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原文著於1949年，是當時格蘭特回應英國另一托派運動者托尼·克里夫（Tony Cliff）關於是否能將斯大林主義國家認定為「國家資本主義」的論戰之回應。本文所引用的克里夫著作段落也由本文譯者自譯。譯者：k2e4z7x9）
克里夫同志的題為《斯大林主義俄羅斯的本質》一書乍看之下給人一種博學和科學分析的印像。但是經過仔細研究後就會發現，其中沒有一章是包含一個完備的論點論題。他的方法，是在引文的基礎上進行一系列的拼湊類比，其基本缺陷表現在其結論並不是建立在其分析上的。從他的論文中無法得出斯大林主義俄羅斯是否仍然是一個進步的體制（盡管它有著種種畸形）這樣的結論，或者對克里夫來說，它現在是否承擔了與「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或法西斯主義相同的反動角色。這一缺陷由於沒有出現任何實際的結論而被尖銳地凸顯出來。革命黨應該保衛俄羅斯，還是要把持失敗主義的立場？克里夫對此的答案不是植根於分析中並從中流露出來的，而是在事後才能得出答案的。
盡管克里夫同志斷言斯大林主義官僚機構是一個新的階級，但在他的論文中卻沒有在任何地方真正分析或舉出證據來說明它為什麼和如何構成資產階級，而不是一種新的階級。
這不是偶然的，它源自於方法。從先入為主的國家資本主義觀念出發，一切都人為地融入了這個觀念。他沒有把馬克思主義大師們的理論方法運用到俄羅斯社會的運動和發展過程中去，而是在著作中搜腸刮肚地收集引文並企圖將其壓縮拼湊成一種理論。
克里夫沒有在文獻中的任何地方提出馬克思主義者分析社會制度的主要標准：新的社會形態是否導致生產力的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是以生產力的物質發展為歷史進步的動力的。從一種制度過渡到另一種的制度不是主觀上決定的，而是根植於生產本身的需要。上層建築正是在這個基礎上而且僅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國家、意識形態、藝術、科學。誠然，正如恩格斯所解釋的那樣，上層建築對生產有重要的次要影響，甚至在一定限度內也會發展出自己的獨立運動，但歸根結底生產的發展是決定性的。
雖然工業革命帶來恐怖，雖然非洲的黑人被奴役，雖然工廠裡有童工，雖然征服戰爭遍及全球，馬克思解釋了資本主義的歷史正當性，因為這是生產力發展的一個必要階段。馬克思指出，如果沒有奴隸制，不僅是古代的奴隸制，而且是資本主義早期發展時代的奴隸制，現代生產的發展就不可能。沒有這一點，共產主義的物質基礎就不可能準備好。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一書中這樣寫道：
「同機器、信用等等一樣，直接奴隸制是資產階級工業的基礎。沒有奴隸制就沒有棉花；沒有棉花現代工業就不可設想。奴隸制使殖民地具有價值，殖民地產生了世界貿易，世界貿易是大工業的必備條件。可見，奴隸制是一個極重要的經濟範疇。」
「沒有奴隸制，北美這個進步最快的國家就會變成宗法式的國家。如果從世界地圖上把北美劃掉，結果看到的是一片無政府狀態，現代貿易和現代文明十分衰落的情景。消滅奴隸制就等於從世界地圖上抹掉美洲［馬恩全集中文版譯者注：這對1847年說來是完全正確的。當時美國的對外貿易主要限於輸入移民和工業產品，輸出棉花和煙草，即南部奴隸勞動的產物。北部各州主要是為奴隸占有制各州生產谷物和肉類。直至北部開始生產供輸出用的谷物和肉類，並且成為工業國，而美洲棉花的壟斷又遇到印度、埃及、巴西等國的激烈競爭的時候，奴隸制才有可能廢除。而且當時，奴隸制的廢除曾引起南部的破產，因為南部還沒有以印度和中國隱蔽的苦力奴隸制代替公開的黑人奴隸制。——弗·恩·（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當然，馬克思對恐怖的奴隸制和工業革命的態度是眾所周知的。如果說因為他寫了上述內容就認為他贊成奴隸制和童工，那是對馬克思立場的嚴重歪曲。同理，今天的馬克思主義者也不能反駁：支持蘇聯的國有制是等同於為斯大林政權的奴隸營和其他罪行辯護。
馬克思在普法戰爭中對俾斯麥[1]（Bismarck）的支持也是出於類似的考慮。盡管俾斯麥的「鐵血」政策及其政權的反動性，但由於德國的國家統一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馬克思對普魯士和法國的戰爭給予了批判性的支持。其基本標准是生產力的發展，從長遠來看，其他一切都源於此。
對俄羅斯社會的任何分析都必須從這個基礎出發。一旦克里夫承認雖然資本主義在世界範圍內正在衰落和腐朽，但俄羅斯在發展生產力方面仍然保持著進步的作用，那麼從邏輯上講，他將不得不說國家資本主義是社會的下一個前進階段，或者至少是落後國家的下一個前進階段。矛盾的是，俄國資產階級並沒有能力完成西方資產階級所完成的任務，因而發生了無產階級革命。
如果我們認為在俄羅斯的體制是（由無產階級革命帶來的）國家資本主義，那麼很明顯，我們過去幾十年來賴以生存的資本主義危機並不是無法解決的，而是純粹是資本主義新更高階段的誕生陣痛。克里夫自己從馬克思那裡引用了一句話：任何社會在它的一切可能性都用盡之前都不會從舞台上消失。但是這如果表明如果他的論點是正確的，那麼一個新的時代，亦即國家資本主義的時代，就會在我們面前開啟。這將粉碎列寧主義-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整個理論基礎。克里夫在沒有解釋為什麼的情況下說，如果我們堅持俄國革命腐化的理論，我們就必須放棄不斷革命的理論。然而他卻沒有看到要接受國家資本主義的理論就必須放棄不斷革命的理論，因為這個理論的基礎是資本主義已經在世界範圍內筋疲力盡，甚至無法在落後國家執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因為在東歐，「國家資本主義者」會在土地上執行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等。克里夫繞開了土地革命這個問題，可是托洛茨基認為在落後國家只有無產階級才能進行土地革命。如果斯大林主義的「國家資本主義」政黨能夠完成這一任務，那麼不僅不斷革命的理論要被拋出窗外，而且新的國家資本主義在歷史意義上的可行性也是清楚的。
如果克里夫同志的論點是正確的，即今天的俄羅斯存在著國家資本主義，那麼他就不能回避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國家資本主義自俄國革命開始就已經存在，而革命本身的功能就是引進這種國家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因為盡管他曲折其所能地把1928年以前的俄羅斯社會的經濟基礎和其後的經濟基礎劃清界限，但實際上，俄羅斯社會的經濟基礎卻並沒有改變。
引文的錯誤使用
克里夫同志力圖證明托洛茨基正在轉向官僚機構是一個新的統治階級這一立場。為此他引用了《斯大林評傳》以及卡爾·馬克思的《活著的思想》書中的語錄。
克里夫寫道：
「在對作為統治階級的官僚機構進行新的評價的方向上，托洛茨基的最後一本書《斯大林》中有明確的表述。他寫道：
『熱月政變的本質過去是、現在是，也不能不是社會性的。它代表著一個新的特權階層的形成，一個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新基礎的產生。覬覦這一身份的有兩種人：小資產階級和官僚機構本身。它們在〔打垮〕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抵抗的〔鬥爭〕中並肩作戰。這一任務完成後，在它們之間爆發了殘酷的鬥爭。官僚機構由於它的孤立和脫離無產階級而感到害怕了。它單憑自己的力量不能夠粉碎在新經濟政策的基礎上發展壯大和繼續發展壯大起來的富農和小資產階級；它需要無產階級的幫助。因此，它集中力量，把為奪取剩餘產品和權力而對小資產階級進行的鬥爭，表現為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復辟的鬥爭。』」（《斯大林主義俄羅斯的性質》，托尼·克里夫，1948年6月，第10頁）
對此，克里夫評論道：
「托洛茨基說，官僚主義雖然假裝反對資本主義復辟，但實際上只是利用無產階級粉碎富農以『實現新的特權階層的具體化，為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創造一個新的基礎』。他說，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角色的一個假想者是官僚機構。當我們把這種分析與官僚機構和富農之間的鬥爭與托洛茨基對階級鬥爭的定義聯系起來時，這種表述就得到了極大的強調。他說：『階級鬥爭無非是爭奪剩餘產品的鬥爭。誰擁有剩餘產品，誰就是形勢的主人——擁有財富，擁有國家，擁有教會、法院、科學和藝術的鑰匙』。」（克里夫，第10頁）
克里夫總結道：
「根據托洛茨基最後的結論，官僚機構和富農之間的鬥爭是『......爭取剩餘產品』的鬥爭。」
為了說明克里夫同志是如何構建並闡述他的論點的，讓我們結合上下文來考察這些引文，我們會發現最後得出的結論與他的論點恰恰相反：
「富農同小工業家一起，力圖完全恢復資本主義，因此對爭奪國家勞動的剩餘產品展開了不可調和的鬥爭。在最近的將來，由誰來處理剩餘產品——由新資產階級呢還是由蘇維埃官僚主義？——這成了下一個問題。誰處理剩餘產品，誰就取得了國家權力。正是這一點造成了小資產階級（它幫助了官僚打垮勞動群眾及其發言人左翼反對派的抵抗）和熱月官僚主義本身（它幫助小資產階級騎在農民群眾的頭上）之間的鬥爭。這是爭奪權力和爭奪收入的直接的鬥爭。
顯然，官僚主義擊敗無產階級的先鋒，擺脫國際革命的影響，和使不平等的哲學合法化，並不是為了向資產階級投降，變成後者的僕從，而最後被拖離國家錢袋。」（斯大林評傳，托洛茨基，哈珀，倫敦1941年，我們的強調）。
克里夫把這兩段引文並列起來，並從中引出托洛茨基正在改變對官僚機構階級性質看法的立場，這種自相矛盾的看法從而使得托洛茨基顯得很愚蠢。幾頁後，托洛茨基解釋了他的想法。他表明了資本主義無處不在的腐朽的有機趨勢，只是在這個基礎上的俄羅斯國有化生產力才得以維持。在過去50年中，世界範圍內經濟的總體趨勢是生產力國家化。資本家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也被迫「承認生產力是社會力量」（恩格斯）。事實上，這正是解釋俄羅斯為什麼能在戰爭中幸存下來的關鍵所在。克里夫文件中所表達的運動的迷失方向主要是沒有意識到這種傾向的含義。托洛茨基在《斯大林評傳》一書中提出了官僚制繼續統治幾十年的理論可能性。
在克里夫給出引文之後的幾頁，托洛茨基說：
「當進步的社會成就開始喪失時，反革命開始了。這種進步的社會成就的喪失似乎是沒有止境的。然而，革命成就的某些部分始終被保持下來了。這樣，盡管官僚機構進行了可怕的歪曲，蘇聯的階級基礎仍然是無產階級的。可是，讓我們記著，這一喪失的過程還沒有終結。歐洲和全世界今後幾十年的前途還未確定。俄國的『熱月政變』無疑已經為資產階級的統治開辟了個新紀元，如果這種統治在全世界還沒有證明為過時的話，無論如何反對平等和建立極其深刻的社會分化的鬥爭，截至目前為止還沒能消滅革命的基本社會主義成果——群眾的社會主義覺悟以及生產資料和土地的國有化。雖然官僚機構損傷了這些成就，但它還不敢恢復生產資料的私有制。」（斯大林評傳，托洛茨基）
我們認為了這充分說明克里夫斷章取義地引用了托洛茨基的《斯大林評傳》中的話，並從中讀出了一些不存在的東西。托洛茨基在他的最後一部著作中，正如同在所有其他關於俄羅斯問題的著作中一樣，對蘇聯的描述中有一個始終如一的主題，從他的任何著作中都不可能得出他在改變自己的基本立場的結論。
同一階級的兩個階層之間會有鬥爭嗎？比較法國大革命和俄國革命
要理解俄國革命，我們可以拿法國大革命作類比。雖然法國大革命的經濟基礎明顯不同，但其相似性和進程卻令人震驚。眾所周知，資產階級的統治是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中開始的。馬克思解釋了革命雅各賓派的進步統治：這種無褲漢的革命專政比資產階級政權走得更遠。正因為如此，他們清掃了一切封建垃圾，並在幾個月內就完成了資產階級需要幾十年才能完成的事情。這之後又發生了熱月政變和波拿巴反革命運動。
凡是把波拿巴主義反革命與革命——至少在其上層建築上——進行比較的人都會發現，俄國的列寧和托洛茨基政權與過去幾年的斯大林政權之間有著巨大的差別。對膚淺的觀察家來說，這兩個政權之間的差別是根本性的。事實上就上層建築而言這兩者的差別是顯而易見的，拿破崙重新引進了許多類似於封建制度的秩序、裝飾和等級命令、勛章和軍銜，他恢復了教會，甚至他自己也加冕為皇帝。然而盡管發生了這場反革命，但很明顯它與舊政權沒有任何共同之處。它是在革命本身所引入的新的財產形式的基礎上進行的反革命，資產階級形式的財產或財產關係仍然是經濟的基礎。
當我們進一步研究法國的歷史時，我們會看到在階級鬥爭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各種政府形式和上層建築。拿破崙戰敗後君主制的恢復、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那裡的階級鬥爭是什麼？收入有不同的分配，但是經濟在這些革命之後仍然是資產階級性質的。
隨後的法國歷史見證了路易·波拿巴的獨裁統治，資產階級民主和共和國的復興以及最近的貝當（Petain）政權。在所有這些政權下，各統治階級之間和統治階級本身的不同階層之間在國民收入的分配上都存在著差異。然而我們卻把所有這些政權都稱為資產階級政權，為什麼？這只能是因為其社會財產的形式。
克里夫很好地解釋了蘇聯的落後和革命的孤立，但是為什麼類似的過程就不會發生在蘇聯呢？事實上，它確實發生了。我們再來看看托洛茨基的《斯大林評傳》一書。老托說得很清楚。在引文中，托洛茨基表明了熱月反動的內涵不但是社會性的，而且是爭取剩餘產品的鬥爭。他接著解釋了這是什麼意思，讓我們繼續回到克里夫停止的地方：
