的資本主義。不是一個一般的工人國家，而是受帝國主義包圍的落後國度中的某一工人國家等等。」（托洛茨基，《保衛馬克思主義》）
俄羅斯的國家資本主義理論由來已久。裡茲和沙赫特曼於50多年前提出了蘇聯的官僚集體主義理論。裡茲在他的《世界官僚化》一書中解釋說：「在我們看來，蘇聯代表著一種由新的社會階層領導的新型社會：這是我們的結論。集體化的財產實際上屬於這個階級，它引進了一種新的——而且是優越的——生產制度，剝削從個人轉移到了階級。」（B.裡茲，《世界官僚化》，第31頁）。
他在他處又說：「在我們看來，在蘇聯，財產所有者是官僚，因為是他們掌握著武力。像在資產階級中一樣控制經濟，像在所有剝削階級中一樣把利潤據為己有，是他們確定工資和商品價格：再一次，是官僚。(同上，第56頁。)裡茲最後說：「剝削完全是在以奴隸制為基礎的社會中發生的...。俄國工人階級已經不是無產階級，他們只是奴隸。它在經濟實質上和社會表現上都是一個奴隸階級。」(同上，第72-4頁。)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後來得出結論說，在生產發展提高的基礎上，這種官僚集體主義將最終導致「無階級社會和社會主義」。
此外，他還把希特勒的德國也歸入官僚集體主義。裡茲的整個論點是完全不科學的，從擁有生產資料的意義上講，蘇聯官僚並不是財產所有者。他們沒有股票或股份，他們也不能通過繼承來傳承任何財產。他們當然不會像羅馬的奴隸主擁有他們的奴隸那樣擁有工人階級，這樣的階級社會怎麼會發展成社會主義至今仍是一個謎。然而這些荒誕不經的想法被詹姆斯·伯納姆采納了，以《經理人革命》一書成名的他，將斯大林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和小羅斯福的新政劃上等號。伯納姆還因公開主張對蘇聯發動原子戰爭而聲名狼藉。歸根結底，這一切都反映了一層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因工人階級的失敗而產生的深深的悲觀和絕望。官僚集體主義的概念不僅僅是一種理論，更是這一層人心情的表達，奧威爾的《一九八四》中對未來噩夢般的憧憬則最生動地傳達了這種情緒。
沙赫特曼在1940年脫離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後，也采用了官僚集體主義理論。沙赫特曼說：「它殘酷地實現了從馬克思和恩格斯開始的所有偉大的社會主義科學家的預言，即資本主義一定會因為無法解決自身的矛盾而崩潰，人類面臨的選擇與其說是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不如說是社會主義或野蠻主義。斯大林主義就是那種新的野蠻主義。」(沙赫特曼：《官僚革命》，第32頁。)沙赫特曼還堅持認為蘇聯的工人根本不是工人，而是官僚國家的奴隸。盡管如此，在當時，他認為這種官僚集體主義比資本主義更進步。
根據沙式的組織——工人黨——在1941年大會上通過的關於俄羅斯問題的決議：「從社會主義的觀點來看，官僚集體主義國家是一種反動的社會秩序，相對於資本主義世界來說，它在歷史上是比較進步的。」這實際上是沙赫特曼試圖為自己向美國小資產階級公眾輿論的妥協辯護 ，因為美國小資產階級的輿論在1939年以後已經變得非常反斯大林主義。最後他進一步向右轉，最後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支持者。官僚集體主義的理論後來作為對蘇聯的描述而被廢棄。
另一方面，國家資本主義理論在某些方面繼續被提出。其近代闡釋者是克裡夫在其《俄羅斯，一種馬克思主義的分析》這部作品是基於1948年6月出版的早期版本《斯大林主義俄羅斯的本質》。鑒於其理論上的缺陷，以及當時我們自己對這部著作的批評，其論點後來被修改 。克裡夫最初認為俄羅斯在1928年，也即五年計劃的第一年，經歷了從畸形的工人國家到國家資本主義的轉變，因為可以確鑿地「說，隨著五年計劃的實行，官僚機構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由剩餘價值構成」。克裡夫《斯大林主義俄羅斯的本質》，第45頁）。
