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在這篇長文中，亞當·布斯探討了共享經濟的興起。隨著AirBnB（AirBnB）和Uber（Uber）等公司的出現，媒體上出現了大量關於共享經濟的報道。在媒體的描述中，這些新模式為資本主義生活提供了一個革命性的新活力階段。但資本主義下的現實卻遠非這種烏托邦式的承諾。本文原文發表於2015年10月2日。譯者：洪磊）
Plus ça change, plus c'est la meme chose.
事物越是改變，就越是保持不變。
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後半段，豐富的技術和創新包圍了我們；無人駕駛汽車、3D打印和新興的「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將全球的人和物都聯接了起來。技術烏托邦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資本家向我們承諾了一個富足的世界、一個超高效的生產和分配體系，以及一種休閑的生活。然而對於99%的人來說，現實究竟是怎樣的呢？他們面對的是生態危機、經濟的「世俗停滯」，以及令人瞠目結舌的社會不平等。
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科技進步並沒有帶來生活水平的提高、工資的增加或每周工作時間的減少。盡管社會的科技潛力驚人，但最基本的問題——疾病、貧困和無家可歸——還遠遠沒有得到解決。
2015年，在經歷了七年的全球經濟危機之後，資本主義所能提供的東西沒有讓數百萬人滿足，也沒有平息他們的怒火。他們站了起來，組織到了一起，來反抗維護這個過時系統的政府和精英。
盡管如此，政治宣傳仍在繼續。在戰後的繁榮時期，在大規模工業化和自動化的支持下，人們斷言「我們現在都是中產階級了。」如今，盡管那些比較嚴肅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作出了悲觀的預測，但我們還是被告知，下一次「革命性」的變革就在眼前。據他們所言，很快我們就都將成為自由的、解放的、創業的資本家！
這就是先進資本主義世界正在兜售的神話。這時，從2008年危機的廢墟中，出現了一種所謂的「新」經濟形勢——「共享」（或「按需」）經濟。
有些人，比如上文強調過的那些烏托邦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樂觀地宣稱：我們正在見證資本主義體制中一個新的、活力煥發的時代的誕生。另一些人，例如保羅·梅森（Paul Mason）在他的新書《後資本主義》（PostCapitalism）中所寫的那樣，則（相對冷靜地）強調了現代信息技術和「共享」經濟在資本主義範圍內——即在私有制、商品生產和交換，以及為利潤而生產的限度內——所帶來的矛盾。
但現實是什麼呢？現在，大量的按需服務只需一個應用，劃一劃、點一點即可獲得。我們是否看到了一個以智能手機為燃料的新時代的到來？共享經濟是否真的代表著社會組織和運行方式的根本性變革？而在信息技術、自動化和高密度網絡化的結合下，工作和崗位的性質是否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變得更好了呢？
「只需輕輕一點」就能得到滿足
AirBnB和Uber只是兩個最著名的例子，只是「共享」——或「按需」——經濟世界的冰山一角。除了房間（或整個公寓和房屋）以外，從汽車、自行車到工具、教科書，現在我們甚至可以「共享」天下的一切。
同樣，除了可以即時打車以外，現在還有一些App可以在幾分鐘內將清潔工（Handy）、食材（Instacart）或餐廳的菜品（Deliveroo）送上你的家門。事實上，像TaskRabbit這樣的公司可以將准備好從事任何體力勞動的「任務員」大軍與需要這些服務的人進行匹配，無論這些體力勞動是組裝家具、修理電腦、送包裹還是修剪草坪。
雖然「共享」經濟和「按需」經濟常常被混為一談，但它們有明顯的關鍵區別。二者都是在相似的時間範圍內崛起的，其基礎是智能手機和App的普及，以及年輕、精通技術且相互聯系的人口。然而，前者側重於所謂的「共享」產品，而後者則側重於「按需」提供服務。
這種技術和模式所提供的革命性潛力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可以有效地分享我們的資源，並最大限度地利用這些資源，而不是浪費地生產那些在其壽命中只短暫地發揮作用的房屋和汽車。只需在屏幕上輕點幾下，就可以獲取一系列服務，那些有技術和時間的人就可以與個人用戶的需求實現有效匹配。
「共享」經濟的奧威爾式世界
然而，雖然「共享」和「按需」經濟所提供的潛力和可能性是顯而易見的，但在資本主義的限制下，它們並不是一場革命。
正如卡爾·馬克思在其鉅作《資本論》中所解釋的那樣，資本主義根據其性質被定義為一種普遍的商品生產和交換制度。馬克思闡述說，商品是為交換目的而生產的貨品或服務（相對於個人或社會消費而言）。雖然商品存在於各種形式的階級社會中，但只有在資本主義下，商品生產才變得普遍化了。
在這個商品概念中，蘊含著資本主義體制的另一個重要支柱——私有制問題。因為，如果一種產品可以被用於交換，那麼它必須首先屬於尋求這種交換的生產者或所有者。
同時，商品所有者之間的交換總和構成了資本主義市場。貨幣和信貸是這個體系的潤滑劑，使商品流通保持活躍。最後，我們看到了資本主義背後與私有制問題相聯系的動力，即個體生產者之間為追求利潤而進行的競爭，且這種競爭是通過剝削工人階級而實現的。
那麼，資本主義體制的基本要素都在這裡了：商品的生產和交換、私有制、市場、貨幣和信貸、利潤和資本—雇佣勞動關系。
有人會問，資本主義的哪個方面被「共享」或「按需」經濟徹底改變了？正如《衛報》（The Guardian）指出的那樣，利潤是肯定沒有消失的：
「作為服務提供者加入共享經濟——住宿、交通或其他任何市場需要的服務——讓你有了賺錢的機會，同時也將成為『運動』的一份子。這聽起來非常吸引人，對吧？
「但不要搞錯了：這是一門生意。無論你是如何參與共享經濟的，如果忘記了這一點，你就有危險了。
「底線是：為共享經濟服務而興起的企業沒有一家是非營利的。相反，它們都是公司，其目標就是從已經存在但不太正規的共享經濟中獲利…
「…如果你只是『運動』的一份子，你不會像AirBnB那樣成為世界上最有價值的風險投資型企業，也不會像AirBnB那樣估值達到100億美元（比某些連鎖酒店還要高）。不，你必須找到一種方法，讓中間人確實能得到非常豐厚的回報——這不過是最基礎的資本主義罷了，並不是一場運動。」
當然，私有制仍然存在：你可以試著在AirBnB公寓裡住得超過了你約定的日期，看看會發生什麼。而且從根本上說，這仍然是一種市場經濟，是在用金錢換取貨品和服務——也就是商品。如果這真的是「共享」，那麼我們不妨把資本主義內部的所有部門和行業都歸為共享經濟的一部分，因為這種所謂的「共享」——即用金錢換取商品——是所有市場的基本特征。
那麼，「共享」經濟的「革命性」是什麼呢？實際上，這雷根本就沒有發生過共享。分享意味著某種利他主義的互惠和/或公共所有權。事實上，這種善意的互惠在AirBnB等公司的前身中就已經存在了（並且現在依然存在）；例如，CouchSurfer等在線社區就允許旅行者借助他人的善意，免費找到一張床來過夜。
不，我們現在擁有的這些並不是共享；沒有廢除私有財產，也沒有建立大規模的公有制。相反，我們所擁有的只是將私有的產品和購買來的商品大規模轉化進租賃服務當中。
「共享」經濟的最大訣竅就是改變了事物的名稱，卻沒有改變事物本身。租用和雇佣勞動——這些從資本主義誕生之初就存在的東西——只是被改稱為了「共享」而已。私有制，以及由此衍生的所有資本主義法則，都沒有被廢除或改變。「共享」經濟只是典型的商品交換，在互聯網時代被賦予了新的光輝和花哨、時尚、現代的色彩。這是一個充斥著委婉詞的世界，奧威爾的荒誕經典《1984》中的老大哥都會為之驕傲。
在OpEdNews.com上的一篇文章中，安東尼·卡拉馬（Anthony Kalamar）將這種「共享」的時代風潮描述為「共享洗白」，即企業將其真正的暴利本質隱藏在「共享」這個善良、微笑的面具背後。在這個過程中，真正的共享經濟——基於公有制和生產計劃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可能性被推到了一邊。此外，雖然這些公司可能有助於減少某個行業的浪費，但在社會層面上，它們的目的只是為了擴大市場。
