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列寧關於民族問題的論述
「如果說在單一民族國家資產階級革命培育了強大的離心傾向，因而要在克服割據主張的旗幟下進行，就像在法國那樣；或者像在義大利和德國那樣要在克服民族分散性的旗幟下進行；那麼在諸如土耳其、俄國和奧匈帝國這樣一些多民族國家，遲到的資產階級革命則是相反，它使向心力絲毫不受限制。」（《俄國革命史》）。
革命前的俄國是一個極其落後的半封建國家，嚴重依賴外國帝國主義。因此，它與今天的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非常相似。此外，民族問題在俄羅斯政治生活中占有中心地位。雖然沙皇俄國喜歡以保護巴爾干地區受壓迫的小國為幌子來掩飾其擴張主義政策，但它是各民族的監獄。沙皇俄國人口的43% 是占主導地位的大俄羅斯民族組成的，而57% 是烏克蘭人、喬治亞人、波蘭人、芬蘭人和其他受壓迫民族。
7000萬大俄羅斯人統治著大約9000萬非俄羅斯人，他們都被沙皇政權統治和壓迫著。更糟糕的是，至少在俄羅斯的西部地區，被征服人民的經濟和文化水平普遍高於俄羅斯本土。雖然可以說俄羅斯向東擴張進入高加索地區，特別是中亞地區發揮了一定的進步作用，但在波蘭、芬蘭和波羅的海國家，情況顯然並非如此。正如恩格斯所評論的那樣：「芬蘭是芬蘭人和瑞典人的，貝薩拉比亞是羅馬尼亞人的，會議桌上的波蘭是波蘭人的。在這裡根本談不到使冠有俄羅斯名字的各個分散的親屬部落重新合並的問題，在這裡我們所看到的，是對別國領土的赤裸裸的強力的掠奪，是明白的搶劫。」（引自《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
布爾什維克黨從一開始就在民族問題持謹慎嚴格的立場。這對於贏得大眾，特別是農民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民族問題通常不是影響工人階級，而是影響小資產階級的群眾，特別是農民，從歷史上講，民族問題和土地問題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有時候，即使是受過良好教育的馬克思主義者也無法理解這個問題。為了得到小資產階級群體的注意，並為了革命的事業贏得他們的支持，使用民主和其他部分要求，例如要求自決的權利，是絕對必要的。但是，使用這樣的標語，只有作為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直接反對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政黨和趨勢的鬥爭中贏得人民群眾領導權的鬥爭的一部分，才有意義。因此，革命派成功的先決條件是同民族主義的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進行不可調和的鬥爭。要進行這樣的鬥爭，就必須在民族問題上有明確的立場。
和列寧一樣，托洛茨基也在民族問題上寫了大量的文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俄國革命史》中關於民族問題的精彩章節，它最好地總結了布爾什維克黨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但首先是列寧發展和擴展了馬克思主義在民族問題上的立場。托洛茨基總結了布爾什維克的立場：
「列寧預先估計到了離心性民族運動發展的不可避免性，並且多年來為貫徹規定實現民族自決權，也就是為實現完全的國家分離的老黨綱著名的第九條進行了頑強的鬥爭，也包括反對羅莎·盧森堡的鬥爭。不過布爾什維克黨根本不會因此要承擔鼓吹民族分裂主義的責任。它只承擔毫不妥協地反抗各種形式的民族壓迫的義務，其中包括反對把任何一個民族強行留在統一國家的邊境之內。只有通過這樣的途徑，俄國無產階級才能逐漸取得被壓迫民族的信任。
不過這僅僅是事情的一個方面。布爾什維主義在民族領域的政策還有似乎是與第一個方面矛盾的，而事實上是對其進行補充的另一個方面。在黨的範圍內，一般來說也在工人組織範圍內，布爾什維主義實行最嚴格的集中制，同各種能夠引起工人內部互相對抗或者導致他們分裂的民族主義傳染病進行毫不調和的鬥爭。布爾什維主義堅決否認資產階級國家把強制共同生活或者哪怕是把全國性的語言強加給少數民族的權利。與此同時，它把盡可能通過勞動人民自願的階級紀律把各個民族更緊密地融合起來視為自己真正的神聖任務。於是，它堅決否定了建黨的民族—聯邦制原則。革命組織不是未來國家的原型，而僅僅是建立這一國家的工具。工具應當是宜於用來制造產品的，而根本沒有必要使產品跟自己相似。只有集中制組織才能確保革命鬥爭的成功，哪怕鬥爭是關系到摧毀對各民族實行的集中制壓迫。 」（《俄國革命史》）
什麼是民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列寧花了大量時間研究民族問題，特別是為了回答鮑威爾的修正主義理論。在1908年至1910年期間，列寧處於流亡狀態，幾乎完全與世隔絕。由於與俄羅斯缺乏聯系，又缺乏合作者，他熱情地迎接斯大林的到來，這位喬治亞的年輕人對他幾乎一無所知。像往常一樣，列寧花了很多時間鼓勵新來的人，就像他對年輕的同志一樣。另外一個好處是，斯大林是喬治亞人，是受壓迫民族的一員。列寧抓住這個機會對他的學生——事實證明他非常勤奮——講述了他在民族問題上政策的基本路線。其結果是，在1912年底，一篇名為《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 》的長篇文章發表在《啟蒙運動》雜志上。
1914年，這篇文章以一本名為《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的小冊子的形式發表。這本書出版在斯大林著作的第二卷中。多年來，它被認為是黨在民族問題上的標准文獻，事實上，盡管有些形式主義的表述，它也不是一篇糟糕的文章。然而，這並不是斯大林理論天才的結果。事實上，這篇文章根本不是斯大林的作品。正如史學家卡爾所指出的： 「外部和內部的證據表明，這本書是在列寧的啟發下寫成的。」（卡爾，《布爾什維克革命》，第1卷，p. 425-6）本文的思想完全是列寧的思想。
