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國家」的問題對馬克思主義者而言，都是最基礎性的課題。這個課題在某些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中，也是佔了主要的地位，如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以及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然而奇怪的是，儘管國家的問題具有巨大的意義，但卻是一個即使是最先進的工人也通常不會注意的問題。這也不足為怪。如果人們不曾認為「國家」是某種無害的、公正不阿的，並且是高於階級或個人之間利益的東西——即認為「國家」只是「自然而然的」、理所當然的東西——那「國家」對統治階級而言就是沒有用處的。
因此，將群眾的注意力，聚焦到我們稱之為「國家」的機構的真實內容上，是不符合建制當局的利益的。憲法、法律、軍隊、警察，或其他名為「正義」的系統機關——這些都是當前稱自己為「民主」的國家體制，最不想被窺視的禁忌。關於這些機關為何會存在？或者是如何、何時被取代的？這些疑問幾乎都沒有被提出過。任何對於這些問題的嚴肅討論，都被認為是不合時宜、不可接受或低俗的——就像在教堂內起誓一樣。歸根究底，「國家」就是「我們所有人的共同財產」。事情不就是這樣的嗎？
但事情卻不是某些人所看待的那樣。馬克思主義指出，國家（這裡指的是所有的國家政府），是某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行使壓迫的工具。國家並不是什麼本來就有的東西。早在150年前，馬克思與恩格斯就在《共產黨宣言》中說明過，所謂的國家是：「整個資產階級管理集體事務的委員會」。確實是這樣。誰控制這個生產系統，最終誰就控制國家權力。
國家權力的起源，是根植於生產關係，而不是個人的特質。早期人類社會裡頭，部落酋長的權威是取決於他在戰鬥的英勇戰功，部落長老的威嚴是取決於他的睿智...等等的。但今日的國家，是一群不以真面目示人的個人、匿名的官僚和工作人員管理的，而他們的權威是來自於他們被賦予的職務和頭銜。國家機器是一隻非人性化的怪物，在理論上是要為人民服務，但實則是作為他們主人的代表，並凌駕於人民之上。
在階級社會中，國家權力必然是集中化、分層化、官僚化的。在國家的最初形態，還帶有著一種宗教性質，並融合了僧侶階層的權力。這樣的國家的頂點，是一位天選之人，還有由他帶領的以官員、公務員、文人雅士，以及監督者們所組成的軍隊。書寫創作本身是一門神秘的藝術，而只有這些少數人才知道。因此，最一開始時，國家的職權就是被神秘化的。真正的社會關係被以一種異化於社會的假像表現出來。
而直到現代社會也是如此。在英國，這種神秘化是透過加冕儀式、慶典、傳統來刻意地培育出來的。而在美國，神秘化是由另一種的方式培養出的：即對總統的個人崇拜，而總統則是代表了國家權力的化身。任何形式的國家權力，都代表了一個階級對整個社會的統治。即使是國家權力中最民主的形式，它還是代表了某一個單一階級（即統治階級）專政的立場，而這個階級是擁有與控制生產資料的階級。
恩格斯在總結他所作的歷史分析時說：
「國家決不是從外部強加於社會的一種力量。國家也不像黑格爾所斷言的是『倫理觀念的現實』，『理性的形象和現實』。毋寧說，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衝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站在社會之上的力量來抑制衝突，把衝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而在恩格斯的精彩著作後，列寧的《國家與革命》，毫無疑問是對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本質的最佳解讀，而這本著作也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著作之一。這本馬克思主義的關鍵著作，寫於1917年的夏天，正值俄國革命的危機時刻。在書中，列寧解釋了，「國家」在除去所有無足輕重的東西後，最後分析出來的就是「特殊的武裝團體」：軍隊與警察。國家代表的就是一個階級對其他階級進行壓迫的機構。
改良主義者與國家