「真正的共享經濟的承諾，與那些試圖躲在其外衣下的泛濫的『共享洗白』公司之間的關鍵區別在於，後者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貨幣交換，以營利為目的。或許你母親也曾經教導過你要與人『共享』，而不論當時她對『共享』的定義是什麼，都一定與此完全不同…
「通過竊取我們用來談論共享經濟的語言，這使得基於共享經濟的承諾成為了泡影；對即將到來的生態危機的重要回應，也因此變成了一開始使我們陷入危機的同一經濟邏輯的另一個標簽而已…
「…一百多年來，一直都是增長為先——找到新的市場、開發新的產品、找到新的方法讓人們消費。經濟必須增長，寶貝。而上面列出的所有營利性「共享洗白」的公司也都在迅速發展。它們並沒有抵消主流經濟的增長主力，而是為之錦上添花，因為它們用的還是主流經濟的市場邏輯，即為了利潤而永無止境地增長。那些空餘的房間、空蕩蕩的車位和閑置的雙手一旦被推向市場，就可以轉化為金錢。本有可能真正實現「共享」的社會關系，又被帶回了貨幣計算和增長邏輯的籠罩之下。」（卡拉馬，《「共享洗白」就是新的「綠色洗白」》，強調為本文所加）
作家湯姆·斯利（Tom Slee）也在左派網絡雜志《雅各賓》（The Jacobin）上的一文中提出了同樣的觀點：
「如上的考察清楚地表明，這場運動中的創業派主導了更多社區理念的倡議。這種緊張關系導致了商業模式的快速變化，又隨著共享經濟模式對大企業的吸引力，把基於社區的共享的原始理念甩得越來越遠…
「『共享經濟』已經從協作共享迅速滑向了管制的進一步放松和就業的不穩定——這是風險融資和伴隨這些資金而來的增長需求的直接後果。相當一段時間內，這樣的項目都並不能讓我們更接近我們希望看到的那個更公平的社會。」
收租人的興起
那麼，「共享」經濟的特點就是將所有權轉化為租金，而經營這些點對點租賃——即將供求與需求進行匹配——的公司則從租金中抽取一部分作為其利潤。由此說來，「共享」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原型之間還有一個重要的區別：它不是資本家將生產中創造的剩余價值的一部分直接作為其利潤，而是處於「共享」經濟中心的公司從租金中抽取一部分作為其利潤，而租金又是實際生產中產生的剩余價值的一部分。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解釋了經濟中的一切新價值是如何通過運用勞動創造出來的。於是，剩余價值只是工人階級的無薪勞動——即工人創造的高於自身工資成本的價值。這些價值實際上被資本家免費獲得了。
這種剩余價值又被分為利潤、利息和租金。因此，收取利息的貨幣所有者（銀行和金融家）和收取租金的財產所有者（地主）並不是在創造新的價值，而只是在重新分配商品生產過程中已經被創造出來的價值（和剩余價值）。
因此，隨著「共享」經濟的興起，我們也看到了寄生性尋租資本主義的大規模興起。「共享」經濟的主要「革命」就是把個人財產變成私有財產，即把千千萬萬普通人的個人財產（房屋、汽車等）變成資本家的利潤來源。簡單來說，就是將小規模的個人財產大規模轉化為資本。
雖然AirBnB和其他這類公司可能會幫助提高配置特定資源的效率，但它們並沒有將利潤重新投資於解決存在的稀缺性問題。換句話說，它們在發展生產力方面沒有采取任何行動。
AirBnB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個「共享」經濟的主要參與者最終受益於社會上缺乏住房和平價住所的這一事實。但AirBnB並沒有像社會主義生產計劃中那樣，將其利潤重新投入到解決住房短缺的問題上，而是簡單地將其利潤用於廣告和營銷，以擴大其市場份額。這是其整個商業模式的基礎。
同時，還有很多例子表明，AirBnB非但沒有幫助解決住房危機，實際上還加劇了住房危機。很多之前租給長期租客的房東，現在反而選擇套現，把自己的房產純粹變成短期出租房和度假屋，定價遠高於長期租賃市場上的房東。結果就是租房者需要支付超過他們以往能夠負擔得起的租金，並且可供出租的房屋供應也減少了。就這樣，AirBnB非但沒能有效配置資源，反而在實際上起到了加劇稀缺的作用。
Uber的例子也強調了這一點。這是一家從全球許多城市糟糕的公共交通狀況中極大受益的公司。但就像AirBnB一樣，Uber並沒有將其利潤用於投資公共交通，而是將錢花在了廣告和營銷上。當然，只要Uber還是一家追求利潤的私人公司，這就非常合理。Uber、AirBnB等這類企業只是遵循了資本主義體制的規律和邏輯，而資本主義體制的驅動力就是競爭和追求利潤。
類似地，按需經濟中的公司將其工人歸類為「自雇者」而非「雇員」，從而避免了提供培訓或設備的任何義務。這些公司不是投資於提高按需勞動力的技能和工具，從而幫助提高整個部門的生產力，而是利用了資本主義危機造成的全社會大量失業和低工資、低生產力的勞動。這些公司非但沒有幫助發展生產力，甚至實際上還從社會停滯的症狀中牟取暴利。
在這一點上，我們也要強調一下「共享」經濟與真正的社會主義生產計劃的另一個重要區別。雖然「共享」經濟可能能夠更有效地配置資源，減少某一個部門內的浪費，但社會主義內部的工人民主和計劃經濟的作用，則是根據社會上哪裡有稀缺或需求，在整個經濟中引導和配置資源（本質是社會勞動時間）。
在資本主義下，主要通過對投資的引導，價格信號和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發揮了同等的作用。但是，在資本主義下，這樣做不是基於需求，而是因為某些商品的供需不匹配，而資本家有可能通過投資於這個或那個部門來獲取超額利潤。
因此，在「共享」經濟所覆蓋的這些行業內，資源的配置可能會更有效率。但是，在「共享」經濟（或者說其實就是整個資本主義經濟）中處於領先地位的公司，其經營目的並不是解決社會需求，而只是為了獲取利潤。同時，資源在不同部門之間，以及在整個經濟中的配置，仍然由市場的無政府狀態來完成，而這其實是非常低效的——因此，整個資本主義體系中才會存在這樣荒唐的矛盾：大量失業的同時，還存在著過度勞動的現像；無家可歸的同時，還有房子空置著；政策緊縮的同時，還存在著過剩的產能和大企業手中堆積成山的閑錢。因此，由於其自身的內在矛盾，資本主義遠非一個高效的制度，而是存在著巨大的資源浪費。
投資者將資金投入到「共享」經濟——一種純粹的租金經濟——當中，這再次反映了困擾世界經濟的過度生產（「產能過剩」）的龐大幽靈。隨著不平等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有大量的利潤堆積在了1%的人手中。但是，由於世界範圍內仍然存在著大規模的生產過剩，將這些利潤投資於實際生產是幾乎沒有什麼好處的——因此，就形成了投機的興起、資產泡沫的增長，以及股票市場的日益不穩定（例如最近在上海股票交易所發生的股價急劇下跌）
那麼，這種以不斷發展的「共享經濟」為形式的租界經濟的興起，並不預示著資本主義進入了一個新的活躍階段；實際展現出的情況恰恰相反：資本主義發展生產力——工業科學、技術和工藝——的能力已經陷入了僵局。
簡而言之，所謂「共享」經濟絕不標志著一個協作、平等、共同所有制的新時代的到來，而只是資本主義這只寄生蟲的生長；它給自己塗上了一點口紅，以便看起來更加漂亮。就像以前的妓女會用化妝品掩蓋自己患病的症狀，把瘡疤裝飾成美人斑一樣，已然年老氣衰——無法發展生產力，無法推動社會前進——的腐朽資本主義體制也在試圖把自己最難看、最令人厭惡的特征掩蓋成值得推崇的東西。
是「微型創業者」還是「朝不保夕階級」？
在「共享」經濟大量崛起的同時，「按需」經濟也同樣異軍突起。迄今為止，這類按需服務的焦點主要集中在消費者的利益上。按需經濟的狂熱愛好者們津津樂道於只要在凌晨兩點輕觸幾下蘋果手機，就能叫個便宜的清潔工到自己的公寓來，或者叫到一輛低成本的出租車。
這方面的按需應用其實並沒有那麼革命性。實際上，它們不過是一本美化了的黃頁（一本根據其提供的服務而整理出來的巨型本地企業電話簿）。不同的是，在按需經濟的世界裡，企業可以是任何東西，也可以是任何人——甚至可以只是一個提供特定服務（或各種服務）的個人。因此，通過像TaskRabbit這樣的公司，注冊的「任務員」會提供他們的時間和技能，而客戶就可以從不斷增長的「任務員」那裡要求可以想到的任何服務。
與此同時，自由主義資本家們則大肆宣揚按需經濟對工人的好處。他們告訴我們，按需經濟（也被稱為「零工經濟」）為新的年輕一代提供了機會，讓他們得以打破上午9點到下午5點的工作日傳統，擺脫受雇於單一企業的束縛。你看，年輕工人只是想要「自由」，想要自由選擇何時工作以及從事什麼行業。我們不再必須被單一的職業所定義，不再被迫每天每時每刻執行一成不變的單調任務；現在，現代工人可以成為所有行業的萬事通，將自己全面發展成一個具有多種激情和追求的人。