這篇文章的序言寫於圍繞臭名昭著的貝利斯事件的反猶太主義騷動的高潮，它警告：
「民族主義的浪潮日益洶湧地逼來，大有席卷工人群眾之勢。解放運動愈趨低落，民族主義的花朵就愈加怒放。在這困難的關頭，社會民主黨負有崇高的使命：給民族主義一個反擊，使群眾同普遍的「時疫」隔離。因為社會民主黨，而且只有社會民主黨，才能負起這個使命，用久經考驗的國際主義武器，用統一而不可分的階級鬥爭去對抗民族主義。」（《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
一個中心問題是如何定義一個民族。這個問題並不像看起來那麼簡單。這很像定義時間。聖奧古斯丁說他知道時間是什麼，但是如果有人問他如何定義時間，他卻無能為力。一個民族也是如此。每個人都認為他們知道它是什麼，但是如果要他們去定義它，他們很快就會發現自己陷入困境。這本署名於斯大林的小冊子試圖提供這樣一個定義。結果可能是最接近令人滿意的公式的。與鮑威爾的主觀定義相反，這裡用科學的馬克思主義來定義一個民族： 「一個民族是一個歷史演變的、穩定的語言、領土、經濟生活和心理構成的共同體，體現在一個文化共同體中。」（同上）
因此，一個民族必須有共同的語言和領土，共同的歷史和文化，並且還要有強大的經濟聯系。這就是一般定義，它無疑是正確的，而且在任何情況下都遠遠優於鮑威爾和「民族文化自治」理論支持者的「心理學」方法。然而，正如所有的一般定義一樣，這並不能完全解釋這個問題。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總會發現一些具體的變體，這些變體可能與一個或多個具體的定義相矛盾。眾所周知，什麼是一個民族這個問題是很難回答的，而且已經導致了不止一次的悲傷分析。
以語言為例。語言對一個民族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這似乎是民族最明顯的區別標志。在他的《俄國革命史》中，托洛茨基這樣表達了語言的重要性：
「語言——是人與人進行交流的最重要的工具，因而也是進行經濟交流的工具。伴隨著把民族聯合起來的商品流通的勝利產生了民族語言。在這個基礎上形成了作為資本主義關系最合適、最有利和最正常活動舞台的民族國家。」（《俄國革命史》）
然而，即使是這個最重要的規則也可能有例外。例如，很少有人會否認瑞士是一個國家。瑞士民族認同感是在幾個世紀的鬥爭中形成的，這場鬥爭主要是針對奧地利的。然而，正如列寧本人所指出的那樣，瑞士人沒有共同的語言：
「瑞士通行三種國語，然而法律草案在付諸全民投票時，是用五種文字刊印的，也就是除了用三種國語外，還用了兩種「羅馬語族的」方言。根據1900年的調查，在瑞士的3315443個居民中有38651人操這兩種方言，即占1％強。軍隊中軍官和士官「享有用母語同士兵講話的最大自由」。在格勞賓登和瓦利斯兩個州（各有居民10萬多一點），這兩種方言是完全平等的。［編者注：見勒內·昂利《瑞士與語言問題》1907年伯爾尼版。］」（《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
理解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一個民族是否是一個「歷史演化的」實體這一最初的命題。辯證法不是從抽像的形式定義出發，而是從對生活過程、對事物發展、變化和演化的具體評價出發。一個國家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可以而且確實在改變和發展。國家可以在以前不存在的地方建立起來。這正是現代民族國家形成的原因。法國、義大利和德國的情況就是如此。後來，印度的民族意識——當然，是由英國帝國主義在不經意間創造的。現在，隨著資本主義的衰落和印度資產階級無力提供一條出路，有明顯的跡像表明，這種民族意識正在削弱和分裂，這對印度的未來構成了巨大的危險。
從歷史上看，國家可以在戰爭、侵略和革命的條件下從現有的原材料中形成，這些條件消除了舊的聯系和邊界，創造了新的聯系和邊界。這種歷史性的重組可以把事情變成它們的對立面。昨天的被壓迫民族或被奴役的殖民地，可以變成最殘暴的壓迫和帝國主義國家。最好的例子是美國本身，它原來是英國的殖民地，現在是世界上最強大和最反動的帝國主義國家。同樣，資產階級國家最近才擺脫外國的統治，在世界範圍內仍然處於從屬於帝國主義大國的地位，但卻扮演著當地帝國主義列強的角色，壓迫和剝削鄰近的弱小國家。因此，印度在與尼泊爾、阿薩姆邦和克什米爾的關系中扮演帝國主義角色。沙皇俄國是1917年以前的主要帝國主義列強之一，但它不輸出資本，是一個與英法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處於半殖民地關系的落後的半封建國家。
一個階級問題
民族問題，和所有其他社會問題一樣，歸根結底是階級問題。這是列寧的立場ーー也是任何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在列寧的著作《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中，他以令人欽佩的清晰度解釋了馬克思主義的這一基本命題：
「每個民族文化，都有一些民主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即使是不發達的文化成分，因為每個民族都有被剝削勞動群眾，他們的生活條件必然會產生民主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但是每個民族也都有資產階級的文化（大多數還是黑幫的和教權派的），而且這不僅表現為一些『成分』，而表現為占統治地位的文化。因此，籠統說的『民族文化』就是地主、神父、資產階級的文化。」（《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
