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原文刊載於《第四國際》第一卷第七期（1940年12月，pp.191-195），後收入托洛茨基論西班牙革命的文集《西班牙革命：1931-1939》。後經紅色鐮刀翻譯和若羽、張兄校譯並刊登至《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繁體版由楊進轉換，再校後轉發。） 

（原編者按：在托洛茨基同志的檔案中我們發現了一份草稿和不完整的筆記，現在我們將它們以手稿的形式發表出來。）

階級，黨與領導 ——為什麼西班牙革命會失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問題）

判斷工人運動是否落後，不但要看其群眾組織的情況，還要看參與其中的組織的意識形態歸屬和理論水平。巴黎有一份雜誌Que Faire（《怎麼辦》），出於某種原因宣稱它所辦的是馬克思主義期刊，但實際上，它代表的是左派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那些被知識分子的所有惡習所同化的孤立的工人，反映的是他們的經驗主義論調。

如同所有缺乏科學理論根基的組織一樣，這個沒有綱領和沒有任何傳統的雜誌試圖沾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OUM）[1]的光，因為POUM好像已經打開了通往群眾運動和勝利的大道。但一開始它就沒有預料到把自己與西班牙革命聯繫的的後果，事實不但沒有證明它的進步性，反而顯露出它的落後性。不過，這恰恰就是全部事情的本質。因為小資產階級，保守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需求之間的矛盾已高度發展，那些對POUM政策的解讀者和辯護者在政治和理論方面被遠遠地甩在後面是再自然不過了。

Que Faire這個雜誌本身是無足輕重的，但它卻有特殊的價值。因為它對西班牙革命失敗原因的評價非常生動地揭露了現時流行的偽馬克思主義左翼的基本特徵，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深思這一評價後認為它是有用的。

Que Faire的解釋

我們首先逐字引用關於卡薩諾瓦（Casanova）所著的小冊子《被出賣的西班牙》的一段評論：

「革命為什麼會失敗？因為，作者（卡薩諾瓦）回答道，共產黨執行了一個錯誤的政策，而又不幸地被革命群眾所跟隨。但究竟為什麼那些革命群眾會離開他們先前的領袖而鬼使神差般地集結到共產黨的旗幟下來呢？有人說‘因為沒有一個真正的革命政黨。’我們聽到是一句純粹的同義反復。錯誤的群眾政策和不成熟的政黨這兩方面都能顯示出當時的社會力量狀況（工人階級不成熟，農民缺乏獨立自主能力），這些狀況必須從事實出發來才能得到解釋，而這些事實只有卡薩諾瓦本人才能給出；否則它就會由某些惡意小人或其組織來解讀，這些人是與那些獨自渴望拯救革命的‘真誠個人」不可同日而語的。在進行了馬克思主義分析後，卡薩諾瓦又進行了另一番論述。在這裡我們被引至一個純粹的鬼神學領域；要為革命失敗負責的首先是大魔鬼——斯大林，然後是無政府主義者和各路小魔鬼。不幸的是，革命者的上帝並沒有如他在1917年的俄國所做的那樣，把列寧或托洛茨基派到西班牙去。」

然後結論如下：「這就是不惜任何代價把僵化理論強加於社會實踐的後果」。你很難現象卡薩諾瓦是如何將這麼多陳腐、粗俗和帶有非常明確保守特色的謬誤歸結出這句高傲的理論的。

上述引言的作者盡力避免給出西班牙革命失敗的任何解釋；他只負責做深奧的闡釋，諸如「社會力量的狀況」是必要的。他選擇逃避任何解釋並非偶然。這些布爾什維克評論家都是些理論上的懦夫，原因很簡單，他們腳下無堅實之物。為了不顯露出他們自己的破產，他們歪曲事實，並尋找別人理論的支撐。他們將自身局限於暗示和半調子的思考，就好像他們僅是沒有時間來展示他們完全的智慧。事實上他們根本沒有智慧。他們的傲慢是與知識分子的江湖騙術相輔相成。

讓我們來逐步分析作者的暗示和半調子的思考。按照他的觀點，錯誤的群眾政策只能被解釋成它「反映了社會力量的一定狀況」，也就是工人階級的不成熟以及農民缺乏獨立自主的能力。再也找不到比這更好的同義反復的例子了。一項「錯誤的群眾政策」被解釋為群眾的「不成熟」。但群眾到底怎麼「不成熟」？顯然是他們對錯誤的政策沒有免疫力。只是錯誤政策內容有哪些以及它的發起者是誰？是群眾還是領袖？這些問題被我們的作者漠然置之。借助於一種同義反復，他將責任推卸到群眾身上。這種所有叛徒、逃兵及他們的辯護者的經典詭辯，與西班牙無產階級聯繫起來，是多麼令人作嘔。