在資產階級的法律理論，將國家視為是一個在所有階級與特殊利益之上，公正的裁決者。這是所有的改良主義者都共有的觀點。但這種看法忽略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即每個國家的本質是由武裝部隊、警察、法院和其他機構組成的武裝團體，並且是為社會中一個階級的利益服務的。在資本主義社會，這個階級就是資產階級。
著名的法國作家安那托爾．佛朗士（Anatole France）曾寫道：「在其崇高的平等之下，法律同時禁止富人和窮人睡在橋下、在街上乞討和偷一塊麵包。」幾世紀前，雅典憲法的作者梭倫大帝（Solon the Great）就對憲法與法律十分精通，並得出以下結論：「法律就像蜘蛛網一般；小的用來捕獵，而大的用來撕裂。」這些文字用無情的現實主義，展示了資產階級合法性的現實。
在典型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權的統治下，如英國、美國或瑞士，只要大銀行和大壟斷資本家能決定一切事物，任何人或多或少都能暢所欲言。換言之，資產階級民主只不過是大商業財團專政的另一種表現方式。幾十年來，各個社會民主主義政府的經驗，可以很容易地證明這一說法。
在漫長的歷史時期，特別是在繁榮和階級相對平靜的時期，形成了厚厚的官僚階層，而這個社民派與工會的官僚，對是工人運動來說是有力的剎車，因此也是資產階級的主要防線。就像國家淩駕於社會之上一樣，社民派和工會的改良主義官僚，也淩駕於工人階級之上，並駕馭著工人們。
這些社民派與工會的官僚的任務，並非是要堅守民主的原則，而是要為維護他們本身這個控制了工人與青年，臃腫又放縱的官僚階層的物質利益。在這方面，社會民主主義者，也非常類似於它所效忠的資產階級國家。
統治階級如何掩蓋國家的本質
英國的統治階級，將國家做為統治機關的作用趨近完美，並狡詐地將中世紀的遺留物，即過去的傳統、高貴典雅以及各種授勳儀式，做為其統治的遮羞布。就以君主制為例，就被表現為一個淩駕於所有社會階級與政治之上的無害制度，彷彿就像是掛在牆上的老照片，許久以來已經無人去注意過了。
就是左派中最進步的人士，也沒有了解到英國君主制的真正本質，而只把它當成是一種無害的不合時宜的制度。即使是那些自稱持有共和制觀點的人士，通常也將其批評僅限於陳述顯而易見的事實：這是一個可憎的、浪費錢的制度。但這些膚淺的批評，也完全沒有指出君主制中真正的反動內涵。
我們有必要去了解到，君主制並非只是一種毫無任何權力的、無害的不合時宜的制度。君主制是反動派的一項重要的後備武器。英國女王擁有各種強大的後設權力，以便國家進入危險狀態時能夠隨時啟動。毫無疑問，這樣的權力將被用來對抗左傾的工黨政府，因為左傾的工黨政府試圖挑戰擁有並控制英國大部分地區的大型銀行和壟斷企業的權力和特權。儘管大多數人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這是君主制的主要作用，也是統治階級長期以來一直保持君主制的原因。
最近，當英國女王循著反動派的保守黨領袖鮑里斯．強森的「建議」，休閉了下議院（即凍結了議會），就展現了英國君主制的真正霸權。一個非民選的首相以及一個非民選的君主，聯合起來要凍結一個由人民選舉出來的下議院！這件事引發了一些爭議，但最終被一組同樣非民選的法官所駁回。但這件小插曲卻曝露了英國君主制的真正本質。這對於任何一個未來試圖要執行社會中根本變革的工黨政府而言，都是一記警告。
19世紀廣為人知的《英國憲政論》作者沃爾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以一種誠實的方式解釋了此一事實，他以最不恭維的說法質疑了維多莉亞女王以及威爾士阿爾伯特親王：為什麼英國人民每年要付出一大筆錢，就為了維持「一個寡婦與無所事事的年輕人」的生活？他這麼回答道：
「對於受過教育的數百數千人而言，整個議會制、內閣制、政黨政治，以及其餘機關的體制，是有『效率』的。對於一般非知識分子的百萬人民而言，這個體制則是有著『莊嚴』（可以形容成有演出效果的、神秘的、宗教性質的，或半宗教性的）意義的，並使人愉悅、激發了想像力，為整個政治體制提供了動力，卻從未提升過最無知或最愚蠢人民的知識。當然，這些與君主制之間密不可分；實際上，這就是君主制所有意圖和目的。」（《英國憲政論》，第18頁。）
白芝浩又寫道：
「在英國，我們沒有需要靠特殊的恐怖和單獨的法案打壓的奴隸。但是我們有一整個階級的人民無法徹底理解憲政的觀念——無法對沒有人性的法律感到一絲絲依憑的人。的確，大多數人隱約知道了在女王以外，還有其他治理機構，以及她用以統治的一些統治規則。但是，就像多數人將更多的心力放在女王本身，而不是其他任何事情上，也因此女王本身的價值是無法估量的。共和制中有一些人們難以理解的思想；而君主立憲制則是對人們而言是簡單易懂的；對腦袋空無一物的許多人而言，它是一個可以理解的要素，儘管對有著探求的好奇心的少數人而言，則是複雜難懂的法律與觀念。」（《英國憲政論》，第34頁。）