每個國家的統治思想都是統治階級的統治思想，這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基本觀點。列寧堅持認為，接受「民族文化」不亞於接受資產階級對每個民族的統治。民族問題是一個階級問題。馬克思主義者不能掩蓋階級矛盾，相反，要把階級矛盾擺在前面。這對於受壓迫的民族和壓迫者民族同樣具有強制性。正如列寧在《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中解釋的那樣： 「在股份公司裡，不同民族的資本家坐在一起，不分彼此。在工廠裡，不同民族的工人在一起工作。當發生任何真正嚴肅而深刻的政治問題時，人們是按階級而不是按民族來進行組合的。 」（同上）
他在另一本著作《論民族自決權》 中寫道：
「工人階級及其反資本主義鬥爭的利益，要求各民族的工人達到完全的團結和最緊密的統一，要求反對任何民族的資產階級實行民族主義政策。
「再說一次： 在雇佣工人看來，不管誰是優先剝削他們的人，不管是大俄羅斯資產階級比異族資產階級占優勢，還見波蘭資產階級比猶太資產階級占優勢，諸如此類都是一樣。在覺悟到本階級利益的雇佣工人看來，無論是大俄羅斯資本家的國家特權也好，無論是波蘭資本家或烏克蘭資本家應許說他們一擁有國家特權就會在人間建立天堂也好，都是無足輕重的。
在任何情況下，雇佣工人總是剝削的對像，因此，無產階級為了順利地進行反剝削的鬥爭，就必須擺脫民族主義，必須在各民族資產階級爭霸的鬥爭中保持所謂完全中立。任何民族的無產階級只要稍微擁護「本」民族資產階級的特權，都必然會引起另一民族的無產階級對它的不信任，都會削弱工人的國際階級團結，都會分散工人而使資產階級稱快。否認自決權或分離權，實際上就必然是擁護統治民族的特權。 」
列寧論證的主要內容始終是必須團結工人和被壓迫的群眾反對資產階級。列寧指出：
「資產階級的民族文化是一個事實（我再說一遍，各地的資產階級都與地主和神職人員打交道。）好戰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使工人被有序地進行愚弄，不團結和解散。 資產階級可能會背棄他們，這就是今天的基本事實。
誰想為無產階級服務，誰就應當聯合各民族工人，不屈不撓地同「自己的」和別人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作鬥爭。」（《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 ）。
在這個問題上，列寧總是毫不留情，他的幾十篇文章和講話中也有類似的引用。
階級獨立
民族需求具有民主性質，而不是社會主義性質。民族壓迫不僅影響工人階級，盡管工人和其他各種壓迫一樣受到最大的壓迫。民族問題關系到全體人民，特別是小資產階級。然而，正如我們所展示的，列寧總是從階級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我們也是用同樣的方式來看待這個問題。
在閱讀列寧的著作時，令人印像深刻的是列寧對民族問題的表述是多麼深刻和清晰。當然，這個問題在俄羅斯工人運動中有著悠久的歷史，始於1903年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與猶太崩得的辯論。列寧是如何處理民族問題的？實際上，他對這個問題持消極的態度。他不厭其煩的解釋說，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反對一切形式的民族壓迫。問題不在於你支持什麼，而在於你反對什麼。我們只要說出我們所反對的就足夠了。我們反對一切形式的民族、語言和種族壓迫，我們將反對一切形式的民族壓迫。這對於無產階級的趨勢來說已經足夠了，他希望堅持一貫的民主政策，同時保持階級獨立。
列寧從來沒有說過馬克思主義者必須支持民族資產階級或民族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相反，列寧在民族問題上立場的根本前提是絕對的階級獨立。列寧主義的第一個原則總是必須同資產階級——壓迫者和被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作鬥爭。在列寧所有關於民族問題的著作中，不僅有對國族主義資產階級的無情批評，也有對國族主義小資產階級的無情批評。這絕非偶然。列寧的整個思想就是工人階級必須把自己置於國家的領導地位，以便領導群眾進行社會的革命性變革。因此，他在《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中寫道：
「群眾從封建沉睡狀態中覺醒，反對一切民族壓迫，為爭取人民主權、爭取民族主權而鬥爭，這是進步。因此，在民族問題的各個方面維護最堅決最徹底的民主主義是馬克思主義者的義不容辭的責任。這項任務多半是消極的。可是無產階級不能超出這項任務去支持民族主義，因為超出這項任務就屬於力圖鞏固民族主義的資產階級的『積極』活動了。」（我們的重點）
隨後，為了更加強調，他又補充說： 「反對一切民族壓迫的鬥爭是絕對正確的。為一切民族發展，為籠統的『民族文化』而鬥爭是絕對不正確的。」（同上）
列寧再次在《論民族自決權》中寫道：「因此，無產階級就以所謂消極的要求，即以承認自決權為限，而不向任何一個民族擔保，不向任何一個民族答應提供損害其他民族利益的任何東西。」（《論民族自決權》 ）。
在列寧的另一部著作中，他寫到了民族主義在工人運動中的有害影響：
「結論是：任何自由派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都會在工人中起嚴重的腐蝕作用，都會使自由的事業和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事業遭受極大的損失。尤其危險的是，資產階級的（以及資產階級－農奴主的）趨向是以「民族文化」的口號作掩護的。黑幫和教權派以及一切民族的資產者，都在大俄羅斯的、波蘭的、猶太的、烏克蘭的等等民族文化的幌子下，干反動肮髒的勾當。
如果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即用階級鬥爭的觀點來觀察現代的民族生活，如果把口號同階級利益和階級政策加以對照而不是同空洞的「一般原則」、高調和空話加以對照，那麼事實就是如此。」（《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