叛徒的詭辯

1936年7月——我們不提更早的時期——西班牙工人擊退了利用人民陣線掩護的軍官們的陰謀進攻。群眾們臨時組建了民兵而且創建了工人委員會，這是他們未來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手段。但隨著POUM參與組建政府，無產階級的領導組織卻幫助資產階級破壞這些委員會，清算工人對私有財產的攻擊而且使工人民兵服從於資產階級的領導，它們對這些反革命行為負有直接責任。

在這種情況下無產階級的「不成熟」意味著什麼？這一點不證自明，儘管群眾選擇了正確的政治路線，但是他們卻不能夠打破社會黨分子、斯大林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與資產階級的聯合。詭辯論者的立論從一開始就使用了一些絕對成熟的概念，比如說，他們認為群眾的組織水平絕對完美，他們不需要一個正確的領導層，而且不僅如此，他們甚至比領導層更英明。但實際上沒有而且不可能有這樣的成熟。

但為什麼那些展示出正確革命本能和優秀作戰力的工人會屈從於背信棄義的領導層呢？與這些智者相反。我們的回答是：它們之間根本就沒有哪怕一點點的從屬關係。工人們與領導層的前進路線始終形成一個角度，而且在緊要關頭，這一角度變成了180度。那個時候，領導層就動用武裝力量，直接或間接地壓制工人。

1937年5月，加泰羅尼亞工人的起義不僅沒有依靠他們的領導層而且還反抗它。無政府主義領導人——這些偽裝成革命者的可憐可鄙的資產階級——在他們的雜誌上重複數百次：如果 CNT（全國工人聯盟（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Trabajo，CNT，無政府主義政黨—譯者[2]）想要在5月份奪權和建立他們的專政，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做到。這一次無政府主義領導人說的是事實。POUM的領導實際上跟在CNT的屁股後面，只不過他們用不同的措辭掩蓋了他們的政策。正是由於這種行為而且僅此行為，資產階級成功地鎮壓了「不成熟」的無產階級的五月起義。我們確切地明白，詭辯論者就階級和政黨、群眾和領袖之間的關係，沒說出任何東西，只是在空洞地重復宣稱：西班牙的群眾僅僅是聽命於他們的領袖。唯一能說的是：一直在努力尋找正確道路的群眾發現，在戰火紛飛的日子里，他們根本就沒有能力組建出一個能夠反映其革命要求的領導層。呈現於我們面前的是一個極度動態的過程：革命的各階段迅速轉換，領導層或領導層的不同部分迅速地投靠到階級敵人的一邊，而我們的智者還從事於一種純粹的靜態討論：為什麼作為一個整體的工人階級會跟隨一個糟糕的領導層？

辯證法分析

有一個古老的自由主義進化論名言：什麼樣的民族就會有什麼樣的政府。然而，歷史展示給我們的是：同一個民族在一個比較短暫的時期內會有可能面對截然不同的政府（俄羅斯、義大利、德國、西班牙等），而且這些政府的秩序根本不是按那些自由主義進化者想像的那樣朝同一個方向演進的：從專制到自由。秘密在於此：一個民族是由敵對的階級組成的，而這些階級本身是由不同的以及部分對抗的階層組成，這些階層受到不同領導層的影響；此外每個民族也會受到同樣由階級組成的其他民族的影響。政府的組織形式並不能系統地表達出一個「民族」的發展「成熟」度，它只是同一民族內部不同階級、同一階級中的不同階層之間鬥爭，以及這個民族與外部力量聯盟、衝突、戰爭等外力作用的產物。對此應該補充的是，一個政府一旦建立起來了，它就能比鑄就它的作用力關係維持更長時間。它恰恰是由於革命、政變、反革命等歷史上的矛盾才出現的。