然而克裡夫清楚地認識到，從1920年起，官僚機構已經合法和非法地消耗了工人階級生產的大部分剩餘價值之後，這個關鍵的論點被放棄了。正如馬克思所正確解釋的那樣，在過渡時期的工人國家中，剩餘價值的生產將被用於迅速建立工業，從而為最迅速地過渡到平等，然後是完全的共產主義做好准備。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能堅持認為蘇聯國家的階級性質因此而改變，克裡夫毫不客氣地放棄了這一論且沒有任何解釋，後來又發展了新的論點來試圖加強他的國家資本主義理論。這一切總結了他過去40多年來對這個問題所采取的折衷主義方法。
托洛茨基論「國家資本主義」
官僚集體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的理論早在1930年代就已經被托洛茨基推翻。托洛茨基理解斯大林主義的首要問題是馬克思主義方法。托洛茨基對斯大林主義的分析遠非像克裡夫所說的那樣僵化和形式主義，而是嚴格地辯證地看待斯大林主義，一絲不苟地研究過程中每一階段所展開的矛盾特征。對他來說，這個過程不是簡單的非黑即白，而是要復雜且復雜得多。他並不是在尋找符合形式邏輯規律的漂亮而整潔的範疇，而是在尋找蘇聯內部實際發生的矛盾現實。
克裡夫的方法則完全不同。他以一種極為膚淺的方式考察了俄羅斯斯大林主義的表面特征，然後與資本主義的某些方面做了膚淺的類比，而不了解蘇聯的真實性質及其內部發生的矛盾過程。毫無疑問，它與資本主義有相似之處，但也有根本性的區別。克裡夫斷言：「在俄國，強迫工業化的恐怖，殘酷的農民集體化，剝奪工人組織工會或罷工的權利，警察的恐怖，所有這些都是空前的資本積累速度的副產品。」 (克裡夫和哈曼《Russia: From Workers' State to State Capitalism》p11)。斯大林主義的這些特征是存在的，但它們並不是由於某些所謂的國家資本主義社會的原始積累造成的。
托洛茨基解釋說，這些發展並不是資本主義經濟規律運作的結果，而是源於斯大林官僚體系試圖通過追趕西方來鞏固其特權地位的行動。其他官僚機構也有類似的無情而殘酷的行為——例如，尋求世界統治的納粹官僚機構，然而這一事實並沒有改變該政權的階級性。考慮到克裡夫采取的是截然不同的方法，他看似正確地得出了自己的結論：「我們對斯大林統治下俄羅斯的階級性質以及今天的階級性質的分析不同於托洛茨基所作的分析。」（同上，第12頁）問題是托洛茨基的方法和分析是正確的，而克裡夫是錯誤的。
盡管克裡夫同志斷言斯大林主義官僚機構是一個新的階級，但在他的論文中卻沒有在任何地方真正分析或舉出證據來說明它為什麼和如何構成資產階級，而不是一種新的階級。這不是偶然的，它源自於方法。從先入為主的國家資本主義觀念出發，一切都人為地融入了這個觀念。他沒有把馬克思主義大師們的理論方法運用到俄羅斯社會的運動和發展過程中去，而是在著作中搜腸刮肚地收集引文並企圖將其壓縮拼湊成一種理論。
克裡夫沒有在文獻中的任何地方提出馬克思主義者分析社會制度的主要標准：新的社會形態是否導致生產力的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是以生產力的物質發展為歷史進步的動力的。從一種制度過渡到另一種的制度不是主觀上決定的，而是根植於生產本身的需要。上層建築正是在這個基礎上而且僅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國家、意識形態、藝術、科學。誠然，正如恩格斯所解釋的那樣，上層建築對生產有重要的次要影響，甚至在一定限度內也會發展出自己的獨立運動，但歸根結底生產的發展是決定性的。
馬克思解釋了資本主義的歷史合理性，雖然工業革命帶來恐怖，雖然非洲的黑人被奴役，雖然工廠裡有童工，雖然征服戰爭遍及全球，馬克思解釋了資本主義的歷史正當性，因為這是生產力發展的一個必要階段。馬克思指出，如果沒有奴隸制，不僅是古代的奴隸制，而且是資本主義早期發展時代的奴隸制，現代生產的發展就不可能。沒有這一點，共產主義的物質基礎就不可能准備好。1846年12月28日，馬克思在給巴維爾·瓦西裡也維奇·安年柯夫的一封信中寫道：