有人說，這些「自由」的勞動者就是按需經濟的活躍動力；他們是「微型創業者」，是在用自己的創造力和聰明才智推動著資本主義的發展。按需經濟的魅力在於，現在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創業，自己當老板，自己「白手起家」。
然而，這種承諾與現實之間還是存在著一條巨大的鴻溝。正如《紐約時報》在一篇題為《在共享經濟中，勞動者既找到了自由，也找到了不確定性》（In the sharing economy, workers find both freedom and uncertainty）中所指出的那樣：
「不過，在失業率居高不下的環境下，（按需工作者）與其說是微型創業者，還不如說是微型賺錢者。他們經常每周工作七天，試圖從一系列一次性的工作中賺取生活費。當他們隨叫隨到的服務改變了其商業模式或薪資標准時，他們幾乎是束手無策的。為了降低這種風險，許多工人都會在多種服務之間來回切換。」
因此，這些工人遠沒有得到按需（零工）經濟的賦權。他們不得不求助於自由職業，正是因為資本主義危機和由此產生的工作崗位的缺乏剝奪了他們的權力。這些自我雇佣的「任務員」並不代表著一支有抱負的創業者大軍；事實恰恰相反：他們是工人階級中最不穩定的一層，仍然是在被迫出賣自己的勞動能力——即他們唯一真正擁有的商品。
現在的不同之處在於，這些工人必須以越來越小的份額來出售自己的勞動能力，沒有任何穩定性或安全性，也沒有合同或讓他們能夠賺取到足夠生活費的保證。《雅各賓》評論說，像TaskRabbit這樣的公司只是一個「美化了的臨時工中介」罷了。
在這一方面，自雇「零工」工人的興起，正反映了零時合同的興起。這是對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描述的「計時工資」和「計件工資」的回歸。正如《紐約時報》在上述同一篇文章中所評論的那樣：
「計件勞動並不是一個新現像。但隨著技術對其的促進以及App的包裝，它披上了由新材料做成的更閃亮的外衣：共享經濟、同儕經濟、協作經濟和零工經濟。」
高失業率、工作崗位競爭、工資下行壓力等因素，對於勞動者來說，加劇了底層競爭，造成了更加不穩定的工作條件。甚至有人創造了一個新的名詞，來形容在這種極度不穩定的就業環境中受苦受難的人——「朝不保夕階級」（the Precariat）。《紐約時報》繼續解釋道：
「勞動經濟學家稱，如果說這些市場吸引了工人，那是因為許多找不到穩定工作的人覺得自己不得不接受這種臨時的任務。根據勞工統計局的估計，7月份有970萬美國人失業，另有750萬美國人因為找不到全職工作而從事兼職工作…」
「由於零碎的工作比長期工作更容易獲得，一個依賴於不穩定工作和工資的新的勞動階級正在出現。勞工經濟學家蓋伊·斯坦丁（Guy Standing）將他們成為『朝不保夕階級』…」
「…他說，這些公司基本上是將一次性任務輸送給報價最快或最低的人，讓工人們在一種勞動淘汰賽中相互競爭。」
雖然人們稱贊按需經濟給消費者帶來的好處，但資本家得到的好處卻更加清晰可見。企業不需要支付病假和假期的工資，也不需要繳納國家保險和養老金。事實上，這種將工人劃為「自雇者」的傾向在英國已經出現了。自2008年危機爆發以來，英國自雇者的數量一直在上升，工會也對建築業企業試圖通過外包和中介機構雇佣「自雇者」來降低勞動力成本的「假性」自雇現像進行了鬥爭。
更重要的是，通過個人簽約以及在App的門戶上進行互動，按需經濟中的勞動者已經被隔離、被原子化了——他們脫離了工作場所的集體環境以及由此培養出的組織化傾向。正如《紐約時報》所強調的那樣，原子化且缺乏組織性的Uber司機和TaskRabbit「任務員」都是資本家可以剝削的原料：
「Uber已經從投資者那裡籌集了超過15億美元的資金；Lyft已經籌集了3.33億美元；TaskRabbit則籌集了3800萬美元。這些公司之所以能吸引投資者的部分原因是，它們可以有效地發揮勞務中介的作用，以避免巨額的員工工資。」
那麼，和「共享」經濟一樣，按需經濟並不是資本主義生命週期中的革命性、進步性發展，而是這個系統腐朽與危機的又一次荒誕體現。這是一個關於剝削、不平等和不安定性的老故事了，智能手機一代只是重新包裝並重新啟動了它。
一方面，我們看到的是「人與機器的賽跑」；由於信息技術和自動化，工人面臨著「技術性失業」的威脅。牛津大學學者的一份研究報告預測，到2034年，發達資本主義世界近一半的工作崗位將因自動化而被淘汰，其中包括許多白領工作，如會計和房產中介等。這個過程將會產生一大片失業的高學歷青年；這些年輕人找不到工作，因此就必須四處尋覓那些無保障、不穩定的工作。
正如TechCrunch.com的一篇文章所強調的：
「…我們正站在一個十字路口；在那裡，教育程度過高而經驗不足的知識型工作者正與大量的任務型臨時工相遇。如今供過於求的知識型工作者似乎只有一個過渡性的職業選擇，那就是成為一名零工工作者…
「那麼，當受教育程度過高卻技能不足的知識型工作者進入共享經濟後，會發生什麼呢？他們會開車送我們去機場，或者按需給我們送狗糧。至少在駕駛自動化實現以前都會是這樣。」
另一方面，在工人與技術競爭的同時，工人之間的競爭也在加劇。這是一枚硬幣的兩面：那些被趕下工作崗位——從短期來看是被危機趕走，從長期來看則是被自動化趕走——的人被迫相互競爭。結果就是超級富豪和其他人群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不穩定的自雇職業、零時合同以及零碎的工資：這就是99%的人在資本主義下工作的真正未來。
異化與剝削
隨著大量自雇人士推動按需服務興起，資本家們創造了最終自由主義你死我活的競爭：工人之間純粹是競爭關系，他們被灌輸了一個神話，即他們已經從固定期限合同和固定時間的義務中「解放」出來了。
然而，一些年輕的工人確實相信了這種由按需經濟領導的資本家所推銷的「自由」和「解放」的言論。但這並不能證明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想的力量。相反，對自由職業者生活方式的擁護恰恰反映了截然不同的情況：由於許多人在巨大的、不露面的資本主義公司中從事令人頭疼的工作，他們會感受到工作對其的異化。正如《紐約時報》所解釋的：
「零工帶來了自我管理和多樣化的前景，工人們可以選擇不同的任務，制定自己的時間表。他們不聽命於任何不露面的公司，而是為他們的同儕而工作。」
我們不再只是機器上的另一個齒輪，而是有了強烈的願望來控制自己的生活——當我們朝九晚五地工作，把我們的勞動能力賣給真正控制社會地主要壟斷企業時，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決定或「選擇」在按需經濟中工作，被許多人視為是一種反叛的行為，是在與體制作對。
但這種反叛是個人的反叛，而作為個人，我們的力量是相當微弱的。雖然少數人可能會在「任務員」的生活中找到個人的、暫時的救贖，但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在這條競爭加劇的道路上是得不到救贖的。只要銀行和大企業仍然掌握在私人手中，並且社會中所有最重要的決定都由它們來做，自由職業就並不能賦予我們任何真正的控制權。即使在個人層面上，自雇和自由職業所做的一切，也都不過是用一個公司對一個工人的壓迫和剝削，來代替一生的不安全感、競爭和不穩定性而已。
在工人從工作中被異化出來的同時，按需經濟和「共享」經濟也加劇了我們彼此之間的異化。如今，我們彼此之間的互動越來越多地是通過某個App、某個價目表或個人資料頁面來進行的。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解釋了這種異化為何是一個由金錢和商品主導的社會所固有的。現在，一切都已經——或者可以——商品化，將所有人際關系都變成了金錢關系。
正如無政府主義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所指出的，今天的資本主義似乎以「狗屁工作」——看起來毫無意義、令人頭疼，沒有任何社會作用的無聊工作——的泛濫為特征。但就像《經濟學人》在對格雷伯的回應中所解釋的那樣，這種工作確實在社會中發揮了作用——資本主義企業不會雇佣不必要的人員，或者花費不必要的勞動力成本，因為這將損害他們的利潤。由於競爭和私有制，許多被格雷伯認定為「狗屁」的工作都是在資本主義下顯然必要的部門：臃腫的法律部門、廣告和營銷、金融公司和對衝基金，等等。而在社會主義社會中，這樣的工作和部門顯然都會消失，由此騰出的勞動時間則將被用於解決科學研究、醫療保健、教育和綠色能源等重要需求。