「這裡，它不再同法國的熱月政變有相同之處了。蘇聯的新的社會基礎變得至高無上了。保衛生產手段和土地的國有化，是官僚機構的生死攸關的法則，因為這些是它的統治地位的社會根基。這就是它要進行反對富農的鬥爭的原因。官僚機構只有在無產階級的支持下才能進行這一鬥爭，並把它進行到底。新反對派代表們大批投降這一事實，是它已經取得這種支持的最好的證據。
反對富農、反對右翼、反對機會主義——那一時期的官方口號——在工人們和許多左翼反對派的代表們聽來，好像是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復活。當時，我們警告他們說：問題不僅僅在於正在做的是什麼事，還在於誰在做這些事。在蘇維埃民主的條件下，即勞動者自己統治的條件下，反對富農的鬥爭本來不應采取那樣震動的、驚擾的和野蠻的方式，本來可以在工業化的基礎上導致群眾的經濟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但官僚機構反對富農的鬥爭，是踩在勞動者背上進行的以一對一的決鬥。因為角鬥的雙方沒一方相信群眾，因為它們都怕群眾，所以鬥爭有著極其令人震驚的血腥性質。由於無產階級的支持，鬥爭才以官僚機構的勝利而告終。可是，無產階級在這個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比重並沒有因此而增加。」（斯大林評傳，我們的強調）
當托洛茨基在這裡談到「為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創造一個新的基礎」時，他顯然指的是通過財產形式占統治地位的無產階級。克里夫說：「他說，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角色的一個假想者是官僚機構。...這種表述就得到了極大的強調。」在這裡我們看到了在先入為主觀念的基礎上進行工作的方法和試圖有選擇性的挑選符合這些觀念的引語的危險性。
在同一章中，托洛茨基展示了與法國大革命的異同，以及為什麼法國的反動與俄羅斯的反動采取的形式不同：
「官僚機構的特權則有其不同的根源。官僚機構把國民收入中它能夠或靠使用暴力、或靠運用權勢、或借直接干預經濟關係而搜取的那一部分據為己有。在有關國家剩餘產品的問題上，官僚機構和小資產階級很快地從盟友變成了敵人，對剩餘產品的控制開辟了官僚機構取得政權的道路。」（斯大林評傳，第40頁）
托洛茨基的主旨是非常明確的。爭取剩餘產品的鬥爭不僅可以在不同階級之間進行，而且可以在代表同一階級的不同群體之間進行。
價值規律是否在俄羅斯經濟中運行？
克里夫的文件中關於價值規律的整個部分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是不健全、不合理的。他以最復雜和奇特的方式論證了價值規律在俄羅斯經濟內部並不適用，而只適用於它同世界資本主義的關係。他認為價值規律的基礎不是在俄羅斯社會中，而是在世界資本主義環境中：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從世界經濟的影響中抽像出來的俄羅斯內部關係有什麼重要性 。
這種抽像化解決了一個根本問題：價值規律活動的根源不在於俄羅斯經濟本身的內部關係。換句話說，它使我們如此接近於解決俄羅斯經濟是否從屬於價值規律的問題，因為它向我們指出了不要在哪裡尋找價值規律的源頭。」（《斯大林主義俄羅斯的本質》，第98頁。強調為原文）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價值規律是在交換中體現表現出來的。這適用於所有形式的社會，例如原始共產主義的解體方式就是通過不同原始社會之間的交換和易貨貿易來實現的，這就導致了私有財產的發展。同樣的在奴隸社會中，奴隸的產品在交換時成為商品。通過這種發展，「商品中的商品」出現了：貨幣。正是這樣，產品奴役了生產者，最後貨幣經濟造成的矛盾導致了舊奴隸社會的毀滅。在封建制度下，自給自足的領主和男爵在「自然經濟」中生產的剩餘物的交換成為商品，實際上是通過商人資本的興起而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起點。
因此，如果價值規律只是在俄羅斯同外界的交換中才表現出，那只意味著俄羅斯的盈余是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進行交換的。這將對國內經濟產生什麼樣的後果，是一個必須解決的不同問題。
但是與俄羅斯的生產總量相比，蘇聯在世界市場上的參與程度很小，克里夫不可避免地意識到這一點的弱點。因此令人驚奇的是，克里夫發現價值規律不是在交換中表現出來的，而是在競爭中表現出來的。如果他認為這是按照古典資本主義路線的世界市場競爭，這也不至於那麼糟糕。但他不能這樣論證，因為這與事實不符。於是他引入了一個新的概念：在軍備生產中找到了他的「競爭」和他的「價值規律」！
世界資本主義的壓力迫使俄羅斯一方面將巨大比例部分的國民收入投入到軍備生產和國防上，另一方面又將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基本建設按國民收入的比例投入到國防的需要上。克里夫在這裡找到了他的價值規律，價值規律表現在兩種社會制度的軍備競賽中！這只能說是對沙赫特曼（Max Shachtman）的官僚集體主義理論的一種讓步，如果這個理論是正確的，那麼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未曾預見過的全新的經濟理論就會適用了。
在此，我們要再次指出亂用引文和混搭思想觀點來合成「論文」的危險性。實際上這個文件並不是一個國家資本主義的文件，它是官僚集體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結合的產物。如果說克里夫的這一節文件有什麼意義的話，那就是它直接通向了沙赫特曼的官僚集體主義論的道路。
這一觀點部分借用了希法亭（Hilferding）[2]的觀點，他一直認為在俄羅斯和納粹德國，價值規律並不適用，這些都是全新的社會形態。這也是基於對布哈林的《世界經濟與帝國主義》中某些段落的誤解，布哈林在那裡以「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與金融資本的有機結合——為基礎進行論證，並在其中與列寧一起出色地預言了後來在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中實現的專制形式。不是生產資料的國家所有權，而是金融資本與國家的融合。事實上，布哈林選擇的經典例子之一，正是美國。
關於軍備的爭論帶有的是某種神秘色彩，而非經濟歸納。即使我們承認它是正確的，它充其量也只能解釋俄羅斯為什麼要生產軍備，而不能解釋軍備是如何生產的或在什麼經濟基礎上生產的。即使俄羅斯是一個健康的工人國家，在帝國主義的包圍中也絕對有必要生產軍備，並與敵對資本主義制度的軍備技術和生產競爭。但是這種關於軍備的爭論是完全錯誤的，俄羅斯的大部分生產不是軍備而是生產資料。這又可以解釋為什麼官僚機構企圖以瘋狂的速度積累生產資料，但它卻不能解釋經濟生產制度體系本身。在一個健康的工人國家裡，由於社會原因（對其他土地上的工人采取國際主義和革命政策），軍備的積累可能確實會少一些，但它還是會在世界帝國主義的壓力下發生。
生產資料發展速度的快慢不一定能告訴我們生產這些資料的方法。克里夫說官僚機構是在世界帝國主義的壓力下發展生產資料的。很好，但這一切又告訴我們為什麼速度如此之快。從古典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來看，克里夫的論點純粹是一種逃避。它只是提出了必須證明的東西。
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指出，斯大林主義官僚活動及其關注的全部進步內容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和保衛國家，這不是沒有道理的。
我們已經看到，如果價值規律只適用於資本主義在世界經濟中的存在，那麼它就只適用於那些在世界市場上交換的產品。但是克里夫針對俄羅斯經濟提出了兩個相矛盾的論點。一方面他說：
「這並不意味著俄羅斯的價格制度是任意的，取決於官僚機構的心血來潮。這裡的價格基礎也是生產成本。如果要把價格作為官僚機構指導整個生產的傳動帶，那麼價格就必須符合它的目的並盡可能地反映真正的成本，即不同產品所吸收的社會必要勞動力......」（《斯大林主義俄羅斯的本質》，第94頁，我們的強調）
兩頁之後，克里夫描述了他打算證明的核心觀點：
「在俄羅斯內部的經濟關係中，人們找不到經濟活動的自主性，即價值規律的源泉之運作。」（《斯大林主義俄羅斯的本質》，第96頁，強調是原文）。
在第一段引文中，克里夫恰恰準確的說明了價值規律在俄羅斯社會內部表現出來的方式。即使從世界市場中抽像出來，撇開它無疑具有的相互作用——當克里夫說「真正的成本，即被不同產品所吸收的社會必要勞動」必須反映真正的價格時，他是在說，同樣的規律在俄羅斯社會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也適用。所不同的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它是盲目地按市場規律表現出來的，而在俄羅斯，自覺的活動則起著重要作用。在這方面，第二段引文粉碎性地駁斥了克里夫的論點，即在這些給定條件下，俄羅斯存在的是資本主義，因為價值規律不是盲目地運作，而是有意識地加以利用。正如他所說，在資本主義社會價值規律是通過「經濟活動的自主性」表現出來的，即是市場占主導地位。第一段引文清楚地表明市場——這才是重點——是在給定的範圍內被有意識地控制的，因此它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所理解的資本主義。
此前克里夫曾說過，價值規律在俄羅斯沒有運行。在這裡他恰恰說明了它是如何運作的：不是按照古典資本主義的路線，而是按照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過渡社會的路線。
因此，我們看到克里夫宣稱俄羅斯是資本主義社會——然而他卻在俄羅斯之外找到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規律的源頭。正如恩格斯所解釋的那樣，現在在任何資本主義社會中，儲備基金都掌握在資產階級手中：
「或者：如果這個生產基金和後備基金確實在資本家階級的手中，如果這種基金確實是由利潤的積累而產生的（在這裡，我們暫時把地租撇開），那末這種基金必然是由工人階級向資本家階級提供的勞動產品超過資本家階級向工人階級支付的工資總數而積累起來的剩餘組成的。但是這樣一來，價值就不是由工資決定，而是由勞動量決定的；這樣，工人階級以勞動產品的形式向資本家階級提供的價值量，就比他們以工資的形式從資本家階級那裡所得到的價值量大；這就表明，資本的利潤像占有他人的無償勞動產品的其他一切形式一樣，只不過是馬克思所發現的剩餘價值的組成部分。」（《反杜林論》，進步出版社，莫斯科1969年）
這表明哪裡有雇佣勞動，哪裡就有資本積累，價值規律就必須適用，不管它以多麼復雜的形式表現出來。恩格斯在回答杜林[3]的「五種價值」和「生產的自然成本」時進一步解釋說，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是在論述商品的價值，在《資本論》論述價值的全部部分中，甚至沒有絲毫跡像表明馬克思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認為商品的價值論適用於其他社會形式。在這個意義上，在過渡社會也是很明顯：價值本身不過是社會必要勞動在對像中物化的表現。這裡只需要問一句：是由什麼決定了俄羅斯生產的機器、消費品等的價值？是任意決定的嗎？是由什麼決定了官僚機構的計算的？他們用什麼來衡量價格？工資是由什麼決定的？工資是對勞動力的支付嗎？是什麼決定了「貨幣」？企業的利潤是由什麼決定的？是否有資本？是否取消了勞動分工？
克里夫對這些問題給出了兩個相互矛盾的答案。一方面他同意俄羅斯社會的一切計算和運動都是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發展的。另一方面他認為價值規律只是作為來自外部世界的壓力的結果而運行，盡管他沒有認真解釋如何運行。
貨幣在俄羅斯的作用
令人驚訝的是，克里夫本人指出官僚機構沒有也不能任意決定價格，它沒有也不可能任意決定流通中的貨幣量。在每一個貨幣（讓我們記住，它是「商品中的商品」）發揮作用的社會，恩格斯在處理這個問題時曾中肯地問過杜林：
「如果利劍（作者注：不管是誰揮舞著它——官僚、資本家或政府）具有杜林先生所賦予的經濟魔力，那末，為什麼沒有一個政府能夠長期地強使壞貨幣具有好貨幣的『分配價值』，或者強使紙幣具有黃金的『分配價值』呢？」（《反杜林論》）。
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托洛茨基非常清楚地解釋了這個問題。他指出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的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過渡社會，資本主義所特有的經濟範疇仍然存在。關鍵就在於：規律依然存在，但被修改了。資本主義的一些規律適用，一些規律被廢除。例如托洛茨基認為：
「貨幣的作用在蘇維埃經濟中，不但沒有完結，並且如我們上面所說的，它還要有長期的發展。在從資本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這個過渡期當中，就全體說來，商業不但不會縮小，反之還會非常的擴大。工業的一切部門，都在改觀並且在生長。新的部門還在繼續興起，一切部門都必然會相互發生關係，數量上如此，質量上亦然。自足的農民經濟之被消滅，閉關的家庭生活之被消除，其意義即等於把以前在農民院子裡或農民私人住屋裡所消耗的勞動力，轉移到社會交換當中來，實際上就是移轉到貨幣流通的範圍裡來。一切的生產物和勞務，這時才第一次能夠彼此互相交換。」（《被背叛的革命》，紐約，1972年，我們的強調）