這還不清楚嗎？工人們有義務反對一切形式的民族歧視和壓迫。但是他們也有義務拒絕支持任何形式的民族主義。這與那些自以為是的馬克思主義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們錯誤地認為自己奉行的是列寧主義政策，因此。不失時機地為愛爾蘭共和軍、巴斯克埃塔或科索沃解放軍搖旗吶喊！這模糊馬克思主義和民族主義之間的界限，違背了列寧所主張的一切。
為了打擊民族主義者兜售的有害幻想，列寧警告道：
「無產階級不能支持任何鞏固民族主義的做法，相反，它支持一切有助於消滅民族差別、消除民族隔閡的措施，支持一切促進各民族間日益緊密的聯系和促進各民族打成一片的措施。不這樣做就站到反動的民族主義市儈一邊去了。」（《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
這就是列寧主義相對於民族主義的真正立場。這與試圖把一切都歸結為一句「為了自決」的口號的庸俗歪曲是多麼不同啊！那些就是落入反動的民族主義庸俗之中，拋棄馬克思主義，即無產階級立場。列寧非但沒有美化民族主義，也沒有通過分裂主義制造新的障礙，反而和馬克思一樣，對「小國的狹隘思想」持非常不佳的看法。兩者總是贊成最大可能的狀態ーー所有其他的考慮都是相同的。他主張廢除邊界，而不主張建立新的邊界。他主張人口的融合，甚至同化（只要是自願的） ，而不贊美一個民族相對於另一個民族的語言和文化。他自己解釋道：
「無產階級不僅不維護每個民族的民族發展，相反，還提醒群眾不要抱這種幻想，無產階級維護資本主義周轉的最充分的自由，歡迎民族的一切同化，只要同化不是強制性的或者依靠特權進行的。
還有：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這是兩個不可調和的敵對口號，這兩個同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兩大階級營壘相適應的口號，代表著民族問題上的兩種政策（也是兩種世界觀）。」（《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
這是毫無疑問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是兩個完全不相容的政策，反映了兩個敵對階級不相容的世界觀。試圖扭曲、轉變、掩蓋這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沒有用的。列寧堅定地支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反對任何形式的民族主義。他反對一切形式的民族壓迫，對被壓迫人民表示同情，這一事實不應該被用來掩蓋這一不爭的事實。列寧是民族主義的敵人。
列寧和羅莎 · 盧森堡
像馬克思一樣，列寧不得不在兩條戰線上進行民族問題的鬥爭。必須抵抗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思想的影響，例如奧托·鮑威爾的思想，這反映了民族主義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壓力。但與此同時，有必要與那些否認民族問題重要性的人作鬥爭。列寧多年來在這個問題上與羅莎·盧森堡進行了尖銳的辯論，以使該黨采取正確的立場。後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不得不與布哈林和皮達可夫（Pyatakov）進行鬥爭，後者還聲稱民族問題不再重要，並且反對自決的要求。羅莎·盧森堡無疑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和堅定的國際主義者，但是不幸的是，她的國際主義具有相當抽像的特征。因此，她否認了波蘭人民享有自決權，並將烏克蘭國族的概念描述為知識分子的發明。
雖然波蘭社會民主黨的立場是錯誤的，是一種抽像的立場，但他們是真正的國際主義者，他們的動機是必須打擊畢蘇斯基（Jozef Piłsudski）所謂的波蘭社會黨的反動的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波蘭社會黨實際上根本不是一個社會主義政黨，而是一個成立於1892年的小資產階級國族主義政黨。它代表著分離主義，並有意識地力圖將波蘭工人和俄羅斯工人分開。像所有的群眾性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運動一樣，波蘭社會黨裡也有左翼和右翼。1906年，兩翼分開。後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左翼擺脫了民族主義，最終在1918年12月與波蘭社會民主黨結盟，成立了波蘭共產主義工人黨。然而，右翼仍然是基於沙文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們組織了支持德奧帝國主義的波蘭軍團。
列寧本人是一個俄國人，也就是說，是壓迫民族大俄羅斯民族的一員。羅莎 · 盧森堡是波蘭人（也是猶太人）。列寧理解對受俄羅斯沙皇統治壓迫的人民需要極端的敏感。他對波蘭同志大致是用如此的口吻來解釋的：「我們理解你們的立場。你們是波蘭社會民主黨人。與波蘭民族主義者作鬥爭是你們的首要職責。當然，你必須這樣做。但是，請不要告訴我們—— 俄羅斯的同志們——我們必須從我們的綱領中刪除波蘭人民擁有自決的權利的口號。因為，作為俄國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我們的首要任務是同我們自己的資產階級、俄國的資產階級和沙皇主義作鬥爭。因為只有這樣，我們俄羅斯社會民主黨才能向波蘭人證明，我們無意壓迫他們，從而為兩國人民在革命鬥爭中的團結一致奠定基礎。」
列寧關於民族享有自決的權利的立場是明智的，辯證的，並不是要分裂俄羅斯和波蘭的工人和人民，而是要把他們團結在一起。
工人組織的團結
為什麼列寧支持各民族擁有自決的權利？他這樣做完全是為了促進階級鬥爭，團結工人階級。對於布爾什維克來說，民族問題不僅僅是一個問題和障礙，而且是一種革命的潛力。如果在民族問題上沒有正確的立場，十月革命就不會發生。但是列寧關於民族問題的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他從1903年開始就堅持必須維護工人階級及其組織的神聖統一，超越所有民族、語言、種族或宗教的區別。因此，他堅決反對猶太崩得將猶太工人與俄羅斯工人分開組織起來的企圖。在這一點上，他的態度非常堅決：