這些話表現的非常明白了。「無知的群眾」不了解政治，也不能勝任投票的權力。但自群眾征服了普選權，統治者就必須巧妙設計一種使他們滿意的鬧劇，而讓真正的權力行使牢牢掌握在統治者的手中：
「最後，在立憲制下的皇室還有我在前篇文章中最後說明的那種功用。這種功用儘管到目前為止是最大的，但我無需在這裡多加贅述。它起到了一種偽裝的作用。它使我們的實際統治者在不注意的人們不知情的情況下進行變換。英國人對一種經選舉產生的政府是不適應的。如果意識到他們離這種政府有多近，他們會感到驚訝，甚且幾乎發抖的。」（《英國憲政論》，第48頁。）
為了讓群眾從真正的國家事務上轉移注意力，就值得統治者花大錢在授勳儀式和排場上。群眾必須要對君主制忠貞不二，因此這就是一項投資，如同其他的投資一樣。而以防情勢走向不利的地步，這項投資同樣也是一個必要的保險。英國與其他國家不同，這個國家沒有成文的憲法，大多數法律都是基於判決先例。但基於必要的理由，這中間有很多灰色地帶。例如，如果當一個民選的政府試圖接管大銀行和壟斷大企業，會發生什麼事？白芝浩以他一貫的坦率回答這個問題：
「答案也許會是這樣的：如果下議院的大多數想要一場革命，那他們應該進行一次革命；如果下議院毫無疑問地代表了人民社群的堅定信念，那這樣的答案是讓人滿意的。但如果沒有呢？有什麼方法可以確保，在這些極端的情況下，下議院將會代表人民社群的堅定意志？我們是否有任何理由能期望我們的內閣系統，能夠應付這些暴力局勢，而這個內閣系統又非常擅長調整政治上的行動，以適應公眾輿論的普遍動盪？這個內閣是否能在革命與反革命的動盪中長久存續？就我看來是沒辦法的。這樣的社會實驗從來就沒有被嘗試過。我們的替代內閣雖然屬於不同的政黨，但對於社會基礎的看法上卻沒有任何不同。顯然這個政治體制是以人民意志作為幌子，但讓政客們能無後顧之憂地去瑣碎爭吵；並且可以確定的是，他們自己的緩和化作用，使他們免於無止盡的政治鬥爭壓力的危害。但願事情能一直如此吧。」（《英國憲政論》，第23至24頁。）
反動派的後備武器
在一般情況下，英國社會中的矛盾，可以通過議會民主制安全地解決。但當議會民主制不再履行義務時，情況會怎樣呢？當階級鬥爭達到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制的極限時，情況會怎樣呢？更重要的是，如果議會本身在群眾的壓力下，試圖實現革命性的變革，情況會怎樣呢？
白芝浩解釋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君主制所起到的作用。總的說來，軍隊是效忠於具統治力的君主，而不是民選的議會。任何議會所討論而來的法律，都需要英國女王的簽字。藉由她拒絕簽字的權力，女王便自動排除了一場憲政危機。而軍隊、警察和公務員將服從誰？換句話說，我們有的，是「合法」地發動政變的所有條件。
英國女王能夠休閉議會，並透過樞密院進行統治。樞密院是一個不常被提及，但更常是幕後黑手的國家機關——直到有一場全國性的緊急事態來做為解禁燈號，以便讓它展現其真面目。君主制的各種後備權力，就像是刺客的一把袖中劍。因為無從查覺，所以這些權力就越加危險。在這個問題上，托洛茨基是這樣說的：
「只要資產階級議會還是資產階級的統治工具，只要資產階級還不需要一些非議會的手段維持統治，王權便會很弱。但是一旦有必要，資產階級就會集中包括王權在內的一切非議會力量，用來攻擊工人階級。」（托洛茨基，《英國往何處去？》，1925年）
而白芝浩也提出了完全相同的觀點：
「國王還有一種權力，這種權力從理論上說只能在緊急情況下作極端的處理，而從法律上說則在任何情形下都可以使用。他可以解散議會。他可以實際上對他的大臣說：『這次議會把你推到了這個位子，但是我倒想試試我能不能叫另一次議會推另外某個人把你換掉。』 」（《英國憲政論》，第71頁。）
這種情況下，最終就是要搬出君主制的後備權力，而君主制要使社會大多數無條件的聽命於它，後備權力就是必不可少的。這就是要維持君主制以及圍繞其周圍的所有神秘感——至少到近來為止——真正的理由。正如白芝浩所指出的：
「神秘的崇敬，宗教般的忠誠，是構成真正君主制的基礎。這些理念層面的情感，不是任何立法機構都能夠在它統治下的民眾中創造來的。政治中那些『半子女』式情感的繼承方式，就如日常生活中真實的子女情感一樣。」（《英國憲政論》，第3頁。）
白芝浩又繼續說：
