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在上週煽動支持者們衝進國會後,已被推特和其他主流社交媒體平台立即封鎖下架。雖然這其中有令人欣慰的諷刺意味,但馬克思主義者必須清醒地讀者們:我們必須考慮大科技資本家們此舉的實際後果。
在國會之亂爆發兩天後,推特和臉書的總經理們在川普政府進入尾聲時采取了史無前例的措施,封禁了美國總統的帳號。正如《紐約時報》所言,「最終,是兩位加州億萬富翁拔掉了川普總統的麥克風插頭,[提供了我們一個]關於數位社會中權力真正所在的清楚教訓」。幾天後,YouTube也緊隨其後,無限期地暫停了川普的帳號。
這些異如往常的審查行為對於一位在過去四年裡不斷貶低大眾媒體,並直接通過推特與他的基層支持者溝通的總統來說,尤其具有象徵意義。雖然許多人無疑會沉浸在嘲諷中,並慶祝「推特總司令」被噤聲,但社會主義者必須考慮矽谷億萬富翁這些行為的真正後果——以及其對階級鬥爭的影響。
社交媒體和社會兩極化
近年來,自由派將社交媒體演算法歸咎於人們「激進化」和錯誤信息的泛濫的元兇。然而,正如我們在前一篇文章中所解釋的那樣,社交媒體並不是強烈籠罩社會的兩極分化的原因。相當一部分人對媒體、政治建制和聯邦政府等機構越來越不信任,並不是因為他們的社交媒體上出現了一系列的文章和貼文。相反,是資本主義的潛在危機及其在數千萬人產生的深刻不滿,促使人們駁斥現狀。我們應該記住,早在互聯網或社交媒體出現之前,兩極化、革命和反革命就已經已經撕裂過了人類社會。
人們普遍認為,社會已經進入僵局,走向了絕境,而少數精英卻以犧牲絕大多數人的利益為代價來充實自己——這也是一個準確的評價,也是一種健康的直覺!然而,由於美國政治缺乏了屬於工人階級的群眾政黨黨,川普以其反動的煽動性言論,犬儒地利用、操弄了這種反建制的情緒,而自由派政客和媒體的輕蔑態度只會強化這種情緒。自由派對川普的這些持續不斷的攻擊非但沒有削弱川普主義,反而只起到了強化它的作用,讓川普的基層相信,「他們的」總統正在單槍匹馬地挑戰「當權派」。
這就是為什麼川普主義不會因為把它從主要的社交媒體上推到更陰暗的平台上而消散。臉書和推特已經刪除了數以萬計的極右帳號。亞馬遜、谷歌和其他公司也采取了類似措施。但只要有數以千萬計的人擁有網路連接和對唐納德·川普的狂熱崇拜,他們就會找到其他的方式串連。透過言論審查的嘗試完全不能從根本上攻擊川普主義。
Parler是一款在最邊緣的反動派中培養用戶群的App應用程式,自11月大選以來,它的用戶數增加了一倍多,達到1000萬。目前,它已被從亞馬遜的網絡托管服務和壟斷控制App市場的兩大商店(蘋果和谷歌)中刪除。它的廣告贊助商正在大量出走,並且難以重新購買網路托管服務。類似的App和在線論壇紛紛出現來取代推特和臉書,就像新的直播媒體平台為提供了替代YouTube的產品,Newsmax等「另類新聞」網站和其他「川普媒體」取代了福克斯新聞,成為大部分基層川粉的首選資訊來源。
對「恐怖主義」的恐慌和其對勞工運動的威脅。
社會主義者反對資本主義審查言論的方法,不僅因為這些方法完全不能有效地遏制極右派的發展,更因為這些方法對左派和廣大工人階級也構成了明顯的威脅。自由派億萬富翁封殺認為是「激進」和「極端」觀點的先例,將意味著他們未來對「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BLM)活動家、勞工和社會主義者的打壓將更加嚴厲。