在處理階級的領導層問題時需要的正是這種辯證法。我們的智者模仿自由主義者默認了這個認識，什麼樣的階級就會有什麼樣的領導層。事實上，領導層根本不是一個階級的單純「映射」或它自身自然而然的產物。領導層是在不同階級之間的衝突過程或特定的階級內不同階層之間的衝突過程中塑造的。領導層一旦形成，總是立於其階級之上，且因此預先感受到來自其他階級的壓力和影響。會有這種情況出現，雖然無產階級的領導層可能已經在內部完全墮落，但由於沒有出現重大事件以致沒有機會對外暴露出它的墮落，從而使得無產階級可能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容忍」著這個領導層的存在。為了急劇揭露領導層與階級之間的矛盾，需要一個巨大的歷史性衝擊。最強有力的歷史性衝擊是戰爭和革命。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工人階級通常不知不覺地被戰爭和革命感染。但即使在舊的領導層顯露出內部腐化的情況下，階級也不能立即臨時拼湊出一個新的領導層，尤其是如果它還沒有從舊的領導層崩潰過程中吸收一批強有力的革命幹部的情況下。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及其領導層之間內在關係的論述，是辯證的而非學院式的，這讓我們的作者教條式的詭辯黔驢技窮。

俄國工人是如何成熟的

卡薩諾瓦將無產階級的成熟設想成一種純粹靜態的東西。然而在革命期間，一個階級的意識水平是由革命進程直接決定的，這是一個完全動態的過程。人們能否在1917年1月或甚至在推翻沙皇統治後的3月，就判斷出無產階級已經「成熟」到可以在八九個月後奪取政權呢？

那時的工人階級在社會上和政治上是極度分散的。戰爭年代里，由於落後的農民、婦女和年輕人的大量損失，工人階級中有30-40%的成分是從通常反動的小資產階級中新補充進來的。1917年3月，追隨布爾什維克黨的工人只是工人階級中的無關緊要的少數，此外黨自身內部也不是統一的。工人階級中的絕大多數支持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即保守的社會黨愛國者。至於在軍隊和農民中，形勢甚至更為不利。我們必須補充說明的是：那個時候全國的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無產階級的廣大階層缺乏政治經驗，特別在外省地區，更不必說農民和士兵了。

布爾什維克主義有什麼優勢？在革命的最初階段，只有列寧一個人對革命有著清晰而透徹的認識。黨的俄國幹部們在思想上也不一致的，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困惑的。但黨在先進的工人中具有威信，而列寧在黨的幹部中具有威信。列寧的政治觀念順應了革命的實際發展要求並被新的事件所強化。這些革命的有利因素在革命形勢中，換言之，在尖銳的階級鬥爭狀態中創造了一次次奇跡。黨迅速調整它的政策與列寧的觀念相符，與革命的實際進程相符。由於這些調整，黨獲得了成千上萬先進工人的堅定支持。在幾個月內，通過將自身立足於革命的發展之上，黨能夠用它的正確口號來說服大多數的工人並組織成蘇維埃，他們反過來又能夠吸引士兵和農民。

這種動態的、辯證的過程怎麼能夠用這種無產階級成熟或不成熟的公式來探討？俄國無產階級在1917年2月或3月成熟的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列寧。他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他是工人階級革命傳統的化身。為了能讓列寧的口號找到其通往群眾的道路，必須要有幹部的存在，儘管剛開始人數不多；幹部們要有信心擔負起領導的責任，這種信心來自於過去的全部經驗。無視這些元素就會輕易地忽視鮮活生動的革命，而用一個抽象的概念——「力量關係」來代替它，因為革命的發展恰恰就是由此組成的：在無產階級意識轉變的影響下力量關係不停地迅速地改變著，落後的階層被吸引至先進的階層，階級的自信隨著其力量的強大而增強。在這個過程中最重要的推動力就是黨，正如在黨的機構里最重要的推動力就是它的領導層。在革命時代里領導層的角色和責任是至關重要的。

「成熟」的相對性

十月的勝利是無產階級「成熟」的一次嚴謹證明。但這種成熟是相對的。幾年後，同樣是這個無產階級容許了從它的隊伍中爬上來的官僚對革命的扼殺。勝利根本不是無產階級「成熟」之果實。勝利是一個戰略性的任務。在革命危機條件下，有必要利用各種有利因素動員群眾，並以此為起點推動他們前進到「成熟」的特定階段，這樣才能讓群眾認識到敵人絕不是無所不能的，它們已經被矛盾撕裂成碎片，在它們威風凜凜的背後充滿著恐慌。反過來，如果布爾什維克未能執行好這一任務，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根本就談不上。蘇維埃也將會被反革命所鎮壓，然後所有國家中的可鄙的智者將在他們所寫的文章和書籍中定下這樣的基調：只有空想分子才覺得能在俄國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在數量上太少了，而且不成熟。

