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今天的民族國家
在歐洲資產階級革命的古典時期，即大約從1780年到1871年這一段時期內，民族國家的建立在打破地方特殊主義，粉碎封建主義殘余，為生產力在全國市場的基礎上的發展奠定基礎等方面起了比較進步的作用。但在當今時代，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生產力早已超出了單一民族國家的狹窄界限。目前，民族國家已經不再發揮任何進步的作用。它不是發展生產力，而是對生產力的巨大阻礙，這是資產階級自己含蓄地承認的。歐盟的成立是歐洲資產階級承認過去的歐洲的小國無法與帝國主義的美國和強大的斯大林主義的蘇聯這兩個巨人競爭。但是歐盟的成立並沒有廢除歐洲的民族國家。恰恰相反，舊的民族對立仍然存在，實際上德意志帝國主義目前統治著歐洲，法國是一個二流的伙伴。但是民族對立仍然存在，而且在世界經濟衰退的基礎上，這種對立將進一步加劇。
資本主義的辯護者喜歡把所謂的全球化描繪這樣一幅美好的圖景，一個沒有矛盾的世界，充滿喜悅地朝著更大的自由和自由化邁進。但事實卻截然相反，世界並沒有像他們所假裝的那樣變得全球化。在一個方面，它傾向於分裂成三個對立的帝國主義集團。美國控制加拿大和南美洲。在亞洲，有一個由日本主導的日元集團，相對弱勢。以德國為主導的歐盟，也主導著非洲、中東、東歐和加勒比地區的大部分殖民地。這些敵對的帝國主義集團之間的對抗現在和歷史上的任何時候一樣激烈。事實上，在任何其他歷史時期，這都意味著這些集團之間的戰爭。現在似乎已經排除了爆發世界大戰的可能性，因為可怕的毀滅手段——核武器、細菌武器和化學武器——的出現意味著大國將面臨相互毀滅的危險。但是，市場之間存在著激烈的鬥爭，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世界各地的戰爭。只要提一下為爭取勢力範圍、市場和獲得該區域豐富礦產資源的鬥爭就足夠了，這些鬥爭導致了非洲中部災難性的大規模戰爭。這些通常被認為是非洲人部落主義和純粹的野蠻行為的結果。但實際上，在大多數這些衝突背後，我們可以看到美國、法國和英國之間利用各自陣營中的傀儡在非洲獲得立足點的鬥爭所產生的影響。
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中所描述的世界，比較准確地反映了當今的世界形勢 。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為爭奪市場而進行著激烈的鬥爭，即使是為了最小的市場。這與一個美好的全球化世界的舒適畫面截然不同，在這個畫面中（全球化），所有的矛盾都得到了解決。而實際上，帝國主義列強正在像狗一樣為爭奪一塊骨頭一樣地爭鬥。只要看一眼非洲地圖，就可以看到帝國主義的罪行如何殘酷地扭曲了數百萬人的生活和進化。這裡邊界是用尺子在地圖上畫的直線。《經濟學人》對實際發生的情況給出了相當准確的描述：「歐洲官僚隨意地將大約10,000個不同的部落和國家聚集成幾十個幾乎是殖民地的國家。」目前在非洲中部發生的戰爭，部分是這種跨越所有自然地理、語言和部落分界的巨大分裂的遺產。在剛果、盧旺達、布隆迪、獅子山這些國家，恐怖是沒有盡頭的，甚至帶有陷入野蠻主義的危險。《經濟學人》的一篇文章提到了獅子山的戰爭：「孩子們殺死了他們的父母，食人團伙在鄉下游蕩，混亂統治，野蠻盛行，獅子山是最新一個陷入血腥混亂的非洲國家。結果可能是迄今為止最糟糕的。」
帝國主義瓜分非洲是一種可怕的行為。但是現在，一百多年後，一系列的民族國家在非洲建立起來了。要使後殖民時代的非洲各國具有真正的民主、理性和進步的特點，只能在無產階級最終推翻帝國主義及其地方官員的統治之後才能完成。只有在共同的社會主義生產計劃的基礎上將分裂的非洲團結起來，才能實現真正的獨立和抵抗一切外國統治企圖的能力。聯合開發非洲大陸的巨大自然財富、其巨大的農業潛力和礦產資源，可以改變各國人民的生活，從而結束部落和種族衝突的惡夢。然而，企圖在資本主義基礎上重新洗牌，通過戰爭改變現有的邊界，只能產生最具破壞性的結果，甚至直接導致野蠻行為。在千千萬萬絕望的人們面前堅持認為，通過改變邊界就可以解決他們最迫切的問題，這是一種卑鄙的欺騙。
濫用反動性質的自決口號在非洲最為明顯。在非洲，自決的口號曾多次被用於反動目的，通過分割礦產資源豐富的省份來削弱某些國家，使得這些省份更容易被外國勢力和大型跨國公司所控制。帝國主義者每一次都參與其中。美國和法國帝國主義者為了爭奪非洲市場發生了一場巨大的戰鬥。而且，如同模仿大狼一樣，英國這只小貴賓犬也試圖涉足獅子山，雖然，可以預見的是，並沒有取得太大的成功。
盡管台面上又不少所有關於前殖民地國家自由化和民主的漂亮演講，但現實則是帝國主義正在對前殖民地人民進行最殘酷的壓迫和剝削。近50年來，低廉的原材料價格一直是西方經濟增長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本身就表明了民族國家的局限性。事實是，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實現形式上的獨立，雖然本身是一個進步的發展，但什麼也解決不了。殖民地國家在理論上是自家的主人，但實際上完全服從於世界市場，也就是說，服從於帝國主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我們看到了殖民革命的巨大高潮。這也許是人類歷史上被壓迫人民最大的運動。這是殖民地人民的巨大覺醒，中國、非洲、中東、印尼、印度、巴基斯坦，這是一個個鼓舞人心的運動，數以百萬計的前殖民奴隸起來反抗他們的奴役主，為他們的民族解放而鬥爭。所有馬克思主義者支持殖民革命的原因是顯而易見的。這是一場革命運動，是對帝國主義的一次打擊，是對群眾的一次激發，是對階級鬥爭的一次推進。然而，50年後，如果以印度和巴基斯坦為例，資產階級解決了什麼問題？他們有形式上的獨立，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根本不是獨立。前殖民地國家通過世界市場機制與世界帝國主義的戰車拴在一起。事實上，他們現在比50年前更受奴役。唯一的區別在於，取代軍事和官僚統治的是間接統治，即通過貿易條件——即以較少的代價換取更多的勞動力——以及通過負債。
商品價格下跌和債務
亞洲股市的暴跌反映在全球市場上包括石油在內的大宗商品價格普遍下跌。僅在1998年，石油價格就從大約每桶20美元下降到每桶不到10美元。這會每一個產油國內造就革命的浪潮。的確，隨後幾年，由於沙特阿拉伯和其他產油國同意限制生產，石油價格已經回升。但這種影響不可能持久，特別是因為這些國家中的大多數完全依靠石油獲得外彙收入。他們沒有其他收入來源。卡特爾的整個歷史表明，遲早有一個國家會開始試圖通過銷售更多的石油來獲得優勢，而整個事情就會因此失敗。所有的原材料都是如此。
前殖民地國家受到雙重剝削。剪刀有兩點，宗主國還通過債務壓榨殖民地人民，10年前，殖民地世界累積的債務約為8000億美元，所有這些都已經付清。但是從1990年到1997年，僅僅是償還債務的利息，殖民地世界就支付了1.8萬億美元。這是原來欠款的兩倍多。累積的債務發生了什麼變化？1994年為1.4萬億美元，1997年為2.1萬億美元。這筆錢永遠不會還清。
在奈及利亞，石油占外彙收入的95% 。1997年，奈及利亞從石油銷售中獲利120億美元。到了1998年，這個數字減少到了68億。這種可怕的下降並沒有被隨後的石油價格上漲所抵消。石油價格劇烈波動導致的不穩定反映在日益增長的社會和政治不穩定中。在任何情況下，社會中最貧窮的階層並沒有從石油價格上漲中獲益，而是在價格下跌時遭受最嚴重的後果。根據聯合國的數據，奈及利亞曾經是非洲最富有的國家之一，現在卻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這種情況造成了可怕的社會後果，其最嚴重的表現是不同地區和族裔群體之間日益增長的對立。
如果工人們不能成功奪取政權，按照社會主義路線改造奈及利亞，那麼一場噩夢就要來臨了。奈及利亞至少有120個少數民族，其中包括三個主要民族ーー北部占主導地位的豪薩族，他們信奉伊斯蘭教，傳統上統治著該國，並壓迫該國南部和東部的約魯巴人和伊博人這兩個主要民族。帝國主義介入比亞法拉戰爭，企圖分裂伊博地區，導致了一場可怕的大屠殺。如果奈及利亞按照民族界限分裂，那將會造就一場讓比亞法拉戰爭變得像兒戲的更可怕屠殺。在這種情況下，某些宗派主張奈及利亞主要民族的自決要求，甚至主張部落群體的自決要求，是極不負責任的表現。
在印尼，民族問題也是非常重要的，在這個問題上的正確立場對印尼馬克思主義者和俄羅斯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同樣重要。如果印尼的無產階級不能成功地通過社會主義革命指明前進的道路，印尼的分裂將成為現實的可能。考慮到種族和宗教的爆炸性混合，其後果將是難以想像的可怕。東帝汶的血腥事件是對印尼所有人民的警告。現在，我們看到 Aceh、 Molucca 和其它島嶼出現了種族間的血腥衝突。軍隊高層中的反動勢力、地主、資本家和舊政權的成員，在面臨失去權力和特權的情況下，他們將毫不猶豫地使印尼陷入混亂和流血的噩夢，用以分裂和迷惑群眾運動。只有巧妙地將承認群島所有人民的民族權利和願望的方案與聯合各種民族和宗教的工人和貧窮農民沒收地主和資本家的方案結合起來，才能找到出路。
今天的殖民地革命