事實上,在歷史性的喬治·弗洛伊德起義發生後的幾個月裡,也就是在川普承諾將「反法西斯運動(Antifa)」定義為國內恐怖組織後不久後,臉書就系統性地針對並刪除了那些發佈抗議活動和警察暴力的視頻和消息更新的臉頁。到了9月,臉書宣布除了Hashtag外,他們已經清理了近1000個此類臉書社團和500多個頁面。「抗爭在即」(It's Going Down)、「思想罪犯前工人合作社」(CrimethInc Ex-Workers Collective)、「西北太平洋青年解放陣線」(Pacific Northwest Youth Liberation Front)、「忍無可忍」(Enough is Enough)等帳號,以及許多其他活動家、無政府主義者和反法西斯主義帳號被毫不客氣地刪除。
同時,數百個與「匿名者Q」(QAnon)陰謀論有關的極右翼網頁和團體也被刪除。也就是說:這是一場將法西斯主義者和反法西斯主義者混為一談的運動的一部分,並聲稱兩者都有「具有暴力行為模式的追隨者」。讓人想起川普對2018年弗吉尼亞州夏律第鎮(Charlottesville)極右翼集會以及其反對者「雙方都有份」的評價,這種態度將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與種族主義者和新納粹分子劃上等號,譴責兩方都是「暴力極端分子」。要知道,美國絕大多數的政治暴力和恐怖事件都是極右派造成的。
在喬·拜登將強襲國會的暴徒稱為「國內恐怖分子」後,包括自詡為社會主義者的民主黨人正在推動將1月6日的事件歸類為國內恐怖行為,以便更嚴厲地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並將川普本人的煽動作用也牽扯到其中。他們幻想著國家政府的力量可以永遠杜絕川普主義。
又一次,我們只要回顧一下2020年的群眾運動,就能看到國家如何犬儒地將「反恐怖主義」利劍揮向統治階級希望的任何方向。BLM活動家和示威者因為組織和參加和平集會而被指控為恐怖主義和遭受荒唐的刑罰。而在911攻擊和拜登一度推動的「愛國者法案」通過後,無辜的穆斯林及其組織被指控為恐怖主義,並受到國家的監控和恐嚇。與此同時,極右翼極端分子卻鮮少為他們公然的種族主義大規模謀殺行為,如查爾斯頓槍擊案,面臨類似的後果。
雖然拜登承諾將對「國內極端分子」采取制裁行動,但警察放任抗議者進入國會山莊的畫面,以及休班警察參與暴動的畫面本身,讓人無法對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向這些反動分子采取行動的能力有信心。在華盛頓特區的執法隊伍中,有去年夏天毆打、發射催淚瓦斯和監禁BLM抗議者的人——這些示威者當時並沒有殺人或襲擊國會。
很明顯,民主黨執政者會以反動暴徒衝擊國會為藉口,通過針對「國內恐怖主義」的新立法,賦予資本主義國家及其安全部隊更多的監控權力,並限制基本的民主權利。這是有先例可循的。2001年911恐怖襲擊事件後,小布希政府出台了《國土安全法》,為國家大規模監控沒有犯罪的人的私生活開辟了道路。國土安全部以讓國家免受恐怖主義侵害為藉口,對反伊拉克戰爭活躍人士的活動進行監控和打壓,最近又對BLM重要運動人士進行監控。
資產階級擁有並控制著媒體
即使電波是「免費」的, 資本主義已經把它變成了私有財產。從大型網絡、有線電視系統和廣播電台,到谷歌、推特和臉書等大科技壟斷企業,各種形式的媒體都牢牢掌握在資產階級手中。在他們封殺川普的過程中,「誰擁有和控制媒體」的問題,現在是有目共睹的。
資本主義興起的特點是越來越多的社會化生產加上對工人階級創造的剩餘財富的私人占有。社交媒體的近代史將這一矛盾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人類從來沒有以現在這樣程度在全球範圍內聯繫起來——據估計,世界上至少有一半的人口擁有一個社交媒體帳號——然而,這些令人難以置信的社交平台仍然是私人擁有和控制的。
盡管它們在日常生活中無所不在,但大型科技公司是資本主義企業,受利潤驅動,只對股東負責。由於它們是私人擁有的公司,社交媒體的用戶不受第一修正案(言論自由)權利的保護。事實恰恰相反!憲法是一份捍衛生產資料私有財產原則高於一切的文件,它保護企業的言論自由權,也保護企業不與其某些用戶的言論產生關聯的權利——即使這個用戶是美國總統本人。