農民的輔助作用

同樣智者們認為農民「缺乏獨立」的提法也是抽象、迂腐和錯誤的。我們的這些智者何時何地曾觀察到在資本主義社會里農民提出過獨立的革命綱領或有獨立的革命能力？農民在革命中能起到非常重大的作用，但僅是輔助作用。

在許多地方西班牙的農民行動大膽，戰鬥勇敢。但要喚醒全體農民群眾，無產階級必須進行一場決定性的反抗資產階級的起義，使農民們對勝利充滿信心。但實際情況是，無產階級自身的革命主動性每一步都被它自己的組織所遏制。

無產階級的「不成熟」，「缺乏獨立自主的」農民，在歷史事變中這些既不是決定性的也不是基本的要素。階級意識的基礎是階級自身，包括他們的數量和他們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階級的基礎是一種特殊的生產系統，這個生產系統反過來由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決定。那麼為什麼不說西班牙無產階級的失敗是由低級的技術水平決定的呢？

個人的作用

我們的作者用機械決定論來代替歷史進程中的辯證條件。因此輕蔑地嘲笑個人的作用是好的和壞的。歷史是一個階級鬥爭的過程。但階級並不能自動且同時地施展他們的全部力量。在鬥爭的過程中，階級創造各種各樣的起著重要且獨立作用的機構，這些機構易發生變形。這同樣也為個人在歷史中發揮作用提供了基礎。希特勒的獨裁統治自然有其客觀原因，但只有持「決定論」的愚蠢學究們才會否認希特勒在今天的巨大歷史作用。1917年4月3日，列寧抵達彼得格勒及時地改變了黨而且使得它能夠領導革命走向勝利。我們的智者或許會說，要是列寧在1917年初死在國外，十月革命「還是」會發生的。但情況並不是如此。列寧代表了歷史過程的活躍元素之一。他是無產階級最活躍群體經驗和洞察力的人格化。為了動員先鋒隊以及為它提供團結工人階級和農民群眾的機會，列寧及時地出現在革命的舞台上是必要的。在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政治領導層能變成一個決定性因素，有如戰爭的關鍵時刻總司令的作用。歷史不是一個自動的過程。否則，為什麼需要領導？為什麼需要黨？為什麼需要綱領？為什麼需要理論鬥爭？

西班牙的斯大林主義

「但，為什麼，」作者如我們已聽到的那般問道：「離開他們先前領袖的革命群眾會鬼使神差般地集結到共產黨的旗幟下來？」作者錯誤地提出了這個問題。革命群眾並沒有離開了他們先前的所有領袖。之前與特定組織有聯繫的工人們在觀望和查驗階段時，他們會繼續依附這個組織。工人一般不會輕易地與喚醒他們意識的黨決裂的。此外，人民陣線內的互相庇護也迷惑了他們：只要大家都贊同的，就一定是對的。由於共產國際是唯一一個取得了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黨派，而且大家都認為他還能向西班牙提供武器，因此那些剛剛進入政治生活而無經驗的革命群眾自然就轉向共產國際。此外，共產國際是人民陣線理念最熱心的擁護者；這鼓舞了那些沒有經驗的工人階級的信心。在人民陣線內，共產國際又是資產階級革命最熱心的擁護者；這就鼓舞了小資產階級和部分中產階級的信心。這才是群眾「集結到共產黨的旗幟下」的原因。

我們的作者將上述事實描繪成好像無產階級在一個備貨充足的鞋店裡挑選一雙新靴子，甚至這種簡單的操作，眾所周知，也並不總是成功的。至於新的領導，選擇範圍是非常有限的。廣大群眾只有逐步地、在他們自己經歷過幾個階段經驗的基礎上，才能確信新的領導層與舊的比較起來，更為堅定，更為可靠，對群眾更為忠誠。誠然，在一場革命期間，即當事件瞬息萬變時，一個弱小的黨，如果能夠對革命進程有透徹的理解，而且擁有一支不滿足於現狀、不畏懼迫害的堅定的幹部隊伍，它就能夠快速地成長為一個強壯的黨。但這樣的一個黨必須在革命之前建立，因為教育幹部的過程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而革命耽誤不起這個時間。

POUM的變節行為

POUM是西班牙所有其他政黨中的左派，毫無疑問，黨內包含了革命無產階級的元素，起先它是堅決不與無政府主義有牽扯的。但正是這個黨在西班牙革命的發展中扮演了一個致命的角色。它不可能變成一個群眾黨，因為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必須推翻舊的黨派，然而只有通過不可調和的鬥爭，通過無情地揭露它們的資產階級性，才有可能推翻它們。