解開這個謎的關鍵是什麼？它只能在我們這裡有一個過渡性社會的事實中找到。國家現在只能在價值規律的範圍內進行調節，但不能任意調節。任何企圖違反和超越生產力自身發展所規定的嚴格界限的行為都會立即導致生產對生產者的支配權的重新確立。這就是斯大林在俄羅斯經濟遭遇通貨膨脹危機被完全扭曲和打亂計劃時，不得不發現的價格和貨幣的關係。價值規律不是被廢除了，而是被修改了。這就是托洛茨基所說的意思：
「生產資料和信用工具的收歸國有，國內商業之合作社化和由國家經營，對外貿易的壟斷，農業的集體化，遺產法的制定，這些都是對個人貯積金錢加以嚴格限制的方法，也是阻止貨幣轉變為私人資本（高利貸的，商業的與工業的資本）的方法。雖然貨幣的這些作用當初是與剝削相聯系看的，可是在無產階級革命初期，這些作用取消不了，不過是以一種修改了的形式轉到國家之手而已，這時國家變成了總商人、總銀行家與總工業家。同時，貨幣更基本的作用，如當作價值的尺度，交換的工具和支付的手段等，不僅仍然保留，而且比起在資本主義之下，其活動範圍還更擴大了。」（《被背叛的革命》，原文的重點）
我們只要用這種方式提出這個問題就可以看到，經濟分析必須使人得出這樣的結論：在俄國，我們看到的是一個過渡社會，一些社會主義特有的規律在這裡適用，一些資本主義特有的規律也適用。畢竟這是過渡的意義所在。
雖然克里夫沒有認識到這一點，但事實上他也承認這一點，因為當他說官僚機構可以有意識地調節（雖然是在一定範圍內）投資率、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之間的比例、消費物品的價格等時，他是在證明資本主義的某些基本規律是不適用的。
在俄羅斯是否存在著貨幣轉化為資本的現像？托洛茨基在反對斯大林的辯論中回答了這一問題，他指出投資是在計劃的基礎上進行的，但不管怎樣 ，被用來投資的東西是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在這裡，托洛茨基揭穿了斯大林認為國家可以在不考慮經濟的實際情況下來進行決策和調節的觀點之基本謬誤。我們更要補充：斯大林從來沒有否認俄羅斯有商品生產。
盡管俄羅斯只有一個「雇主」，但是國家還是購買了勞動力。誠然，由於充分就業通常會使商品勞動力的賣方處於有利地位，國家對勞動力的自由買賣實行了各種限制，就像在法西斯主義下的充分就業時期一樣。或者即使是在存在同樣情況的工黨英國，雇主們也通過規章制度和手段讓國家進行干預，以抵消這種情況對出售勞動力所產生的優勢。但是只有用抽像論證的人，才會認為這否定了勞動力的理論。
誠然，在古典資本主義經濟中，勞動力是可以自由買賣的。但是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中，有整整一節的篇幅專門用來說明在英國由於黑死病使人口減少，無產階級處於要求提高工資的有利地位之後，統治階級對新生的無產階級實行了殘酷的法律。這是否意味著馬克思的基本規律不適用呢？恰恰相反，馬克思所面對的是一個從來沒有存在過的「純粹的」資本主義，他從這個資本主義中提取了基本規律。這個或那個要素的扭曲不會改變基本規律，這就是為什麼盡管有許多扭曲之處的納粹德國，從根本上說仍然是一種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因為經濟是以私有財產為基礎的生產為主導的。
只要比較一下西伯利亞的奴隸勞動者和俄羅斯城市的無產階級就可以看出兩者的區別。一個是以奴隸勞動為基礎的奴隸，另一個是工資奴隸。一個是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另一個自己純粹是勞動工具。這就是根本的區別。
國家使用的「貨幣」必然與資本主義社會的貨幣有著相同的基礎，這絕非偶然。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釋的那樣，在俄羅斯（或者在任何轉型經濟中——甚至是理想的工人國家）唯一真正的貨幣必須以黃金為基礎。俄羅斯最近的盧布貶值本身就驚人地證實了這樣一個事實：貨幣流通規律，從而商品流通規律，在俄羅斯仍然有效。在轉型經濟中，貨幣、價值、剩餘價值等經濟範疇必然在新社會中作為舊社會的要素繼續存在。
克里夫認為，「國家收入的最重要來源是週轉稅，這是一種間接稅」。他介紹了一些有趣的材料，說明了週轉稅給群眾帶來的巨大負擔。
然而他所提到的與剝削群眾有關的週轉稅以間接的方式證明了價值規律在俄羅斯社會的適用。克里夫向我們展示了俄羅斯是如何征收營業稅的，但是他沒有看到這個稅必須以什麼為基礎。無論國家通過征收附加稅來增加多少價格，價格都必須以某種東西為基礎：除了產品的價值、產品中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還能是什麼？
恩格斯嘲笑杜林用劍征稅的做法，從中發展出盈余。他說：
「——或者所謂的附加稅表現為一個真實的價值額，即由勞動的、創造價值的階級所生產，但被壟斷者階級所占有的價值額，這時，這個價值額就只由無償勞動組成；盡管有手持利劍的人，盡管有所謂的附加稅和所稱的分配價值，我們在這種情況下還是回到了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 （《反杜林論》）
俄羅斯的週轉稅和其他官僚機構的操縱絲毫沒有使價值規律失效。價值規律的實質是什麼？就是產品的價值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平均量決定的。這必須是出發點，它必然通過交換表現出來。馬克思在他的《資本論》第一卷中用了很大的篇幅來解釋商品形態的歷史發展，從野蠻人之間偶然的交換到其過渡直到我們到達卓越的商品生產、資本主義生產。
即使在古典資本主義經濟中，價值規律也不會直接顯現出來。眾所周知，商品是以高於或低於其價值的價格出售的。只有在偶然的情況下，商品才會按其實際價值出售。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馬克思解釋了商品的生產價格。也就是說，資本家只得到他的商品的生產成本加上平均利潤率。因此有些資本家的報酬會低於實際利率，有些資本家的報酬則高於實際利率。由於不同資本的有機構成不同，價值規律只有在這種復雜的情況下才會顯現出來。當然這是通過競爭來實現的，壟斷只是價值規律在社會中的一種更復雜的發展。由於一些壟斷企業占有控制地位，它們可以勒索出高於商品價值的價格，但只能通過低於商品價值的其他商品進行銷售，社會創造的總價值仍然是一樣的。
1928年以前有剩餘價值嗎？克里夫的武斷分割
在這一點上克里夫也是完全不一致的。沙赫特曼竭力否認俄羅斯是一個資本主義規律以及未來社會的規律同時運作的過渡社會時，至少他論證觀點是連貫的。他說，價值規律不發生作用，因此從價值規律流出的一切規律都不發生作用。生產的不是剩餘價值，而是剩餘產品，工人出售的不是勞動能力，因為他們是奴隸等等。但是克里夫承認，商品生產繼續進行，勞動力和剩餘價值仍然存在。但是一旦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這些範疇對俄羅斯社會有效，那麼顯然價值規律就必須在瑞羅斯社會內部運行，否則整個立場就會變得毫無意義。
整個矛盾是社會內部本身的矛盾，而不是強加於人的矛盾的事實，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的根本部分。如果抽像地考慮這個問題，就會發現這是一個矛盾的現像：資本主義的廢除卻又是階級的延續。無產階級並沒有消失。它自己上升到統治階級的地位，消滅了資產階級，工人階級依然存在。因此以剩餘價值形式的剩餘產品就產生了。今天的情況和列寧、托洛茨基時期一樣。我們只需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當俄羅斯還是工人國家時（盡管那時還存在著官僚機構的畸形現像），生產的剩餘價值是什麼？1928年以前的剩餘產品神秘地變成1928年以後的剩餘價值的過程是什麼？這個奇怪的無法解釋的過程是什麼呢？我們想在這裡提出這樣的問題。1928年之前俄羅斯境外資本主義的存在是否對俄羅斯的經濟產生了類似的影響？當然是有的，事實上影響要大得多，因為俄羅斯經濟的疲軟，為什麼當時俄羅斯沒有資本主義？
或者進一步說：撇開1917年到1923年這段時期不談——1923年到1928年，斯大林主義官僚體制鞏固自己地位時期的情況是怎樣的？當時國家經濟中實際存在的個別資本主義因素比今天多得多。從經濟角度看，世界資本主義的壓力無疑要大得多。僅僅提出這個問題，就展示了克里夫方法是多麼的武斷。
官僚機構濫用權力以及合法和非法的消費剩餘價值，即使在官僚控制的早期階段也必然發生。克里夫同志不得不構造一個與現實毫無關係的僵硬藍圖，以便區分兩個時期：官僚機構代表一個腐化的墮落工人國家的時期和官僚機構成為資產階級的時期。按照克里夫的說法，區別在哪裡呢？雖然看起來不可思議，但官僚機構確實賺取了收入，而且直到1928年以後他們才消耗了剩餘價值，克里夫寫道：
「我們所掌握的統計資料確鑿地表明，雖然官僚機構在五年計劃之前的時期享有特權地位，但無論如何不能說它從他人的勞動中獲得了剩餘價值。同樣可以肯定地說隨著五年計劃的實施，官僚機構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剩餘價值構成的。」（《斯大林主義俄羅斯的本質》，第45頁）
這與托洛茨基以及當時其他馬克思主義者對這個問題的分析相左。首先，即使在最理想的工人國家裡，在過渡時期也會不可避免地出現專家和官僚對剩餘價值的一定消耗。否則我們就會立即實行共產主義，而不會出現任何不平等現像，也不會繼續存在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在這裡只需要提到左派反對派在這個問題上的情況，早在1927年，左派反對派就對官僚機器消耗了巨大的剩餘價值部分發表了評論。他們抗議說，「那膨脹的和享特權的行政機關侵吞了很大部份的剩餘價值」。
很明顯，從1920年起，官僚機構就合法和非法地消耗了很大一部分剩餘價值。正如馬克思在任何情況下所解釋的那樣，在過渡時期的工人國家中，剩餘價值將被用於迅速建立工業，從而為最迅速地過渡到平等然後是徹底的共產主義準備道路。
列寧在1920年和1921年，當他強調布爾什維克被迫退一步，當他們按照資產階級的標准和舊的「資產階級的方式」付給專家報酬時，他還說了什麼？
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經濟學
所有試圖修正托洛茨基對俄羅斯態度的傾向種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總是抽像地處理這個問題，而從來沒有具體地與實際結合的解釋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過渡社會的規律以及這種社會將如何運作。這不是偶然的，如果他們對事情做了具體的觀察，他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俄羅斯的經濟體制與列寧統治下的經濟體制基本上是一樣的，不可能有別的情況。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是在封建主義下通過商品生產的發展而開始的，其根源在於獨立的手工業者和商人作用。當它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就有了具有封建上層建築的資本主義關係，這些關係被革命所打破，資本主義生產中潛藏的可能性就有了不受封建限制的自由成果的可能性。
革命（資本主義和無產階級）的全部實質包括：舊的關係和舊的形式不符合新的成熟的生產方法或生產方式。為了擺脫這些限制，生產力必須在不同的基礎上組織起來，而整個人類歷史和歷史運動就是由這種對立在不同社會不同階段的發展構成的。
但是，資產階級革命並不能立即一舉消滅封建主義。強大的封建因素仍然存在，直到今天，即使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封建主義的殘余仍然存在。
很多時候，我們可以觀察某些社會從上層建築的意義上是封建生產方式，盡管資本主義的基礎是在下層發展起來的。甚至可以說封建生產方式從一開始就可以隱約看出資本主義的萌芽和資本主義發展的可能性。
這種「國家資本主義」理論及其有關過渡時期的抽像理論的根本錯誤，在於沒有區分生產方式和占有方式。在每一個階級社會中都有剝削和對被剝削階級利用的剩餘，但這本身並不能說明生產方式的問題。
例如，資本主義下的生產方式是與個人占有形式相矛盾的社會方式。正如恩格斯所解釋的：
「集中於資本家手中的生產資料和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以外一無所有的生產者徹底分裂了。（作者注：讀作個人或私人，恩格斯已經解釋過了）社會化生產和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表現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立。」（《反杜林論》）
也正如列寧所指出的那樣，在不同國家的不同時期，甚至在同一國家的不同時期，過渡時期的經濟也會有很大的不同，它也有一種社會生產方式，但是是國家占有，而不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個人占有。這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相結合的形式。
在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制度下，產品完全支配著生產者。這源於占有形式以及占有形式與生產方式之間的矛盾，這兩個因素都源於生產資料的私有制。一旦國家所有制取而代之，無論由此產生的制度是什麼，它都不可能是資本主義，因為這個基本矛盾將被取消。私人占有的社會生產無政府性質消失了。