「如果君主是神聖的，那麼最好他是不能被碰觸到的。因為不證自明的，他是不會出錯。不應讓他過於接近真實的衡量。他應該是超然而孤獨的。由於英國皇家的功能大部分是隱性的，因此它滿足了這一條件。它似乎是在發號施令，但它似乎從不去鬥爭。它通常像謎一般隱身，有時也會像是在唱歌作秀，但任何情況下君主都是與人無爭的。整個國家被分成各個政黨，但帶皇冠的代表人物不屬於任何黨派。它明顯脫離了世俗事務，使它擺脫了敵意，又不會褻瀆神聖性，使其保持神秘性，又使其獲得各個對立黨派的共同愛戴——對於那些仍受著不完善的教育，但需要一個象徵的人來說，君主就成了肉眼可見的團結象徵。」（《英國憲政論》，第40頁。）
而在《英國憲政論》中，下面是其最有名的引言：
「一個具保密性的特權是異常的，並且也許是最最異常的。但是，這種保密性對於現在英國皇室的權能來說，是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是，我們的皇室是要用來崇拜的，如果你開始對其深究，就不是在崇拜它了。如果有一個對女王深究的委員會，皇室的魅力也就消失了。皇室就是靠神秘性而賴以維生的。我們不能把這樣的神秘性攤在陽光下。我們不能讓皇室進入政治的鬥爭，不然所有鬥爭者都是對其不敬；皇室就成了眾多鬥爭者之一。」（《英國憲政論》，第53頁。）
這位統治階級的完美代表，以難以言喻的犬儒心態，揭示了英國君主制的內在機制和秘密。白芝浩的著作，值得每一個社會主義者，以及每一個努力思考的工人來仔細研究。
「無產階級專政」
國家實際上是有組織性的暴力機構。這點對任何地方方的民主國家也是如此。而唯一的不同在於，資產階級民主的假面具將這個事實掩蓋了。但是這種幻覺，在當前國際之間動蕩的動盪時期，將連餘地都沒有。
工人階級將會為了最進步性的民主訴求而戰，也會對任何要削減過去他們在鬥爭中所取得的民主權利與解放的意圖進行鬥爭。在英國，就是對君主制與非民選的上議院進行鬥爭，以清除所有封建主義剩下的垃圾。
在其他國家所進行的鬥爭也是如此。在西班牙，工人和青年面臨著清理由於斯大林主義共產黨和社會黨領導人的出賣，而強加給他們的1978年反民主憲法的任務，而正是這些領導人背叛了工人和青年反對佛朗哥專政的英勇鬥爭。
沒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日復一日的爭取進步的鬥爭，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將會是不可能的。這些日常的鬥爭包括爭取民主訴求的鬥爭，以便為階級鬥爭的最大化發展，創造最有利的條件。在某種程度上，防禦性的鬥爭可以轉變為進攻性的鬥爭。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將會受到階級鬥爭的考驗程度，從而暴露出它的侷限性。
在描繪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國家型態時，馬克思所用的詞是「無產階級專政」（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這個詞招來了許多嚴重的誤解。今天的「專政」一詞的意涵，與當時馬克思所認識到的是不同的。在一個知道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恐怖罪行的時代，「專政」所讓人聯想到的是怪物極權、集中營和秘密警察的噩夢。而這些噩夢甚至還沒有出現在馬克思那個時代的想像裡。
馬克思使用「專政」這個詞，靈感是來自於羅馬共和國。在當時的羅馬共和體制下，「專政」指的是在戰爭時期，先將正常統治擱置的情況。像斯大林俄國這樣的專制獨裁政權的想法，只會讓馬克思感到恐懼。在斯大林那裡，國家會為了官僚的特權階級而對工人階級進行壓迫。實際上，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只是工人階級或工人民主政治統治的另一個術語。
馬克思以1871年巴黎公社的經驗，建立了他的「無產階級專政」理念。巴黎公社是工人階級歷史上一篇榮光的篇章。這是史上第一次，群眾以工人階級為首，推翻了舊的國家政權，並開始執行社會變革的任務。在沒有明確的行動計劃、領導或組織計劃下，群眾表現出驚人的勇氣、主動性和創造力。然而，最後總結下來，由於缺乏大膽而有遠見的領導，以及明確的計劃，導致了可怕的失敗。
馬克思和恩格斯詳盡地對公社的結果進行總結，並指出了公社的進步以及其他的錯誤和不足。這些錯誤幾乎可以追溯到領導層的失敗。公社的領導人龍蛇雜處，從少數的馬克思主義者，到更接近改良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分子都在其中。公社失敗的原因之一，是它沒有對安置在附近的凡爾賽的反動政府發動革命性的攻勢。這給了反革命的勢力集結和進攻巴黎的時間。反革命勢力屠殺了3萬多人。公社人民是真正意義上的被殺地屍橫片野了。