「各民族的資產階級政黨由於語言問題以及其他問題而爭吵不休，工人民主派則反對這樣爭吵，要求在一切工人組織中，即在工會組織、合作社組織、消費合作社組織、教育組織以及其他一切組織中，各民族的工人無條件地統一，並且完全打成一片，以對抗各種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只有這樣的統一，這樣的打成一片，才能捍衛民主，捍衛工人的利益而反對資本（資本已經成為而且愈來愈成為國際資本），捍衛人類向不容許任何特權、任何剝削現像的新的生活制度發展的利益。」（《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 ）。
正如托洛茨基正確地指出的那樣，自決權只是列寧在國家問題上立場的一半。硬幣的另一面是堅決反對任何按照民族分野分割的工人運動。我們必須明確區分這兩個因素。自決的權利是一種民主要求——或者更准確地說，是一種資產階級的民主要求。這條綱領的這一半涉及整個國家。但是，就無產階級而言，絕對不存在按照國家劃分工人組織的問題。盡管列寧在這一點上非常清楚和斬釘截鐵的，但今天，每一個自稱「托洛斯基主義者」的悲慘宗派主義者，不僅支持，而且實際上主張和執行以國家為單位分裂工人組織的犯罪政策。
以種族或國族界線分裂工會這種怪誕的主張與列寧主義沒有任何共同之處。然而，英國的宗派主義者，積極參與了工會和工黨中黑人部門的建立。在蘇格蘭，他們支持在石油工人之間建立一個獨立的蘇格蘭人工會，這粗暴地違反了最基本的馬克思主義原則。類似的例子可以在其他任何一個國家引用。讓我們明確一點：為不同的民族和種族群體建立單獨的組織是一種犯罪行為，只會導致工人運動的分裂和削弱。反對多數民族的種族主義和沙文主義是一回事。在民族、語言、宗教或種族方面分裂工人階級完全是另一回事。
這從來不是布爾什維克黨的立場，也不是之前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立場。俄羅斯社會民主黨（如果我們不包括猶太崩得的領導人）沒有一個趨勢同意在國家層面上分裂這場運動。在這個問題上，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的立場是一樣的。這個問題在最早期就被徹底討論過，當時有人要求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部給予猶太社會民主黨人一個單獨的組織。在俄羅斯和立陶宛有大量猶太人口的西部地區，猶太崩得非常強大，它要求只有它才有權以猶太工人的名義發言，也有權建立一個獨立的猶太人社會民主組織。這一要求遭到了列寧和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堅決拒絕，他們堅持必須有一個工人黨和一個工會。這是我們今天的立場。工人階級手中最重要的武器是團結。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堅持這一點。我們從根本上反對工人階級按國籍、種族、語言、宗教或任何其他方面進行分裂。換句話說，我們采取了一種階級的立場。
關於猶太人的問題
那些贊成在國籍、種族或性別方面分裂工人運動的人極其頻繁地企圖通過公然煽動或含淚煽情，訴諸被壓迫者的困境和他們遭受的可怕的不公正，來證明他們的立場是正當的，以此「證明」在黑人和白人、男人和婦女、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等等的共同組織中團結起來是「不可能的」。這個虛假的論點被布爾什維克主義本身的歷史所駁斥，列寧對猶太崩得的態度就是證明。在俄羅斯的猶太人受到系統性歧視的殘暴壓迫，被迫分開居住在柵欄區內，並不時遭受血腥的大屠殺。只有一小部分猶太人被國家錄取帶屬於國家的中學和高等學校。到1917年，限制猶太人權利的法律數量達到了650條。這是民族壓迫的一個最原始、最殘酷的例子。
列寧總是解釋，同自己的資產階級作鬥爭是工人的責任。這意味著所有的工人ーー甚至是最受壓迫的工人。基於這個原因，俄羅斯社會民主黨總是拒絕崩得的要求。猶太人遭受了最可怕的壓迫，這一事實不容爭辯。崩得提出了民族文化自治的口號，這一口號是從鮑威爾和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的綱領中汲取的。但是這個口號在俄羅斯猶太人身上比在奧匈帝國更沒有意義。由於人口分散，主要居住在城市的猶太人無法指出一個明確界定的領土ーー這是一個國家的首要條件之一。民族文化自治的理念是將分散的猶太人團結在學校和其他專門的猶太機構周圍。托洛茨基將這種要求描述為反動的烏托邦，這種要求會加深猶太人與其他人的疏遠，增加種族緊張和摩擦。
即使是列寧也覺得很難對猶太人進行分類。他所能給出的最接近定義是一個特殊的被壓迫種姓，正如下面這段文字所顯示的：
「對於最受壓迫最受欺凌的民族——猶太民族來說同樣如此。猶太的民族文化，這是拉比和資產者的口號，是我們敵人的口號。但是猶太的文化中和猶太人的全部歷史中還有別的成分。全世界1050萬猶太人中，有一半多一點居住在落後的、半野蠻的加裡西亞和俄國境內，這兩個國家用暴力把猶太人置於幫會地位。另一半居住在文明世界，那裡的猶太人沒有幫會式的隔絕。那裡猶太文化明顯地表現出具有世界進步意義的偉大特征：它的國際主義，它對時代的先進運動的同情（猶太人參加民主運動和無產階級運動的百分比，任何地方都高於猶太人在居民中所占的百分比）。 」（《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