在「假新聞」時代,這也意味著矽谷的資本家們成為了全能且不負責任的言論裁判,他們決定什麼是「錯誤信息」——包括挑戰資本主義的政治觀,甚至那些揭發美國帝國主義外交政策童話的人也遭到打壓。近年來,數以千計支持委內瑞拉政府的推特帳號無預警地被停權,其中包括眾多政府官員的帳號。去年1月,推特還停權了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IMT)委內瑞拉支部「階級鬥爭社」的同志的帳號,因為他們持續提出徵收關鍵產業和工人民主的一貫社會主義方案。
不難看出,這種模式對未來階級鬥爭的戰鬥的影響。今天,被「去平台化」(de-platformed)的是川普和他的反動支持者——不是因為工人階級的要求或壓力,而是因為川普已經被視為對現有體制及其機構穩定的一個不可容忍的威脅。但明天,矽谷的億萬富翁們同樣可以輕易地決定封殺罷工工人、協調抗議活動的活躍者的帳號,或噤聲提供國際工人階級運動的新聞和信息的網頁。
隨著階級鬥爭的加劇,「錯誤信息」這個籠統的標簽也可以而且會被用來反對革命社會主義的理念。事實上,運動家們已經指出:任何將新冠病毒危機所帶來的破壞歸咎於資本主義的社交媒體貼文都遭到打壓,理由是這種觀點構成了假新聞!
爭取真正的言論自由和民主化的媒體!
虛偽的資產階級「言論自由」神話,在少數億萬富翁如此公然壟斷的媒體體系中,顯得尤為空洞。資產階級將「言論自由」被奉為永恆的、抽像的原則,實際上他們將其當作在「客觀」和「民主」價值的煙幕後面掩蓋統治階級專政的門面。
馬克思主義者支持真正的言論自由,它和所有基本的民主權利一樣,必須通過階級鬥爭來爭取。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支持法西斯主義者能夠自由地組織和提出他們的觀點。但是,防堵這些人渣是誰的責任?大財團?資產階級國家機器?顯然,我們不能以來這些機構及早遏止這種社會毒害。恰恰相反,歷史經驗表明:資本家非但不會遏制極右派,反而會把反動團體當作打擊工人階級的打手。作為最後的手段,在其體制受到生存威脅、革命爭奪政權嚴重失敗的情況下,統治階級總會傾向於某種形式的軍事獨裁,而不是把權力交給工人階級。
1938年,托洛茨基在一篇評論墨西哥局勢的文章中,提及了對抗反動報刊的問題,並警告:這個問題不能通過要求資本主義國家的干預來處理,因為任何這種權力都會被用來反對工人組織:
「我們必須對反動報刊進行不懈的鬥爭。但是,工人們不能把自己必須通過自己的組織和自己的報刊來完成的任務交給資產階級國家的鎮壓拳頭。今天,政府對工人組織的態度可能顯得友好。明天,它可能會,且不可避免地會落入資產階級最反動的分子手中。在這種情況下,現有的鎮壓法律將被用來對付工人。只有那些只考慮一時之需的冒險家,才會不防備這種危險。對抗資產階級報刊最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讓工人的報刊發展起來。」- 托洛茨基,《新聞自由和工人階級》,1938年8月
我們提議用階級的方法來打擊極右派:大規模的、工人階級的動員來對抗極右派的集會,防止他們毒害社會。我們提出工人自衛來代替資產階級國家和有選擇的「反恐戰爭」法條,來對抗右派的暴力和種族歧視警察的國家恐怖。像去年夏天在明尼亞波利斯有機發展起來的鄰里巡邏隊的雛形例子,它本來可以推廣到每一個城市,由工人運動的隊伍民主協調。科技公司的工人,比如谷歌的工人已經開始組織工會,他們可以自己動手封鎖極右派,而不用向老板們請願。