在社會主義下也會有社會生產方式，但也會有社會分配方式。生產和分配將首次實現和諧。
因此僅僅指出今天俄羅斯的資本主義特征（雇佣勞動、商品生產、官僚機構消耗了大量的剩餘價值），還不足以告訴我們社會制度的性質。在這裡也必須有一個全面的觀點，只有從社會關係的整體出發才能理解蘇聯的社會關係。從革命一開始，各宗派學院就由於沒有進行這樣的分析而產生了最站不住腳的思想，列寧對這個問題作了這樣的總結：
「那麼過渡這個詞到底是什麼意思呢？它用在經濟上是不是說，在這個制度內既有資本主義的也有社會主義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呢？誰都承認是這樣的，但並不是所有承認這點的人都考慮到：俄國現有各種社會經濟結構成分究竟是怎樣的。問題的全部關鍵就在這裡。」（《論「左派」幼稚性和小資產階級性》）
僅僅抽像事物的片面必然會導致錯誤。俄羅斯現像令人費解的正是經濟的矛盾性，蘇聯的落後和孤立更加劇了這一點。這在斯大林主義極權中達到了頂點，導致資本主義最壞的特征凸顯出來——管理者與人的關係、計件制等等。克里夫同志沒有分析這些矛盾，而是盡可能地試圖把這些矛盾裝進資本主義生產「正常」規律的模式中去。
此外在資本主義下，生產力不僅有集中化的趨勢，甚至有實行國家化措施的趨勢，這種傾向也會導致錯誤的結論。為了證明俄羅斯的「國家資本主義」歸根結底和個人資本主義一樣，具有同樣的規律，克里夫引用了《反杜林論》中的一段話：
「它（克里夫注：即國家）愈是把更多的生產力據為己有，就愈是成為真正的總資本家，愈是剝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勞動者，無產者。資本關係並沒有被消滅，反而被推到了頂點。但是在頂點上是要發生變革的。生產力的國家所有不是衝突的解決，但是它包含著解決衝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決衝突的線索。」（《反杜林論》）
事實上恩格斯的論點恰恰相反。讓我們重新審視這段話，看看我們如何得出不同的結論：
「如果說，危機暴露出資產階級無能繼續駕馭現代生產力，那末，大的生產機構和交換機構向股份公司和國家財產的轉變就表明資產階級在這方面不是不可缺少的。資本家的全部社會職能現在由雇佣的職員來執行了。資本家拿紅利、剪息票、在各種資本家相互爭奪彼此的資本的交易所中進行投機，除此以外，再沒有任何其他的社會活動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起初排擠工人，現在卻在排擠資本家了，完全像對待工人那樣把他們趕到過剩人口中去，雖然暫時還沒有把他們趕到產業後備軍中去。
但是，無論轉化為股份公司，還是轉化為國家財產，都沒有消除生產力的資本屬性。在股份公司那裡，這一點是十分明顯的。而現代國家卻只是資產階級社會為了維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共同的外部條件使之不受工人和個別資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組織。現代國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產力據為己有，就愈是成為真正的總資本家，愈是剝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勞動者，無產者。資本關係並沒有被消滅，反而被推到了頂點。但是在頂點上是要發生變革的。生產力的國家所有不是衝突的解決，但是它包含著解決衝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決衝突的線索。」（《反杜林論》，我們的強調）
當然，上述觀點是明確的。現在生產力已經發展到資超越本主義關係的框架之外（也就是說，矛盾的萌芽現在已經發展成為社會制度的惡性疾病，通過危機反映出來），資本家就不得不把巨大的生產資料「社會化」——首先是通過股份公司，後來甚至把生產力的一部分「國家化」。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一書中尖銳地提出了這一觀點，指出壟斷的發展和勞動的社會化實際上是舊社會內部的新社會體制元素。
一旦生產力發展到這個階段，資本主義就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正因為如此，資產階級變得越來越多餘。他們從生產力量發展的必需品變成了「多餘的」、「寄生蟲」、「吃紅利」。在這一點上，他們以同樣的方式和同樣的理由變成了寄生蟲，就像封建領主一旦完成了他們的使命也變成了「寄生蟲」一樣。
這只是表明資本主義對社會革命的成熟。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寫道，信貸和股份公司已經表明生產力已經超越了私有制。恩格斯曾表明社會生產力甚至迫使資本家承認自己的性質是社會生產力而不是個人生產力。
無論在哪裡，只要資本主義國家受到約束被迫接管這個或那個經濟部門，生產力確實不會失去資本的特性。但問題的全部實質是，在經濟完全國有化的地方，數量變成了質量，資本主義變成了它的反面。
否則如何解釋恩格斯的說法：「但在這個極端，它（資本主義關係）就變成了它的對立面。生產力的國家所有制不是解決衝突的辦法，但它本身內部就包含著正式形式的手段，是解決衝突的關鍵」？
如果考慮到這是在前面引用的同一節中恩格斯定義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作為社會生產、個人占有）的那段話之後，如果我們接受克里夫的結論，就也必須斷定恩格斯是無可救藥地自相矛盾。但從上下文來看，恩格斯的意思很清楚。他解釋說，解決資本主義矛盾的辦法在於承認現代生產力的社會性質，使生產方式、占有方式和交換方式符合生產資料的社會性質。但他表明這種「承認」恰恰在於主張有意識的組織和計劃，以代替市場力量在個人所有制基礎上的盲目發揮。然而這不能一蹴而就，只有「逐步」才能充分伸張社會控制。這個過渡形式就是國有制。但是完全的國有制並不能立即廢除資本主義的所有特征，否則就會出現社會所有制，即立即實行社會主義。
但正如在社會的發展中，舊制度中存在著新制度。在過渡社會中，新制度中仍然存在著舊制度。完全國家化標志著資本的極限，資本主義關係被轉化為它的反面。在舊社會中成長起來的新社會因素現在占主導地位。
導致資本主義內部衝突的原因是法律的盲目表現。但一旦整個工業國有化，生產者就可以第一次有意識地進行控制和計劃。然而在最初階段，控制和計劃將在給定的限度內進行。這些限制取決於新的社會秩序接管時的技術水平。
社會不可能一夜之間從必然王國邁入自由王國。只有在生產力無限發展的基礎上才能實現最充分意義上的自由，到「物的管理」的階段。
在達到這樣一個階段之前，社會必須經過一個過渡期。但只要在私有制被廢除之後，控制和計劃第一次成為一種可能，那麼必然性的領域也第一次被拋棄了。但是，盡管現在有可能談論「自由」，但這只是在必要性已被有意識地承認的意義上。在這個階段（過渡時期）恩格斯指出：
「這種解決只能是在事實上承認現代生產力的社會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產、占有和交換的方式同生產資料的社會性相適應。而要實現這一點，只有由社會公開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經發展到除了社會管理不適於任何其他管理的生產力。現在，生產資料和產品的社會性反過來反對生產者本身，周期性地突破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並且只是作為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規律強制性地和破壞性地為自己開辟道路，而隨著社會對生產力的占有，這種社會性就將為生產者完全自覺地運用，並且從造成混亂和周期性崩潰的原因變為生產本身的最有力的杠杆。
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影響，那末，要使它們愈來愈服從我們的意志並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這就完全取決於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於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反杜林論》，我們的強調）
恩格斯引用黑格爾的話進一步總結了自由、必然和過渡時期的關係，如下：
「在他看來，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必然只是在它沒有被了解的時候才是盲目的。』」（《反杜林論》）
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觸及了過渡時期的矛盾特征。他們把它留給後代去闡述，只規定了一般規律。但他們明確地表明國家所有制作為生產力發展必要過渡狀態的必要性。恩格斯解釋了在這一階段，國家是必要的，原因有二：
1，革命需要對舊統治階級采取措施。
2，由於過渡社會不能立即保證所有人都夠用的資源。
克里夫的論點的邏輯是，在轉型社會中，內部經濟沒有資本主義的殘余。盡管克里夫同志可能激烈地爭辯說他同意過渡時期國家是必要的，但顯然他沒有考慮到使國家成為必要的經濟原因，也沒有考慮到這一時期經濟的性質。在實行社會主義之前必須有生產力的巨大發展，遠遠超過資本主義時期所達到的水平。
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釋的那樣，即使在美國仍然沒有足夠的生產來保證社會主義的立即實行。因此還必須有一個間隔期讓資本主義法律以被修改過的形式運行。當然美國的這個時間會很短，但要完全跳過這個階段是不可能的。哪些資本主義法律將會繼續存在呢？克里夫同志不僅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他還落入了官僚集體主義的陷阱，因為他沒有認識到貨幣、勞動力、工人階級的存在、剩餘價值等都是舊資本主義體制的遺留物，這些遺留物甚至在列寧政權時期下也被延續下來。不可能立即實行社會直接生產和分配，落後的俄羅斯尤其如此。
恩格斯於1890年寫給康拉德·施密特（Conrad Schmidt）的信中，給出了一個徹底唯物主義的方法以解決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經濟學問題的典例。他寫道：
「在《人民論壇》上也發生了關於未來社會中的產品分配問題的辯論：是按照勞動量分配呢，還是按照其他方式分配。人們對於這個問題，是一反某些關於公平原則的唯心主義空話而處理得非常「唯物主義」的。但奇怪的是誰也沒有想到，分配方式本質上畢竟要取決於可分配的產品的數量，而這個數量當然隨著生產和社會組織的進步而改變，從而分配方式也應當改變。但是，在所有參加辯論的人看來，「社會主義社會」並不是不斷改變、不斷進步的東西，而是穩定的、一成不變的東西，所以它應當也有個一成不變的分配方式。但是，合理的辯論只能是：（1）設法發現將來由以開始的分配方式，（2）盡力找出進一步的發展將循以進行的總方向。可是，在整個辯論中，我沒有發現一句話是關於這方面的。」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一書中指出：
「直接的社會生產以及直接的分配排除一切商品交換，因而也排除產品向商品的轉化（至少在公社內部）和隨之而來的產品向價值的轉化。」 （《反杜林論》，我們的強調）
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實現這一點。在過渡時期，分配仍然是間接的——只有社會逐漸獲得對產品的完全控制權——因此商品的生產和不同生產部門之間的交換必然發生。在生產者直接獲得產品之前，價值規律是適用的並且必須適用。這只有在完全控制社會生產從而直接進行社會分配的基礎上才能實現，即每個人按需索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第49章）中順便論述了這個問題，他在那裡討論了整個資本主義生產的問題：
「因此，利潤的一部分，即剩餘價值的一部分，從而只體現新追加勞動的剩餘產品（從價值方面來看）的一部分，必須充當保險基金...這也是在剩餘價值、剩餘產品、從而剩餘勞動中，除了用來積累，即用來擴大再生產過程的部分以外，甚至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消滅之後...而一切新資本都來自利潤、地租或收入的其他形式，即來自剩餘勞動這一事實...」（《資本論》第三卷，我們的強調）
在這一章中，在馬克思對生產過程的分析中，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在論述全年勞動總產值的價值，換句話說就是社會總資本產品的價值。
在同一章中，為了回答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斯托奇（Storch）的問題，他又重復了這一點：
「第一，把一個在價值上建立起自己的生產方式，進而按照資本主義方式組織起來的國家，看成是一個單純為了滿足國民需要而工作的總體，這是錯誤的抽像。
第二，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消滅以後，但社會生產依然存在的情況下，價值決定仍會在下述意義上起支配作用：勞動時間的調節和社會勞動在各類不同生產之間的分配，最後，與此有關的簿記，將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重要。」（《資本論》第三卷，我們的強調）