殖民地革命之所以呈現出如此畸形的形態，如無產階級的波拿巴主義這樣的畸形現像，一方面是因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延誤，另一方面是因為缺乏強大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如果存在這樣的黨派，就完全有可能按照經典路線進行革命。畢竟，1917年的俄國是一個極其落後的國家，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同時又是一個帝國主義強權。在一個有1.5億人口的國家裡，只有350萬產業工人，如果把階級、交通、采礦等各個方面都算上，也只有1000萬。然而，列寧把自己建立在工人階級的基礎上，並在俄國進行了一場經典革命。
毫無疑問，如果在巴基斯坦或墨西哥等國建立起強大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這場運動就不會偏離正軌，成為游擊戰和無產階級的波拿巴主義。欠發達國家的農民戰爭應該是無產階級革命的附屬物，但它不能發揮主導作用。然而，不發達國家的大眾不能等到群眾政黨成立，或者等到英國或法國工人掌權。因此，暴力衝突、起義、甚至游擊戰爭，正如我們在哥倫比亞看到的那樣，在當今時代是不可避免的。在沒有布爾什維克黨的情況下，殖民革命可以采取各種奇特的形式。不言而喻，馬克思主義者將支持被壓迫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任何運動，特別是那些導致消滅地主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運動。但是，解決殖民地人民問題的唯一途徑是通過列寧和托洛茨基1917年在俄國實行的蘇維埃制度。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是沒有出路的。工人階級必須掌握自己的權力。通過將生產資料國有化，在工人階級的民主控制和管理下，可以立即著手解決社會上最緊迫的問題。
然而，在現代條件下，這是不夠的。國際主義政策是一項基本要求。國族主義不能提供前進的道路。例如，如果厄瓜多爾的工人和農民掌權ーー這完全有可能，就像我們在去年1月的宏偉運動中看到的那樣ーー美帝國主義不會袖手旁觀。華盛頓不想卷入拉丁美洲（或其他任何地方）的戰爭，因為擔心對國內造成影響。但毫無疑問的是，它會竭盡全力破壞革命。它不僅會組織經濟封鎖和支持厄瓜多爾境內的反革命組織，而且還會煽動鄰國干預革命。在過去的幾年裡，厄瓜多爾和秘魯之間已經發生了一場戰爭。如果有必要的話，美帝國主義會毫不猶豫地促使秘魯右翼藤森政府與厄瓜多爾革命發生新的武裝衝突。
因此，成功的關鍵在於正確的政策。這需要一個布爾什維克領導層，堅定地站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基礎上。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就已經指出，無產階級革命雖然是國家形式，但在本質上總是國際性的。這就是說，一個國家的工人，雖然可以而且必須首先同本國的資產階級算帳，但不能僅僅停留在純粹的民族革命的基礎上。它必須采取步驟把革命擴大到本國以外，否則就會面臨失敗和毀滅的前景。正因為如此，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是截然對立、互不相容的概念。
例如，一個革命的厄瓜多爾能夠對抗它的敵人的唯一方法就是立即呼吁秘魯、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和整個拉丁美洲的工人和農民來幫助它。這樣的請求不會被置若罔聞！整個拉丁美洲都陷入了嚴重的危機。這是生產資料和民族國家私有財產反動性的最生動的表現。一旦革命在拉丁美洲的任何一個國家開始，它就有可能蔓延開來。有意識的國際主義政策將極大地促進這一進程。事實上，拉丁美洲的民族國家具有人為的特征。通過使擁有共同歷史、文化和除巴西外擁有共同語言的人民之間的分裂永久化，我們正在使拉丁美洲的巴爾干化永久化，也就是說，這是帝國主義強盜奴役數百萬人民和掠奪一個潛在繁榮和先進大陸的先決條件。
很久以前，委內瑞拉革命領袖西蒙 · 玻利瓦爾提出了一個統一的拉丁美洲的前景。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這個想法仍然是一個無法實現的夢想。但是，在工人力量的基礎上，拉丁美洲社會主義聯合會將意味著彙集該大陸的所有巨大資源，造福於所有人民。這反過來又會對北美的工人產生令人震驚的影響，因為現在北美20% 的人口是西班牙裔。這將為格蘭德河南北的社會主義勝利奠定基礎，從而在世界範圍內奠定基礎。
巴勒斯坦問題
民族問題對中東至關重要，尤其是巴勒斯坦問題。在以色列帝國主義手中被實行了幾十年的民族壓迫統治之後，巴勒斯坦群眾對不公正有一種強烈的反應，這種感覺表現為對自己家園的渴望，這是他們不可剝奪的權利，馬克思主義者將堅持並為之奮鬥。但是，過去三十年的經驗應該為我們提供一些必要的教訓。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領導人堅持認為，他們可以通過所謂的反以色列武裝鬥爭來獲得自決。在實踐中，這歸結為簡單的個人恐怖主義、爆炸、綁架、劫持飛機等行為。這些行動絲毫沒有削弱以色列。恰恰相反。在某種程度上，他們說服了普通的以色列人巴勒斯坦意圖「把猶太人趕入大海」，但把以色列人民推入了反動者的懷抱。他們非但沒有削弱以色列國，反而加強了它。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導人的戰術使巴勒斯坦人一次又一次地失敗。首先，他們在1970年被約旦侯賽因王擊潰，盡管他們本可以輕而易舉地在該國奪取政權。隨後，他們在黎巴嫩重演了同樣的故事，並幫助挑起了一場血腥的內戰以及以色列和敘利亞的干預。當他們繼續干涉個人恐怖主義的災難性策略時，他們沒有策略在約旦河西岸發動群眾起義。當起義最終爆發時，阿拉法特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導人並沒有在其中發揮任何實際作用。巴勒斯坦青年不得不只身面對強大的以色列軍事機器，除了棍棒和石頭沒有武器。盡管如此，西岸群眾運動在短短幾個月內為巴勒斯坦事業所做的貢獻，比阿拉法特及其同伙三十年來所做的貢獻還要多。
特拉維夫當局提供的「讓步」根本不是巴解組織流亡者行動的結果。它們部分是起義的結果，起義震動了以色列社會，引起了全世界同情的注意。但它們也是新世界形勢的反映。自從斯大林主義崩潰以來，世界力量的平衡被改變了。美國在世界範圍內取得了壓倒性的統治地位。這意味著華盛頓不再像冷戰時期那樣依賴以色列。美帝國主義在中東地區有著至關重要的經濟和戰略利益，這意味著它有興趣支持像沙特阿拉伯這樣的阿拉伯政權，並維護該地區的穩定。因此，華盛頓向特拉維夫當局施壓，要求其與巴勒斯坦人和鄰近的阿拉伯國家達成妥協。阿拉法特欣然接受了他們提出的條件。幾十年來，巴解組織領導人未能推動巴勒斯坦事業前進一步，他們貪婪地享受人民所爭取來的「官位成果」。他們所接受的妥協相當於對巴勒斯坦人民族鬥爭的背叛。
華盛頓希望通過強行達成妥協來建立該地區的穩定。然而民族問題是出了名的動蕩和復雜，帝國主義過去所造成的爆炸性局勢，不可能總是在帝國主義改變主意時輕易化解。正如英國帝國主義在愛爾蘭北部創造了一個它無法控制的弗蘭肯斯坦怪物一樣，美帝國主義現在發現，在以色列建立了一個附庸國之後，傀儡並不總是在牽線時跳舞。以色列統治階級有他們自己的利益，這些利益可能與美國的利益相一致，也可能與美國的利益不一致。因此，所謂的中東和平協議陷入了嚴重的困境。根本問題都沒有解決。
正如馬克思主義者所預言的那樣，阿拉法特與以色列簽署的協議是巴勒斯坦人民的陷阱。這不是自決，而只是一幅可悲的漫畫和一個騙局。這個新的巴勒斯坦整體是一個畸形的流產，加沙與約旦河西岸分離，耶路撒冷仍然牢牢處於以色列的控制之下，還有各種各樣的羞辱性條件。更糟糕的是，大量猶太定居者仍然留在那裡，並對巴勒斯坦人持續挑釁。實際上，所謂的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只是以色列的一個工具，而以色列實際上仍然占據主導地位。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的阿拉伯民眾的狀況可能比以前更糟，大量失業，尤其是青年人失業。以色列可以隨時關閉邊界從而剝奪在以色列工作的巴勒斯坦人的就業和面包。更糟糕的是，阿拉法特和他的幫派已經形成了一個享有特權的官僚精英階層，他們充當特拉維夫當局的警察，卻犧牲普通巴勒斯坦人的利益來填滿自己的口袋。
在華盛頓方面的壓力下，經過大張旗鼓而促成的協議正在破裂。隨著內塔尼亞胡的下台和工黨政府的當選，華盛頓希望最終能成功地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但正如我們預測的那樣，猶太定居者的壓力已經導致了一個又一個的危機。特拉維夫政府試圖與敘利亞就戈蘭高地問題進行談判，但未能與巴勒斯坦人取得任何進展。但是，歸還戈蘭高地的問題一提出，以色列國內就爆發了大規模的反對示威活動。而與敘利亞的談判破裂，導致黎巴嫩南部爆發新的敵對行動。