直接奴隸制也像機器、信貸等等一樣，是我們現代工業的基礎。沒有奴隸制，就沒有棉花；沒有棉花，就沒有現代工業。奴隸制使殖民地具有了價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貿易，而世界貿易則是大機器工業的必不可少的條件。在買賣黑奴以前，殖民地給予舊大陸的產品很少，沒有顯著地改變世界的面貌。可見，奴隸制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經濟範疇。
沒有奴隸制，北美——最進步的國家——就會變成宗法式的國家。只要從世界地圖上抹去北美，結果就會出現紊亂狀態，就會出現貿易和現代文明的徹底衰落。（馬克思致巴維爾·瓦西裡也維奇·安年柯夫）
當然，馬克思對恐怖的奴隸制和工業革命的態度是眾所周知的。如果說因為他寫了上述內容就認為他贊成奴隸制和童工，那是對馬克思立場的嚴重歪曲。同理，今天的馬克思主義者也不能反駁：支持蘇聯的國有制是等同於為斯大林政權的奴隸營和其他罪行辯護。馬克思在普法戰爭中對俾斯麥（Bismarck）的支持也是出於類似的考慮。盡管俾斯麥的「鐵血」政策及其政權的反動性，但由於德國的國家統一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馬克思對普魯士和法國的戰爭給予了批判性的支持。其基本標准是生產力的發展，從長遠來看，其他一切都源於此。
對俄羅斯社會的任何分析都必須從這個基礎出發。一旦克裡夫承認雖然資本主義在世界範圍內正在衰落和腐朽，但俄羅斯在發展生產力方面仍然保持著進步的作用，那麼從邏輯上講，他將不得不說國家資本主義是社會的下一個前進階段，或者至少是落後國家的下一個前進階段。矛盾的是，俄羅斯資產階級並沒有能力完成西方資產階級所完成的任務，因而發生了無產階級革命。
如果我們認為在俄羅斯的體制是（由無產階級革命帶來的）國家資本主義，那麼很明顯，我們過去幾十年來賴以生存的資本主義危機並不是無法解決的，而是純粹是資本主義新更高階段的誕生陣痛。克裡夫自己從馬克思那裡引用了一句話：任何社會在它的一切可能性都用盡之前都不會從舞台上消失。但是這如果表明如果他的論點是正確的，那麼一個新的時代，亦即國家資本主義的時代，就會在我們面前開啟。這也會讓列寧關於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的觀點變成是錯誤的，整個馬克思主義將不得不從頭到尾進行修改。
「一個掌握政權的工會」
在對待「國家資本主義」的問題上，我們看到了馬克思所說的那種拜物教，它甚至會影響到革命運動——改變一個事物的名稱，就會改變它的本質！托洛茨基把它形容為「術語激進主義」。但把這些標簽貼在斯大林主義的現像上並不能改變政權的性質，這種方法與馬克思主義沒有任何共同之處。事實上，如果國家資本主義或官僚集體主義的觀點是正確的，那麼馬克思的整個理論就成了烏托邦。讓我們從基本命題出發，根據馬克思的理論，任何社會都不會從歷史的舞台上消失，直到它用盡了它內部的一切潛力之前。在整個歷史時期，蘇聯政權取得了比西方任何一個國家都要大得多的前所未有的進步。我們按照國家資本主義鼓吹者的說法，在1917年進行的新無產階級革命來把經濟改變為——國家資本主義，但這是很荒謬的。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釋的那樣：「有人企圖用『國家資本主義』來掩蓋蘇聯政權的謎團。這個術語的優點是沒有人知道它的確切含義。」（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
托洛茨基在財產形式的轉變中找到了工人國家的證明，而國家資本主義理論的支持者則找到了相反的證明。他們可能會爭辯說，除非工人階級直接控制國家，否則國家不可能是工人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將不得不拒絕承認俄羅斯曾經有過工人國家的觀點，除了可能在十月之後的頭幾個月裡，即使在這裡也必須重申，無產階級專政是通過階級先鋒隊的工具即黨來實現的，在黨內是通過黨的領導來實現的。在最好的條件下，這將以國家內部和黨內的最大民主來實現。但專政的存在本身及其實現社會制度變革的必要性已經證明了深刻的社會矛盾在不利的歷史條件下，可以在國家內部和黨內得到反映。黨不比國家，可以自動地、直接地反映本階級的利益。列寧不是沒有想到工會是工人保衛國家的必要因素，也是保衛國家的堡壘。