盡管猶太人缺乏民族的特征，列寧也不認為他們是一個民族，然而在十月革命之後，布爾什維克向猶太人提供了自決權，給他們一個家園，如果他們願意的話，他們可以移民到比羅比詹，盡管很少有人選擇這樣做。這比在被阿拉伯人居住了一千多年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一個猶太國家要好得多，後者在中東造成了無休止的流血和戰爭。以色列國的建立是當時馬克思主義者所反對的反動行為。托洛茨基事先警告說，這對猶太人來說是一個殘酷的陷阱。過去半個世紀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然而，以色列現在作為一個國家存在，歷史的時鐘不能倒轉。以色列是一個國家，我們不能要求廢除它。只有通過建立中東社會主義聯邦，使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能夠與自己的自治家園共存，並充分尊重所有民族權利，才能解決巴勒斯坦民族問題（我們稍後再處理這個問題）。
在俄羅斯，猶太復國主義的支持者總是極少數。俄羅斯革命運動的相當一部分干部是猶太人，因為最先進的猶太知識分子和工人認識到，他們的未來取決於社會的革命性重建。這被證明是正確的。十月革命後的俄國，猶太人獲得了完全的公民解放和完全的平等。他們對此很滿意，因此很少有人願意在蘇維埃國家的邊界內建立自己的國家。
民族自決
要求承認民族自決的權利是列寧在民族問題上立場的核心。這是眾所周知的。但正如黑格爾曾經觀察到的那樣，已知的東西未必能被理解。列寧在民族問題上進行了廣泛的論述，他的著作闡明了馬克思主義在民族問題上的基本立場，並以十分豐富、全面和辯證的方式發展起來。然而，即使是看一眼今天宣稱擁有列寧遺產的群體的文學作品，也足以讓人相信，沒有人再讀列寧了，即他們讀了列寧的文章，但他們也一個字也不懂。特別是，對自決權的要求——毫無疑問是列寧關於民族問題思想的重要內容之一——已經脫離了正確的脈絡，以一種機械的、片面的方式提出，好像這是列寧唯一關心的事情。
對於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列寧捍衛自決的權利是一個基本命題，有如ABC般基本。但是在ABC之後，字母表中的字母數量增加了，一個不斷重復「 ABC」的學生不會被認為是特別聰明的。正如列寧多次解釋的那樣，辯證法是全面地處理現像的。把復雜方程中的一個單一要素抽像出來，與其他所有要素對立起來，是對辯證法的幼稚誤用，被哲學史稱為詭辯。這種濫用會導致邏輯學中最粗糙的錯誤。在政治上，特別是在民族問題的政治上，它們直接導致保衛反動國族主義和放棄社會主義。這個民族問題是一個雷區，穿越這個雷區需要一個可靠的指南針。離開階級立場，就算只是一釐米，也會讓你迷失。因此，許多今天試圖援引列寧捍衛自決權的人落入了向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持續壓力投降的陷阱，這與列寧的立場正好相反。讓他自己說吧：
「我們也絕不是無條件地主張小民族獨立；如果其他條件相同，我們當然擁護集中制，反對小市民的聯邦制理想。」（「論大俄羅斯人的民族自豪感」）
列寧並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支持小國擁有自決的權利。正如他仔細解釋的那樣，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我們總是支持較大的國家單位反對較小的國家單位，在民主的基礎上支持集中化反對地方分權。但所有其他條件並不一定相同。一個民族被另一個民族壓迫的事實迫使無產階級及其組織與民族壓迫作鬥爭，捍衛民族的自決。
民族享有自決的權利是一項民主要求，馬克思主義者支持它，就像我們支持任何其他民主要求一樣。但是，馬克思主義者從來沒有把對民主要求的支持看作是某種定言令式。這種要求總是從屬於工人階級的利益和為社會主義而進行的鬥爭，正如列寧清楚地解釋的那樣：「在實踐中，無產階級只有通過使它為一切民主要求而進行的鬥爭從屬於它為推翻資產階級而進行的革命鬥爭，而不排除建立共和國的要求，才能保持它的政治獨立性。」（同上）
這並不是什麼特別新鮮或令人吃驚的事情。這符合馬克思主義關於民主要求的一般立場。例如，離婚權是一項民主要求，我們也支持這一要求。這項權利包括哪些內容？這意味著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可以生活在一起，只要他們相處融洽並且都很幸福。但是如果兩個人之間的關系破裂了，那麼他們就有權利分開。沒有人能強迫他們住在一起。或者讓我們考慮一下墮胎的權利。那是由什麼組成的？婦女有權決定自己是否有孩子，因為很明顯，婦女有權按照自己認為合適的方式處理自己的身體。我們捍衛這些民主權利，但我們是否說離婚或墮胎本身就是一件好事？我們是說每個人都必須墮胎，還是說每對夫婦都必須離婚？這太荒謬了。離婚和墮胎不是什麼好事，但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是一個較小的罪惡。我們捍衛的既不是離婚也不是墮胎，而是離婚和墮胎的權利。自決的權利也是如此。支持自決權和支持自決權之間有著巨大的區別。這是馬克思主義政策和小資產階級國族主義的區別。
列寧在這一點上非常明確：
「因此，『為了不違犯自決權』，我們不應當像機靈的謝姆科夫斯基先生考慮的那樣『投票贊成分離』，而應當贊成讓實行分離的區域自己去決定這個問題。」 （《論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民族綱領》）
這是問題的症結所在。在列寧看來，自決權並不意味著工人「有義務為分離而投票」，而僅僅是反對一切形式的民族壓迫，以及反對任何民族在另一個民族的邊界內強行保留- 就是讓人民就此事自由決定。這是布爾什維克捍衛的基本民主權利。 但是即使到那時，權利也從未被視為絕對的東西，而是始終服從階級鬥爭和世界革命的利益。列寧的政策不是分裂，而是自願聯盟。自決權的口號遠非意味著支持分裂，它是反對分裂鬥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列寧繼續說：
「謝姆柯夫斯基先生斷言：承認自決權『有利於臭名遠揚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這是幼稚的胡說，因為承認這種權利，既毫不排斥鼓動和宣傳反對分離，也毫不排斥揭露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但是，否認分離權則「有利於」臭名遠揚的大俄羅斯黑幫民族主義，這是完全不容爭辯的！ 」（《論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民族綱領》）