《經濟學人》指出，大量「狗屁工作」真正顯示出的，是現代資本主義在經濟中創造的廣闊而深不可測的分工水平，讓生產過程被分割成了一個個最重復的、看似瑣碎的任務。正是這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分工，使得工人純粹是為了老板的利潤而勞動，也導致了如今工人與他們的工作之間高度的異化。
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解釋的：
「…分工還給我們提供了第一個例證，說明只要人們還處在自發形成的社會中，也就是說，只要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間還有分裂，也就是說，只要分工還不是出於自願，而是自發的，那麼人本身的活動對人說來就成為一種異己的、與他對立的力量，這種力量驅使著人，而不是人駕馭著這種力量。原來，當分工一出現之後，每個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動範圍，這個範圍是強加於他的，他不能超出這個範圍：他是一個獵人、漁夫或牧人，或者是一個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資料，他就始終應該是這樣的人…」（強調為本文所加）
然而，在社會主義下，如馬克思與恩格斯所言：
「任何人都沒有特定的活動範圍，每個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我自己的心願今天干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後從事批判，但並不因此就使我成為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強調為本文所加）
的確，對許多人來說，按需經濟的自雇職業所提供的「多樣性」、「自由」和「解放」的承諾甚至可能聽起來十分接近馬克思和恩格斯上述關於社會主義和「今天干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後從事批判」的格言。
但是，正如恩格斯在其他地方（即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強調的那樣，只有當「社會生產中的無政府狀態被系統的、明確的組織所取代」時，「人從必然王國上升到自由王國」才成為可能；只有到那時，「為了個人生存的鬥爭才會消失」；只有到那時，人類才「最終與動物界的其他成員劃清界限，從單純的動物生存條件進入真正的人類生存條件。」
只有當全人類是自由的，我們每個人才都是自由的。只有當我們有了一個民主且合理的生產計劃時，我們才能保證每個人都有一個穩定的未來，有房子，有工作，有體面的工資。而只有當我們掌握了生產資料——即社會中的技術和財富——我們才真正掌握了自己的生活。
「人們周圍的、至今統治著人們的生活條件，現在卻受到人們的支配和控制，人們第一次成為自然界的自覺的和真正的主人，因為他們已經成為自己的社會結合的主人了。人們自己的社會行動的規律，這些直到現在都如同異己的、統治著人們的自然規律一樣而與人們相對立的規律，那時就將被人們熟練地運用起來，因而將服從他們的統治。人們自己的社會結合一直是作為自然界和歷史強加於他們的東西而同他們相對立的，現在則變成他們自己的自由行動了。」（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共享科技為何在現在出現？
按需經濟和「共享」經濟在2008年大崩潰後崛起，這絕非巧合。首先，如上所述，正是「勞動力後備軍」隊伍的膨脹和大規模失業留下的永久傷疤，助長了按需經濟所依賴的看似無止境的廉價自雇勞動力的供應。
正如PSFK.com的傑夫·譚納瑞（Jeff Tennery）所強調的：
「早在2008年，當市場崩潰、全職工作蒸發不見時，從大學畢業的千禧一代幾乎沒有任何穩定的就業機會。這個特殊群體幾乎沒有選擇，只能搬進他們父母的地下室，從事與他們的學位或興趣並不相符的低級工作。」
與此同時，對按需服務的需求也在回升；這並不是因為人們變得更富有或者「更懶」了，而是因為人們對便利和休閑的需求變得更加迫切了。盡管「節省時間」的設備激增，但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忙碌、緊張、焦慮。自動化和技術帶來的生產力的提高，意味著極少數精英的更高利潤，而非大眾的更多休閑時間。無論是時間還是金錢，所有的利益都集中在高層。
在資本主義體制下，各地的工人都被緊張的生活節奏所擠壓，以至於他們甚至願意為了最基本的服務向別人付費。時間已經成為了特權階層的一種奢侈品。因此，按需經濟對普通人是很有吸引力的。
就「共享」經濟而言，很明顯，資本主義的持續危機已經使數百萬人陷入了貧困，並動搖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因此，人們正在尋找另一種更便宜的生活和消費方式。工人階級家庭——從前依靠不斷擴大的信貸泡沫來進行其所有重大采購——如今則被迫租用（對不起，「分享」）其所需的東西。正如《經濟學人》所指出的那樣：
「許多點對點租賃公司都是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即2008年至2010年期間成立的，這肯定不是巧合。一些人認為，共享及其『使用權高於所有權』的口號，是危機後對物質主義和過度消費的解毒劑。」
對於技術主義者來說，「共享」/按需經濟的興起只是一個好主意變成了現實。一些聰明的程序員和熱情的創業者拍了拍腦袋，然後——瞧！——一個新的經濟就這樣誕生了！」
但相比之下，上述情況表明，「共享」/按需經濟背後的技術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餡餅。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是唯物主義者——也就是說，我們明白社會中的任何理念（包括科學和技術上的理念）只能在物質條件的限制下運作。換句話說，要想讓任何技術在社會上立足，就必須存在其成長和發展的物質條件。
蒸汽機是一個可以證明這一點的常見例子。盡管有人聲稱是蘇格蘭工程師詹姆斯·瓦特開發了蒸汽機，但事實上，發明蒸汽機的人是亞歷山大的希羅（Hero of Alexandra），一位古希腊數學家。希羅被認為是第一個發明蒸汽機的人，但他在第一個千禧年發明的蒸汽機只不過是一個玩具而已。
在一個以大量奴隸供應為基礎的經濟中，提高生產力的工具——如蒸汽機——並不能發揮作用。只有隨著資本主義和雇佣勞動的發展，工人在一定時期內的工作能力被購買了（而不是像奴隸制那樣購買工人本身），才會有動力去投資提高生產力的設備和技術。
就「共享」/按需經濟而言，如上所述，崩潰和危機是這些新商業模式能夠蓬勃興起的必要條件：大規模失業、緊縮和貧困化，以及日益嚴重的不平等。在這一點上，「共享」經濟和按需經濟的興起並不像資本家願意描述成的那樣，是任何個人天才的產物，而是——又一次地——反映了資本主義體制的僵局、停滯和危機。
「小即美」
隨著「共享」/按需經濟的發展，前幾十年流行的「小即美」的論調又重新出現了。當時，自有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所接受的觀點是，經濟的發展不是由巨型跨國公司推動的，而是由一波規模較小、更具創新性的企業推動的。
互聯網和基於App的經濟的興起，使得初創企業可以在只有骨干員工的情況下達到數十億的估值，這給「小即美」這一運動帶來了新的活力。就像19世紀美國的淘金熱一樣，他們今天的承諾是：任何嶄露頭角的年輕企業家都可以快速致富——他們所需要的只是一個好主意，以及一片熱情與膽量。那邊的山上遍地是黃金！
但這種歡呼雀躍的聲音在每一次新的泡沫開始時都會經常出現。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強調了這種泡沫的性質和動態，它產生於資本主義市場的無政府性質：一個新的市場被開辟出來了；早期的先驅者在沒有競爭的情況下賺取了超級利潤；當成群結隊的投資者湧入，唯恐錯過盛宴時，羊群心態就開始出現了；該部門因產能過剩而變得臃腫起來；當資本家發現他們因空想中的利潤而借錢，從而背負了無法償還的債務時，危機便會開始出現。