最嚴重的是，西岸和加沙民眾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有可能引發新的起義。這種情況是不言而喻的。一場新的起義將包含一個明顯的革命潛力，但有一個條件： 它擁有一個堅定的革命領導層，代表一個國際主義的解決方案。在民族主義的基礎上，不可能有任何解決辦法。有遠見的領導人將努力把巴勒斯坦人的革命運動與以色列工人階級的運動聯系起來。這就解釋了阿拉伯和以色列勞動人民的共同敵人是以色列的銀行家和資本家。這將表明，巴勒斯坦革命運動並非針對普通的以色列公民。它將系統地在以色列社會中尋求支持：在學生和進步青年中，在工廠和軍營中。中心思想必須是不僅在巴勒斯坦而且在以色列進行社會根本轉變的必要性，這是擺脫僵局的唯一途徑。
巴勒斯坦人的命運是一場可怕的悲劇。30多年來，巴勒斯坦人一直在為自決組織而戰，他們在民族主義的基礎上領導了什麼？導致了一場徹底的災難和背叛。教訓是明確的，必須吸取：巴勒斯坦的民族問題不能在資本主義基礎上解決。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辦法是通過革命手段，在以色列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在周邊的所有阿拉伯國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從約旦開始，如果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導人沒有背叛革命的話，30年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本可以在約旦掌權。解決這一問題的唯一辦法是在中東社會主義聯邦的基礎上，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享有充分自治。
小資犬儒主義者會說這不「實際」。但是，我們並非沒有看到這些自作聰明的人在過去三十年中提倡「實用」的解決方案所帶來的後果。這些「務實」的政策——歸根結底是個人恐怖主義和民族主義愚蠢行為的瘋狂——無一例外地帶來了災難和背叛。我們在庫爾德工人黨的庫爾德民族主義者領導人的投降，和曼德拉和姆貝基如何出賣了南非黑人無產階級的願望中，再次看到了這一點。列寧對民族主義者所謂的「務實」政策嗤之以鼻，這句話千百次後依舊正確。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巴勒斯坦人唯一的出路是建立在革命性的、國際主義的階級政策基礎之上。任何其他的解決方案都會帶來新的災難。唯一真正實際的綱領是社會主義革命綱領。
為反動服務的自決口號
馬克思主義與和平主義毫無共同之處。我們原則上並不是反對所有戰爭，並承認有些戰爭是進步的。但「所有閃光的並不都是金子」。並不是每一場在自決的旗幟下進行的戰爭都具有進步的特征。在每一個具體的案例中，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審查一場戰爭或民族鬥爭以確切階級內容，確定戰爭或民族鬥爭背後的利益，以及它對工人階級和世界社會主義事業的影響。只有這樣，才能確定我們對戰爭的態度，才能說它是進步的還是反動的，才能根據這種決心采取一種立場。
在美國南北戰爭期間，以自決的權利為由支持南方聯盟是正確的嗎？這個問題不言自明。在給定的條件下，維護聯邦的鬥爭具有進步和半革命的性質。北方各州將其意志強加於南方，無疑侵犯了南方自由決定其命運的權利。但是，與基本問題，即階級問題相比，這些考慮完全是次要的。在這種情況下，是誰在幕後操縱對自決的需求？南方的奴隸主。工人階級必須支持北方，因為聯邦的維持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從而推動了無產階級的發展。解放黑人奴隸是朝這個方向邁出的必要和進步的一步。這個案子很清楚，任何理智的人都不會反對。但是，在其他許多情況下，對自決的要求完全是為了反動的目的而提出的，必須果斷地予以拒絕。例如，義大利北方聯盟要求他們有權脫離並組成一個單獨的國家，這顯然具有反動性質。
這些例子足以證明民族願望和自決權利不是絕對的，也不可能是絕對的。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這種要求可能具有進步的性質，但它也可能是完全反動和倒退的。在每一種情況下，都有必要審查具體的內容，確定涉及哪些階級利益，並弄清楚一個特定的運動對工人階級的總體利益和國際範圍的社會主義鬥爭會產生什麼影響。雖然國家問題非常復雜，但通常只要提出具體的問題就足以得出正確的立場。1991年，在南斯拉夫解體之初，本文件的作者與一些自詡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人進行了一場辯論，在辯論過程中，一個宗派主義者打斷了格蘭特的講話，大廳後面大喊： 「你對克羅埃西亞自決的立場是什麼?」泰德迅速回答了一個恰當的反問： 「你這是什麼意思？你的意思是，我們支持烏薩塔西還是切特尼克? （即塞爾維亞法西斯主義者或克羅埃西亞法西斯主義者）。」那個起哄的人也無言以對。
任何了解戰爭和外交歷史（這兩件事密切相關）的人都會知道，揭露爭鬥各方的真正戰爭目的，消除謊言和半真半假的事實的迷霧，證偽一方或另一方試圖就戰爭的性質愚弄公眾，是必要的。從外交口號的角度來看待戰爭的人是有禍的！正如列寧所解釋的那樣，自決的口號可能具有進步和革命的內容。但並不是所有的情況都是這樣。自決的口號被用於反動目的，作為帝國主義陰謀詭計的便利偽裝，這種情況已經有過很多次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帝國主義派遣其代理人托馬斯·愛德華·勞倫斯煽動阿拉伯人對抗土耳其，並許諾他們自決。倫敦把巴勒斯坦承諾給了阿拉伯人，同時也承諾給了猶太人，然後又迅速背叛了他們，在戰後自封為新的殖民主人。巨大的凡爾賽條約奴役了歐洲，為一場新的世界大戰創造了條件，它的旗幟上還銘刻著各國享有自決的權利。後來，希特勒使用了蘇台德地區德國人、克羅埃西亞人、阿爾巴尼亞人和其他人的自決權利的口號來推進他的帝國主義擴張和奴役人民的政策。他的警察局長海因裡希·希姆萊寫道： 「...在與東方的外國人打交道時，我們必須培養盡可能多的單一民族群體; 波蘭人、猶太人（原文如此）、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 Kashchuben 人以及其它許多小民族。」
這沒有什麼特別新鮮的。羅馬人很久以前就提出了一個簡單的公式，後來英國統治階級在他們涉足的任何地方都使用這個公式： 「分而治之」。分裂國家和設立一個民族或種族對抗另一個民族的政策，長期以來一直是帝國主義的一個基本工具。相比之下，革命者力圖團結工人階級和所有受壓迫的人民反對各地的剝削者。
今天的民族問題比列寧時代要復雜得多。列寧以挪威為例，挪威在1905年從瑞典分裂出去。1815年，拿破侖戰敗後，作為維也納會議同意的反動解決方案的一部分，挪威被割讓給了瑞典。這不是一個自願的結合。挪威人反對這樣做，但不得不被瑞典軍隊強制收編。盡管瑞典語和挪威語相當接近，而且挪威人享有相當大的自主權，但他們仍然被瑞典人的統治所折磨。1905年8月，挪威議會決定，瑞典國王不再是挪威國王，人民以壓倒性多數投票決定脫離瑞典。列寧這樣寫道： 「這個例子向我們表明，在現代經濟和政治關系下，民族分離是可能的，而且是實際發生的，在政治自由和民主的條件下，分離的形式是可能的。」（《論民族自決權》）
瑞典工人捍衛挪威人民脫離聯邦的民主權利這一事實解除了瑞典反動派的武裝，他們在最初的猶豫之後決定不干預。這有助於鞏固瑞典和挪威工人之間的團結。但是，盡管列寧認為這個例子是解決民族問題的典範，但實際上它是歷史上的一個例外。目前，民族問題所呈現的形式完全具有不同的性質。列寧本人也經常指出，馬克思主義者是根據具體情況來決定自己的立場的。1905年在挪威發生的事情很簡單，和今天的北愛爾蘭、黎巴嫩或巴爾干半島相比簡直是小菜一碟。挪威是一個種族單一的國家，沒有這種復雜性。挪威人只需在議會通過了一項投票，就獲得了獨立。這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它與北愛爾蘭的情況毫無關系，那裡的人口分裂，英國軍隊的撤離將意味著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間的宗教戰爭。一個更清楚的例子是巴爾干半島最近的歷史，我們將看到這一點。
對馬克思主義的惡意歪曲
正如我們已經表明的那樣，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觀點來看，民族問題並不是昨天才提出來的新問題。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托洛茨基的著作中，有大量關於民族問題的文獻。然而，矛盾的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可能沒有一個領域如此鮮為人知，如此被惡意歪曲。最好甚至是不要去談論斯大林主義者，他們的一國社會主義理論本身就意味著對馬克思主義立場的直接放棄。雖然看起來不可思議，但今天每一個自稱馬克思主義者和「托洛茨基分子」的宗派團體在民族問題上的立場都是完全錯誤的。