這與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時期關於過渡時期的零散論述是一致的：恩格斯解釋說，在資本主義體制下，股份公司和國家所有制，準確地說，已經超出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框架。馬克思已經指出，信貸甚至在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之前就超出了生產的框架。此後，正如上述段落以及《哥達綱領批判》所表明的那樣，馬克思認為資產階級法權、資產階級分配以及在這個意義上的資產階級國家仍然存在。
托洛茨基在討論貨幣和國家在過渡時期的作用時，進一步發展了這一思想：
「我們已經在國家的剖面上拿蘇聯制度考察過了。我們可以在貨幣的剖面上同樣考察一次。這兩個問題，國家與貨幣，是有許多共同點的，因為最後分析起來，二者都歸結到那個『問題中的問題』，即勞動生產率。國家的強制正如貨幣的強制一樣，是階級社會的遺產；階級社會離開『物神』（Fetish）（宗教的或世俗的）形式之外便無法規定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且首先是派定一切『物神』中最嚇人的東西，即用牙咬著大刀的『國家』，來保持這些關係的。在共產主義社會裡，國家和貨幣都要消滅。二者之漸漸死亡，在社會主義之下就理應開始了。只有當國家變為半真半假的國家，而貨幣也開始失去其魔力之時，我們才談得上社會主義之真正的勝利。這就是說，社會主義從資本主義『物神』之下解放出來，開始建立更透明，更自由和更合理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具有無政府主義特質的那些要求，譬如『廢除』貨幣，『廢除』工資，『取消』國家和家庭等，只不過是機械思想的標本而已。貨幣是不能任意『廢除』的，國家和舊家庭也不能任意『取消』。它們必須完成各自的歷史使命，『蒸發』完了，然後消滅。只有當社會財富之不斷增長能使我們兩足動物袪除不肯多做一分鐘工作的吝嗇態度以及害怕自己食糧太少的羞恥心理的時候，才能給予金錢崇拜致命的打擊。貨幣一旦失去能使人幸福又能使人悲慘的能力以後，那它就要變為一種記賬憑據，以便利統計和計劃。在更遠的將來，或者連這種記賬憑據也變為不必要了。但這個問題，我們不如完全留給後代人去解決，他們將比我們更聰明。」（《被背叛的革命》著重號為原文）
「生產資料和信用工具的收歸國有，國內商業之合作社化和由國家經營，對外貿易的壟斷，農業的集體化，遺產法的制定，這些都是對個人貯積金錢加以嚴格限制的方法，也是阻止貨幣轉變為私人資本（高利貸的，商業的與工業的資本）的方法。雖然貨幣的這些作用當初是與剝削相聯系看的，可是在無產階級革命初期，這些作用取消不了，不過是以一種修改了的形式轉到國家之手而已，這時國家變成了總商人、總銀行家與總工業家。同時，貨幣更基本的作用，如當作價值的尺度，交換的工具和支付的手段等，不僅仍然保留，而且比起在資本主義之下，其活動範圍還更擴大了。」（《被背叛的革命》著重號為原文）
總而言之。在生產資料的私有制被廢除之前，市場任支配著那些在他自己創造的經濟規律面前束手無策的人，而在市場被廢除之後，人第一次開始有意識地主張控制。但是意識在這裡僅僅意味著法律的承認，而不是法律的廢除。這就是過渡時期的特點，由於人現在理解了生產力的本質，所以在這個程度上他可以對生產力進行控制，但他不能超越生產力既定發展的限度。但現在生產力已經從個別資本主義生產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了，能以這樣的速度發展和擴大，迅速地從國家所有制這一中間形式轉變為社會所有制。一旦到了這個階段（社會主義），就第一次出現了真正的社會生產和分配。貨幣枯萎了，價值規律枯萎了，國家枯萎了。換句話說，在任何特定階段都是技術和生產發展的局限性的必然反映的一切制約力量，現在都隨著分工的消失而消失了。在這之前，上述所有特征即從舊資本主義社會延續下來的資本主義特征，將都將在過渡時期繼續存在。
克里夫同志的立場同沙赫特曼和其他所有修改托洛茨基關於俄羅斯的立場的人一樣，在過渡時期的問題上仍然是一片空白。而且是有非常充分理由的，如果根據俄羅斯的經驗來考慮過渡階段的理論，那麼只有兩個結論即：要麼是今天的俄羅斯仍然處於過渡階段，且已出現了可怕的扭曲，要麼是俄羅斯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工人國家，別無選擇。
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兩個階級一個國家——克里夫的矛盾
克里夫同志在其著作的第一章中，努力證明托洛茨基對俄羅斯國家的分析與馬克思所發展的、列寧所闡述的國家理論是矛盾的。
在第一章內，克里夫提出了一副繁雜的藍圖，以證明兩個階級不能使用同一個國家機器。在這裡，克里夫認為他發現了托洛茨基的一個基本的根本性的錯誤。他把老托在不同時期和不同情況下發展的思想互相對立起來。例如他反駁了托洛茨基在官僚制墮落和左翼反對派被驅逐的早期階段所引用的一段話，當時托洛茨基主張改革蘇維埃國家，也主張對控制國家的布爾什維克黨進行改革。（正是在這個階段，托洛茨基給蘇共中共中央政治局寫信要求罷免斯大林）。誰能否認如果國際事件發展得不同，從理論上講布爾什維克黨有可能掃清官僚體制並重整旗鼓建立一個健康的工人國家？
克里夫反對《被背叛的革命》（Revolution Betrayed）中的話，托洛茨基在這段話中說，如果俄羅斯工人掌權，他們就會清洗國家機器；如果資產階級掌權，在這種情況下，當然也必需對國家機器進行清洗。但是一個資產階級復辟政黨可能比一個革命政黨要清洗更少的人。克里夫對此的回答是：
「無論我們是假定無產階級一上台就必須砸爛現存的國家機器，而資產階級卻可以使用它，還是假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都不能使用現存的國家機器（『肅清國家機器』必然涉及到將數量轉化為質量的這種深刻變化）——根據這兩種假定，我們必須得出這樣的結論：俄羅斯不是一個工人國家。假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可以使用同一台國家機器作為他們的至上工具，就等於為社會民主主義的理論基礎平反，並否定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托洛茨基所表達的國家的革命概念。假定同一階級的不同層級、集團或黨派不能以同一國家機器為基礎，同樣是對馬克思主義國家概念的否定。」（《斯大林主義俄羅斯的性質》，第4頁）
這種形式主義方法是克里夫的致命弱點。早期階段的托洛茨基不可能抽像地處理這個問題，他必須處理具體的情況並給出具體的答案。但蘇聯進一步的變質卻以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提出了問題，一旦確定了不可能改革斯大林黨，不可能改革蘇維埃國家（我們假定克里夫也認為這是自1928年以來的任務，因為他說俄羅斯是一個墮落的工人國家），那麼這個問題就必須從某種不同的角度來看待。尋找孤立的，真實的或明顯的矛盾，這是與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格格不入的。所需要的是對理論的廣泛發展，運動和矛盾進行考察。
但是讓我們研究一下克里夫自己在這個問題上的思考過程。他也無法避免他試圖為托洛茨基設下的陷阱。第1章（不少於18頁）專門用來證明一個國家兩個階級的不可能。但是瞧瞧，第四章完成了奇跡！不可能的鴻溝被填平了！俄羅斯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恰恰使用了同一個國家機器。為什麼呢？因為生產了更多的剩餘價值！克里夫意識到這一難題並不得不在我們運動中提出真正新穎獨特的點子：官僚機構在1928年以前並不消耗剩餘價值，但由於實行了五年計劃，國家由工人國家變為資本主義國家。任何第四國際的敵人都可以立即反駁說，在此基礎上的斯大林國家純粹是列寧國家的延伸和深化。因為在經濟意義上，並沒有發生什麼根本性的變化。我們在前面的章節中已經論述了這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克里夫只是在經濟論點上——這一點是令人吃驚的——推進了他的理論。盡管他的第一章的標題是「對俄羅斯作為一個腐化的工人國家定義的考察」，但他在這裡或在其他任何一章中根本沒有涉及政治問題，克里夫是如何看待從工人國家轉變為資本主義國家的：
「我們所掌握的統計資料確鑿地表明，雖然官僚機構在五年計劃之前的時期享有特權地位，但無論如何不能說它從別人的勞動中獲得了剩餘價值。同樣可以斷定，隨著五年計劃的實行，官僚機構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剩餘價值構成的。」（《斯大林主義俄羅斯的性質》，第45頁）
換句話說，克里夫認為從一個體制到另一個體制的過渡不是通過砸碎國家來實現的。這和他在第一章內提出的藍圖有什麼關係？
克里夫試圖在工人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制造一座人為的橋梁，因為他未能找到粉碎工人國家機器的方法 ，所以他要在兩個時期——1928年以前和1928年以後——尋找經濟上的差異。在這一點上他陷入了對1928年以前的工人國家的最形式主義和最抽像的概念，正如我們在前幾章中所表明的那樣，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即使在最健康的工人國家中也必然要生產出剩餘價值，以便把工業發展到國家、貨幣和無產階級本身以及資本主義的其他一切幸存者都將消失的地步。只要工人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存在，就會產生剩餘價值
1927年左翼反對派的一份聲明指出，官僚機構正在消耗大量的剩餘價值。克里夫介紹這個問題的方法是完全不正確的，他沒有給自己設定證明論題的任務，而是平淡地提出斷言其視為已被證明的論據。第四章與第一章的一切內容相矛盾是另一回事！只要看看克里夫同志對四章的總結就知道了，他在第四章中公開宣稱沒有革命，沒有粉碎國家機器的情況下就已經實現了過渡。
他在章節開頭時表示：
「在這一章中，我們將描述俄羅斯國家的階級性質從工人國家向資本主義國家的轉變。我們將通過論述以下幾點來實現這一目的。」（《斯大林主義俄羅斯的性質》，第33頁）。
他隨即詳述了一些與國家權力結構或國家權力轉變無關的經濟變化，最後以一小節：為什麼五年計劃意味著官僚機構向統治階級的轉變。本章的所有經濟論點都與國家或國家的推翻無關。
克里夫詳細地論述了軍隊中的分化、軍官特權的實行、軍紀等問題。他在這裡只是千百遍的重復托洛茨基關於把官僚機構變成不受控制的階層的話。但是讓我們看看他的結論，他寫道：
「『五年計劃』又是一個轉折點。接著，軍隊的組織和結構開始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從一支官僚主義畸形的工人軍隊，變成了作為統治階級的官僚主義的武裝機構......（《斯大林主義俄羅斯的性質》，第59頁）。」
現在讓我們看看，排除漸進式社會革命的東西是否排除了漸進式的反革命：
「如果在一個等級森嚴的軍隊中，士兵努力爭取對軍隊的決定性控制，他們就會立即遭到軍官階層的反對。除了用革命暴力外，沒有辦法清除這種階層。人民民兵的軍官反而得以越來越不依賴於士兵的意志，他們可以做到這一點，是因為他們沒有遇到體制上的官僚機構，他們向獨立於士兵的軍官階層的轉變就可以逐步完成。從常備軍向民兵的轉變，不能不伴隨著革命暴力的巨大爆發：另一方面，從民兵向常備軍的轉變，只要是民兵本身內部傾向的結果，就可以而且必須是漸進的。士兵對正在崛起的官僚機構的反對，可能導致後者對士兵使用暴力。但這並不排除從民兵逐漸過渡到常備軍的可能性。適用於軍隊的東西同樣適用於國家。一個沒有官僚制的國家，或者一個依賴群眾壓力的軟弱的官僚制的國家，可能會逐漸轉變為一個官僚制不受工人控制的國家。」（《斯大林主義俄羅斯的性質》，第82頁，我們的強調）
克里夫現在開始著手證明可以從工人國家逐步過渡到資本主義國家，並通過引用托洛茨基的名言來結束這一章，托洛茨基在他的第一章中作為這一主題的權威，受到了他如此嚴厲的懷疑。
克里夫寫道：
「莫斯科審判[4]是官僚機構對群眾的內戰，是一場只有一方有武裝、有組織的戰爭。它見證了官僚機構從民眾控制中徹底解放出來的過程。托洛茨基認為莫斯科審判和『憲法』是用法律手段恢復個人資本主義的步驟，於是他收回了從無產階級國家逐漸變為資產階級國家是『倒退播放改良主義的電影』的論點。他寫道：
『實際上，新憲法......為官僚機構開辟了經濟反革命的'合法'道路，即以'冷擊'的方式恢復資本主義。』（《第四國際與蘇聯》，第四國際第一次國際會議通過的論文，日內瓦，1936年7月。）「（《斯大林主義俄羅斯的性質》，第82頁）
在這裡克里夫的論點和他的方法展漏無疑。克里夫從托洛茨基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論點開始，因為他說兩個階級可以使用同一個國家機器，結果克里夫說的恰恰是同樣的話，而且是用托洛茨基的一句話來作為引證。
國有化和工人國家
在他著作的第2頁，克里夫引用了《被背叛的革命》中的一段話：
「土地的國有，工業生產工具及運輸與交換工具之國有，加上對外貿易的壟斷，構成蘇聯社會結構的基礎。根據這些無產階級革命所建立的關係，說蘇聯的性質是一個無產階級的國家，這在我們看來，是基本上確定的。 」（《被背叛的革命》）
克里夫得出的結論之一是：「在這種情況下，巴黎公社和布爾什維克專政都不是工人的國家，因為前者根本沒有把生產資料國有化，後者在一段時間內也沒有國有化」。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克里夫把他的觀點建立在工人階級是否對國家機器有控制權的基礎上。我們將在以後的一章中論述工人的控制權問題。但是在這裡讓我們研究一下克里夫把工人國家的經濟基礎和工人對國家機器的控制問題分開的方法。在一個短暫的時期內，無產階級有可能在政治上取得政權，而不進行經濟上的社會改造。俄羅斯的情況就是這樣，無產階級在1917年10月奪取了政權，但直到1918年才被迫進行大規模的國有化。但是如果無產階級不著手進行經濟上的改造和轉型，那麼無產階級政權就不可避免地注定要崩潰。經濟規律最終總是會被突破的，如果無產階級不繼續進行著手整個經濟的國有化，資本主義體制就會重新回歸主導地位。克里夫沒有說明在一個健康的工人國家下的俄羅斯經濟之基本形式會有什麼不同。他把官僚機構消耗的剩餘價值作為避難所，但這回避了根本問題。