每一次泡沫的模式都是這樣，從最早的記錄案例，如16世紀荷蘭的鬱金香狂熱，到現代美國的頁岩氣投資狂潮，無一例外。現在，隨著現金囤積在資本家手中，而卻沒有任何可盈利的投資渠道，股市價格和投向初創企業的資金數額便越來越脫離了經濟的真實狀況。
我們不必追溯到很多年前，就能找到科技行業的最新例子：新千年之交的網絡泡沫——這次泡沫破裂後，遺留下了急劇的經濟衰退。
如今，以信息技術為基礎的新公司正以令人瞠目結舌的金額被估值。Pinterest、WhatsApp、Snapchat和Instagram的估值分別為110億美元、190億美元、200億美元和350億美元，但卻沒有任何收入來源。新一次科技泡沫已經露出了所有應有的跡像；又一次地，這反映了世界範圍內存在的巨大產能過剩，以及富人缺乏真正有利可圖的地方來投入資金這一事實。
與此同時，投資者正在向「共享」/按需經濟傾注資金。估值分別為260億美元和410億美元的AirBnB和Uber已經各自籌集了超過80億美元的資金，但尚未真正為其投資者帶來利潤。所有這些錢都來自投資者的承諾，即這些公司將鞏固自己的壟斷地位，因此最終將在不遠的將來獲得超級利潤。
的確，像AirBnB和Uber這樣的公司在盈利之前，必須建立自己的壟斷地位，這是對「小即美」論點的有力一擊。科技行業經常因其充滿活力和快速增長的初創企業而受到稱贊，但與其他行業一樣，它仍然是由壟斷企業主導的。蘋果、谷歌、Facebook和亞馬遜——所有這些家喻戶曉的巨型跨國公司都在各自的市場上擁有近乎壟斷的地位。而且，正如Facebook收購WhatsApp和Instagram所顯示的那樣，小公司最終總是會被大公司吞並。
「共享」經濟也是如此。例如，Zipcar是一家汽車「共享」公司，也是「共享」經濟的早期先鋒，在2013年初被大型跨國汽車租賃公司Avis收購。同時，雖然像AirBnB這樣的公司宣傳自己是一個平台，讓普通人通過出租他們的閑置房間來賺點小錢，但一項針對AirBnB紐約業務的研究發現，AirBnB在紐約的收入中，約有50%都來自那些擁有眾多房源的人，即房東。同樣，AirBnB四分之三的業務是對整棟房屋的出租——這顯然不是普通人賺點零花錢的情況。
《經濟學人》強調了大企業對「共享」/按需經濟的支配：
「看似顛覆性的新模式最終可能會被混入已有的模式，並被占市場份額大的公司所接受，就像以往經常發生的那樣。歐萊利媒體（O'Reilly Media）的蒂姆·歐萊利（Tim O'Reilly）是互聯網趨勢的長期觀察者，他認為這種整合是不可避免的。他說：『當新的市場出現時，它們往往看起來比其最終將會變成的樣子更加民主化。從一個人而不是一個不露面的公司那裡租房，即使共享經濟的早期理想主義沒能實現，這種想法也將會繼續存在。』」（強調為本文所加）
因為其點對點的性質，因為它把工作外包給自雇人士，因為通過一個App來進行互動，「共享」/按需經濟能給人一種去中心化的感覺。但現實是，這些市場仍然被壟斷者所支配。此外，盡管它們是點對點的，但其中仍然存在著令人難以置信的規劃和集中化，就像任何大企業內部一樣：為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並增加利潤，它們同樣要在內部規劃生產。
這就是資本主義另一個荒謬的矛盾：公司內部在勞動力、基礎設施和資源方面有著大量的計劃（當然都是以利潤的名義進行的），但公司之間卻是徹底的無政府狀態，社會範圍內的資源分配全由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決定。
和任何追求利潤的公司一樣，「共享」/按需經濟的主要壟斷企業，如AirBnB和Uber，肯定存在著計劃和集中化；不同的是，這種計劃大部分是自動的（得益於智能軟件和算法），且是按空間分配的。計劃依然在運作，只是不像在工廠或辦公室裡那樣清晰可見。
最重要的是，這有助於證明以合理且民主的方式計劃整個經濟的潛力，只要我們可以把這些壟斷企業從私人手裡拿出來，置其於共同所有權之下。像AirBnB和TaskRabbit這樣的公司證明，今天依然有能力制定真正民主的生產計劃，能夠以公平有效的方式切實分享社會的財富和資源；普通人能夠直接參與社會的運行，而不需要官僚的國家機器。
無論在哪裡，我們的生活都被壟斷所支配；而當前，正是這些巨型跨國公司在社會中做出了所有真正的決定。互聯網、社交媒體和智能手機的引入並沒有改變這一點。我們可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緊密地彼此聯系在一起了，但這些網絡仍然是由大企業所擁有並控制的。我們只需看看媒體業——由寡頭所擁有，並由少數公司主導——就可以明白，盡管有大量的獨立博客等，我們收到的新聞和信息仍然是像默多克家族（Murdoch and Co.）那樣的惡富土豪旗下公司的產品。
同時，不平等的程度正在加深，財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集中了。正如Oxfam最近的研究數據所表明的那樣，到2015年底，全球最富有的1%的人擁有的財富，將與地球上其他所有人加起來一樣多。
所有這些都驚人地證明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分析，證明了競爭的規律和動力如何必然導致集中和中心化，證明了自由市場總是傾向於有機地變成其壟斷的反面。不論人們怎麼宣傳「小即美」，世界似乎都是在很大程度上仍被大公司所支配的。
資本主義的「長波」
現代世界是一個似乎難以理解的系統：十分復雜、混亂、矛盾。一方面，我們看到，豐富的財富和最超越想像的科學技術進步就在我們身邊；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了不平等的加劇和永無止境的經濟危機。
第四頻道（新聞頻道）的經濟編輯保羅·梅森（Paul Mason）在他的新書《後資本主義》中試圖解開這些矛盾。正如書名所示，《後資本主義》深刻分析了資本主義在其發展全盛時期的驅動力——競爭、私有制和對利潤的追求——現在如何變成了社會和科學進步的巨大束縛。由此，這本書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現在我們需要什麼樣的體制來推動社會和人類進步呢？
最令人印像深刻的是，梅森將21世紀資本主義的各種線索串聯了起來，以解釋技術、經濟和階級鬥爭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梅森接受了最初由蘇聯經濟學家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ff）提出的資本主義發展的「長波」理論，他認為，在資本主義經歷的更頻繁的週期性繁榮和蕭條之上，是一個更長的週期——或者說波浪。這些波浪以某些關鍵技術的發明和傳播為標志：蒸汽動力機和運河；鐵路和電報；電力、電話和生產管理技術；自動化、塑料、飛機、半導體和核能；以及現在的互聯網和信息技術。
雖然梅森也持有一種略顯模式化的歷史觀，將資本主義描述為一系列週期性的時代，但他與康德拉季耶夫的分歧在於他對資本主義長波轉折點原因的解釋，因為他提供了比這位長波理論創始人更加唯物的分析。
康德拉季耶夫對長波理論的提出是極其機械的、決定論的——實際上也就是哲學唯心主義的，認為資本主義的轉折點主要是技術性的，是通過創新從質量上改變生產。梅森則更進一步問道：一開始是什麼條件讓這種技術在整個社會中占據了支配地位？
因為，正如前面所討論的，技術發展並不是從天而降的資本主義救命仙丹。科學和技術要想取得進展，必須要有特定的物質條件。雖然某個發明家的成功或者某個創新的產生可能具有一定的隨機性，但這些隨機事件還是反映了一種潛在的必然：在資本主義內部，需要發展生產力以獲取利潤。
對於梅森來說，要想理解這些歷史性革命技術的產生和發展，關鍵在於階級鬥爭的問題。梅森認為，在資本主義前兩百年的所有這些轉折點之前，是工人階級與資本家壓低工資、損害他們勞動條件的企圖之間在進行激進的鬥爭。梅森斷言，在讓資本家接受更高工資水平的同時，也正是這種大規模的抵抗為資本家提供了大量投資於新技術的主要動力，以使它們能夠提高生產力，從而增加利潤。
用梅森自己的話說：
「如果工人階級能夠抵制減薪和對福利制度的損害，創新者就會被迫去尋找新的技術和商業模式，在提高工資的基礎上恢復活力——通過創新和更高的生產力，而不是剝削…
「…工人階級的抵抗在技術上可以是進步的；這迫使新模式在更高的生產力和消費水平上出現。這迫使下一代的『新男性和新女性』承諾找到新的辦法，來提供一種更有生產力且能提高實際工資的資本主義形式。