在巴爾干地區，幾乎所有宗派都支持一個或另一個匪幫集團，據稱他們是基於支持列寧關於民族問題的立場。特別是，他們聲稱支持科索沃的「自決」 ，導致這些人中的大多數向美國帝國主義投降，成為科軍最熱情的拉拉隊。我們從一開始就警告說，這種立場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最反動的結論。我們曾預言，北約對南斯拉夫的反動戰爭遠非自決，最終只會在科索沃建立一個美國的「保護國」。今天，我們請那些如此熱情地支持科索沃解放軍的女士們和先生們表明，他們是否認為目前的局勢推動或損害了巴爾干地區的社會主義事業。從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來看，在這一切中沒有一點進步的內容。美帝國主義不僅為其在巴爾干半島的行動建立了堅實的基礎，而且科軍本身也對手無寸鐵的塞族男女老少進行了大規模的「種族清洗」和大屠殺。在民族問題上放棄階級立場就導致了這樣的怪物。
當然，這些都不是什麼新鮮事。就愛爾蘭而言，這些自封的」馬克思主義者」在過去30年裡支持愛爾蘭共和軍的個人恐怖主義運動。這是對民族主義最卑鄙的投降，完全違反了列寧主義的最基本原則。 這一切都導致了什麼呢？ 經過一代人所謂的「武裝鬥爭「，3000多人死亡，愛爾蘭共和軍的任何一個目標都沒有實現。 北愛爾蘭的工人階級現在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痛苦地分裂。 天主教和新教的孩子分開生活和學習。 這兩個社區被圍牆和鐵絲網隔開。 愛爾蘭重新統一的前景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遙遠。
在阿富汗，同樣是這些人在與喀布爾斯大林政權的戰爭中可恥地為所謂的聖戰者「自由戰士」辯護--他們再次以阿富汗人民的「自決權」為借口。 美帝國主義和封建反動派巴基斯坦也捍衛了這一「權利」 ，他們武裝並資助了這些反革命黑幫。現在，這件事以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反應的勝利而告終，這是最可怕的形式。 提到自決權，塔利班統治下的赤裸裸的反動的勝利又能以什麼方式來證明是正當的呢？
這只是幾個例子，說明放棄馬克思主義在民族問題上的立場必然走向何方。這些宗派的「智慧」整體來說就像鸚鵡學舌一樣一直重復一句話：「畢竟，列寧不是提倡自決嗎？」 在讀了幾行列寧的著作之後，這些宗派主義者認為自己是偉大的天才。 人們不禁想起一句古老的英國諺語「一知半解是一件危險的事」。他們就像一個不太聰明的小學生，通過不斷重復「ABC」來炫耀自己的知識。 但是在「ABC」之後，字母表中還有其他字母。 我們可以看到，列寧並不是在每一個情況下都擁護自決權，而是在仔細研究具體情況的基礎上，仔細區分什麼是進步的，什麼是反動的。
矛盾的是，那些早已走上這條道路，拋棄馬克思和列寧的階級立場和國際主義立場，轉而支持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人，卻試圖批評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說他們偏離了「正確的」路線。對於這些批評家，我們只能說： 我們感到驕傲的是，只有以《社會主義呼喚報》（IMT英國支部）和《保衛馬克思主義》網站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趨勢保持清醒，並且在這個問題上以及在所有其他問題上保持了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立場。我們的記錄不言自明。我們今天重新出版我們在過去五十年中所寫的任何東西，並不以此為恥。問題是，那些在這個問題上以列寧的名義發言的人只是表明他們對布爾什維克黨在國家問題上的立場的無知。這份文件的目的是澄清事實。當然，它不是針對那些無法學習任何東西的宗派的。
馬克思主義者與愛爾蘭問題
正如在巴爾干問題上，在北愛爾蘭問題上，馬克思主義趨勢可以為自己的記錄感到驕傲。30年來，我們一直保持冷靜，始終捍衛階級立場。其他人就不一樣了，1969年，當北愛爾蘭「動亂」爆發時，英國共產黨、社會主義工人黨（SWP）、和國際馬克思主義小組（IMG）的曼德爾派以及所有其他宗派都支持派遣英國軍隊到愛爾蘭北部，理由是他們要保護天主教徒，現在他們都寧願忘記這件事。但事實是不可改變的。工黨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唯一譴責它的人。我們是唯一在1969年秋天的工黨大會上提出反對派遣英國軍隊決議的組織。我們說過，英國軍隊不能扮演進步的角色，軍隊是被派去保衛帝國主義的利益的。
這些支持向北愛爾蘭派遣英國軍隊的女士和先生們後來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形成了所謂的撤軍運動。他們都向愛爾蘭共和軍的個人恐怖主義投降了。這場所謂的武裝鬥爭持續了三十年。1970年，愛爾蘭共和軍認為他們可以用武力擊敗英帝國主義，並轟炸北愛爾蘭，迫使其接受與南愛爾蘭的統一。我們當時指出，這是不可能的。一個統一的愛爾蘭永遠不可能在此基礎上實現，因為新教徒擁有武器，並將為抵抗它而戰鬥。如果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間爆發戰爭，愛爾蘭共和軍將被擊敗，天主教徒將被驅逐。所有將發生的事情都將是邊界的重新繪制。但這不可能以和平的方式完成。這將意味著一場可怕的屠殺，就像我們最近在前南斯拉夫看到的那樣。這將最終在北方形成一個100%的新教政權，在南方形成一個100%的天主教政權。在這種情況下，南北雙方很可能最終都會成為軍警獨裁政權。這將是試圖在資本主義基礎上解決愛爾蘭問題的唯一可能結果。
南斯拉夫的教訓可怕地證實了這一點。 正是出於這個原因，倫敦過去和現在都不存在從北方撤軍的問題。具有歷史諷刺意味的是，英國帝國主義現在對維持對北愛爾蘭的控制沒有興趣。與1922年不同的是，留在那裡既沒有經濟上的原因，也沒有戰略上的原因。但問題是，撤軍將引發一場血腥的混亂，這將蔓延到英國的其他地區。這是倫敦不能允許發生的噩夢場景。因此，他們注定要留下來。如果愛爾蘭共和軍再戰鬥30年，也會有同樣的結果。愛爾蘭共和軍的政策導致了完全的僵局，給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帶來了負面後果。結果是什麼？ 三千人死亡，整整一代人喪生，工人階級在宗教界限上完全分裂。西方媒體大談分裂柏林的柏林牆。但沒有人談到北愛爾蘭貝爾法斯特市在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間的那堵牆。他們彼此不說話，他們不能見面。 這就是所謂的「和平線」，是民族分裂瘋狂的最駭人聽聞的表現。 這是愛爾蘭共和軍個人恐怖活動的直接結果。
馬克思主義趨勢站在階級基礎上，爭取工人階級的團結。 這是可能的。 在1969年的工廠裡，工人們本能地進行了團結運動，如果當時有一個有意識的領導在場的話，這場運動本來是可以成功的。 我們要求在工會的基礎上成立一個工人民兵組織，而工會是唯一仍然聯合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組織。當然，在具體情況下，它必須武裝起來，以抵御雙方的宗派瘋子。 我們的口號是「為了統一的武裝工人的國防力量!」的革命口號！ 這是打擊宗派主義者的唯一辦法。 極左人士認為這很有趣。 他們總是覺得列寧主義的立場很滑稽。 但是列寧在世的時候，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也常常嘲笑他在民族問題上的立場是烏托邦的。 列寧用他們應得的輕蔑的口吻回答了這些「務實」的人。
他們現在對北愛爾蘭的局勢有何看法？ 愛爾蘭共和軍同意休戰，原因很簡單，即所謂的「武裝鬥爭」毫無進展。 正如我們從一開始就指出的那樣，他們認為可以用這種方式驅逐英國軍隊的想法是完全不現實的。 現在這一切在哪裡結束了呢？ 就像巴勒斯坦的巴解組織領導人和南非的曼德拉和姆貝基一樣，新芬黨的領導人用炸彈和槍支換取了「政治」--也就是說，換取了一套時髦的西裝和一份部長的薪水。 他們准備放棄支持者為之犧牲一切的事業，為了美好的事業和資產階級的尊嚴。 這就是所謂的「武裝鬥爭」（即個人恐怖主義）的結局。 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總是把恐怖分子描述為「有炸彈的自由主義者」。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斷言的字面真實性。 30年後，愛爾蘭共和軍在統一的愛爾蘭的道路上再也走不遠了。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新芬黨（愛爾蘭共和軍的政治分支）的領導人簽署了耶穌受難日協議，該協議特別批准了北愛爾蘭作為聯合王國的一部分的地位。 與南方達成的所謂」跨境協議」的」讓步」只是為了迎合共和國的願望，因為南北機構沒有重大權力。
即使是這筆交易對許多聯合主義者來說也太過分了，他們最終在所謂的「武器退役」（實際上，由愛爾蘭共和軍解除武裝）問題上固執己見。 這造成了一場危機，因為愛爾蘭共和軍並沒有嚴肅的解除武裝的意圖。 撇開任何其他考慮不談，槍支是必要的，因為共和運動有著長期的分裂和內部不和的傳統，在這種傳統中，昨天的領導人變成了今天殯儀館的顧客。 像「繼續愛爾蘭共和軍」這樣的分離出來的組織已經繼續上演了炸彈襲擊 ，以表明他們仍在經營。 聯盟黨人要求立即解除武裝，顯然這是在進行挑釁行動，這肯定會遭到愛爾蘭共和軍的拒絕。 這將導致耶穌受難日協議破裂，北愛爾蘭議會暫停，並重新引入倫敦的直接統治。