克里夫對巴黎公社和俄國革命第一階段經驗的分析也同樣乏善可陳。上述情況也適用於它們，這些政權是向無產階級完全經濟統治的過渡。在從一個社會向另一個社會的轉變中，這種過渡或多或少是不可避免的。無論是公社還是俄國革命，如果無產階級不進行工業國有化，這種過渡就不可能長久。克里夫難道忘記了馬克思教導的、布爾什維克諄諄教誨的主要教訓之一，就是法國無產階未能將法國銀行國有化？所以我們看到一個國家可以是一個基於政治權力的無產階級國家，也可以是一個基於經濟基礎的無產階級國家，或者是一個過渡到這兩個方面的國家，這一點我們將說明。
資產階級的反革命也適用同樣的規律。老托正確地指出，在俄羅斯發生資產階級反革命的情況下，資產階級甚至可能在一段時間內保留國有制，然後再把他拆散並交給私有制。對一個學究來說，看來可以在國有制的基礎上建立工人國家和資產階級國家，也可以在私有制的基礎上建立工人國家和資產階級國家。
但是如果不考慮社會的運動方向，顯然只能得出這種推理模式。
不僅如此，由於社會和國家的階級結構，各種不可預見的關係也會發展起來。以俄羅斯為例。直到1917年布爾什維克奪取蘇維埃的控制權為止，我們出現了托洛茨基在《俄國革命史》中所勾畫的情況，由於孟什維克占多數，資產階級在一定意義上通過蘇維埃——卓越的工人統治機關——進行統治！按照克里夫的模式，這怎麼可能發生呢？當然，資產階級在過渡時期利用了孟什維克並通過他們利用了蘇維埃，如果布爾什維克沒有奪取政權，就會像1918年以後在德國所作的那樣導致蘇維埃被廢除。
在從一個社會到另一個社會的過渡過程中，顯然並不存在不可跨越的鴻溝。用完成的範疇去思考並不是辯證的方法，工人國家或資本主義國家以及魔鬼在兩者之間進行任何過渡或運動。很明顯，當馬克思談到粉碎舊的國家形式與公社的關係時，他理所當然地認為經濟將以或多或少的速度轉變，並將與政治形式相一致。我們稍後將看到克里夫對東歐采用了同樣的形式主義方法。
辯證的國家概念
在此不妨談談國家的性質。根據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國家是作為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必要工具而產生的。馬克思列寧所說的國家歸根結底是由武裝的人的身體及其附屬物組成的，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定義的實質。然而在使用他們的廣義的馬克思主義概括時必須小心謹慎，因為這些概括無疑是正確的，是絕對的。真理總是具體的，但如果不分析具體的後果和具體的情況，就難免陷入抽像和錯誤。看看恩格斯在處理這個問題時的謹慎態度，即使是泛泛而談時也是如此。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恩格斯這樣寫道：
「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衝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衝突，把衝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在下一頁，他繼續寫道：
「就拿我們今天的歐洲來看吧，在這裡，階級鬥爭和爭相霸占已經把公共權力提升到大有吞食整個社會甚至吞食國家之勢的高度。」（《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恩格斯接著指出，國家一旦產生，就會在一定範圍內發展出自己的獨立運動，而且必然在給定的條件下進行：「在擁有公權力和征稅權的情況下，官員們現在把自己表現為凌駕於社會之上的社會機關。」（強調為原文）
與克里夫認為國家直接發揮作用的觀念相反，我們可以看到恩格斯對待國家獨立作用問題的細致，當然是相對於社會而言的。在克里夫的全部材料中，在特定條件下國家可以而且確實在階級鬥爭中發揮相對獨立作用的這一事實被遺忘了。他的藍圖是「合乎邏輯的」：要麼是工人國家，直接由工人控制，要麼必須是資本主義國家。在克里夫的方法中沒有力量的相互作用的余地。再次與恩格斯對比一下：
「由於國家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由於它同時又是在這些階級的衝突中產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這個階級借助於國家而在政治上也成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因此，古希腊羅馬時代的國家首先是奴隸主用來鎮壓奴隸的國家，封建國家是貴族用來鎮壓農奴和依附農的機關，現代的代議制的國家是資本剝削雇佣勞動的工具。但也例外地有這樣的時期，那時互相鬥爭的各階級達到了這樣勢均力敵的地步，以致國家權力作為表面上的調停人而暫時得到了對於兩個階級的某種獨立性。」（《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我們的強調）
同樣，恩格斯在第201頁這樣寫道：
「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時期（我們強調）毫無例外地都是統治階級的國家，並且在一切場合在本質上都是鎮壓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機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請注意克里夫的黑白公式和恩格斯的謹慎公式之間的區別...後者會提到「照例是「，在「典型的時期」，等等謹慎前提。
為什麼無產階級不能接管現成的國家機器？不是因為神秘的原因，而是因為某些非常具體的事實。在現代國家中，所有的關鍵職位都掌握在那些受統治階級控制的人手中：他們是根據教育、人生觀和生活條件專門挑選出來為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務的。軍隊的軍官，特別是高級軍官，公務員，以及在今天的國有化工業中的關鍵技術人員，在他們的思想和觀念中被塑造為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務。社會上所有的指揮職位都放在資產階級可以信任的人手裡，這就是國家機器是資產階級手中的工具不能為無產階級所用，必須被無產階級粉碎的原因。現在粉碎國家機器意味著什麼？至少可以說，克里夫在這個問題上的想法顯得非常模糊。
資產階級國家的許多官員，甚至可能是大多數官員一旦掌權就有可能被無產階級所利用。但他們將從屬於工人委員會和組織。例如在蘇聯，在沙皇軍隊被解散後的初期，紅軍是由前沙皇軍官領導的。同樣，在國家機器中，有一部分官員也是前沙皇官員。由於不利的歷史因素，這在後來俄羅斯政權的墮落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列寧說蘇聯國家是「一台資產階級沙皇機器...勉強塗上社會主義的色彩」，這不是沒有道理的。（順帶一提，這種誠實的定性與克里夫所描繪的列寧和托洛茨基統治下的國家的理想化的虛假圖景相去甚遠。在克里夫所描繪的田園詩般的圖景下怎麼會發生腐化的過程，這就很難理解了。不過這一點將在後面的章節中論述）。
根據經典馬克思主義概念，無產階級粉碎了舊的國家機器並著手建立一個半國家。盡管如此，它還是被迫使用舊的技術人員。但是即使是在最好的條件下，比如說在一個擁有受過教育的無產階級的發達國家裡，國家仍然是資產階級的工具，正因為如此，它就隱含著腐化墮落的可能性。為此，馬克思主義者堅持群眾對國家政府的控制，以保證不使它發展成為一種獨立的力量。
正是由於上述原因，在一定條件下，國家從它原來所代表的基礎上獲得了某種獨立性。恩格斯解釋說，上層建築雖然依附於經濟基礎，但它也有自己獨立的運動。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國家和國家所代表的階級之間可能會發生衝突。這就是為什麼恩格斯說國家「照例」或在「典型時期」直接代表統治階級的原因。馬克思早之前就對恩格斯在上面提到的波拿巴主義現像進行了分析，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指出，夏爾-路易-拿破崙·波拿巴的醉兵是怎樣以「法律、秩序和家庭」的名義擊斃他們他們本該代表的資產階級的。
因此，只有考慮到階級社會內部各種因素的多面性辯證的相互依存和對立關係才能理解階級社會。形式主義者通常會迷失在問題的某一方面。例如，克里夫寫到：
「認為逃往國外或在監獄中浪費的米科拉吉克（Mikolajcik）[5]及其同伙是波蘭的統治者，就像認為俄羅斯的統治者是西伯利亞的奴工一樣，需要同樣高超的自欺欺人。」（《斯大林主義俄羅斯的性質》，第13頁）
夏爾-路易-拿破崙·波拿巴統治下的資產階級是統治階級嗎？我們不需要「高超的自欺欺人」來回答這個問題。
在考慮社會的發展時，必須將經濟視為主導因素。在這一經濟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分離，並成為經濟基礎的對立面。畢竟，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的實質是在舊形式的胚胎——財產和國家的上層結構——下，隨著生產的逐漸變化，在舊形式內部發展起來的新的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廢除上層結構，重新組織社會，才能解決這一矛盾。
從長遠來看，經濟是決定性的。正因為如此，正如所有的馬克思主義大師都不厭其煩地解釋的那樣，從長遠來看，上層建築必須與之相適應。一旦放棄了社會基本經濟結構這個標准，各種膚淺的、任意武斷的構造就有可能出現。人們將不可避免地迷失在歷史的迷宮中，就像古希腊神話中迷失在礦宮中的珀爾修斯一樣，但卻沒有一條線引導人們出來。歷史的主線是社會的基本經濟結構，而財產形式則是這個結構的法理映像。
讓我們以極其豐富的法國歷史為例。1789年發生了資產階級革命，1793年，雅各賓派（Jacobins ）[6]奪取了全部權力。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樣，他們超越了資產階級關係的框架，並因此而完成了一項有益的歷史任務，在幾個月內完成了資產階級需要幾十年或幾代人才能完成的任務，即從法國徹底清除了封建主義的一切痕跡。然而這個政權仍然植根於資產階級財產形式的基礎上，它之後是法國的「熱月」和督政府統治，之後是夏爾-路易-拿破崙·波拿巴的經典獨裁統治。拿破崙重新引入了許多封建形式，讓自己加冕為皇帝，並將最高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但我們仍然稱這個政權為資產階級政權。路易十八復辟後，這個政權仍然是資本主義的...然後我們就發生了1830年和1848年兩次革命。這些革命產生了重要的社會後果。它們甚至導致了國家人員的重大變化。但我們把這兩次革命都定性為資產階級革命，其中掌握政權的階級沒有發生變化。
讓我們更進一步。在1871年巴黎公社和由此引起的社會關係動蕩之後，我們有了持續了幾十年的資產階級民主的第三共和國的組織，緊隨其後的是貝當（Petain），後來的戴高樂-斯大林（De Gaulle-Stalinist）政權[7]，來到當今的基耶爾（Quielle）政府。暫且考察一下這些政權的驚人多樣性。對一個非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把羅伯斯庇爾政權和貝當政權定義在同一個範疇內似乎是荒謬的。然而馬克思主義者確實把它們定義為根本相同的——資產階級政權。標准是什麼呢？只有一條：財產形式，生產資料的私有制。
同樣，拿近代以來政權的多樣性為例，可以看到處於同一經濟基礎上的上層建築的極端差異。比如，比較一下納粹德國的政權和英國社會民主的政權。它們在上層結構上有如此根本的不同，以至於許多非馬克思主義或前馬克思主義學派的理論家聲稱發現了一種新的階級結構和一種新的社會制度。為什麼說它們代表的是同一個階級和同一個政權呢？盡管在上層結構上存在差異，但各特定社會的經濟基礎保持不變。
如果我們從現代社會的歷史來看，我們會得到許多例子，資產階級在政治上被征用，但仍然是統治階級。托洛茨基描述了波拿巴主義式的政權，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赤裸裸的用劍對社會進行統治」。
看看蔣介石用上海黑幫渣滓鎮壓了上海工人階級之後，中國發生了什麼。銀行家們都想宴請他，並稱贊他為文明的恩人和救世主。
但蔣介石希望得到比主人的贊揚更實質的東西。他毫不客氣地把上海所有的富豪實業家和銀行家都關進了監獄，勒索了幾百萬的贖金後才放人。他已經替他們完成了任務，現在要求他們付錢。他鎮壓上海工人不是為了資本家的利益，而是為了他和他那幫暴徒的權力和收入。然而誰會冒昧地說那些身陷囹圄的銀行家們雖然沒有掌握政治權力，但他們仍然不是統治階級？中國資產階級（其中沒有馬克思主義者！）一定會悲哀地反思社會的復雜性，從工人身上榨取的剩餘價值中的相當大部分贓物要歸自己的看門狗，而他們的許多階級同類卻在監獄裡苟延殘喘。
在這種條件下，資產階級在政治上被剝奪了權利，赤裸裸的武力支配著社會。大部分剩餘價值被最高軍官和官僚們消耗掉了。但是讓資本主義對工人的剝削繼續下去是符合這些官僚的利益的，因此他們雖然盡可能地從資產階級身上榨取更多的東西，但是他們還是維護私有財產。這就是為什麼資產階級仍然是統治階級的原因。