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
現代國家是一個官僚怪獸，它吞噬了工人階級所生產的巨大財富。馬克思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都同意，國家是一個洪水猛獸般的壓迫機構，應該要將其廢除。那麼問題是，如何廢除？由誰來廢除？用什麼取代國家？這些在任何一場革命中，都是最基礎的問題。
無政府主義者只是在總體上和原則上反對國家機構。乍一看之下這樣的立場似乎是非常革命性的，但實際上卻恰恰相反。為了證明這點，我們必須要從無政府主義的理論到其實踐的過程中去看。1936年，無政府主義的工人們——西班牙工人階級中最勇敢和最具革命性的部分——在巴塞隆納的起義中異軍突起，粉碎了準備加入佛朗哥反革命叛亂的法西斯主義者。
工人們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掌握的局勢。工廠被佔領後置於工人的控制之下，而在巴塞隆納唯一的武裝力量，是無政府主義的全國勞工聯盟（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CNT）和左翼的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POUM）的武裝民兵。舊的國家政權已經被摧毀殆盡，而加泰隆尼亞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政府已經被架空。實際上，權力已經掌握在工人階級的手中了。
連加泰隆尼亞的行政長官孔帕尼（Lluís Companys），都承認了工人掌權的事實。孔帕尼邀請無政府主義者的領導人們到他的辦公室，並向他們致辭：「先生們，現在看來你們已經掌握了政權。你們應該要組建一個政府。」無政府主義者的領導人以反對所有政府為由，憤怒地拒絕了這一提議。就是一動作變成了摧毀了整場革命的致命錯誤。
事實上，當時無政府主義者們要在加泰隆尼亞建立一個工人政府是易如反掌的。他們所需要做的只是召集由工廠委員會和工人民兵選舉產生的代表大會，然後將其本身構成為革命工人政府，而這個政府也可以呼籲西班牙其他地區的工人和農民效仿其作法。
如果無政府主義者這麼討厭「國家」、「政府」之類的字眼，他們大可以用「公社」或其他什麼都好，隨他們高興。但是，保證革命成功的唯一方法，是以組織的形式讓工人階級取得實際上的權力。但這才是無政府主義者所拒絕的，而其結果就是一場災難。在短短幾個月內，資產階級得到斯大林主義者的協助，重新建立了舊有的國家政權，並將革命擊敗了。1937年5月，斯大林主義者發動了挑釁，並將巴塞隆那的無產階級徹底擊潰。
在這所有進程中，無政府主義者的領導人們扮演了什麼角色？在拒絕組建一個加泰隆尼亞的工人政府後，他們隨後加入共和國的資產階級政府，但政府正在清理西班牙革命的成果，並為佛朗哥的勝利做準備。無政府主義者各部會的部長（是的，無政府主義者的部長！）積極參加鎮壓巴塞隆納的革命。費德麗卡．蒙特瑟尼（Federica Montseny）就親自到工人所搭建的街壘，說服工人們投降。工人放下武器後，斯大林主義者立即對無政府主義者和POUM發動了猛烈的攻勢。西班牙革命的喪鐘也就此敲響了。
西班牙革命的悲劇並不是個案。在一戰前，法國的工會是由無政府工團主義者（Anarcho-Syndicalists）所帶領的。這些領袖們提倡以大罷工反對戰爭。但在1914年一戰爆發後，這些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們就拋棄了他們的立場，加入了與資產階級合作的愛國主義陣線，即所謂的「神聖聯盟」（Sacred Unity）政府。
這一切都證明了托洛茨基對無政府主義的國家理論正確判斷：「它就像是一把破傘，只在沒下雨時有用。」托洛茨基在俄國內戰期間，對馬克思主義者看待這個問題的立場做了最好的總結：
「資產階級說：不要碰國家權力，它是屬於受教育階級的神聖世襲特權。但是無政府主義者說：不要碰它，這是地獄的發明，是魔鬼的手段，不要跟它扯上任何關係。資產階級說：不要碰它，它是神聖的。無政府主義者說：不要碰它，那是罪惡的。雙方都說：不要碰它。可是我們說：不要只是碰它，要把它抓在手裡，讓它為你自己的利益工作，為了廢除私有制、解放工人階級而工作。」（托洛茨基，〈革命是如何武裝它自己的〉，第 1 卷，1918 年。）