「長週期不僅僅是由技術加經濟產生的，其第三個關鍵驅動力是階級鬥爭。而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的原始危機理論提供了比康德拉季耶夫的『耗盡投資』理論更好的理解。」（保羅·梅森，《後資本主義》，艾倫·萊恩出版社，2015年精裝版，第76頁）
那麼，信息技術和互聯網在《後資本主義》所描繪的這幅總體圖景中處於什麼位置呢？按照梅森的說法，1970年代的世界性危機標志著戰後繁榮的結束，是第四個長波發展的高潮。但與前幾次浪潮不同的是，在此前的危機之後，成功的大規模階級鬥爭會隨之而來，而70年代危機之後的鬥爭則以失敗而告終。以柴契爾和雷根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取得了勝利。工會被打敗了；柏林牆倒塌了，蘇聯解體了；勞工運動和左派被擊潰了。
資本家在這些戰鬥中取得了勝利，這個體系能夠在那些被打敗的人的支持下繼續發展。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工資被壓低了；隨著市場擴展到中國、東歐和前蘇聯，全球化開始起步；通過金融化和信貸的大規模擴張，增長被人為地保持了下來。
那麼，關鍵的區別在於，這一次，工人階級沒有成功抵制住統治階級的攻擊，工資水平也無法通過鬥爭來維持。其結果是，經濟不是投資於技術和生產力，而是變得越來越寄生，增長依賴於虛構的資本、泡沫和投機，以及對前殖民地國家數百萬低工資工人的剝削。
梅森說，現在，僵化的第四波還未結束時，我們已經處於新的「第五波」資本主義的開始了。但這第五次浪潮也已經停滯了。梅森解釋說，原因在於作為這一最新浪潮核心的技術驅動力的性質——信息。
基於信息的經濟的矛盾
為了解釋停滯不前的第五波浪潮，梅森帶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了一次旋風式考察，包括對勞動價值論的考察，以及對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危機的分析的概述。事實上，梅森認為，認識到勞動是所有真實價值的來源，對於理解信息時代所帶來的極端矛盾至關重要。
在資本主義存在的整個過程中，資本家們——在競爭的推動下——將他們的利潤重新投入到新的技術和工藝中，以提高生產力，從而降低他們的成本，以更少的錢來生產更多的東西。通過把自己的生產成本降低到當前的市場價格以下，最有生產力、最先進的資本家可以獲得超級利潤，並把他們的競爭對手趕出企業。然而，這種新的創新和方法很快就會在整個經濟體中普及開來，一種新的「社會必要」價值就會確立。
因此，資本主義內部的趨勢是提高生產力，降低制造社會所需商品的勞動時間。突破性的技術，如上面討論的那些，可以革命性地為生產力提供質的提升。
但在一個以信息為基礎的經濟中，這種趨勢已經達到了極限，並在此過程中突出了資本主義體制的矛盾，表明了它無力利用現有的技術潛力。例如，我們現在購買的許多商品要麼是數字化的，如音樂、視頻和其他媒體等，要麼是在信息的基礎上大規模生產出來的，如3D打印產品的計算機設計。同時，現在的生產手段和生產基礎設施本身也是數字化的，如計算機軟件程序和HTML網站。
這種基於信息的經濟的崛起具有革命性的影響。因為數碼信息的獨特品質是，一旦原始產品被制造（或編碼）出來，所有未來的副本都可以無限復制，成本幾乎為零。因此，如果一個完全競爭的自由市場真的存在，這種數字商品的價值（以及價格）應該趨於零。的確，數以百萬計的人正在通過非法下載或「開源」軟件，如火狐瀏覽器或Open Office套件，來免費獲得這些商品。
然而，在資本主義下，這構成了一個巨大的矛盾。資本主義公司的生產不是為了滿足需求，而是為了賺取利潤。但是，由於利潤最終來自勞動所產生的價值，如果社會必要的勞動時間——也就是商品的價值——趨於零，那麼利潤也會趨於零。因此，許多信息技術公司在「貨幣化」其產品和服務方面遇到了困難，就像前面討論過的那樣。
其結果是，對於許多信息技術公司來說，它們主要的收入來源其實是廣告。願意支付巨額費用的廣告商為這些公司籌集資金，以換取它們從其用戶和訂閱者那裡免費收集來的數據。
信息技術產業的另一個選擇——也是最常見的選擇——是試圖通過鞏固壟斷地位來取消其商品價值與價格之間的聯系，從而將市場力量從等式中剔除。正如馬克思一直解釋的那樣，在這一方面，價值規律實際上只是一種趨勢；在存在壟斷或某些商品供應受到限制的地方，價格可能與實際價值大相徑庭。
如前所述，壟斷企業在信息技術領域的主導地位是顯而易見的：蘋果、亞馬遜、Facebook和谷歌——所有這些以信息為基礎的巨頭企業為了自己的利潤，實際上都在竭力限制社會發揮其超級豐富的數碼潛力。正如梅森所說：
「一旦你可以復制粘貼什麼東西，它就可以被免費復制。用經濟學術語來說，它具有『零邊際成本』…
「這對市場的運作方式有著重大影響…一旦經濟由可共享的信息產品組成，不完全競爭就會成為常態。
「信息技術經濟的平衡狀態是壟斷者占據主導地位，而人們無法平等地獲得它們需要的信息以做出理性的購買決定。簡而言之，信息技術破壞了正常的價格機制，即競爭會促使價格下降至生產成本…
有了信息資本主義，壟斷就不僅僅是一種使利潤最大化的聰明策略了。它是一個行業能夠運行的唯一方式。主導每個行業的少數公司已經在出擊了…蘋果公司的任務聲明，換一個說法，其實就是在防止音樂過於豐富。」（《後資本主義》，第117-119頁）
因此，從本質上講，信息技術已經暴露了資本主義體制核心的關鍵矛盾——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之間的矛盾。社會中使用價值（即財富）的豐富是完全可能實現的。但是，只要還存在私有制和以營利為目的的生產，這個矛盾就不可能被解決。我們看到的不是充滿著富足資源的社會，而是稀缺。
事實上，信息技術所凸顯出來的這種矛盾已經在我們許多更有形的需求中體現出來了，從食物（超市不遺余力地防止人們從它們的垃圾桶裡取走剩下的食物）到藥物（大型制藥公司對發展中國家的藥品生產商采取法律措施，因為它們生產的是其專利藥品的「非專利」復制品）都是這樣。
換句話說，信息技術經濟帶來的矛盾並不是全新的或者獨特的；這只是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之間矛盾的一種極端且尖銳的形式——或者，如梅森自己引用的那樣，是「『生產力量』和『社會關系』之間」的矛盾。換句話說，我們擁有實現極大豐富的生產力，能滿足全球的各種需求；但「社會關系」——即生產被占有、控制和組織的方式，以及由此產生的系統的法律和邏輯——不允許我們這樣做。
如前所述，現代信息技術和自動化已經開辟了一個充滿可能性的世界，這是以前我們無法想像的。恐怖和不公正之處在於，這些假設——並且完全可以實現——的可能性與資本主義提供的烏托邦式未來（和現在）之間，存在著難以逾越的鴻溝：
「在技術上，我們正朝著零價格的商品、無法衡量的工作、生產力的指數式騰飛和物理過程的廣泛自動化發展。在社會上，我們被困在一個壟斷、低效、金融主導的自由市場的廢墟和『狗屁工作』泛濫的世界裡。
「今天，現代資本主義的主要矛盾是自由、豐富的社會生產產品的可能性，與壟斷者、銀行和政府努力維持其對權力和信息的控制之間的矛盾。」（《後資本主義》，第144頁，強調為原文所加）
「…機器人化內在的真正危險比大規模失業更加重要，這是資本主義250年來在舊市場被磨損的地方創造新市場的趨勢的枯竭。
「我們本應該正在經歷第三次工業革命，但它已經停滯了。那些將其失敗歸咎於薄弱的政策、糟糕的投資策略和過度金融的人，是把表面症狀錯當成了病源。那些不斷試圖將合作的法律規範強加在市場結構之上的人，則是忽略了問題的關鍵。
「一個以信息為基礎、具有零成本產品和弱產權傾向的經濟，不可能是資本主義經濟。」（《後資本主義》，第175頁，強調為原文所加）
出路何在：後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
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說，解決這一矛盾的辦法很清晰：我們需要對生產的占有、控制和組織形式進行革命；對社會的運行方式進行革命。我們需要廢除資本主義體制的法律和邏輯，並以一套新的經濟法律取而代之：一套基於共同所有權、合理生產計劃以及民主控制和管理的法律。換句話說，不是社會主義，就是野蠻主義。