我們在愛爾蘭問題上所謂的烏托邦政策與我們已經提到的列寧和馬克思的政策是一致的。 在愛爾蘭問題上，英國和國際上的宗派在愛爾蘭扮演了一個特別可恥的角色。 他們奉行所謂的「實際」政策，可恥地尾隨愛爾蘭共和軍，完全放棄任何階級立場偽裝，無償的充當恐怖主義倡導者。 這更加卑鄙，因為他們自己不冒任何風險 ，這等於向小資產階級國族主義和個人恐怖主義屈服，而這種屈服在每一個案例中都導致了民族問題上的災難。列寧對這些所謂的在民族問題上的「實際」政策不屑一顧。生活本身說明，所謂向小資產階級投降的實際政策，根本不是什麼實際政策。這是對工人階級的可恥背叛，在任何情況下都會導致災難。 讓我們把這一點說清楚。馬克思主義者支持愛爾蘭的統一。但是，一個統一的愛爾蘭現在比歷史上任何時段都更加遙遠。這是過去三十年來個人恐怖主義和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策略的唯一結果。
在寫這篇文章付梓之際，當地局勢極不穩定。雙方在看到深淵後，有可能會退縮。 可能會達成一些妥協，涉及愛爾蘭共和軍交出一些武器。 如果再次爆發敵對行動，英國人將進行惡毒的鎮壓。 此外，這樣的發展將在宗派分裂的雙方中都非常不受歡迎。 經過30年的流血衝突，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厭倦了戰爭。 愛爾蘭共和軍將冒著因譴責而失去許多人的風險。 這不是一個誘人的前景。 但是，接受妥協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任何問題。 這個問題不可避免地會在共和黨人的隊伍中被提出：「我們過去30年的戰鬥和犧牲是為了什麼？」
毫無疑問，共和主義隊伍將開始發酵。 那些對領導層的政策持批評態度，但又不想回到個人恐怖主義死胡同的最具思考力的分子，將對階級政治的替代方案持更開放的態度。 唯一的出路是回到詹姆斯·康諾利（James Connolly）的思想，打上社會主義的旗幟。 這是唯一可以團結工人階級，橙色（新教徒）和綠色（天主教徒），南北，以及愛爾蘭海對岸的英格蘭、蘇格蘭和威爾士的旗幟，與我們共同的敵人：銀行、壟斷和大英帝國主義作鬥爭。不是回到「武裝鬥爭」，而是回到愛爾蘭工黨的最佳傳統，回到馬克思主義——這才是前進的道路。 過去曾提出：「先解決邊界問題，再談社會主義！」 但三十年的經驗表明，這是一種錯誤的提出問題的方式。 現在我們有權說：愛爾蘭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遺留下來的任務的解決，我們所說的愛爾蘭統一，只有無產階級在愛爾蘭和英國都取得政權才能解決。愛爾蘭資產階級已經證明自己沒有能力解決這個問題。上帝知道他們已經有足夠長的時間這樣做了！ 現在是時候把目光投向完全不同的方向了。馬克思很久以前就解釋說，愛爾蘭革命和英國革命的命運密不可分。今天，這一論斷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正確。
巴斯克地區
在西班牙，存在著巴斯克人、加泰羅尼亞人和加利西亞人的民族問題。幾十年來，在佛朗哥獨裁統治下，這些民族的語言、權利和民族訴求被壓在腳下。推翻舊政權，自然會給各民族的民族運動以強大的推動力。托洛茨基不是沒有說過，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只是不成熟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外殼。只要有正確的政策、策略和方法，就有可能為馬克思主義贏得最優秀的民族主義青年。但先決條件是必須保持堅定的立場。在堅定捍衛被壓迫民族的同時，必須批判民族主義的混亂思想。
這裡的很大一部分問題是馬克思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的道德權威的崩潰。馬克思、列寧和托洛茨基在民族問題上有一個正確的立場。這很容易在激進的民族主義者隊伍中找到反響。但是，民族主義青年被工人組織的改良主義領導人的粗暴政策所排斥，他們在民族問題上不可避免地采用了統治階級的路線，就像在其他所有問題上一樣。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第二國際在民族問題上的立場非常混亂。我們在1914年看到了這種情況的結果。在西班牙，即使是在其最好的時期，社會主義工人黨對民族問題的理解也很差，盡管它在巴斯克地區有堅實的支持基礎。當然，現在，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右翼領導人已經放棄了在民族問題上的社會主義立場的一切偽裝，正如他們放棄了與其他一切問題有關的立場一樣。費利佩-岡薩雷斯（Felipe Gonzalez）和其他「社會主義」領袖在執政時，積極支持西班牙國安機構對巴斯克祖國和自由組織（埃塔）進行的肮髒戰爭。難怪巴斯克青年會對這種偽裝的「社會主義」產生厭惡。
在過去，戰鬥性的民族主義青年被共產黨吸引是很自然的。十月的革命旗幟和布爾什維克黨在革命路線上提供了一條出路。但由於斯大林主義在意識形態上的腐朽產生了各種混亂而怪誕的歪曲——毛主義、卡斯特羅主義、游擊主義——它們把水攪渾了，把最可怕的混亂主義引入激進青年的頭腦。現在隨著斯大林主義的垮台，如果說有什麼問題的話，那麼混亂的程度還是比較大的，各種無政府主義和恐怖主義的情緒都在蔓延。馬克思、列寧和托洛茨基早就回答過的屬於這場運動史前的思想，現在又重新出現了，偽裝成「新的、現代的」理論，進一步迷惑了人的頭腦。
除此以外，還必須加上所謂的第四國際在托洛茨基死後的畸形墮落。所謂的「托洛茨基派"對列寧和托洛茨基最基本的思想的徹底拋棄，最明顯的莫過於在民族問題上。這些宗派與世界上每一個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和恐怖組織調情，充當愛爾蘭共和軍、埃塔、巴解組織或非洲國民大會的拉拉隊和無償（通常是不需要的）「顧問」。在那些他們有一定影響力的情況下（還算少的），他們只是起到了加強年輕人偏見的作用，並把他們引向災難。例如，1970年代阿根廷和烏拉圭的情況就是如此，當時這些分子玩弄恐怖主義和所謂的「城市游擊」。這些冒險的結果就是運動的粉碎和最凶殘的軍事獨裁政權的勝利。結果，大量年輕干部喪生，革命倒退多年。
鑒於馬克思主義完全缺乏權威性，巴斯克國家的年輕人在斯大林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驅趕下，理所當然地要在埃塔和巴斯克人民團結黨（Herri Batasuna）中尋找另一種選擇。在巴斯克激進民族主義者的隊伍中，有一些非常英勇的年輕人。我們的任務是與這些人建立對話，讓他們相信，實現他們目標的唯一途徑是為社會主義革命而戰。不可避免的是，最優秀的分子會得出這個結論。我們必須通過友好而耐心的論證，通過在我們有原則性一致意見的所有問題上團結一致的行動來幫助他們這樣做，同時強調整個西班牙國家的工人和青年必須團結起來進行鬥爭。
像巴斯克人民團結黨這樣的群眾性民族主義運動，當發展到一定規模時，總是傾向於沿著階級路線分裂，這似乎是一個規律。這種運動的構成總是異質的。一方面，可能會有極端的右翼分子—通常，雖然並不總是與最「武裝主義」的一派聯系在一起——但左翼會包含許多誠實的戰士和潛在的革命者。大約30年前，在埃塔第六次代表大會上，出現了左翼的分裂。在沒有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選擇的情況下，曼德爾派傾向支持埃塔，並贏得了許多人的支持。成千上萬的優秀戰士轉向托洛茨基主義。這些人都是好人。如果有正確的政策和觀點，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組織在西班牙可能會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但由於曼德爾的錯誤政策，這個陣地就失去了。這些小資產階級丟掉了一個機會，並為這個罪行付出了代價。他們已經不存在了。他們已經被清算了，還有其他所有的宗派。因此，在巴斯克地區發展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趨勢的道路是開放的。很明顯，許多最優秀的干部將來自阿爾貝扎萊斯（激進的巴斯克民族主義者）的隊伍和外圍。
隨著停戰協議的簽署，巴斯克人民團結黨有了新的發展，他們已經改名為巴斯克公民黨（Euskal Herritarrok）。這是一個規模相當大的運動。群眾對公民黨有真正的熱情。但現在事情已經開始發生變化。公民黨政治領袖的機會主義地把自己和巴斯克大資產階級的政黨巴斯克民族主義黨（PNV）聯系起來。小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一如既往地充當著使工人階級從屬於「我們的」資產階級的機制。但是每一個巴斯克工人都知道，巴斯克的銀行家和實業家和西班牙的資本家一樣壞。在他們之間沒有什麼可以選擇的。所有誠實的公民黨成員都必須駁斥這個與民族主義黨的可怕聯合。