這也是我們如何回應那些譏笑聲稱「俄羅斯的統治者是西伯利亞的奴工」的論調為詭辯的人。我們如果不以社會的基本財產形態來指導我們的分析，我們將會迷失馬克思主義的道路。歷史上可以舉出許多例子，說明統治階級的一部分人攻擊其他部分人的方式。例如在英國的玫瑰戰爭中，統治階級的兩個派別攻伐以致幾乎相互滅絕。在歷史上的某個時期，統治階級的大部分人不是被關進監獄就是被處決。我們只需考慮一下希特勒對其的資產階級反對者的待遇,他們不僅失去了自己的財產，還失去了生命。
在處理國家的作用時，必須回答的也即克里夫無法回答的最重要的問題是：國家必須是一個階級的工具——它在俄羅斯和東歐代表哪個階級？它不能代表資產階級，因為他們已經被征收了。不能說它代表了農民階級的利益，也不能說它代表城市小業主的利益。在法西斯主義或波拿巴主義政權下，盡管黑幫分子可能扼住了資產階級的咽喉，但還是維持了符合資產階級利益的運行的經濟整體，這種寄生的贅生物就依附在他們身上。如果他們不像托洛茨基所說的那樣代表無產階級作為一種特殊形式的波拿巴主義，即他們捍衛生產資料國有化、計劃和對外貿易的壟斷，那麼斯大林主義的官僚代表誰呢？克里夫的回答是官僚構成了新的統治階級，即俄羅斯的資產階級。但是認真考慮一下就會發現發現事實並非如此，他說的是國家是一個階級。官僚機構擁有國家，國家擁有生產資料，因此官僚機構是一個階級。這是在回避問題，他實際上是在說國家擁有國家。
按照列寧的說法：
「國家一直是從社會中分化出來的一種機構，是由一批專門從事管理、幾乎專門從事管理或主要從事管理的人組成的一種機構。人分為被管理者和專門的管理者，後者高居於社會之上，稱為統治者，稱為國家代表。
這個機構，這個管理別人的集團，總是把持著一定的強制機構，實力機構，不管這種加之於人的暴力表現為原始時代的棍棒，或是奴隸制時代較為完善的武器，或是中世紀出現的火器，或是完全利用現代技術最新成果造成的、堪稱20世紀技術奇跡的現代化武器，反正都是一樣。
使用暴力的手段雖然改變，但是只要國家存在，每個社會就總有一個集團進行管理，發號施令，實行統治，並且為了維持政權而把實力強制機構、其裝備同每個時代的技術水平相適應的暴力機構把持在自己手中。我們仔細地觀察了這種共同現像就要問，為什麼在沒有階級、沒有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時候就沒有國家，為什麼國家產生於階級出現的時候，——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給國家的實質和意義的問題找到一個確切的回答。
國家是維護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統治的機器。」（《論國家在斯維爾德洛夫大學的講演》）
國家就其性質而言是由官僚機構、官員、將軍、警察局長等組成的。但這些並不構成一個階級；它們是一個階級的工具，即使它們可能與這個階級對立。它們本身不可能成為一個階級。
我們必須問克里夫。官僚系統的哪一部分擁有國家？不可能是所有的官僚，因為他們官僚系統本身也是分等級的。小公務員和大官僚一樣都是官僚體系的一部，那麼它是不是蘇聯社會的指揮層呢？這顯然是不合理的。在資本主義社會，或者說在任何階級社會中，無論上層有多大的特權，他們都會利用這種手段來保護與生產資料有直接關係的統治階級，即在其所有權的意義上。我們知道拿破崙代表的是誰，我們知道路易-拿破崙·波拿巴、俾斯麥、蔣介石、希特勒、丘吉爾和艾德禮代表誰。但是官僚們代表的是誰，是官僚他們自己？顯然這是錯誤的。在另一節中我們已經表明，官僚機構與生產資料的關係必然是一種寄生關係，與納粹官僚機構有著同樣的寄生關係。他們並不是特殊生產方式的必要和必然的類別，他們充其量只能獲得監督的工資。如果他們拿得更多，就像納粹官僚機構消耗工人生產的部分剩餘價值一樣。但他們不是一個階級。
可以舉出無數的例子來說明，資本主義國家的前提是私有財產、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權。國家是統治的機器：它本身不能成為統治的階級，官僚機構只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它可以「擁有」國家，從某種意義上說，它使自己凌駕於社會之上，並相對獨立於經濟上占主導地位的統治階級。納粹德國的情況就是這樣，官僚機構為了戰爭的需要對資本家發號施令，要求他們應該生產什麼，如何生產等等。所以在英國、美國和其他地方的戰爭經濟中，國家對資本家發號施令並要求他們應該生產什麼，如何生產。這並沒有使他們轉變為統治階級。為什麼呢？因為這是為了保衛私有財產。
克里夫認為，官僚機構管理和規劃工業。的確如此，他們管理和計劃誰的產業？在資本主義社會，管理者規劃和管理各個企業和信托公司的產業，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就是這些企業和信托的所有者。官僚機構管理著整個產業。在這個意義上，它確實比整個人類歷史上任何其他官僚機構或國家機器更具有獨立於其經濟基礎的地位。但是正如恩格斯所強調的（我們必須再次強調）那樣，歸根結底，經濟基礎是決定性的。如果克里夫要爭辯說官僚由於他們作為管理者的職能因而是統治階級，麼很明顯，他沒有提出馬克思主義是如何資產階級。他把俄羅斯官僚機構稱為一個階級，但是他必須找出一個理論來解釋這是一個什麼階級。
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是強制的工具，是美化的警察。但警察不是統治階級，警察可以變得肆無忌憚，可以變成強盜，但這並不能使他們變成資本家、封建或奴隸主階級。
東歐發生了什麼？
東歐事件和已經出現的國家的性質只能用馬列主義的國家理論來解釋，只有托洛茨基的概念才能從這個角度來解釋東歐的事件。
首先必須要了解隨著紅軍的推進在東歐發生了什麼。誰也不能否認（暫且不談德國的問題）在所有巴爾干和東歐國家，紅軍推進導致的革命運動不僅發生在工人中而且也在農民中。原因就在於這些國家的整個背景，戰前除了捷克斯洛伐克國家之外的資本主義都是是非常薄弱的，我們這裡有腐朽的封建-軍事-資本主義獨裁政權，其政權完全不能進一步發展各國的生產力。
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該地區的落後和人為的分裂，特別加劇了資本主義的普遍世界危機。巴爾干化這個名詞就來自歐洲這塊地方。這些地區被分割成一個個弱小的國家，絕大多數是農業國，工業非常不穩定和脆弱，這就不可避免地成為大國的半殖民地。法國、英國以及一定程度上的意大利，然後是德國成為這個地區的主導力量。德國的工業透過和其的貿易關係主導了巴爾干東歐的落後經濟，在所有的這些國家，外國資本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大多數國家，外國投資在該國僅有的一點工業中占主導地位。
隨著希特勒對這些國家的占領，不僅「非雅利安人」的資本被征用，而且本土資本家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德國銀行和信托公司擠出並取而代之。德國資本占據了決定性的位置——所有的關鍵崗位和經濟部門。剩下的資本大部分為合作者和賣國賊所有，並且仍然從屬於德國資本。
該政權由依靠德國刺刀支持的賣國賊組成的。戰前的政權——軍警獨裁政權——所擁有的一點民眾支持在戰爭過程中已經消失了。隨著德國帝國主義勢力的崩潰和紅軍的勝利，社會主義毫無疑問的被推動了起來。以保加利亞為例，1944年紅軍越過邊境的那一刻，索菲亞等其他大城市就發生了起義。群眾開始組織蘇維埃或工人委員會，士兵和農民組織了委員會，工人們占領了工廠。
除德國外，所有的東歐國家都發生了類似的運動。讓我們來看看在捷克斯洛伐克發生了什麼事，在這裡，隨著紅軍的推進，布拉格也發生了起義﹐工人占領了工廠，農民占領了土地。在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的邊境地區，捷克和蘇台德的德國民眾之間也有親善行為。
無產階級革命的因素很快就被斯大林主義的反革命所取代。克里夫的問題在於他沒有把無產階級革命的要素與迅速跟進的斯大林主義反革命區分開。
讓我們舉兩個例子。保加利亞和捷克斯洛伐克。在保加利亞，我們有一種在工人群眾的悲慘歷史中一再發展的情況。真正的權力掌握在工人階級手中，資產階級國家被粉碎了。怎樣被粉碎的呢？德國人走了後軍官不再控制士兵了，警察躲起來了，地主和資本家沒有控制權了。當時有一個真空期，一個經典的雙重權力時期，群眾沒有足夠的意識來組織自己的力量，資產階級也太軟弱了，無法重新確立自己的統治。
馬克思主義者對這種情況並不陌生。德國1918年，俄羅斯1917年，西班牙1936年。也許與西班牙比較一下會有幫助。在這裡，群眾也奪取了加泰羅尼亞和阿拉貢的工廠和土地。資產階級的「政府」被懸置在半空中。群眾徹底粉碎了警察和軍隊，只有一支武裝力量：工人民兵。所需要做的就是群眾組織蘇維埃或委員會，推翻虛幻的政府並奪取權力。
當時發展的內涵是眾所周知的。斯大林主義者著手不是同資產階級——由於群眾起義的結果，工廠主和資產階級已經逃到佛朗哥那邊去了——而是同「資產階級的影子」結成聯盟。斯大林主義者在西班牙這樣做的明確目的是為了摧毀社會主義革命，因為害怕在俄羅斯引起反響 ，當然也因為現現有的國際陣營和他們想向英法帝國主義者表明他們沒有什麼可害怕的。因此在西班牙他們逐漸幫助「影子」重獲實在內涵。
他們逐漸重建了一支在資本家的控制下的資產階級軍隊和資產階級警察部隊。一旦完成了這一任務，土地就被歸還給地主，工廠就被歸還給業主。這種情況的後果在內戰即將結束時顯現出來，當時的資產階級國家——他們幫助建立的資產階級軍事機器——組織了一場政變，在共和國的領土上建立了軍事獨裁政權，並迅速將共產黨本身非法化。
在保加利亞，正如同在東歐所有其他國家一樣，斯大林主義者開始與資產階級的影子達成協議。社會主義革命已經開始，並有可能進行到底。當然這是斯大林主義者所擔心的，但另一方面他們也不希望權力落入資產階級手中。他們在保加利亞組織了所謂的祖國陣線，並以沙文主義和反日耳曼主義為口號發動群眾運動從而使社會主義革命脫軌。保加利亞的兄弟情誼很快就受到懲罰，軍隊中的蘇維埃被解散，工農委員會被閹割。他們組成了「民族團結」的陣線，即整個民族（不分階級）的聯合。但與西班牙不同的是，在這個所謂的聯盟中，資產階級的影子並不擁有任何權力，這裡的關鍵職位仍然被牢牢地掌握在斯大林主義者手中。他們接管了警察和軍隊冰河選擇了關鍵和指揮人員。公務員隊伍中的所有重要職位都被安排在順從的工具手中。顯然，在民族團結的幕後，他們把真正的國家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他們以自己的形像建立了一部機器——一個模仿莫斯科模式的國家機器。
在捷克斯洛伐克情況下的這個過程是非常清楚的。當斯大林主義者進入該國時，沒有政府。德國人和他們的奎斯林人以及合作者都已經逃離，由群眾組成的委員會控制了工業企業和土地。斯大林主義者從莫斯科帶來了貝尼斯（Benes）[8]政府。實權、要職被牢牢地掌握在他們手中，他們保留了實質，給資產階級留下了影子。
部分是為了破壞社會主義革命，部分是為了與美帝國主義達成妥協，他們允許某些經濟部門繼續掌握在私人企業手中。但決定性的力量也即武裝力量，是由他們組織起來並受他們控制的。這與以前的國家機器不同，這是一個他們自己創造的全新國家機器。
為了使革命脫離正軌，斯大林主義者玩弄沙文主義，並以驅逐蘇台德人的方式給國家帶來了沉重的打擊 群眾最初的本能是走國際主義路線的，來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報告表明，一開始捷克人和蘇台德人之間是有兄弟情誼的。我們看到克里夫是怎麼看不到反革命因素的，官僚機構破壞革命和革命本身的活動。
當然，斯大林主義者企圖與資產階級保持的妥協——不要忘記他們的控制和國家權力——不可能無限期地繼續下去。陰影可以獲得實質，美國資產階級企圖以東歐資產階級殘余和後者所控制的那些經濟部門為基礎，以馬歇爾援助為楔子，在東歐建立自己的支持點，這就是危險的信號。官僚機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采取行動，命令所有東歐國家拒絕馬歇爾援助。所有的歷史都表明維持兩種對立的財產形式是不可能的，雖然資產階級非常弱小，但由於他們控制著相當大比例的輕工業，已經開始有了基礎。美國的敵對情緒日益高漲，不可能依靠資產階級，他們與一個權力掌握在官僚機構手中的無產階級國家不相容，迫使後者采取措施來完成這一進程。在這裡我們可以補充一點，托洛茨基從斯大林統治區國有化財產的擴展中看到了俄羅斯是一個工人國家事實的證明。2月份發生的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以戲劇性的方式在斯大林主義占主導地位的所有地區突出了這一點，決定性的因素是斯大林主義者在國有化和土地分割中得到了工農的支持。克里夫所看到的是國家機器仍大概和德國人統治時期下的一樣。毫無疑問，資產階級也希望如此！
所有觀察人士都認為，由於斯大林主義者他們的妥協和工廠中群眾對其的失望很可能導致其在即將舉行的選舉中失去選票。資產階級分子以城市中的小資產階級和失望的工人和農民為基礎正在集結力量。資產階級希望在英美帝國主義的幫助下逐步取得對國家的控制權並組織反革命。盡管官僚機構控制著國家機器，但由於其獲取方式的原因，這種控制不穩定的。
正如托洛茨基所預見的那樣，為了完成這一進程，不管多麼謹慎，官僚主義被迫召集群眾。他們發出了行動委員會的號召，這些委員會在上層受官僚控制，但在最底層卻相對民主。斯大林主義者武裝工人（組織工人民兵），在這種情況下，群眾的積極性自然就顯現出來了。即使是憎恨和不信任斯大林主義者的社會民主黨工人也熱情地參加了這些反對資產階級的措施。托洛茨基曾經說過：用槍對付獅子，用指甲對付跳蚤。面對斯大林主義的國家機器，面對群眾運動這個威脅，資產階級是無能的
然而行動委員會的成立，工人的武裝，必然意味著一個新的蘇維埃政權的雛形正在形成。當然官僚機構迅速著手粉碎群眾的獨立性，並將政權極權化。新的選舉按照莫斯科的路線迅速組織起來，只有一份名單並受到嚴格的監督。
面對這些事件，克里夫問道：
「那麼，第四國際的前途是什麼；它的歷史任務是什麼？斯大林主義政黨比第四國際具有一切優勢——國家機器、群眾組織、金錢等等，等等。他們唯一缺乏的優勢是國際主義階級意識形態 ...