在這裡，我們又看到了用形式主義思維代替辯證分析的結果。這種理論的擁護者把自己建立在純粹的抽像的基礎上——一般的工人國家，而不是在可怕的落後、貧窮、文盲的條件下形成的真實的工人國家，一個唯物主義者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來處理這個問題。無產階級雖然是社會中最單一的階級，但它並不是完全單一同質的。階級的不同層次——有技能的和無技能的，落後的和先進的，有組織的和無組織的等都存在著重要的差別。根據具體情況，工人階級和其他階級可以發生同樣的過程。
資本主義下的工人組織的歷史，在一定條件下，特別是在工人不積極參與的情況下會經歷一個官僚化的過程，這是一個有益的類比。托洛茨基在最後的分析中把工人國家比作已經掌握了政權的工會，經過長期的罷工，在看不到勝利的情況下開始陷入無動於衷和冷漠的狀態。同樣在經過多年戰爭、革命和內戰的俄羅斯，工人們已經筋疲力盡。漸漸地陷入了無動於衷的狀態。蘇聯、工會和其他工人權力機構因此在一段時間內變得官僚化。在法國大革命中也可以看到類似的過程，盡管階級內容不同 。如果說工人階級的政黨（社會民主黨），特別是通過其領導層可能在資本主義的外來壓力下墮落，那麼為什麼工人建立的國家不可能遵循類似的模式呢？為什麼國家不能脫離階級而獨立，同時（為了自己的利益）捍衛革命所創造的新經濟形式？在現實中，人們發現，從一個社會向另一個社會的過渡遠比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所能預見的要復雜得多。
正如任何其他階級或社會形態一樣，無產階級不可避免地在過渡到統治階級的過程中獲得了順利通過的特權，從而在社會中無痛而平靜地消失，也就是說消失到無階級的共產主義，這是一種可能的變體。但社會民主主義和蘇維埃國家在給定條件下的變質完全不是偶然的，它在某種意義上代表了一個階級、它的代表和國家之間的復雜關係，在歷史上統治階級、資產階級、封建階級和奴隸主階級不止一次感到懊悔。換句話說，它反映了作為歷史多樣性決定因素的背景：經濟。
將列寧的廣義觀點與國家資本主義闡釋者的機械論觀點進行對比。列寧一再強調要研究過去各個時代的過渡時期，特別是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過渡時期，以便了解俄羅斯的過渡規律。他會拒絕接受這樣的觀念：從十月發出的國家必須遵循一個預設的規範，否則就不再是一個工人國家。列寧很清楚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和領導層沒有神賜的權力，一旦資本主義被推翻，它就會毫無矛盾地順利地通向社會主義。這必然是國家資本主義支持者斷然規定的康德准則所必須得出的唯一結論，這也就是為什麼列寧事先強調無產階級專政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條件下會有巨大的差異。
然而列寧一針見血地指出，在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過程中，新興資產階級的專政體現為一個人的專政。一個階級可以通過一個人的個人統治。事後克裡夫很願意接受這種適用於資產階級的觀念，但從他的論證中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這種發展在無產階級的情況下是不可能的。因為一個人的統治意味著專制主義，意味著專橫的獨裁，意味著歸屬於一個人的沒有政治權利的統治階級，而統治階級的利益歸根結底是他所代表的。但列寧這樣評論只是為了說明在一定條件下，無產階級專政也可以通過一人專政來實現。列寧並沒有發展這種觀念，但是根據今天的俄羅斯和東歐、中國、古巴和其他畸形的工人國家的經驗，我們可以深化對社會現在和過去發展的理解認識。