更糟糕的是，停戰協議現在已經破裂 。有可能出現更多的恐怖主義行動，並遭到更多的國家鎮壓和出現更多的政治犯。這個古老的惡性循環已經毒害了巴斯克的社會和政治生活數十年，卻沒有實現其宣稱的目標。在這條道路上，巴斯克人沒有出路！既然埃塔已經取消了休戰協議，各方勢必會展開激烈的討論 。毫無疑問，他們會尋找一個解釋和出路。必須以堅定而友好的方式向他們解釋，巴斯克地區不可能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實現獨立。為了成功，西班牙和法國都必須進行革命。而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我們必須采取階級和國際主義的立場，放棄盲目的個人恐怖主義。
西班牙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者有一個非常值得驕傲的記錄，就是堅定的站在原則性階級立場上。他們一貫捍衛巴斯克人的民族權利，包括自決權。最近，他們用巴斯克語和西班牙語編寫了一份關於民族問題的非常好的文件。我們的書都被譯成了西班牙文，巴斯克人民團結黨的日報《Egin》對我們的書進行了熱情的評論。這說明，巴斯克民族主義者中有一層是向馬克思主義趨勢看齊的。馬克思主義者有可能在一場積極的運動的基礎上爭取到一大批青年鬥士的支持。
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來看，民族問題既是一個挑戰，也是一個機遇 。托洛茨基曾說過 ，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只是「不成熟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外殼」。如果我們對民族被壓迫人民所面臨的問題采取原則性的立場，有力地同一切形式的民族壓迫作鬥爭，同時把解決問題同社會主義改造社會的觀點牢牢地聯系在一起，就有可能把他們中的優秀分子爭取到馬克思主義中來，建立一個強有力的組織，在革命的社會主義基礎上為尤斯卡赫裡亞的民族問題提供真正的解決辦法。
民族問題和巴爾干半島
在民族問題上采取錯誤立場的後果的最令人震驚的例子是前南斯拉夫的命運 。在一個先進和發達的歐洲國家裡，戰爭、瘋狂的沙文主義和「種族清洗」的血腥泥沼應該讓那些不斷鼓吹所謂"自決"是萬能藥的人重新思考。遺憾的是，似乎有些人天生就是無法思考任何事情。在巴爾干問題上，以《社會主義呼喚報》和《保衛馬克思主義》網站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趨勢在過去十年中一直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在巴爾干問題上采取了堅定的列寧主義立場。我們從一開始就解釋說，前南斯拉夫的解體沒有一點進步的內容（見《巴爾干危機：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可查閱我們關於這個問題的全部文字集）。與此相反，每一個宗派要麼支持克羅埃西亞人，要麼支持塞爾維亞人，要麼支持「可憐的」波斯尼亞政府，就像「可憐的」比利時政府一樣，要麼打著科索沃解放軍的旗幟跑來跑去，每一個宗派都陷入了反動立場。
西方的宣傳——無論是對非洲、俄羅斯還是巴爾干地區的宣傳——都試圖將這些鬥爭描繪成民族性格、所謂的落後、種族等的產物。據稱，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波斯尼亞人等不能在一起生活，互相仇視等等。這是個謊言。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埃西亞人之間發生了可怕的衝突。順便說一下，在其中，塞爾維亞人是受害者，受到克羅埃西亞法西斯烏什塔西政權的惡毒迫害，其殘暴行為甚至引起了德國納粹的抗議。然而在鐵托的領導下，南斯拉夫的民族問題基本得到了解決。在國有化的計劃經濟和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鐵托采取了相當明智的政策，給予每個共和國自治權，盡量避免一個民族比另一個民族擁有更多的權力。各族人民相互友好交融，塞族人和克族人之間的緊張關系幾乎消失了。這是在每年10-11%的經濟增長率和不斷提高的生活水平為前提下達成的，因為正如列寧所解釋的那樣，從本質上講，民族問題是一個面包問題。
隨著斯大林主義危機的爆發，南斯拉夫出現了大規模的失業和70年代的通貨膨脹 ，所有的古老惡魔都開始重新出現。現在，如果我們特別回顧過去50年的歷史，我們就會得出結論 ：無論是資產階級還是斯大林主義者，都不能解決民族問題。鐵托成功了一段時間，但沙文主義是斯大林主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是斯大林主義政權的阿喀琉斯之踵，就像依索匹亞一樣，門格斯圖政權正是在民族問題的基礎上垮台的。他們無法解決這個問題。
鐵托建立了不同的共和國，每個共和國都有自己的國家官僚機構，這些官僚機構把民族問題作為加強自身權力和特權的手段。這其中有一個不可回避的邏輯，它直接來自一國社會主義理論。這種以民族主義為核心的徹底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在南斯拉夫解體中發揮了致命作用 。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斯洛文尼亞人和其他敵對官僚的民族主義傾向熱情地接受了這種"理論"--為了他們自己的共和國。他們刻意渲染民族差異：既然可以有俄國的「社會主義」、中國的「社會主義」等等，為什麼不能在斯洛文尼亞，在克羅埃西亞和馬其頓也有「社會主義」呢？隨著南斯拉夫官僚政權的經濟危機，各共和國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大。每一個地區集團都以犧牲其他集團為代價，努力改善「自己」共和國的地位 。這為南斯拉夫的解體埋下了種子。
特別可怕的是克羅埃西亞和斯洛文尼亞的反動和特權官僚機構所起的作用 。雖然它們的工業是由整個南斯拉夫的勞動和集體資源建立起來的，但它們想把這些資源全部據為己有。但這只是其中的一個因素。南斯拉夫和整個巴爾干地區的歷史表明，在20世紀發生的所有為所謂的自決組織而進行的全國性鬥爭都牽涉到這個或那個大國。俄國沙皇主義、德國帝國主義、英國和法國帝國主義都利用小國的鬥爭來實現它們的陰謀詭計。
托洛茨基談巴爾干半島
馬克思主義者在1912-1914年巴爾干戰爭時期的立場是什麼 ？盡管至少在最初，巴爾干斯拉夫人爭取民族解放反對土耳其人的鬥爭中有半進步的內容，但在列寧和托洛茨基的著作中尋找對這些國家的任何支持都是徒勞的。托洛茨基當時在巴爾干半島擔任戰地記者，他寫了許多關於巴爾干戰爭的文章，其中他譴責了所有交戰大國的野蠻行為。 但對這些敵對的民族主義幫派都沒有任何支持的跡像，這些戰爭是反動的戰爭，是各方的掠奪性戰爭。如果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話，列寧會怎麼看待南斯拉夫目前的處境呢？
那些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宗派似乎患有一種神經性抽搐。一旦戰爭爆發，他們就立即開始喊：「你們支持誰？」好像馬克思主義者在敵對的統治集團之間的衝突中有某種絕對的義務選邊站似的！馬克思主義者在戰爭問題上的立場，已經在列寧那裡得到了清楚的闡述 。戰爭是政治通過其他手段的延續 。我們在戰爭中是支持哪方，要看戰爭的內容是進步的還是反動的。這種判斷不是由一般的「自決權」的宣示來決定的，而是完全由無產階級和世界革命的總體利益來決定的。
馬克思主義者在1912-1913年巴爾干戰爭中的立場不是加入一個或另一個集團 ，而是為巴爾干地區的民主聯邦而戰。這就是列寧、托洛茨基和那位偉大的巴爾干馬克思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拉科夫斯基的立場，拉科夫斯基後來成為主要的托洛茨基主義者 ，並在1941年被斯大林下令清洗和槍殺。拉科夫斯基作為巴爾干社會主義運動的領袖人物有著悠久的資歷。1903年，也就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分裂為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同一年，保加利亞黨內也出現了類似的「廣義」和「狹義」傾向的分裂。左翼（"tesnyaki"）由老牌馬克思主義者布拉戈耶夫和拉科夫斯基共同領導。十月革命後，共產國際主張建立巴爾干社會主義聯邦。這個想法是拉科夫斯基在1917年以前就提出來的。馬克思主義者總是反對把巴爾干半島分裂成許多小國，這些小國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個或另一個帝國主義強國的棋子。也就是說，他們為了聯邦而反對巴爾干化。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托洛茨基在巴爾干地區擔任通訊記者，非常密切和直接地關注局勢，他寫道：
「像詛咒一樣壓在[巴爾干]身上的不是它的民族多樣性，而是它分裂成許多國家的事實。海關邊界把它人為地分割成不同的部分。資本主義列強的陰謀與巴爾干王朝的血腥陰謀交織在一起。如果這些情況繼續下去，巴爾干半島將繼續成為一個潘多拉的盒子。」（托洛茨基，《巴爾干戰爭》， p. 12）。