然而，對於梅森來說，這一視角和解決方案並不那麼明晰。梅森同意——以「世俗停滯」的前景和即將到來的氣候災難為例——如果社會得不到徹底的改變，人類肯定會面臨一個野蠻的未來。但梅森宣稱，替代方案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後資本主義」。
但梅森對其假設中後資本主義的描述，在許多人聽來就像社會主義一樣：對銀行和主要壟斷企業進行民主的公共控制；對技術和自動化進行投資，將商品的價值和每周的工作時間減少到最低限度（最終為零）；提供普遍的基本收入，隨著越來越多的經濟體被納入一個共同的、社會化的、民主的生產計劃之下，使得對工資和貨幣的需求逐漸消亡。
那麼，為什麼不實事求是地直呼其名呢？為什麼需要「後資本主義」這個詞呢？這一語義問題部分是源於梅森自己對社會主義的看法，他在書中一直將社會主義等同於20世紀出現的自上而下、由官僚控制地斯大林政權。實際上，這種社會並不是社會主義社會，而是社會主義的一幅畸形漫畫；根據這些例子來攻擊社會主義，其實是在攻擊一個假想敵。
然而，梅森和馬克思之間有一個關鍵的區別，《後資本主義》的作者本人也承認了這一點，這個區別在於對實現社會歷史性徹底轉變的變革者的認定。
對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托洛茨基來說，社會的革命改造者是有組織、有意識的工人階級——即資本主義創造的「掘墓人」。相比之下，梅森則認為還有「一個新的歷史主體」：「網絡化的個人」——換句話說，就是受過教育的、拿著智能手機的、與社交媒體相連的大眾。梅森認為，勞工運動在1980年代未能成功抵御統治階級的攻擊，而最近一段時間內世界各地的群眾運動都是自發地、不分等級地進行的，這證明了今天我們所需的革命性變革應該要著眼於「網絡」，而不是有組織的工人階級。
但是——這些就是梅森這本本來很好的新書的主要局限性——梅森得出的結論有兩個關鍵缺陷。首先，盡管在過去的幾十年裡，我們確實發現工人階級的組織是不足的，但我們也不應該認為自發的、「橫向的」運動就是前進的道路。
首先，工人階級的組織——或者更准確地說，他們的領導人——在階級鬥爭的關鍵時刻讓他們失望了，這不是工人階級的錯。工人們已經做了一切他們該做的事情：從委內瑞拉到希腊，工人們進行了示威和罷工，並從激進的左翼中選出了承諾要改變世界的領導人；問題是，這些領導人沒有兌現他們的承諾。自發運動的趨勢——從「阿拉伯之春」到西班牙的「憤怒者」運動——正反映了所謂工人階級領導人的破產和革命性領導的缺位。
盡管這些大規模的自發運動吸引了極為廣泛的——「99%的」——人口層，但這一事實並沒有凸顯出工人階級的毀滅或死亡，而是恰恰相反：它表明社會已經發生了巨大的「無產階級化」，甚至以前的中產階級現在也陷入了貧困，被資本主義推到了工人階級的行列之中。因此，在21世紀的英國，公務員、大學講師甚至律師如今都在組織工會，采取罷工行動。
此外，人們必須注意到，這些自發的運動最終並沒有實現他們的任何目標。在某些方面來說，梅森是正確的：「#占領」運動和「憤怒者」運動最終剩下的只有「網絡」；但它們不是簡單的烏托邦實驗或城市廣場上的公共營地，而是有組織的網絡和政治運動，圍繞在美國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或西班牙「我們能」黨的巴勃羅·伊格萊西亞斯（Pablo Iglesias）周圍。蘇格蘭獨立黨的崛起、希腊的「說不」公投以及英國傑裡米·科爾賓（Jeremy Corbin）背後的群眾運動也是如此。換句話說，「網絡化的個人」的自發運動已經轉變為了有組織的政治運動，有了對抗緊縮政策和推動社會變革的計劃。
其次，雖然梅森強調網絡的作用，但在他描述向後資本主義過渡的最後一章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強調國家需要「以激進和破壞性的方式使用政府權力」來實現「革命的改良主義」。換句話說，對於所有關於資本主義的主要矛盾和「網絡」的革命潛力的討論，梅森的願景是逐步的、國家主導的、改良主義的變化，最終只是許多其他左翼改良者所呼吁的「負責任的資本主義」的另一個版本——但更激進一些。
在所有這些討論中，國家的作用問題是關鍵。例如，梅森告訴我們：「在後資本主義中，國家必須…要培育新的經濟形式，使其啟動並有機地運作下去。」（第273頁）後來，在討論工作場所所需的變化時，梅森評論說：「什麼能促使公司去做這些事呢？答案是：法律和監管。」（第277頁）
在其他地方，我們被告知：「在一個接受了後資本主義的政府掌控下，國家、企業部門和公共公司可以通過相對低成本的監管變革，在一個縮減債務的激進方案的支持下，追求完全不同的目標」（第278頁）；在銀行和金融方面，「目的不是降低復雜性…而是推廣最復雜的資本主義金融形式，使經濟向高度自動化、低工作量、大量廉價或免費商品和服務的方向發展。」（第283頁）
但在對後資本主義和向後資本主義過渡的整個描述中，我們並沒有被告知是什麼樣的國家在進行這種過渡，以及是哪個階級在控制這個過程。就像社會民主黨人在20世紀初提出的對國家和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改良主義分析（列寧在1917年的代表作《國家與革命》中對此進行了論戰）那樣，梅森對後資本主義國家的描述是模糊而晦澀的。
如果這個後資本主義國家不只是資產階級國家的改良版本，那麼我們只能假設它是一個新的、在本質上不同的國家，由「網絡化」的群眾構建並接管經濟的關鍵杠杆，以便民主地運行和控制經濟與社會。但再一次地，如果指的是後者的話，那麼我們描述的其實就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只不過那將是一個健康的工人國家，而不是官僚斯大林主義政權那種退化的、畸形的工人國家。
然而，隨著他對「革命的改良主義」的呼吁，梅森實際上所指的似乎是前者——即呼吁資本主義國家以某種方式違背統治階級的利益，從目前控制著社會的主要壟斷企業手中奪取權力，並進行向新的社會形式的轉變，使之有利於資本主義國家目前所壓迫、剝削的群眾。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資本主義國家會采取這種方式來破壞資本主義的存在基礎呢？
事實上，正如最近齊普拉斯（Tsipras）在希腊投降這一例子所表明的那樣，資本主義危機並沒有改良這一出路；在這一方向上的任何嘗試，都會遭到統治階級、媒體和資產階級國家的全力反擊，以粉碎這種對資本需求的抵抗。
梅森對馬克思思想的介紹、對資本主義當前僵局的分析，以及對基於技術和自動化的潛在富足未來的展望，都很有見地、令人振奮。然而，他最終的結論是不足的，因為他似乎對真正革命性的變革的可能性持悲觀態度，對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在社會中實現這種變革的能力缺乏信心。
不論如何，盡管《後資本主義》有其局限性，但對於任何想要透徹地審視資本主義的矛盾，以及它們在如今這個信息時代、互聯網時代的表現的人來說，它依舊是一本非常有價值的讀物。
解決方案：抵制，法律，還是組織？
再回到「共享」/按需經濟的世界：人們提出了一些「解決方案」，試圖促進這些新發展模式的進步，同時廢除其最嚴重的過度現像和最醜陋的症狀。
其中，最簡單的方案是讓客戶和用戶一起抵制那些處於「共享」/按需經濟核心的暴利公司。但是，這樣的個人行動雖然充滿了善意，在道德上是高尚的，但卻對解決這些崛起模式和平台核心的主要矛盾並沒有什麼作用。事實上，在抵制行為中，潛在的革命性方法和技術的進步一面也完全喪失了——嬰兒和洗澡水一起被倒掉了。
沒錯，我們可以假設存在這樣的可能性，即創造新的、在道德上不那麼令人厭惡的某些按需服務的版本，並恢復共享經濟中利他主義互惠的原始精神。但是，就像所有小規模的烏托邦實驗一樣，這種嘗試仍然只不過是資本主義海洋中的社會主義島嶼罷了，無法與「共享」/按需服務領域的大型營利性公司競爭，因為它們可以獲得資本、低工資和規模經濟。
重要的是，試圖抵制那些毀了一鍋湯的臭魚，並宣傳其中最優秀的例子，最終並不能解決關鍵問題——私有制和市場的無政府狀態。按需經濟中，試圖壓榨工人的幕後黑手正是這樣的無政府狀態，而不是某個資本家的道德。使工人能夠反擊的，也不是個人行動，而是集體行動。正如馬克思的評論所說，「工人階級的解放必須由工人階級自己去實現。」
事實上，為了抵制按需經濟所加速的底層競爭，有人說要嘗試將目前在該行業工作的人——原子化的人——組成工會並組織起來。在一些城市中，已經有Uber司機成立工會的例子了。在其他地方，也有「自由職業者」工會成立，以試圖保護那些在按需經濟中的人免受最極端的剝削。