在某些情況下，無產階級專政可以采取一人專政的形式。我們談論的不是一個健康的工人國家，而是國家與其所代表的階級分離後可能產生的扭曲。這意味著國家機器幾乎不可避免地會傾向於獨立於它的基礎，從而獲得自己的既得利益，對它所代表的階級是敵視和陌生的，斯大林主義俄羅斯的情況就是如此。當我們研究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時就會發現，一個人的專制在一定的社會矛盾下是為這個社會的發展需要服務的。這一點從克倫威爾和拿破侖的統治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但雖然這兩個人都是站在資產階級的基礎上，但到了一定階段，資產階級專制從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有利因素變成了阻礙資產階級生產全面自由發展的因素。
然而，專制主義的獨裁政權並不會隨之毫無痛苦地消亡 。在法國和英國，在資產階級專制制度轉變為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之前，需要進行補充性的政治革命。但如果沒有資產階級民主，生產力在資本主義下自由而充分地發展到極限是不可能的。如果說這適用於資產階級的歷史演變，那麼對於一個落後的、孤立的國家的無產階級來說，無產階級專政墮落為斯大林——一個人的專政，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為了使俄羅斯無產階級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必須進行一場新的輔助性、補充性的政治革命，把波拿巴無產階級國家變成工人民主國家，而這完全符合過去的經驗。正如資本主義經過了許多暴風驟雨式的矛盾階段（我們的時代已經證明，我們還遠遠沒有結束這些階段）一樣，在給定的歷史條件下，俄羅斯無產階級的統治也是如此。同樣通過相互的反應，東歐和中國也經歷了無產階級的波拿巴主義階段。
認為工人國家總是像聖母瑪利亞一樣「一塵不染」，在任何條件下都必須以完美的工人民主古典形式出現，否則就必須被武斷定為「新的階級國家」，這種奇特的觀念是一種神秘的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方法毫無關係，它是抽像的、形式化的思維的產物。事實上我們正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階級與國家的相互關係中找到了對斯大林主義墮落的解釋，而不是在超歷史的抽像中。
事實上即使是現在，俄羅斯國家的階級性質也沒有得到決定性的確定。但空洞而膚淺的國家資本主義理論的主角們至少沒有能力闡明前蘇聯正在發生的進程。如果目前朝著資本主義復辟方向的行動被證明是不成功的，那麼從長遠來看，在經歷了許多動蕩和災難之後，經濟因素（財產關係）將被證明是決定性的。這是一個哪種財產形式最終會占上風的問題——國有化還是私有財產，這場鬥爭仍在進行 ，但結果還沒有決定。當然，如果我們接受俄羅斯在過去60年或70年裡一直是資本主義的（即使是"國家資本主義"），那麼這只是一個小細節，我們不應該對此過於關注。
俄羅斯工人階級經過痛苦的經歷已經明白國有化計劃經濟與資本主義之間確實存在著根本的區別。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俄羅斯礦工們正在對莫斯科的資產階級政府進行罷工。越來越多的工人認識，必須捍衛國有化工業的剩餘部分以抵御新生資本主義階級的掠奪。這是否意味著對官僚機構的某種屈服？完全不是！俄羅斯工人將用他們自己的方法，罷工、示威、總罷工，同新生的資產階級進行鬥爭，他們這樣做就很快會重新發現過去的偉大革命傳統。但這樣做的先決條件是認識到必須對資本主義反革命的直接威脅進行全面的鬥爭。