歸根究底,亞馬遜、谷歌、推特、臉書等相關服務必須國有化,並置於工人階級多數的民主控制之下。在工人政府下,媒體的多樣性會比資本主義言論審查制度下更加多元。盈利和行銷的動機讓媒體無法充分滿足他們所服務的必須社會需要,或者決定誰能獲得它們所傳達的資訊。在工人政府下,社會將能夠民主地決定如何分配媒體的使用權,以及如何處理煽動暴力的、反動的宣傳。只有這樣,「言論自由」才能不只是我們現在所知道的虛偽空話,而在現實生活中得到滿足。
這一點在俄國工人階級奪取政權不久後的1919年,就在俄共的綱領中得到明確的解釋:
「資產階級民主僅限於形式上的政治權利和自由,比如集會權、結社權和新聞自由,對所有公民一視同仁。但在現實中,行政實踐,尤其是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下對勞動者的經濟奴役,總是使勞動者不可能廣泛地利用這些權利和自由。
相反,無產階級民主不是在形式上要求權利和自由,而是實際上首先、主要地把這些權利和自由授予那些受到資本主義壓迫的階級,即無產階級和農民。為此,蘇維埃政府征用資產階級的建築物、印刷廠、紙店等,把它們完全交給工人及其組織支配。
蘇維埃共產黨的任務是把越來越廣泛的勞苦大眾吸引到享受民主權利和自由的行列中來,並擴大這方面的物質可能性。」
今天的「印刷廠和紙店」是網絡伺服器、社交媒體平台和App,但這份綱領背後的基本思想仍然適用。
以階級鬥爭而不是資產階級言論審查和法制主義來對抗川普主義!
社會上醞釀的不滿情緒,歸根就底是資本主義體制歷史性衰竭的結果。它正在助長社會向右和向左的兩極分化。當自由派和資產階級建制派的媒體喉舌譴責「溫和中間主義」的崩潰,政治「文明」和兩黨共識的終結時,我們則會解釋,同樣的進程正在推動更多的人走向社會主義,年輕一代的工人正在走在前列。
同時,由於缺乏一個明顯的、階級獨立的、反對現狀的左翼力量,使右翼暫時獲得了過大的回聲,成為社會憤怒的吸引點。這種情況可以概括為工人階級領導權的危機。
社會主義者的當務之急是要從兩個方面來對抗這種政治真空。第一是要求立即明確地與民主黨決裂,因為民主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明顯地代表了華爾街的政黨,本質上無法成為工人階級反對川普主義鬥爭的工具。將「社會主義」候選人推進民主黨並取得提名,卻眼睜睜看著他們一個個向建制派屈服,這種策略顯然已經徹底失敗。未來的方向是與資產階級的兩個政黨進行鬥爭,與有組織的勞工合作,建立一個群眾性的社會主義政黨,從在主要城市競選獨立的社會主義候選人開始。
社會主義者必須揭穿兩黨的說辭,耐心而系統性地提出將最大的銀行和壟斷企業國有化的理由,以大幅提高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通過將財富前500強財團置於工人階級的民主控制之下,並有意識地計畫經濟,我們可以保證每週1000美元最低工資,消除無家可歸現像,解決住房、醫療和學生債務危機,從根本上化解不平等和壓迫,並采取變革性措施解決氣候危機,同時保護工人的生計。在與川普主義的鬥爭中,第二個也是同樣不可缺少的因素,就是這樣的政黨必須以大膽的革命政策方案來武裝自己,以階級為基礎解決工人的迫切需求。這是破壞相當一部分工人階級與川普及其在共和黨內的走狗結成聯盟的唯一途徑。這些反動派犬儒地把自己說成是反精英主義的 「勞工之友」——以對比於被財團支持的民主黨人。
與其慶祝川普及其追隨者們在主流社交媒體上被數位性地去平台化——無論這些份子多麼反動——社會主義者必須解釋,資產階級及其機構無法抵禦極右翼的威脅。只有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才能對這一威脅進行成功的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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