馬克思根據巴黎公社的經驗概括地說，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以現有的國家權力為基礎，而是必須推翻和摧毀它。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概述了這一基本立場：「馬克思的思想是，工人階級必須瓦解、粉碎『現成的國家機器』，而不能僅僅局限於掌握它。」
馬克思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的混亂思想，並且認為工人們需要一個國家機構來克服剝削階級的反抗。但馬克思的論證被資產階級與無政府主義者所扭曲。工人階級必須摧毀現有的資產階級國家機構，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與無政府主義者都是意見一致的。但在這之後呢？要進行這個社會的社會主義重構與變革，就需要有新的國家政權來實現。無論閣下們稱這個新政權為國家也好，公社也罷，都不會有任何差別。工人階級必須組織起來，並因此使其成為社會的領導力量。
工人階級需要有一個屬於自己階級的國家，但這個國家必須完全不同於歷史上出現過的政權。一個代表了社會絕大多數的國家，不需要龐大的常備軍或警察部隊。實際上，這樣的政權也不說是國家，而是「半國家」的，比如說巴黎公社。巴黎公社絕不是一個官僚的極權怪物政權，它甚至比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更加民主——理所當然的要比今天的英國還要民主。
托洛茨基在個人的著作《被背叛的革命》中評論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一書時指出：
「這種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大膽見解，在取得政權一年半以後，又以完整的形式寫在布爾什維克黨的綱領上，包括關於軍隊的一章。強有力的國家，但是沒有官老爺；武裝力量，但是沒有軍閥！並不是防衛的任務產生出軍事和國家的官僚制度，而是社會的階級結構，把官僚制度帶入防衛的組織中。軍隊只是社會關係的一種覆印本。為抵禦外來的威脅，工人國家自然與其他國家一樣，需要一種特別的軍事技術組織，但是決不需要一個特權的軍官閥閱。黨的綱領要求用武裝的人民，去代替常備軍。」
「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一開始就不是原有意義的『國家』了，即不是用來壓制大多數人民的一種特殊機關了。物質的權力，連武裝在內，都直接並且立刻轉到工人階級組織（如蘇維埃）手上。所以從無產階級專政第一天起，那作為官僚機關的國家，就開始消亡了。」（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三章）
1917年十月革命的工人國家
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時所建立的工人國家，即不是官僚主義，也不是極權式的。相反地，在斯大林官僚主義從人民手中奪取控制權之前，這個國家是有史以來最民主的國家。蘇維埃政權的基本原則不是由馬克思或列寧發明的，而是以巴黎公社的具體經驗為基礎，並且各個蘇維埃是在1905年與1917年的俄國革命中所自發產生的。
工兵代表蘇維埃是由民選組成的議會，它不是由專業的政治家和官僚組成，而是由普通的工人、農民和士兵組成。它不是站在社會之上的異化力量，而是基於來自底層人民直接主動行動的力量。它所制定的法律，不像資本主義強權所制定的法律。蘇維埃也和當前歐洲和美國的先進國家中仍然盛行的資產階級民主議會共和制國家中，那種普遍存在的權力完全不同。每當任何一場革命開始時，任何形式的蘇維埃、工人議會，或是類似於蘇維埃的雛形機關，就或多或少的自發性地產生出來。
更早以前，恩格斯就曾說明過，任何社會中，當藝術、科學和政府被少數人所壟斷時，這些少數人都會出於自己的利益，去使用和濫用其地位。列寧很快也意識到，在俄國這種普遍落後的物質條件下，革命會出現官僚腐敗的危險。
一個真正的工人國家與當今存在的官僚怪獸政權沒有什麼共通之處，甚至也不同於斯大林主義的俄國。列寧是官僚體制的真正敵人。他總是一再強調，無產階級唯一需要的國家政府是「從建立之初就注定要消亡且不得不消亡。」在《國家與革命》中，列寧指出了四條建立工人民主的基本條件：
- 全體人民自由而公平的選舉權，包含立即撤換任何官員的權利
- 官員薪資不得高於技術工人
- 廢除軍隊和警察，以武裝民兵替代
- 每一位公民都要接受訓練從事政府行政工作，最終由公民輪流在地方社區執行行政事務，促使官僚制度解體