他們在鬥爭中堵住了資本主義反革命的道路後將獲得對自身力量的認識和必要的覺悟，從而能夠在更高的層次上推翻官僚體制並組織健康的工人民主。這樣的發展不會回到1917年蘇維埃國家弱小和貧困的地位。在過去國有化計劃經濟的成就所帶來的技術和科學進步的基礎上，他們將能夠立即下令普遍縮短工作周。在一個或最多兩個五年計劃內，在群眾的民主控制和參與下，整個形勢將得到改變。按照目前的發展水平，應該很快就可以實行32小時工作周，然後再進一步減少工作時間，普遍提高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那麼工人的國家就會或多或少地符合馬克思和列寧所制定的理想准則。
今天的「國家資本主義」理論
關於蘇聯階級性質的辯論不是一種學術活動，而是具有非常嚴重的實際後果。托洛茨基曾警告說采用國家資本主義的錯誤理論的傾向有可能成為「帝國主義的被動工具」。但在俄羅斯和東歐恢復資本主義的行動中，國家資本主義的理論卻發揮了可以想像的最惡劣的作用。克裡夫及其支持者理論見解的單薄和缺乏表現在，他們完全無法解釋在我們眼前展開的俄羅斯的進程。用一句陳腐、輕率的話來否定整件事，說官僚機構只是「橫著走了一步」！，典型的是，這句話對俄羅斯前後的社會制度沒有任何解釋。它沒有告訴我們任何關於生產關係、國家階級性質或正在發生的反革命的社會內容，這是合乎邏輯的。在否認了國家所有制的革命意義之後，國家資本主義理論的捍衛者們實際上不得不否認正在發生的反革命！因此在關鍵時刻，國家資本主義的概念不僅在理論上破產而且在實踐中是災難性的。
克裡夫在在論證自己的觀點時認為托洛茨基對蘇聯階級特征的分析與馬克思主義是「矛盾的「。他認為托洛茨基的分析「有一個嚴重的局限性——對形式主義的保守執著，而形式主義從本質上講是與形式服從內容的馬克思主義相矛盾的」。(克裡夫：《俄羅斯：一種馬克思主義的分析》，第145頁。)克裡夫的另一位著名同事哈拉斯（Duncan Hallas）也支持這種觀點，他說：「托洛茨基對1927年以後蘇聯階級鬥爭的分析，顯然已被證明是錯誤的。」(克裡夫等：《第四國際、斯大林主義和國際社會主義者的起源》，第8頁。)再者： 「毫無疑問，到1928年，一個新的階級已經在俄羅斯取得了政權...」克裡夫理論的另一位支持者哈曼說：「左翼反對派對自己所要爭取的東西遠未明確。托洛茨基直到臨終前還認為要追殺他和謀殺他的機器是一個墮落的工人國家。」(賓斯，克裡夫和哈曼，前引書，第35頁。)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抵制斯大林主義，但哈曼稱，他們「自己關於俄羅斯的理論使這一任務更加困難...」(同上，第36頁。)
早在1936年，托洛茨基就在一份精彩的推論中預言如果工人不奪取政權，官僚制則必然會轉向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制。那麼國家資本主義的倡導者呢？恢復個人所有制的舉動讓這些女士和先生們完全措手不及。除了工業的非國有化和廢除計劃之外，他們還能提出什麼替代辦法呢？這不是一個單純的理論問題，而是一個關係到俄羅斯工人階級利益的重要問題。有必要給出一個具體的答案。但是這與國家資本主義如何對接？
盡管西方所有的資產階級評論家和資產階級報刊都明確支持資本主義復辟的行動，但哈曼卻聲稱，「從命令經濟走向市場，既不是前進，也不是後退，而是從一種資本主義剝削組織方式走向另一種資本主義剝削組織方式的側面」！（C. Harman and E. Mandel, The Fallacies of State Capitalism, p.79.(哈曼和曼德爾：《國家資本主義的謬誤》，第79頁。)對克裡夫來說，「私有化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問題」。