讓我們舉一個現代的例子。 魁北克講法語的民族在全國範圍內受到加拿大的壓迫。魁北克民族主義者正在敦促分離。馬克思主義者會對魁北克人說：是的，你有權自決。我們將捍衛這項權利。但是我們認為，這種分離將損害魁北克人和加拿大全體人民。如果舉行全民公決，我們一定會鼓動並投票反對分居[1]。我們代表加拿大社會主義魁北克的社會主義魁北克，充分尊重國家權利，這是解決我們問題的唯一方法。這大約是列寧在民族問題上的立場。
列寧絕不認為自決權是萬靈藥，在任何情況下都普遍適用。這種白痴行為後來被那些口頭上支持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卻絲毫不知道這是什麼的團體所利用。列寧並沒有把自決視為一種超越時空的絕對權利，而僅僅是無產階級爭取權力鬥爭的一部分，並且嚴格地服從於這種鬥爭。在斯大林的文章《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中，這一觀點實際上是由列寧發表的，毫無疑問地表達了他對民族問題的看法：
「民族有權按自治原則處理自己的事情。它甚至有權分離。但這並不是說它在任何條件下都應當這樣做，
也不是說自治或分離無論何時何地都有利於該民族，即有利於該民族中的多數，有利於勞動階層。
但是如何解決才最符合於勞動群眾的利益呢？自治，聯邦，還是分離呢？
所有這些問題都是要根據該民族所處的具體歷史條件來解決的。
不僅如此，條件也和其它一切事物一樣是變化著的，因而在某個時期是正確的解決方法，在另一個時期也許是完全不可以采納的。」（《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
這是絕對正確的。馬克思主義者對自決權利的要求所持的立場不能事先確定。這取決於具體情況及其對無產階級事業和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這一直是列寧的立場。因此，他在《論民族自決權》中寫道：
「如果不估計到一個國家的所有這些一般歷史條件和具體國家條件，就根本無法考察這個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民族綱領。」 （《論民族自決權》）
列寧對在民族問題上具有極左立場並原則上否認自決權的波蘭社會民主黨人提出了爭論反對，列寧解釋道，除了其他事情之外，社會民主黨沒有義務支持每一場為自決而進行的鬥爭。 列寧說：
「從一般理論的觀點來看，這種論據簡直令人氣憤，因為它顯然不合邏輯：第一，如果不使局部服從整體，那就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一個局部的民主要求不致被濫用；我們既不必支持爭取獨立的『任何』鬥爭，也不必支持『任何』共和運動或反神父運動。」 （《關於自決問題的爭論總結》）
在一種情況下，列寧明確表示不支持民族自決的權利：這意味著它將把工人拖入一場戰爭。他認為支持自決的要求（即使其本身是合理的） ，如果這意味著將大國拖入戰爭那麼則是一起荒謬的提議。布爾什維克在某一特定情況下是否支持民族鬥爭取決於具體情況，而且在每一個情況下，列寧是從世界革命的立場而不是從狹隘的民族主義的立場來處理這個問題。1916年7月，列寧警告波蘭人不要發動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他解釋：「現在，在毗鄰的帝國主義大國處於目前這種關系的形勢下提出波蘭獨立的口號，實際上就是追求空想，陷入狹隘的民族主義，忘記了全歐革命或至少是俄國和德國革命這個前提。 」（《關於自決問題的爭論總結》）
在這種情況下，他建議波蘭人把他們為自決組織的鬥爭服從於俄國和德國革命的前景之下。事實證明，列寧是正確的。只有俄國革命為建立一個獨立的波蘭國家創造了條件，而其他所有的嘗試都以失敗告終。這就是列寧在警告「不要追求烏托邦」和「沉迷於狹隘的民族主義」時的意思列寧給波蘭人民提出了多麼好的建議！以自決為借口，鼓吹南斯拉夫分裂，簡直是對列寧立場的荒謬諷刺！這正是為了追求烏托邦（當然還有反動的烏托邦） 而陷入最惡劣的狹隘的民族主義。
列寧和「實際精神」
那些屈服於民族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批評家經常使用的伎倆之一就是指責馬克思主義者的烏托邦主義。「你說的團結工人是烏托邦主義」 ； 「建立社會主義聯邦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 ； 「我們現在必須做點什麼？！ 」諸如此類。列寧是如何回答這個他所熟知的問題的呢？
在民族問題上要求『實際精神』是什麼意思呢？：
「或者支持一切民族要求；或者對每個民族分離問題作出『是或否』的具體回答；或者使民族要求一般能夠直接『實現』。
我們就來考察一下要求『實際精神』的這三種可能的含義。
在一切民族運動開始時很自然地充當運動首領（領導者）的資產階級，把支持一切民族要求稱為實際的事情。但是無產階級在民族問題上的政策（也和在其他問題上一樣），只是在一定的方向上支持資產階級，而始終同資產階級的政策不一致。工人階級只是為了獲得民族間的和平（這是資產階級不能完全做到的，只有在完全民主化的時候才能實現），獲得平等權利，獲得最好的階級鬥爭環境，才支持資產階級。因此，無產者恰恰是為了反對資產階級的實際主義才提出了民族問題上的原則政策，始終只是有條件地支持資產階級。任何資產階級在民族問題上都打算使本民族取得特權，或者使本民族獲得特殊利益；這也叫作『實際精神』。無產階級反對任何特權，反對任何特殊地位。要無產階級講『實際主義』，就等於遷就資產階級，陷入機會主義。」（《論民族自決權》）