列寧提出這些基本條件，並非是給成熟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世界的綱領，而是給一個工人國家初始階段，即由資本主義制度過渡到社會主義制度時期的綱領。這些工人民主綱領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對抗官僚體制的危險。這些綱領後來成為1919年布爾什維克黨黨綱的基礎。
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即向一個以真正民主與能滿足所有人生活需求，更高層次的社會形態的過渡，只能藉由工人階級對社會、產業，以及國家政府的事務，積極且有意識的參與來達成。要促成這樣的社會轉變，不會是靠慈善的資本家或官僚放手給工人掌控的，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托洛茨基所有觀點都是以此為基礎。誰都看得出來，這一綱領是完全民主的取向，並且與官僚專制統治是絕對對立的。馬克思主義者所理解的社會主義是民主的，否則它就什麼都不是。
是共產主義？還是斯大林主義？
資產階級及其辯護者，希望通過試圖將共產主義的思想與斯大林主義俄國的巨大官僚和極權政權等同起來，以便混淆工人和青年的視聽。「你想要共產主義嗎？看看斯大林主義的官僚極權吧！這就是共產主義！柏林圍牆就是共產主義！1956年匈牙利革命慘遭蘇聯鎮壓就是共產主義！蘇維埃勞改營就是共產主義！」不只資產階級與改良主義者這麼說，還有無政府主義者也都一直重覆這些論調，但這些都是最愚蠢的誹謗。
布爾什維克革命所建立的工人國家，與斯大林催生的官僚極權政權是截然相反的。在列寧和托洛茨基的帶領下，蘇維埃國家的建立，是為了促進工人們參與政治經濟的控制管理和核算任務中，以確保減少官僚的「特殊職能」，以及國家權力的持續增長。嚴格限制官員的薪水、權力和特權，就是要防止形成一個特權階級。如同列寧說明的：
「這個政權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同一類型的政權，其基本標誌是：
（1）權力的來源不是議會預先討論和通過的法律，而是來自下面地方上人民群眾的直接的創舉，用流行的話 來說，就是直接的『奪取』」；
（2）用全民的直接武裝代替脫離人民的、同人民對立的機構即警察和軍隊；在這種政權下，國家的秩序由武裝的工農自己，即武裝 的人民自己來維持；
（3）官吏，官僚，或者也由人民自己的直接政權取代，或者至少要接受特別的監督，變成不僅由人民選舉產生、而且一經人民要求即可撤換的官吏，處於普通的受委託者的地位；他們從占有能領取資產階級高薪的『肥缺』的特權階層，變為特殊『兵種』的工人，其報酬不超過熟練工人的一般工資。
巴黎公社這一特殊的國家類型的實質就在於此，而且僅僅在於此。」（列寧，《論兩個政權》）
早期的蘇維埃共和國，實際上並不是我們通常意義上理解的國家，而是勞動群眾們革命力量的組織性的表現方式。借用馬克思的說法，它是一個「半國家」的國家，一個如此建設起來的國家最終將要消亡，並融解於社會當中，而在沒有武力或脅迫的情況下，為所有人的利益讓位給社會的集體管理。這才是唯一的真正馬克思主義的工人國家觀點。
然而，由十月革命所建立起來的蘇維埃工人民主政權，並沒有能存續下來。1930年代初期，上述的重點都被廢除了。在斯大林統治下，蘇維埃工人國家經歷了官僚的墮落，最終以建立可怕的極權政權，以及對列寧所建立的黨進行人身滅絕而告終。俄國的斯大林主義政治反革命中的決定性要素，是因為革命本身被孤立於一個物質環境落後的國家當中。托洛茨基在其著作《被背叛的革命》中，解釋了這種政治反革命是如何發生的。
在俄國駭人的落後、貧窮和知識匱乏的情況下，俄國的工人階級無法掌握由自己所征服的政治權力。十月革命經歷了官僚墮落的過程，導致斯大林主義的出現。與資產階級歷史學家的謊言完全相反，斯大林主義不是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產物，而是它最大的仇敵。斯大林與馬克思和列寧的關係，大概類似於拿破崙之於雅各賓黨人，或教宗之於早期的基督教。
為社會主義而鬥爭！
當前，當資產階級在世界範圍內發動了反對提高生活水平、工資、養老金、工作，以及生活條件的攻擊時，有必要了解到，就算工人階級從資本家那邊贏取了更多的讓步，這些讓步也都只是暫時性的。今天老闆右手給的，明天他們就會用左手收回去。在某個歷史階段，這將意味著階級鬥爭的極大加劇。
毋庸置疑，我們必須利用一切可能的民主途徑，來捍衛我們的權利，並為社會主義的社會轉型做準備，包括參與地方、區域和全國的選舉。我們與無政府主義者不同的是，我們能理解，如果沒有在資本主義下的日復一日爭取進步的鬥爭，以及為了各種局部要求和改革而進行的鬥爭，社會主義革命將是不可想像的。只有這樣，才能在鬥爭過程中，對群眾進行組織和教育，這是打造社會轉變的必要武器的唯一途徑。