當然，如果你接受資本主義反革命在幾十年前就已經發生了，那麼這個立場是相當符合邏輯的。姍姍來遲的是，他們現在說他們就像他們反對西方的私有化一樣反對前斯大林主義國家的私有化，盡管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仍然是個謎。「國家資本主義」究竟是進步的嗎？就這樣，這個立場的擁護者越來越糟糕！由此產生的矛盾至少在其中一些問題上沒有被忽視。1990年在他們暑期學校的一位主要的演講者提出了這樣的觀點：托洛茨基「對國有化經濟有某種盲目崇拜」。對國有化計劃經濟作為社會主義方向運動的先決條件這一概念本身提出質疑，這實際上是隱含在他們的整個立場中的。但我們應該從中得出什麼結論呢？
如果國有化是「無關緊要的」，在俄羅斯發生的事情只是「橫跨一步」，那為什麼要反對呢？新生的資產階級是否接替國家資本主義應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問題？當然對於受到私有化威脅的工人來說，事情看起來並不那麼簡單！但從國家資本主義理論的角度來看，兩者之間完全沒有什麼可供選擇的，因此唯一一致的立場就是完全中立。(這也適用於西方的私有化問題。)然而這一理論的支持者最不能被指責的就是一致性！
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捍衛過去的成果是每一個有階級覺悟的工人的基本職責。俄羅斯革命僅存的歷史性成果是國有化計劃經濟。葉利欽的親資產階級政府在西方帝國主義的支持和推動下，正企圖破壞國有化經濟，分裂它 ，並通過私有化出售。如果他們成功了，這將代表十月革命的成果被完全消除，這將意味著破壞畸形的工人國家，建立一個新的資本主義國家。這畢竟是俄羅斯新生資產階級和西方帝國主義者的目的。情況再清楚不過了，然而國家資本主義理論卻企圖把事情弄得天翻地覆並播下最大的混亂。
自十月革命成功以來，馬克思主義者始終捍衛著在捍衛革命產生的國有化產權。我們不支持斯大林主義反動或斯大林主義政權的政策。這些政策非但沒有保衛革命而是在協助削弱和破壞革命。最終如托洛茨基所設想的那樣，官僚機構將通過資本主義復辟來鞏固其地位。這就是過去六年多來在俄羅斯和東歐所發生的事情。對克裡夫及其支持者來說，國家資本主義不僅存在於蘇聯、東歐和其他廢除了私有財產的斯大林主義國家，而且顯然在20世紀30年代、40年代和50年代的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也很普遍。用哈曼的話說，「國家干預在許多所謂的發展中國家走得更遠，因為在這些國家，單個資本主義集團太弱小了，無法阻止國家對工業經濟部門的支配」。他舉了埃及、敘利亞、巴西、阿根廷、西班牙、愛爾蘭和南朝鮮的例子作為各種不同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
「它[國家]的行為很像東歐國家......哈曼說。「從1930年代到70年代中期，這是整個世界的一種趨勢的表現，在容易發生危機的經濟體訴諸行政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干預。然而資本主義歷史的這一階段已接近尾聲。國家仍在干預，但效果越來越差。在西方，這意味著經濟衰退的回歸，而在東方，這意味著官僚機構越來越難以避免走上同樣的道路。」（哈曼（Chris Harman ）：《1945-83年東歐的階級鬥爭》，第327頁）。
哈曼扭曲事實以適應國家資本主義的理論。像佩隆（Peron）的阿根廷和納賽爾（Nasser）的埃及這樣的國家不是新興的國家資本主義社會，而是利用帝國主義時代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特點——國家干預來保護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使其免受帝國主義大國的競爭的資本主義經濟。考慮到國家干預的程度，用哈曼的邏輯，國家資本主義制度實際上將具有普遍性！看來冷戰和蘇聯與西方的敵對關係只是一個很大的誤會，因為國家資本主義國家處於鐵幕的兩邊，而不是兩種社會制度的根本對立。如果兩者基本相同，何必大驚小怪，外交和軍事關係緊張和搞軍備競賽？