但當POUM批評舊黨時，它又在所有基本問題上都聽命於它們。它參加了「人民」選舉；加入了消滅工人委員會的政府；努力進行重組政府聯盟的工作；屢次屈從於無政府主義的領導；執行與此相關的錯誤的工會政策；面對1937年五月起義持一種優柔寡斷的、不革命的態度。從一般決定論的角度來看，我們當然有可能認為POUM的政策不是偶然的。世上一切事皆有其因。然而，引起POUM中派主義（Centrism）的一系列原因決不僅僅是西班牙或加泰羅尼亞無產階級狀況的一個反映。兩個因果關係彼此靠近成一個角度，在某一時刻發生敵對的衝突。

要解釋為什麼POUM在政治及心理層次上會以中派主義黨的姿態展現出來，可能要考慮到先前的國際經驗，莫斯科的影響，多次失敗的影響等。但這並不會改變它中派主義的性質，也不會改變這一事實：中派主義黨將必然充當革命的制動器，每次它必會撞碎自己的腦袋，並把革命引向崩潰。它也改變不了加泰羅尼亞的群眾比POUM更為革命，而反過來POUM的黨員又比它的領導更為革命的這一事實。在這些條件下，政治破產者們經常會通過純粹的騙術，將錯誤政策的責任推卸到「不成熟」的群眾身上。

領導的責任

歷史就是這樣被歪曲的，西班牙群眾失敗的責任被推卸到工人身上，而不是那些麻痹或鎮壓群眾革命運動的政黨們。於是，為了逃避領導層自己需承擔的責任，POUM的辯護士將其領導層應當承擔的責任簡單地加以否定。這種軟弱無力的哲學，試圖將失敗解說成宇宙發展鏈中的必然環節，完全不會提出且拒絕提出像綱領、政黨、個人這些具體因素應該為失敗承擔什麼責任的問題。這種宿命論及鴕鳥式哲學與作為革命行動理論的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

內戰是一個過程，其中的政治任務是通過軍事的方法得到解決的。要是戰爭的結果由「階級力量的狀況」來的決定的話，那麼戰爭本身就是多餘的。戰爭有它自身的組織，它自身的政策，它自身的方法，它的領導，來決定其命運。自然，「階級力量的狀況」是所有其它政治因素的基礎；但正像一幢建築物的地基不會降低牆壁、門窗、屋頂的重要性一樣，所以「階級狀況」不會使黨、黨的策略、黨的領導重要性削弱。借助於將具體化為抽象，我們的這些智者實際上在中途停頓了。問題的最「深刻」的解決之道應該是宣佈由於生產力發展不充分導致西班牙無產階級的失敗。這樣一個解答易於被任何蠢人接受。

通過將黨和領導的意義降低至零，這些智者在總體上就否認了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因為根本沒有理由期待狀況會更為有利。資本主義已止步不前，無產階級在數量上沒有增加，相反失業大軍在壯大，它並沒有增加無產階級的戰鬥力反而是降低它，而且對其階級意識也有負面影響。同樣沒有理由相信在資本主義政權下農民能達到較高的革命意識。我們的作者分析的結論是如此徹底的悲觀，遠離了革命的前途。必須指出——為了公正地評價他們——他們自己也不明白在說些什麼。

事實上，他們對群眾的意識提出的要求是完全是異想天開的。在革命形勢下，西班牙的工人和農民已付出他們所能給予的最大貢獻。我們所指的就是這些數百萬的群眾。

Que Faire只不過代表了那些小學派，或宗教團體或牧師之一族，他們被階級鬥爭的進程嚇著了，於是躲在角落里出版一本小雜誌和他們自己的理論練習曲遠離了革命思想實際發展，更不用說群眾運動了。

西班牙革命的鎮壓

西班牙無產階級成了由帝國主義者、西班牙共和主義者、社會黨、無政府主義者、斯大林主義者以及左翼的POUM所組成的聯盟的犧牲品。當西班牙無產階級開始認識到社會主義革命時，這個聯盟一致起來鎮壓。對付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容易的。除了無情的鎮壓，屠殺先鋒黨，處決領導人等，還沒有人已設想出其他更好的方法。POUM當然不希望這樣的事發生。一方面，它想參加共和政府，想作為一個忠誠的、愛好和平的反對派加入執政黨聯盟；而另一方面，每當不可調和的內戰問題出現的時候，POUM還想要維繫一種和平的同志式的關係。正是由於這個原因，POUM成為自己矛盾政策的犧牲品。