當奧匈帝國奪取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塞爾維亞並陷入戰爭狂熱和復仇的渴望之中時 ，塞爾維亞社會民主黨保持了理智，堅決反對歇斯底裡的沙文主義。同樣，保加利亞社會民主黨也反對自己的統治集團和俄國對巴爾干地區的干涉。1910年1月在貝爾格萊德舉行了一次巴爾干社會主義黨派代表大會，塞爾維亞、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土耳其和奧匈帝國南斯拉夫社會民主黨派的代表以及來自黑山的一小批社會民主黨派的代表參加了大會。大會在其綱領中確定了巴爾干社會民主黨的目標：「把我們從地方主義和狹隘性中解放出來；廢除把部分在語言和文化上相同、部分在經濟上結合在一起的人民分割開來的邊界；最後，掃除各種形式的直接和間接的外國統治，這些統治剝奪了人民為自己決定命運的權利」（同上，p. 30）。
他又說：
「資本主義發展的要求不斷與巴爾干地區特殊主義的狹隘局限性發生衝突，聯邦制已經成為統治集團自己調解的一種思想。不僅如此，沙皇政府無法在半島上發揮獨立的作用，正試圖以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土耳其聯盟的鼓動者和贊助者的身份出現，其矛頭直指奧匈帝國。但是，這些只是巴爾干王朝和政黨暫時結盟的模糊計劃，這些政黨根本無法保證巴爾干的自由與和平。無產階級的綱領與這一切沒有任何共同之處。它的目的是反對巴爾干王朝和政治集團，反對巴爾干國家的軍國主義，不亞於反對歐洲帝國主義，反對官方俄國，不亞於反對哈布斯堡家族的奧地利。它的方法不是外交聯合而是階級鬥爭，不是巴爾干戰爭而是巴爾干革命。」（同上，p. 30，我們的重點。）
這句話是多麼的現代！對巴爾干地區目前的危機是多麼的重要！
巴爾干半島被分割成小國，並被軍國主義的負擔壓垮。在他的文章《巴爾干問題與社會民主》中，托洛茨基寫道：
「擺脫民族和國家混亂以及巴爾干生活血腥混亂的唯一途徑是半島所有人民在各自組成部分民族自治的基礎上組成一個單一的經濟和政治實體。只有在單一的巴爾干國家框架內，馬其頓的塞族、桑賈克族、塞爾維亞和黑山的塞族才能團結成一個單一的民族文化共同體，同時享有巴爾干共同市場的優勢。只有團結起來的巴爾干人民才能真正反擊沙皇主義和歐洲帝國主義的無恥偽裝」。
而托洛茨基補充了一個預言性的警告：
「中東巴爾干半島的國家統一可以通過兩種方式實現： 要麼從上面，通過擴張一個巴爾干國家，無論哪個國家被證明最是強大的，以弱小國家為代價ー這是一條滅絕和壓迫弱小國家的戰爭之路，一條鞏固君主制和軍國主義的道路;。要麼從下面，通過各國人民自己走到一起ー這條路意味著推翻巴爾干王朝，展開巴爾干聯邦共和國的旗幟。」（同上，p. 40.）
這是馬克思主義者在巴爾干問題上的一貫立場。不是以所謂的「自決」為基礎支持一個或另一個民族集團的立場，而是支持巴爾干聯邦的革命方案。巴爾干地區的每一個民族集團總是喜歡以受害者和受害方的角色出現，為了所謂的「民族權利」和「主權」而與不公正現像作鬥爭。然而，事實上，在「民族權利」的口號背後隱藏著統治集團的既得利益，他們只對奪取其他國家的領土和壓迫其他弱小國家感興趣。因此，一些人所謂的「民族權利」 ，對另一些人來說往往是民族壓迫 。此外，在每個統治的民族集團背後，總是站著一些「大哥」或其他人。因此，所謂的爭取"國家主權"的鬥爭，結果總是意味著國家從屬於某個外國大國勢力：
「這些小規模的巴爾干半島君主國及其部長和執政黨所奉行的政策,其表面目標是將巴爾干半島的大部分地區統一在一個國王的統治之下。但實際上，沒有人把這些口號當回事。這些都是半官方的謊言，是為了贏得人民的歡心而編造出來的。巴爾干王朝是歐洲各國外交政策人為扶植起來的，在歷史上沒有任何根基 ，他們的王位太微不足道了，太沒有安全感了，以至於不敢冒險采取類似俾斯麥那樣的廣泛政策，當時俾斯麥用血與鐵統一了德國。第一次嚴重的衝擊就可以把巴爾干半島上的卡拉喬格維奇、科布爾格和其他冠冕堂皇的小醜徹底掃地出門。巴爾干資產階級和所有在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走得太晚的國家一樣，政治上是不健全的，懦弱的，沒有才能的，而且是徹頭徹尾的沙文主義的腐朽。農民群眾太分散，太無知，對政治太冷漠，從他們身上找不到任何政治主動性。因此，在巴爾干地區建立正常的民族和國家關系的任務就落在了巴爾干無產階級的肩上。」（同上， p. 40）
巴爾干地區的民族問題只能由無產階級堅定地站在階級獨立、社會主義革命和國際主義的綱領上解決。正如托洛茨基所說：「巴爾干地區獨立和俄國自由的歷史保證，在於彼得堡和華沙的工人和貝爾格萊德和索菲亞的工人之間的革命協作。」（同上，p. 41-2）他又說：「正如在俄國，反對家長制-官僚制的鬥爭的主要任務落在無產階級的肩上一樣，在巴爾干地區，無產階級獨自承擔著為半島上許多民族和種族之間的共存和協作建立正常條件的艱巨任務。」（同上，p. 30）
爭取巴爾干社會主義聯邦！
南斯拉夫的經驗完全證實了上述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只要具體地提出問題，就能得到正確的答案。敵對行動開始8年後，南斯拉夫的解體的真實結果是什麼？它是否導致了工人階級和革命運動的加強？它是否使各族人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它解決了任何問題嗎？它發展了生產資料嗎？問題不言而喻 ，從工人階級的立場來看，南斯拉夫的解體絕對是一場災難。而這種對工人階級的犯罪，永遠不能以任何民族的自決權為理由。現在我們在科索沃又發生了新的畸形鬥爭。我們當然支持科索沃人的自決權。他們有權擁有自己的領土，有權不受壓迫和屠殺。但事情並非如此簡單。人們必須始終說真話。真相就是：一個小民族的命運又一次被帝國主義為了自己的目的而犬儒地操縱和被利用。正如我們從一開始就預言的那樣，北約在利用了科索沃人之後，將拋棄和背叛他們。過去是這樣，將來也是這樣。
如果允許科索沃獨立，它將不可避免地傾向於與阿爾巴尼亞國家融合，從而形成大阿爾巴尼亞的怪物——步上大克羅埃西亞、大塞爾維亞、大保加利亞、大希腊的後塵。小小的馬其頓國家非常脆弱，而且有很大數量的阿爾巴尼亞少數民族。如果馬其頓解體，在這種情況下是不可避免的，那麼這就意味著戰爭。而這將是一場不同於我們迄今為止在巴爾干地區所看到的戰爭。南斯拉夫的戰爭主要是民兵之間的戰爭。如果馬其頓解體，塞爾維亞人、阿爾巴尼亞人、保加利亞人、希腊人，以及最終的土耳其人，都會被卷入其中。希腊和土耳其——這兩個北約成員國——之間的戰爭，對所有民族來說都是一場災難，對美國人來說則是一場噩夢。這是華盛頓不能容忍的。他們試圖對米洛舍維奇（Slobodan Milošević）施加壓力，迫使他作出讓步 。當這一切失敗後，他們就無意中陷入了一場毫無計劃和遠見的戰爭。中央情報局通知柯林頓，爆炸案將在幾天內使米洛舍維奇屈服。這個計劃失敗了，只有當俄羅斯向米洛舍維奇施加壓力，迫使他達成妥協時，美國的立場才得以保全。但結果是什麼呢？
科索沃人有自決權，正如塞爾維亞人、波斯尼亞人、庫爾德人、馬其頓人、巴勒斯坦人一樣。只是有一個小問題。如何實現這種自決？如何在實踐中行使這一權利？塞爾維亞人不會自願放棄對科索沃的控制，他們認為科索沃是塞爾維亞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問題是，科索沃人--或者至少是科軍--指望美帝國主義來幫助他們。北約在科索沃的軍事冒險解決了什麼問題？什麼也沒解決。它使局勢惡化了一千倍，播下了新的戰爭和噩夢的種子。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在巴爾干地區一如既往地發揮著有害的作用，並導致了血腥的僵局。科索沃解放軍的反動領導人被美帝國主義扶植上權力寶座 ，現在正扮演著最可怕的角色。在謀殺和壓迫塞族工人和農民的同時，他們正在努力占領所有關鍵地位，同時通過掠奪、勒索、毒品交易和各種犯罪充實自己的錢袋 。但是，科索沃解放軍將被允許實現的目標是有限的。 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將會後悔他們如此盲目地相信帝國主義的誠意。
盡管華盛頓急於從科索沃撤出，但他們仍被困在那裡，並將在一段時間內保持這種狀態。還有另一個潛伏在背後的「老大哥」——俄羅斯，他們對該地區也有興趣。俄羅斯和美國之間的矛盾一直在增加。因此，莫斯科現在正在鼓勵米洛舍維奇再次提出塞族控制科索沃的問題。事實上，在國際法上，根據貝爾格萊德和北約為結束敵對行動達成的妥協協議，科索沃在形式上仍然是南斯拉夫領土的一部分。北約（即美帝國主義）則不希望有一個獨立的阿爾巴尼亞科索沃，因為它擔心（不是沒有理由的）這將導致大阿爾巴尼亞的形成，從而立即破壞馬其頓和黑山的穩定，引發新的甚至更具破壞性的戰爭。這種矛盾將不可避免地意味著阿爾巴尼亞科索沃人將在某個階段與北約部隊發生衝突。我們事先就預測到了這一點，而且正如米特羅維察的衝突所表明的那樣，這一切已經開始 。因此，整個事件完全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對各方來說都變成了一場噩夢。再一次，試圖在資本主義基礎上解決民族問題的努力以災難告終。