目前，通過這些App提供服務的自雇職業者互相在價格和質量上進行競爭，客戶對「任務員」的評分也明確意味著工人之間的激烈競爭。有人建議通過監管和/或成立工會來抵制這種情況，包括為所有在按需經濟中工作的人引入最低工資標准。無論你怎麼看，目前的游戲規則都是對資本家有利的。
正如華盛頓智囊團中的經濟學家迪安·貝克（Dean Baker）在《紐約時報》上所評論的那樣，「這是在讓人們以我們已有的法規所禁止的方式來進行自我剝削。」紐約市立大學的研究員斯坦利·阿羅諾維茨（Stanley Aronowitz）在同一篇文章中說：「也可以稱之為工資奴役；在這種情況下，所有的資源都由技術調節、由雇主掌控，無論是中介公司還是客戶。」
在「共享」經濟方面也有類似的建議。目前，「共享」經濟中的大公司並沒有為其供應商或客戶提供保護。例如，AirBnB的房東或客人要對損失負責，而在正常的酒店業務中，這些損失通常會由酒店或旅館承擔。同樣的情況也存在於按需經濟中，Uber司機對其車輛的維護和保險負有全部責任。又一次地，工人被要求支付所有的費用，而老板們則獲得了全部利潤。又一次地，一些人提議要加強組織和監管，例如駐波士頓的學者茱利葉·舒爾（Juliet Schor）在《大轉型》一書中寫道：
「另一種選擇…是讓共享實體成為更大運動的一部分，尋求對財富的重新分配，促進參與度、生態保護和社會聯系。這只能通過用戶的組織甚至工會來實現。事實上，供應商是否應該組織起來的問題現在已經擺到了台面上，盡管現在我們還不知道事情未來會如何發展。」
「AirBnB已經開始鼓勵其用戶組織起來了…該公司希望這些團體能夠推動對其有利的監管。但他們可能會指定自己的議程，包括對公司本身提出要求，例如為供應商設定價格底線、將風險推回給平台，或者減少企業家和風險資本家的過度回饋。在對組織的需求或許最迫切的勞動交流方面，供應商可以向最低工資的方向努力。」
整個資本主義始終是兩方面的歷史：一方面是老板們盡其所能地分解、剝削工人，另一方面則是以前沒有組織的工人們走到一起，采取集體行動進行反擊。
例如，在20世紀早期，碼頭工作極其不穩定，工人們被迫每天上班，希望能被選中去做為數不多的工作。然而，到了20世紀70年代，碼頭工人被高度組織起來，成為了工人階級中最激進的部分之一。同時，我們今天也看到了美國快餐業工人的罷工，而他們以前則是作為最難組織起來的行業之一而聞名的。
在所有這些例子中，組織都是通過鬥爭而產生的。如今，按需經濟中的無組織工人一旦被資本家貪得無厭的利潤欲望逼到了牆角，同樣可能成為未來勞工運動的一個強大組成部分。
目前，有很多關於使用法律手段來改善按需部門人員處境的討論。特別是，為了解決按需經濟中工人的法律地位問題，出現了許多案例——例如,Uber就被告上了法庭，因為他們沒有把司機歸為雇員，而是歸為了「獨立承包商」。二者的區別可不小：雇員身份是有一定保障的，且其責任都將轉移到公司身上。
然而，保持一種適度的感覺是很重要的。雖然個別法律案件可能會對這個或那個按需公司中的工人有利，但這種勝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徒勞的，因為這是在對工人及其工資、工作和工會權利進行全面的、全球性攻擊和抨擊中發生的。正如茱利葉·舒爾在她為《大轉型》書中所寫的那篇文章中所言：
「要評估這些新的賺錢機會的影響，其部分困難在於，它們是在高失業率和勞動力市場迅速重組的時期被推出的。工作條件和保護措施已經被侵蝕了，實際工資正在下降，美國勞動力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已經下降到了歷史最低點。如果勞動力市場繼續惡化，工人的工作條件將繼續受到侵蝕，而這將不會是因為有了共享的機會才發生的。或者，如果勞動力市場得到了改善，共享者則可以要求平台付出更多，因為他們將會擁有更好的選擇。」
歸根結底，雖然某些群體可能能夠通過法院來改善他們的條款和條件，但法律仍然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一部分，旨在保護私有財產權和富人的利潤。
因此，面對統治階級對工人階級的普遍攻擊，工人需要進行普遍的抵抗和反擊；其目的不僅僅是為了贏得某個法庭案件或某項特定的改革，而是一場大規模的政治運動，目標是廢除資本主義國家和資產階級財產關系，並引入涉及共同所有權和工人民主控制的社會主義生產計劃。
第一步，我們應該要求將「共享」/按需經濟中的大型暴利公司國家化，並將其變成公共服務。如果Uber是一個國有化的、民主控制的公共交通網絡（包括火車、公共汽車和出租自行車）的一部分，那麼只要低廉的成本，就可以把公共交通規劃出非凡的效率水平。司機可以得到體面條件和生活工資的保障，而不需要相互競爭。最終，隨著自動化和無人駕駛汽車的出現，司機可以完全被取代，而我們則可以為其提供新的培訓和教育，以使其轉入其他工作。
同時，一家公共經營的AirBnB，加上主要酒店公司的國有化和大規模的廉租房計劃，可以被用來為每個人都提供一個家，為所有人提供廉價的度假居所。結合銀行和金融機構的國有化計劃，投資可以注入公共交通、住房和許多其他部門。社會需求的匱乏和不穩定就業的禍害可以被一舉消除。
資本主義的束縛和革命的需要
與此同時，與「共享」經濟有關的法律問題也凸顯了資本主義的矛盾，特別是私人所有權對進步的束縛。一方面，隨著「共享」經濟的興起，存在著合理、公平、高效地組織和分配社會資源的明確潛力。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下，像AirBnB這樣的公司已經引起了一大堆法律案件，例如租客會因為轉租房間而被房東起訴。因此，有效分配住宿等需求，正在與旨在保護房東（私人）產權及其租金收入的法律發生衝突。
這樣的法律案例只能證明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概述的一般觀點，即：
「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強調為本文所加）
換句話說，我們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法律關系——也就是財產關系——與資本主義所創造的技術和科學潛力並不相容。而這種矛盾的存在，馬克思指出，突出顯示了「社會革命時代」的來臨。
正如茱利葉·舒爾在她題為《關於共享經濟的辯論》的文章中所解釋的：
「…這些點對點經濟活動的新技術是潛在的強大工具，可以在商品和服務的生產和消費中建立起一個真正以分享與合作實踐為中心的社會運動。但要想實現這一潛力，就必須使平台的所有權和治理實現民主化。」
「共享經濟是被令人興奮的新技術所推動的。個人，甚至是陌生人，現在都可以輕松地相互連接，交換、分享信息並合作，這確實是一種變革。這就是幾乎所有人都同意的共享平台的承諾。但是，只有使用技術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中是好的，技術本身才能是好的。軟件、眾包和信息共享給予了我們強大的工具，來實現社會團結、民主和可持續性。現在，我們的任務是發起一個運動，來利用這種力量。」（強調為本文所加）
舒爾教授對正在出現的新模式、新技術的問題提供了一個深刻的唯物主義觀點。正如我們前面所討論的，也正如舒爾在這裡所強調的，在資本主義下，這種技術的潛力將仍然只是一種潛力而已。
「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馬克思的這些話強調出了如今的情況。正如梅森和其他人所指出的那樣，潛力是巨大的：我們有可能有效且平等地分配資源；以合理的方式民主地管理生產和社會；在大幅提高生活水平地同時，減少工作日的時間。馬克思的格言「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可以輕易實現。
但是，只要我們還停留在資本主義內部，這種潛力就會被浪費掉。只要信息技術世界、金融業和其他領域的仍極大程度上壟斷在私人手中，市場的無政府狀態將繼續肆虐下去。
所有將這些新平台和技術「民主化」、「社會化」的嘗試都將與目前存在的法律、財產和社會關系發生衝突——這些關系是為了保護私有財產和1%的利潤。需要與資本主義進行革命性的決裂了。我們邀請您加入我們的革命鬥爭，以釋放目前擺在人類面前的創造性和技術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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