如果東歐國家發生了社會革命，卻沒有無產階級革命的領導，我們就必須得出這樣的結論：在今後的社會革命中，同過去一樣，群眾將進行戰鬥而不是領導。在資產階級的一切鬥爭中，不是資產階級自己做鬥爭，而是群眾認為這符合他們的利益。法國革命的無產階級為自由、平等、博愛而鬥爭，而運動的真正目的是建立資產階級的統治。這是在資產階級進步的時候。在反動的帝國主義戰爭中，作為炮灰的群眾越不知道戰爭目的，他們就越是好士兵。假定'新民主主義國家'是工人國家，就意味著接受無產階級革命原則上和資產階級戰爭一樣，是建立在欺騙人民的基礎上...
如果這些國家是工人國家，那為什麼要搞馬克思主義，為什麼要搞第四國際？我們只能被群眾看成是冒險主義者，或者充其量是不耐煩的革命者，他們與斯大林主義者的分歧只是戰術上的。」（《斯大林主義俄羅斯的性質》，第14-15頁）。
克里夫向錯誤的人提出了這些問題。實際上他應該向自己提出這些問題，並給出答案。如果他的理論是正確的，那麼馬克思的整個理論就變成了烏托邦空想主義。克里夫認為如果他把「國家資本主義」的標簽貼在斯大林主義的現像上，他就救贖了自己的良心恢復了第四國際的「失去的」作用並使自己滿意。在這裡我們看到了馬克思所說的、甚至影響革命運動的拜物教：改變一個事物的名稱，就可以改變它的本質。
沒有俄國工人國家的存在和腐化就無法解釋或追溯當今發展的階級歷史脈絡。人們只能把東歐的事件追溯到1917年的十月革命，克里夫如果不向自己提出1917年利用了誰的問題就認為官僚機構在捷克斯洛伐克利用了群眾，這是毫無意義的。十月革命之後不就是斯大林主義的勝利嗎？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或工人階級的良好意圖或主觀願望都無關緊要。根據馬克思的理論，任何社會都是在它內部的一切潛力都用盡之前，才從舞台上消失的。如果一個新的國家資本主義時期迫在眉睫——這必然是從克里夫的理論中得出的，因為在這種所謂的國家資本主義下，生產的發展不可能有任何經濟上的限制——那麼我們說「世界資本主義現在正在崩潰」，就只是一句空話。我們必須要荒謬的申論1917年的無產階級革命是把經濟有機地改變成國家資本主義的新一種革命。我們也要同樣荒謬地說：東歐的革命征收了整個資產階級，以便建立資本主義！只要認真思考一下就會發現，克里夫不可能在東歐問題上保持這種立場，而不把同樣的論點也轉移到俄羅斯本身。
克里夫自己指出，在資產階級革命中，人民群眾進行了鬥爭，資產階級得到了成果。群眾不知道自己是為了什麼而戰，但他們在現實實際中是為了資產階級的統治而戰。以法國大革命為例，它在啟蒙運動、伏爾泰、盧梭等哲學家的著作中有所準備和思想。但是他們確實相信資產階級社會的理想化，他們相信他們所宣揚的自由、平等、博愛的法典。眾所周知，正如克里夫自己引用馬克思的話來證明的那樣，法國大革命超越了它的社會基礎。它導致了超越了資產階級社會界限的無褲黨革命專政，正如馬克思所解釋的那樣，這產生了一個顯著的效果，即在幾個月內完成了本來需要資產階級幾十年才能完成的工作。掌握這種專政的小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領導人——羅伯斯庇爾、丹東等，真誠地相信哲學家們的學說，並試圖把它們付諸實踐。他們做不到，因為不可能超越特定社會的經濟基礎。他們不可避免地要失去權力，只是為資產階級社會鋪平了道路。如果克里夫的論點是正確的，那麼我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俄國和法國大革命的情況是一樣的。馬克思是新國家資本主義的先知。列寧和托洛茨基是俄國革命的羅伯斯庇爾和卡諾特。列寧和托洛茨基的好意同資產階級革命領導人的好意一樣，都是無關緊要的。他們只是為新的國家資產階級的統治鋪路。
因此，如果說官僚機構利用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群眾，這就構成了它是國家資本主義的證明，那麼俄羅斯官僚機構在1917年革命中也同樣利用了無產階級。然而這種理論無法令人滿意，由於俄羅斯是一個工人國家，官僚機構帶著它的種種墮落把東歐納入了經濟，並立即扼殺了發展中的社會主義革命，這就意味著在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他們有意識地在俄羅斯進行了一個延續多年的過程。他們以俄羅斯的形像伸縮發展，這一點應該是清楚的：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腐化的工人國家的存在，沒有一個與這些國家相鄰或接近的國家，這些發展是不可能的。要麼無產階級會按照經典路線以健康的革命征服並傳播革命，要麼帝國主義會粉碎它。
這是否意味著斯大林主義者已經完成了革命，因此沒有必要建立第四國際？歷史上我們多次面臨復雜的局面，例如在俄羅斯推翻沙皇的二月革命中，群眾開始受到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者的影響。這就意味著，群眾在完成了推翻沙皇主義——政治革命——這一任務之後，又在自己的道路上制造了新的障礙，不得不為此付出第二次革命——十月形式的社會革命的代價。群眾在東歐完成了基本的社會革命，但這個革命卻立即被熱月官僚機構官僚化了，這意味著他們現在必須付出第二次革命的代價——必須發動一場政治革命。
克里夫只是提出了一個問題：第四國際在俄羅斯的任務是什麼？它們與東歐的任務是相同的。為了實現社會主義，群眾必須控制行政和國家。這一點是斯大林主義者永遠不能給予的，它只能通過新的革命來實現。它只能通過推翻東歐和俄羅斯的官僚制度來實現，第四國際的任務是明確的：為建立工人民主的政治革命而鬥爭 ，在平等的基礎上迅速向社會主義過渡。財產形式不會改變，克里夫單單將其稱之為社會革命並不能改變什麼現實。
托洛茨基在財產形式的擴展中找到了工人國家的證明，克里夫則找到了相反的證明。
克里夫可能會辯稱，除非工人階級直接控制國家，否則它不可能是一個工人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他將不得不拒絕接受即除了可能在最初的幾個月裡俄羅斯有一個工人國家這樣的觀點。即使在這裡也必須重申，無產階級專政是通過階級的先鋒隊即黨的工具來實現的，在黨內是通過黨的領導來實現的。在最好的條件下，這將以國家內部和黨內的最大民主來實現。但是獨裁政權的存在本身及其實現社會制度變革的必要性已經證明了深刻的社會矛盾，在不利的歷史條件下，這些矛盾可以在國家內部和黨內找到反映。黨不比國家，就可以自動地、直接地反映階級的利益。列寧不無道理的認為工會是工人保衛自己於國家的必要因素，也是保衛國家的堡壘。
如果說工人階級的政黨（社會民主黨），特別是通過它的領導，有可能在資本主義被推翻之前就變質墮落，不能直接反映本階級的利益，那麼為什麼工人建立的國家不可能遵循類似的模式呢？為什麼國家不能從階級中獲得獨立並寄生在階級身上，同時（為了自己的利益）捍衛革命所創造的新經濟形式？正如我們以前所表明的那樣，克里夫試圖通過在1928年畫一條形而上學的線來區分他認為剩餘價值什麼時候沒有被官僚機構消耗，什麼時候被消耗。除了在事實上不準確之外，這也是一種奇異的沒有生命力的研究現像的方式。
實際上，從一個社會向另一個社會的過渡遠比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所能預見的要復雜得多。無產階級沒有比其他任何階級或社會形態更被賦予特權，在過渡到它的統治，然後到它在社會中無痛苦地、寧靜地消失，即到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必然會有一個平穩的通道。這是一種可能的變體。但是，社會民主主義和蘇維埃國家在既定條件下的變質完全不是偶然的。它在某種意義上代表了一個階級與其代表和國家之間的復雜關係，在歷史上，資產階級、封建階級和奴隸主階級的統治階級不止一次地有理由後悔。換句話說，它反映了多種歷史因素，這些因素是決定性因素的背景：經濟。
將列寧的廣泛觀點與克里夫的機械觀點進行對比。列寧一再強調必須要研究過去時代的過渡時期，特別是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過渡時期以便了解俄羅斯的過渡規律。他會拒絕接受這樣的觀念，即從十月發出的國家必須遵循一個預設的規範，否則就不再是一個工人的國家。
列寧很清楚，一旦推翻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和領導層沒有神賜的權力，能毫無矛盾地順利走向社會主義。這必然是克里夫斷然規定的康德主義範疇所必須得出的唯一結論。這就是為什麼列寧事先強調，無產階級專政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條件下會有巨大的差異。
然而列寧一針見血地指出，在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過程中，新興資產階級的專政體現為一個人的專政。一個階級可以通過一個人的個人統治進行統治。事後克里夫很願意接受這種觀念，因為它適用於資產階級。但是從他的論點中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在無產階級的情況下這種情況是不可能的，因為一人統治意味著專制主義，專制獨裁被賦予了一個沒有政治權利的個人，而統治階級的利益歸根結底是他所代表的。但列寧這樣評論只是為了說明在一定條件下，無產階級專政也可以通過一人專政來實現。列寧並沒有發展這個概念，根據俄羅斯和東歐的經驗以及中國的發展，我們不僅可以深化和理解當前的社會發展，也可以深化和理解過去的社會發展。
雖然無產階級專政可以通過一個人的獨裁來實現，但由於這意味著國家與其所代表的階級的分離，同時也意味著這個機器幾乎不可避免地會傾向於獨立於它的基礎，從而獲得自己的既得利益，甚至像斯大林俄羅斯那樣與它所代表的階級敵對和疏遠。當我們研究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時就會發現，在給定的社會矛盾下，一個人的專制是為這個社會的發展需要服務的。這一點從克倫威爾和拿破崙的統治中可以清楚地被看出。但是雖然這兩個人都是站在資產階級的基礎上的，但到了一定階段，資產階級專制從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有利因素，變成了阻礙資產階級生產全面自由發展的因素。然而專制主義的獨裁統治並不會就此不痛不癢地枯萎。在法國和英國，它需要補充政治革命才能把資產階級獨裁變為資產階級民主。但是如果沒有資產階級民主，生產力就不可能在資本主義下自由而充分地發展到極限。
如果說這適用於資產階級的歷史演變，那麼對於一個落後封閉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已經墮落為一人獨裁的無產階級專政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為了使無產階級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必須進行一場新的革命，一場輔助性的政治革命，把波拿巴主義的無產階級國家變成工人民主國家。這樣的構想符合過去的經驗，正如資本主義經過了許多暴風驟雨般的矛盾階段（我們的時代證明，我們還遠遠沒有結束這些階段）一樣，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俄羅斯無產階級的統治也是如此。同樣由於相互的反應，東歐和中國也正在經過這個波拿巴主義階段，導致這些國家不可避免地要進行新的政治革命，以便把工人民主作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前提條件。
我們正是在既有歷史條件下階級與其國家的相互關係中，找到了對斯大林主義腐化的解釋，而不是在工人國家在任何條件下都必須是完美的工人民主或國家轉變為階級的神秘思想中找到了解釋。從長遠來看，經濟因素，正如在資產階級社會中，伴隨著許多動蕩和災難，將會勝出。工人階級經過歷史經驗的豐富和教訓的汲取將勝利地推翻斯大林主義的專制主義，在更高的層次上組織健康的工人民主。那麼國家將或多或少地符合馬克思和列寧所制定的理想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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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於1862年起任普魯士政府總理，1878年頒布了《反社會主義法》。他通過對丹麥、奧匈帝國和法國的成功戰爭，實現了普魯士統治下的德國統一。
[2] 魯道夫·希法亭 （Rudolf Hilferding）是過去一名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
[3] 歐根·杜林（Eugen Duhring）是德國著名的社會民主主義者。1874-5年，他發表了挑戰馬克思主義德國運動思想的著作，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對此作了回答。
[4] 1936年和1938年的莫斯科審判是斯大林發動的可怕的陷害運動，導致一代革命者和反對官僚制度的人被肉體消滅。1936年，斯大林提出了一部新憲法——1936年7月西班牙內戰爆發後，由於官僚機構害怕在蘇聯內部產生影響，這部憲法被廢除。
[5] 斯坦尼斯勞·米科拉夫西克（Stanislaw Mikolafjcik），波蘭農民黨的領導人，自1943年起擔任總部設在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的領導人。1945年解放後，他成為波蘭的副總理，但真正的權力掌握在斯大林主義者手中，並得到紅軍的支持。到1947年舉行選舉時，他的許多支持者被監禁，該黨後來被鎮壓。
[6] 雅各賓派（Jacobins ）是法國大革命的極端激進派。他們的領袖馬克西米利安·羅伯斯比爾（Maximilien Robespierre）從1793年開始行使最高權力，直到1794年被推翻並處決。1795-9年，督政府是法蘭西第一共和國的政府。
[7] 1945-8年，法國共產黨在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 ）領導的全國聯盟政府中擔任過多個內閣職位。1948年9月成立的亨利·基耶爾（Henri Quielle ）政府因「攻擊工人」而受到法共的攻擊 。
[8] 愛德華·貝內斯（Edvard Benes ），社會民族黨黨員，1935-38年任捷克斯洛伐克總統，1941年起任倫敦捷克臨時政府首腦。1945年任捷克斯洛伐克臨時政府主席。他於1948年6月在「布拉格政變」後辭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