列寧在1914年寫下這些格言時，仍然對俄羅斯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有所保留。布爾什維克作為資產階級民主陣營的最左翼而戰鬥。他們的目的是動員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人民大眾，不是為了把權力移交給工人階級（列寧在1917年才得出這個結論） ，而是為了在俄國進行最激進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從而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和階級鬥爭創造最有利的條件。當然，列寧的觀點並不止於此。他設想，俄國勝利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將為西歐的社會主義革命提供強大的推動力，而這反過來又將使俄國工人ーー以及歐洲工人ーー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變成社會主義革命。但是革命的直接任務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這個任務的中心是土地革命和民族問題。
即使在列寧還持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觀點時，他仍然堅持要求無產階級必須完全獨立於資產階級。在民族問題上，工人必須獨立於民族資產階級。他們必須反對民族壓迫，但是他們必須在自己的旗幟下，用自己的政策和方法進行鬥爭。只要民族資產階級在反抗壓迫者的鬥爭中向前邁進一步，工人階級當然就必然支持他們。但是，首先，這種支持是高度有條件的，決不是假定工人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支持民族資產階級。列寧警告民族資產階級的背信棄義、自私的貪婪和反動傾向，並敦促工人們不要屈從於民族主義的煽動性的「團結」。
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和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反對馬克思主義關於民族問題立場的論點總是相同的： 「這種關於社會主義和階級鬥爭的論調是空想的。我們正在遭受民族壓迫，必須采取切實措施來解決我們的問題。」列寧提前回答了這個煽動性的問題：
「對每個民族分離的問題都要作出『是或否』的回答嗎？這似乎是一個很『實際的』要求。其實它在理論上是荒謬的、形而上學的，在實踐上是讓無產階級服從資產階級政策。資產階級總是把自己的民族要求提到第一位，而且是無條件地提出來的。無產階級認為民族要求服從階級鬥爭的利益。」
「被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借口自己的要求合乎「實際精神」而號召無產階級無條件地支持它的要求。最實際的莫過於直接說個「是」字，贊成某一個民族的分離，而不是贊成一切民族的分離權！「
「無產階級反對這種實際主義。它承認各民族平等，承認各民族都有成立民族國家的平等權利，把各民族無產者之間的聯合看得高於一切，提得高於一切，而從工人的階級鬥爭著眼來估計一切民族要求，一切民族的分離。實際主義的口號，實際上只是盲從資產階級要求的口號。」（同上，我們的重點）。
從這些路線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列寧並沒有認為無產階級有義務支持每一個對自決的要求； 他號召工人們反抗資產階級（或者，我們可以加上，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的企圖，通過呼吁他們天生的同情一個民族被壓迫的人民來迫使他們支持民族主義； 民族問題總是從屬於無產階級和階級鬥爭的一般利益；在特定情況下，有必要支持推進無產階級事業和為社會主義鬥爭的民族自決。在任何其他情況下，無產階級非但沒有義務去支持它，反而必須堅決地拒絕它。
無論如何，列寧在民族問題上的立場是隨著時間演變的，就像他對俄國革命本質的總體看法發生了變化一樣。二月革命之後，列寧放棄了他早期的觀點，即俄國革命具有資產階級民主的性質（「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 」） ，轉而采取托洛茨基自1904-1905年以來一直捍衛的立場。托洛茨基解釋說，雖然客觀上俄國革命的任務是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但革命只能由無產階級領導，與貧農結盟。俄國資產階級在歷史舞台上來得太晚，沒有發揮進步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只有在工人階級掌握了權力之後，才能由工人階級來完成。但這不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而是無產階級專政。這一觀點在1917年10月得到了精彩的證實。
即使在此之前，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列寧從來沒有主張支持民族資產階級，或者至少只是設想在一定條件下得到最有限度和最有條件的支持，同時始終強調無產階級必須保持獨立於所謂進步資產階級的陰謀。但是1917年以後，他明白了像沙皇俄國這樣落後的半殖民地國家所謂的民族資產階級是完全不能發揮任何進步作用的。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列寧公開改變了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態度。從這一點出發，他認為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不能發揮進步的作用。後來的所有歷史都證明他在這個問題上是正確的。
注釋
[1] 譯者注：然而，自這篇小冊子發表的幾年後，加拿大魁北克問題對於該國整個階級鬥爭的作用出現轉變，具有增強階級意識的傾向。因此盡管我們加拿大支部目前仍然對該問題持「捍衛魁北克自決權」的主張，但如果在特定情況下出現獨立公投，我們不會一定主張反對票。詳細分析請參見我們加國支部「反抗者聯盟」於2018年發表的文章。當然，這個立場需要就具體階級鬥爭情勢而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