很久以前，恩格斯就解釋說，解決巴爾干地區民族問題的先決條件是消除外國勢力的干涉。當時他主要想到的是沙皇俄國。後來德國和義大利也扮演了同樣的惡性角色。現在是美國和德國。只有推翻資本主義，才有可能打破帝國主義對巴爾干地區的束縛，並允許一種真正民主的替代品，取代歷史上所稱的「巴爾干化」的怪物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達到恩格斯所寫的這樣一種境地：「馬扎爾人、羅馬尼亞人、塞爾維亞人、保加利亞人、阿爾納烏特人［編者注：土耳其人對阿爾巴尼亞人的稱呼。]、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將終於有可能不受外來的干涉而自己解決相互間的糾紛，劃定自己的國界，按照自己的意見處理自己的內部事務。」 （引自《馬恩全集》，第22卷）
前進的路只有一條，就是回到列寧的位置上來。1916年，他不怕告訴波蘭人，獨立不是解決辦法，是烏托邦式的。他們獲得真正獨立的唯一途徑是俄羅斯革命和德國革命。今天，同樣的真相必須告訴科索沃人。試圖在狹隘的民族主義基礎上解決他們的問題是徒勞的。唯一的出路是在塞爾維亞和整個前南斯拉夫建立工人政權。只有南斯拉夫工農團結奮鬥 ，才能實現這一目標。
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馬其頓甚至科索沃的工人和農民現在一定在懷念地回顧鐵托時期，與目前的血腥混亂相比，鐵托時代看起來像是一場夢 。在國有化計劃經濟的基礎上恢復各民族的聯邦是絕對必要的。但是，這樣的聯邦必須由勞動人民自己進行民主控制和管理，而不是由既得利益的特權官僚集團為了自己的私利而玩弄民族差異——也就是巴爾干社會主義聯邦。只有勞動人民對壓迫其他民族的人民沒有興趣。所以，正如列寧經常重復的那樣，民族問題的解決只能通過無產階級專政來實現。任何其他的解決方案，往好了說，只會導致局部的和不穩定的進展，往壞了說，就會導致一場徹底的災難。在這方面，前南斯拉夫的命運是對所有工人的嚴重警告。
為國際主義的政策而奮鬥！
「只有擁有財產的人或是無論如何能擁有成為財產所有者的自由和手段的人，才有國家。而沒有這種自由和手段的人是沒有國家的。」-魏特琳
「工人沒有祖國。」- 《共產黨宣言》
民族問題是一個非常廣泛的問題，因此，本文件僅僅總結了馬克思主義立場的要點。它是對這個問題進行更廣泛的辯論的起點，通過這個起點 ，工人運動可以達成一個明確的原則立場 。通過對民族問題的認真討論，我們可以提高先進工人和青年的水平，就可以在世界範圍內產生很大影響，為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堅實基石上建立國際運動奠定基礎。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無產階級的首要任務是「同自己的資產階級算賬「推翻自己國家的資產階級，把自己擺在民族（國家）的前列 。 但是他們又說，如果不就內容而就形式來說，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首先是一國範圍內的鬥爭。每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當然首先應該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 這是什麼意思？ 很明顯，工人沒有祖國。決不能剝奪他們所沒有的東西。因為無產階級首先必須取得政治統治，上升為民族的階級，把自身組織成為民族，所以它本身還是民族的，雖然完全不是資產階級所理解的那種意思。
但是，馬克思認為這只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形式而不是內容。工人一旦征服了一個國家的政權，就會面臨其他國家資產階級的反對。因此無產階級革命的內涵不是一國性的而是國際性的，只有無產階級革命擴展到資本主義的主要國家，才能最終取得成功。
《共產黨宣言》中不折不扣的國際主義精神從每一行字中迸發出來：
「隨著資產階級的發展，隨著貿易自由的實現和世界市場的建立，隨著工業生產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活條件的趨於一致，各國人民之間的民族隔絕和對立日益消失。
無產階級的統治將使它們更快地消失。聯合的行動，至少是各文明國家的聯合的行動，是無產階級獲得解放的首要條件之一。
人對人的剝削一消滅，民族對民族的剝削就會隨之消滅。
民族內部的階級對立一消失，民族之間的敵對關系就會隨之消失。」（《共產黨宣言》）
當然，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理論是行動的指南。與國家壓迫、種族主義、歧視和不公正的每一種表現作鬥爭是一項基本義務。必須在每個國家制定出這方面的具體要求方案。如果沒有資本主義下日復一日的前進鬥爭，社會主義革命就會成為烏托邦。群眾只有通過參加一系列局部戰鬥和小規模衝突ーー罷工、示威等等，才能為最後的戰鬥進行訓練和鍛煉 。為每一個趨向於改善群眾條件的進步而鬥爭，不管是多麼局部的進步，都是正確的，必要的 。這不僅適用於社會改革、教育、衛生和住房、養老金等等，而且也適用於民主要求，只要這些要求還保留著絲毫的活力。
例如，在英國，必須為廢除君主制和上議院——這些封建主義的反動遺跡而鬥爭。在每一個國家，我們都支持婦女的權利，並將在墮胎和離婚等領域為最先進的立法而鬥爭。這也適用於民族問題。英國馬克思主義者極力支持蘇格蘭和威爾士的自治。這是一個基本的民主要求 ，當然，馬克思主義者有義務支持任何具有絲毫進步內容的民主要求。當然，讓步於威爾士和蘇格蘭的議會並不能解決任何根本問題，但這畢竟是一種局部的民主改革，任何社會主義者都不能反對。
然而，這還不夠。在現代條件下，任何改良，無論是經濟改良、社會改良還是民主改革，都不可能持久，除非它導致社會的根本變革。 早在1920年，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就指出，民族問題只有通過無產階級的勝利才能解決，他將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的口號明確地從國際綱領中刪除，改為「民族解放運動」。對於那些屈服於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領導人的壓力，要求工人階級放下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服從於「民族鬥爭」，即接受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民族主義分子的領導的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這一點已經完全喪失了意義。 相反，列寧解釋說，在現代時代，資產階級沒有能力解決民族問題。托洛茨基這樣總結列寧的立場：「民族自決權當然是民主原則，而不是社會主義原則。但是，真正的民主原則在我們這個時代只有革命的無產階級才能支持和實現；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它們才與社會主義的任務交相輝映。」（托洛茨基《1939-40年文集》，p. 45，我們的重點）
這就是我們所捍衛的真正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在現今的條件下，在每一個階段都必須把爭取民主要求的鬥爭同社會主義改造社會的觀點牢牢地聯系起來，同沒收銀行家和資本家資產聯系起來。而做到這一點的先決條件是工人階級及其組織的無條件團結。我們的戰鬥口號不是「民族反對民族」，而是「階級反對階級！」而且，我們的目標不限於一個國家。是全世界的社會主義。這是過去所有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1916年，在歐洲處於災難性戰爭的黑色反動時期，列寧寫道：「社會主義的目的不只是要消滅人類分為許多小國的現像，消滅一切民族隔絕狀態，不只是要使各民族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自決權》 ，我們的重點）
盡管面對確鑿的證據，資本主義的辯護者仍不願承認一個對所有有會思考的人來說越來越明顯的事實：即民族國家本身現在扮演著與舊的封建特殊主義、地方障礙和過去的地方收費公路一樣的倒退角色。只有徹底摧毀這些陳舊的壁壘，代之以世界範圍內生產力的有計劃的和諧發展，人類文化和文明才有可能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不是過時的民族主義，而是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才是人類的唯一希望。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釋的那樣，社會主義者的目標不是建立新的疆域——即人類進步道路上的新障礙，而是廢除一切疆域，建立新的社會主義世界秩序。
「所有國家的邊界都只是對生產力的束縛。無產階級的任務不是維持現狀，即使疆界永久化，而是相反，要努力以革命的方式消除這些疆界，目的是建立歐洲和全世界的社會主義聯合國家。」（托洛茨基，《1935-36年文集》）。
完筆於2000年2月25日，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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