我們與資本家要將危機的重擔置於工人階級與千千萬萬個家庭肩上的任何意圖做鬥爭的同時，我們還必須為爭取一個真正工人政府做鬥爭，而這個政府必須要實施將銀行、土地和壟斷企業國有化，並置於工人民主控制與管理之下的綱領。這是捍衛生活水平和來之不易的各種權利的唯一途徑。
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對那些厭倦了謊言與欺瞞的工人階級說出事實，而事實就是，要解決當前危機的唯一方法，是通過社會的根本變革，來終結大銀行和壟斷企業的統治。任何其他的解決方案都將造成災難的後果。幻想著當一個工人階級的政權認真下定決心要改變社會時，資產階級還會坐壁上觀，這樣的想法未免太過天真。一個工人政權成立後，必然會立刻面對到銀行家與資本家的頑強抵抗。
資產階級與其悍衛者總是指控馬克思主義者是宣揚暴力。只要想想統治階級掌握了大量的武器庫、全副武裝的軍隊、警察、監獄等等，這種指控是非常諷刺的。所有歷史都表明，沒有一個統治階級會不做抵抗的戰爭，就放棄自己的財富、權力和特權——這意味著通常這些抵抗戰爭是沒有下限的。每一次的革命運動都會與這種國家的鎮壓手段直接進行衝突。
馬克思主義者並不宣揚暴力。我們準備利用資產階級民主給予我們的每一個機會做鬥爭。但是我們不應該抱有幻想。在民主膚淺的天鵝絨之下，存在著銀行和大企業專政的現實生活。人們被告知可以通過選舉民主地決定國家的方向，但實際上，所有真正的決定都是由董事會做出的。一小撮銀行家和資本家的利益，要比數百萬普通公民的選票具有更大的份量。
統治階級壓根就不反對暴力本身。事實是，統治階級就是靠著方方面面的暴力做為統治的基礎。統治階級所憎惡的唯一一種暴力，是窮人、被壓迫和受剝削的群眾們，企圖用一種暴力來為自己抵擋資產階級國家的有組織暴力。也就是說，它反對針對其階級的統治、權力和財產的任何暴力行為。這種大企業的專政統治通常隱藏在面帶微笑的假面背後。但在歷史的重要時刻，資本的專政就會撕下「民主」的偽善假面，露出其猙獰的嘴臉。
問題是，馬克思主義者、群眾，是否有權為反對這個資本專政去鬥爭，並竭力去推翻它？美利堅合眾國的開國元勛當然是這樣認為的。這些開國元勛堅決維護人民面對暴政時武裝起義的權利。《新罕布夏1784年憲法》中說到：「不反對任意的權力和壓迫，是荒謬的、盲目的，並摧毀了生而為人的美好和幸福。」這不失為一個理想的忠告。
革命是否就必然是暴力的？這要視實際情況而定。統治階級總是壟斷了暴力，而國家本身就是最好的呈現方式。但在社會中有種力量，也就是工人階級的力量，只要將其組織並動員來改變社會，其強大程度甚至要超越最強大的國家政權或軍隊。沒有工人階級的許可，電燈不會發光、車輛不會行駛、電話不會鈴響！一旦工人階級這一強大的力量動員起來，地表上任何勢力都無法阻擋。
工人運動就表現了這一強大力量改變社會的潛能。如果強大的工會組織能夠為了革命動員他們所代表的千萬工人，那麼他們將有足夠的能力推翻資本主義。工會與改良主義政黨的領導手中握有的工人階級的力量，足以和平地進行社會的變革。但如果這些領袖不打算啟用工人階級強大的力量，那在可預見的未來就將導致暴力的結果，而改良主義政黨的領導必須負全責。
沒有改良主義領導的幫助，資本主義將無法長久維持其制度。但問題正是在於這些領導人不打算發動一場與資本主義的嚴肅鬥爭。相反的，他們害怕這樣的鬥爭，就像魔鬼害怕十字架。因此托洛茨基在最後總結：
「現在，危機輪到了無產階級——主要是它的革命先鋒隊頭上。人類的歷史危機已經化為革命領導的危機。」（托洛茨基，《過渡綱領》）
當前國際間馬克思主義者所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建立一個以工人階級與青年為堅實基礎的革命趨勢組織，而沒有革命性的理論，就不可能建立這樣的革命趨勢組織。革命政黨是工人階級的集體記憶。馬克思主義者有義務讓工人與青年回首過去的偉大革命傳統，並促進他們對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托洛茨基的經典文本的融會貫通。在這些文本中，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地位舉足輕重，而這本一百餘年前寫成的著作，在今日仍然意義重大。
2019年11月15日，寫於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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