統治集團中最為一貫的政策是由斯大林分子執行的。他們是資產階級共和派反革命的急先鋒。他們想排擠走法西斯，來向西班牙和世界上的資產階級證明自身能在「民主」的旗幟下扼殺無產階級革命。這就是他們政策的要旨。今日西班牙人民陣線的破產者們正試圖將責任推卸到格伯烏（GPU）[3]頭上。我希望我們不要被猜疑為寬恕格伯烏的罪行。但我們洞若觀火並告訴工人，在這種情況下，格伯烏僅作為服務於人民陣線的最堅決的特遣小分隊。格伯烏的力量就在此處，斯大林的歷史性角色也在此處。只有無知的庸人才能對關於首領撒旦的愚蠢笑話置之不理。

這些先生們甚至還不用為革命的社會性質問題而煩惱。莫斯科的僕從們，為了英國和法國的利益，宣佈西班牙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建立在這種欺騙之上的是人民陣線的叛賣政策，即使西班牙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這些政策也是完全錯誤的。但從一開始，革命就生動展現出比1917年俄國革命更多的無產階級特性。關於POUM領導的問題，今天坐著的先生們認為安德烈·寧[4]的政策過於極左，認為真正正確的事是保留了人民陣線中的左翼隊伍。真正不幸的在於，擁有列寧和十月革命權威的寧不能下決心與人民陣線決裂。

塞爾日（Victor Serge ）[5]急於用一種對這個嚴肅問題的輕佻態度來打圓場，他寫道，安德烈·寧不想屈服於來自奧斯陸或科約阿坎的同志[6]。一個嚴肅的人會在革命的階級內容問題上去散布一些小道消息嗎？Que Faire的智者們對於這個問題沒有給出任何答案。他們不瞭解問題本身。真正有意義的事實是 「不成熟的」無產階級建立了它們自己的權力機關，掌管了企業，力圖調節生產，而POUM盡其所能設法阻止與資產階級無政府主義者決裂，而這些無政府主義者與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不少的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斯大林主義者聯合進攻並扼殺了無產階級革命！這樣的「瑣事」顯然只是「老古董」代表的興趣所在。Que Faire的智者們反而自以為擁有一種特殊的裝置，它能測量無產階級的成熟度以及獨立於所有革命階級政策問題之外的力量關係。

註釋

[1]《衛馬網》編者註：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POUM）是由前國際左翼反對派在西班牙的支持者們在托洛茨基的反對下與當地的布哈林支持者們（通稱「右翼反對派」）合組的政黨。其勢力一度大於代表蘇聯官方的西班牙共產黨，但最後因加入人民陣線的重大錯誤而導致西班牙革命失敗以及其自身的滅亡。

[2]《衛馬網》編者註：全國工人聯盟（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Trabajo，CNT）是西班牙當時存在的無政府工團主義工會聯盟，其黨基層有眾多把持革命觀點的工人，但其領導卻選擇入閣資產階級政府。

[3]《衛馬網》編者註：格伯烏（GPU）是蘇聯政府當時的諜報機構。

[4]《衛馬網》編者註：安德烈·寧（Andreu Nin）是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領袖之一。先前支持托洛茨基的國際左翼反對派，反而後與托洛茨基決裂並在軟化政治原則下與右翼反對派組織POUM。而後一時間入閣在加泰隆尼亞產生的資產階級政府，而後在西班牙共和政府經西班牙共產黨壓力下將POUM宣布非法化後遭當局綁架、施以酷刑、並處決。

[5]原譯者註：維克特·塞爾日（Victor Serge，1890-1947），出生於比利時，父母是俄國人。年輕時期成為無政府主義者，因此而被判處五年監禁。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後，他轉到布爾什維主義，搬到蘇聯，在共產國際中工作。作為左派反對派而被捕，1928年獲得自由，1933年再次被捕。由於法國知識分子發起的一個運動，他被釋放，1936年獲得允許離開法國。他很快對第四國際運動發生歧見，尤其是關於POUM與左派的問題（見托洛茨基著作《西班牙革命：1931-1939》中托洛茨基與他的通信）。他寫了一些重要的歷史著作和小說，包括《從列寧到斯大林》，《我們政權的誕生》，《一個革命者的回憶》以及《二十年之後的俄國》。

[6]《衛馬網》編者註：在此指挪威奧斯陸和墨西哥科約阿坎區，即托洛茨基在西班牙內戰期間曾經落腳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