「我們如何看待冷戰的結束、蘇聯的崩潰和俄羅斯最初對美國的定位？克裡夫在莫斯科的合作者戴夫·克勞奇(Dave Crouch) 問道。他認為斯大林主義的崩潰並不是美帝國主義的勝利——盡管國際上所有的資產階級評論家都這麼說。『沒有向美國人「投降」』。1989年以後，當俄羅斯統治階級不再因民眾對其造成的失敗而躊躇不前時，它開始加強自己在國內外的地位。冷戰後俄美之間大秀友誼對雙方都是必要的。克裡姆林宮需要說服它的人民並讓他們相信，過去的壞日子已經過去了，改革將把他們帶向富裕的市場未來。」（《國際社會主義》第66期，1995年春，第12-4頁。）
你能有多糊塗？根據克勞奇的說法，斯大林主義的崩潰導致了「國內外」國家資本主義的加強！克勞奇雖然身在莫斯科，但顯然是生活在另一個星球上。他沒有看到生產力的崩潰、混亂、民眾的苦難、政治動亂、軍事災難已經降臨到俄羅斯人民頭上。不，不僅沒有發生真正的變化，而且通過某種只有克勞奇才明白的神秘手段，前政權實際上加強了自己的力量！在這裡，他們完全拋棄了馬克思主義，進入了科幻小說的領域。
顯然俄羅斯和東歐的「國家資本家」為了克服自己的問題，被迫轉向更傳統的市場資本主義形式。換句話說，俄羅斯和東歐的動蕩純粹是資產階級不同階層要解決的「戰術」問題。資產階級反革命的關鍵音符——私有化被認為是某種詭計，因為所有權根本沒有真正轉移，出售股份只是「國家資本家」增加收入的一種「手段」！按照這些先生們的說法，社會主義者不能用一種形式的資本主義來反對另一種形式的資本主義。在20世紀50年代初，這種立場導致克裡夫在朝鮮戰爭期間保持中立，當時北朝鮮這個畸形的工人國家受到帝國主義攻擊。但在越南戰爭中，由於學生和小資產階級隊伍中的壓力，支持「國家資本主義」北越反對美帝國主義成為一種時髦。今天捍衛前蘇聯和東歐的計劃經濟以對抗反革命已經不時髦了，但支持羅馬尼亞學生要求恢復資本主義卻是時髦的。
生活總是對一個錯誤的理論進行報復，整個國家資本主義的人為理論建設如今都成了廢墟。然而他們並沒有誠實地承認自己的錯誤，而是試圖緊抓殘骸不放。他們現在試圖堅持認為沒有發生真正的變化，這立即使他們陷入了一個小錯誤——無法區分革命和反革命！根據克裡夫的理論，他們的革命和反革命是不一樣的。資本主義反革命在今天的俄羅斯是不可能的。既然官僚機構「擁有國家」並扮演著與資產階級同樣的角色，那麼區別在哪裡呢？從這個角度看國有財產是否私有化是個無所謂的問題，因為都是「資本主義」！因此所謂的國家資本主義理論如果被今天的俄羅斯工人所接受，那麼在新生的資產階級面前就會徹底解除工人的武裝。光是這個事實就足以強調理論的極端重要性，理論遲早要在實踐中體現出來。
托洛茨基在《第四國際關於帝國主義大戰與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宣言》中明確的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
「當然，在一個落後國家裡，生產資料的國有化並不等於它一定會走上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但是，這可以給社會主義（即有計劃地發展生產力）奠定最主要的基礎條件。如果有人以生產資料的國有化不會給群眾創造福祉為借口，而拒絕生產資料的國有化的話，那就等於以房子沒有牆壁和天花板就住不了人為借口，而拒絕打下堅實的地基。凡是有階級覺悟的工人，都會明白這個道理：無論已經取得的勝利果實有多麼微不足道，如果不去保衛它們的話，徹底的解放也就無從談起。因此，保衛計劃經濟這一重大的革命成果，並阻止資本主義關係的復辟，是義不容辭的責任。不願守住舊陣地的人，是拿不下新陣地的。」（第四國際關於帝國主義大戰與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宣言 ）
注釋
[1]譯者注：這裡並不意味著在西方革命成功之前就不能夠采取一定的建設，但是這種建設在一個國境內，尤其是落後的國家內，終究會達到一定的極限。
[2]譯者注：《列寧全集》中文版將最後這句話翻譯為「其次，這個工人國家還帶有官僚主義的弊病。「然而列寧全集英文版則是指出「bureaucratic distortions「，因此應該被譯為」扭曲變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